【在台湾不知道“相声瓦舍”的，一定不是台湾人，只要演相声剧，通常票都会卖光。】 我的相声是自我启蒙的，自我发动的，十四岁的时候，在同学家衣橱里面翻杂货，搜到套全套的《魏龙豪吴兆南相声集锦》，七张。那时候还不知道相声是什么，翻录成卡式带子，在家里面反复听，反复听，一共五十九个相声段子，十四五岁几乎段段能背，开始理解相声。 那土壤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家河北人。我姥爷姥姥，陕西爸爸河北妈妈。我就演给姥爷姥姥看，十几岁，嫌不好听没关系，乐趣很大，自我激励。 1987年台湾解严，我1989年大学毕业，那时候最对世界敏感，最冲动，最想要投入到这个世界。愤怒极了。就是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阶段，台湾简直每天就是些鸡鸣狗盗的事，你每天脑子里面，被冲撞的就是这些素材，你怎么会不愤怒。 那时候写了《十八层公寓》《影剧六村》《战国厕》，这一路的东西。战国的厕所，因为抢厕所而战。《十八层公寓》，地下十八层的公寓，我们根本就住在十八层地狱里面。《卖橘子的》灵感来源于《古文观止》中的《卖橘者说》，它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个反弹。不要再假装了，不管是卖东西的，还是讲道理的，假装的太多了。 慢慢的我就对比较浪漫的事情有兴趣了。年龄上来之后，不需要愤怒了。所有的政治人物是有任期的，一个执政者在位四年八年，你给他写个剧本就让他千秋万世了，而我们没有任期，我们发愿从创作的那一天起，直到咽气的那一天止，几十年我们就是同一个人。那些政治人物的行为言论进到我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划不来，不必了。我觉得作品如果能呈现出一些典雅，温柔，幽默的话，那观众就会有机会跟着一起，转化他对世界的看法。以前我可能带着大家一起生气了，不太对，我年少轻狂。我逐渐调整成温柔一点，真正幽默一点。

我最近当金马奖评审，它的评审过程是非常严谨的，你必须很客观地看，像个机器一样。严格管控，上厕所超过五分钟就等于弃权，得从头再看一次。其实中国电影大量地在进步，观影者也在进步，即使是商业类型片，中国电影进步也很大。像《解救吾先生》我觉得非常好。 这几次当评审我就发现，华人，无论台湾还是大陆，纪录片的水平都特别高，但是他们得到的支持特别低，所以我决定支持纪录片。现在最大问题是片商的排片和票房这些，最近看那个IP概念，我觉得这是用科学的帽子来骗资金的一个方法，但长远来说还是乐观的，因为群众的进步，会让这个产业进步。 这次金马有很多中生代的作品。《塔洛》，太好看了，他没有消费西藏的风景，而是去讨论中年寂寞，一个中年男人的存在价值，简单的故事，摄影简直都每一个画面都是大师级的，好看极了。《德兰》，多好看啊，每个画面都让我想到陈丹青80年代的《西藏组图》，有特别好的美术的观点在支撑，那才是好作品。美术、摄影进步多大呀，不再只是人云亦云、外国流行什么就拿来什么。 另外就是《醉·生梦死》，那么绚丽的美学，那里面的人好像是台湾湿的、阴暗的、传统的市场里面生存的生物：男主角的宠物是蚂蚁，他的水族箱养着污水中那些长得很丑的鱼，还有那个哑巴女雏妓，都很偏，你可以说它猎奇，我倒觉得，它某个程度在关照一些被忽略掉的人，坚强的自尊和卑微的生活在对抗着，撞击着。音乐也特别好，偏法国的电子乐，加上属于福建台湾的南管，交错着，太美了。《路边野餐》，太好看了，我想认识那个导演，一部商业电影居然可以把自己的诗……

但是当我开始收藏，很快我就知道，莫迪利亚尼，我十辈子的生产营业总额，也买不起一张他的画，最近有一张成交额号称一亿美金。所以很快就打消这个念头了，买买海报就行了。 苏丁比较怪，有点算是自闭。他的东西比较，不那么甜美愉悦，会呈现出某种奇怪的扭曲，偏黑暗。但是我特别喜欢。他去屠宰场看，去画屠宰场那只剖开的牛，跟人家买了一头剖开的，拿回画室挂着，画了好几年，画到臭了，血水满地，邻居抗议为止。但是也呈现出他的封闭和专注的能量。 再说夏加尔，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还真的觉得有点机会：二十万美金。那时我的唱片版税攒个一年应该就够吧。当我存完二十万的时候，一看拍卖行，现在都得三十万了。好吧再攒一年，对不起，现在是四十五万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一件事，我就是那头驴，夏加尔就是那个萝卜，我永远追不到，所以我想就写个歌，歌颂歌颂我对他的爱情，就结束了，《我爱夏加尔》因此产生。

30年来，姚谦写下了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另一个身份是收藏家，所收藏的艺术品甚至能办场小型展览了。“艺术真的很有趣。其实不一定要买，观看就是一种收藏，免费的。” 很多人说美术史是个枯燥的事，我常说，不，美术史太有趣了，就是艺术家的八卦史呗。为什么徐悲鸿会吃常玉的醋，哦，原来那时候常玉拍了一堆蒋碧微对着他微笑的照片，但是最后蒋碧微讨厌死了常玉。多好玩儿。 常玉画女性，有种男性的观点，他画成熟的肉身经常接近于丰盈的水果。我收藏了常玉的一张很漂亮的裸女画，画的是巴黎画派最有名的女人Kiki，一个乡下来的waitress，个性特别开朗，特别大方，对艺术家特别友善，很多艺术家都画了她的裸体。她自己也是画家，最后嫁给其中一个艺术家。 常玉把她画得像一个盘子上粉红色的水蜜桃，隐约的，重点在胸部，因为Kiki有一点微胖，白白胖胖的。 第一个画她的艺术家是藤田嗣治（Foujita），比常玉更早到巴黎，非常融入巴黎社会，在当时的巴黎就成名了，但是常玉一直默默无闻，跟他是势不两立，老死不相往来，他们画过同一个女人。 画里的两个裸女，一个是Kiki，一个是他后来的夫人，一个法国的金发女人。因为要画他的女朋友，所以Foujita画得正规正矩的。 另外一个画过Kiki的，是巴黎画派很有名的基斯林（Kisling），波兰裔的，在法国成名很早，活得很长，画了很多，所以画价一直不太高。但对我来说他完全就是一个画量很多的莫迪利亚尼，非常有特色。 我有一张Kisling画的Kiki裸体，跟常玉几乎是同一年，同一个姿势的。那他就在女性特质上琢磨。 趣味出来了，同一个画面，同一个姿势，同一个女人，两个男艺术家，怎么描述。 我现在挂在同一面墙，三个人。 在我还没开始收藏的时候，常常梦想，如果我家可以挂画，我要挂三个人的画，莫迪利亚尼，夏加尔，苏丁，都是印象派后期巴黎画派的画家，方向都不一样，都是很满足我的阅读和审美的。

冯原以社会地质学家自居，“我是一个漫游者，不太喜欢有固定目标约束自己。”80年代，他执着研究美术，90年代在广州开设第一家画廊，而后读博转入建筑学，做视觉文化批评：从保姆盖房到广东空间史，从红色娘子军到政治升华，甚至为广州塔建模命名，包罗万象。一席现场，跟中山大学教授冯原一起天马行空。

Daniel Ho是夏威夷最具才华的尤克里里演奏家，移居洛杉矶后开始他的音乐生涯，曾六度摘下格莱美奖，包括最佳制作人、最佳滑音吉他手，独奏专辑《Polani》则是第一张格莱美奖提名的尤克里里专辑。一席现场，聆听岛屿之声。 “音乐的快乐和生命的快乐是相通的。作曲、 练习、打盹，循着灵感从头到尾照顾好每个音符。”

我看的蛮杂的，艺术类的、生态类的我也看，譬如说有一部片子叫《魔法池塘》，一部法国纪录片，一个池塘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一个人，没有上学，没有同伴，可是有一座池塘。池塘其实也不大，但一座小小的池塘那么繁忙，他每天观察这个池塘，看池塘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水草、青蛙、昆虫，天光云影。 没有对白。《聂隐娘》的对白很少了，而这个是完全没有对白。可是我看得好感动，那么细腻的镜头。如果在路上遇到那个导演，我真的会扑上前去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说，看你的片子，我好像回到我的童年。 有些片子呢，导演好像邀请我们一起去面对一个沉重的课题，譬如说《爱》，法国片，谈「老」这个主题。讲的是一对老夫妻，妻子是一个音乐家，后来得了阿兹海默症，先生照顾她。到后来，先生把她闷死了。前阵子很有名的《依然爱丽丝》也是讲阿兹海默症。 我最近一次看得很激动的电影，叫《看见台湾》。从电影开始到最后结束，毫不夸张，我从头哭到尾。你想那有什么故事？没有故事。可是就好像坐在高空的飞机上面鸟瞰你的土地一样，你看到的曾经翠绿的地方被铲成平地，你看到曾经那么漂亮的高山，如今变成土石流。那个好像是你的亲人，好像是你的祖父祖母，你的爷爷奶奶，你的父母，就是亲情被分割了，被谋杀了一样。 有人说我们现在享有的是从下一代借的。一座山被你铲平了，你能还吗？一条河流被你弄污染了，你能还吗？我们不是借，我们是向下一代在偷，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偷。 人类的社会，我们自己的社会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那是必要之恶。你不把山铲掉，怎么去盖新兴的住宅区或商业区呢。可是我们都必须要有警觉，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偷的，也因为是偷，所以我们更需要带着一点惭愧的心去反省，当我们拿这些交给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颜面何在。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作家坐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部没有剧情的电影，会从头哭到尾的一个原因。

好朋友吃饭就开始喝咖啡、聊是非，讲一些言不及义的事情，那我觉得好朋友在一起不见得是要讲别人嘛，我们讲讲我们自己嘛，每一个人喜欢吃什么东西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不单纯只是吃的问题，而是背后有他的文化渊源、成长记忆，那这个就有意思了，那表示说饮食是跟我们的内在世界是连结的，跟我们的人生现场是连结的。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就说，我们来策划一本书，就叫《吃朋友》，又有饮食，又有故事，又是好朋友之间的相聚。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开菜单，可能是十道菜，透过这一桌菜，说出他的故事。 故事的那一次，我开的菜单当中有一道菜叫小卷，类似花枝。那么多年我都不吃小卷，但是要说出我自己的故事，不能避开它。 我不吃小卷跟父亲有关，我父亲出车祸过世了。按台湾乡下的习俗，子女家人要到事故发生的现场去招魂。那是个大热天，我们披麻戴孝的跪在路边，道士送亲招魂。我一直在哭，眼睛已经肿得跟核桃一样，但是跪着跪着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实在太刺鼻了，太难受了，我就看了一眼草丛，草丛那边散着好几尾小卷。我父亲出事时，摩托车后座的竹篓子里面还有一袋小卷。他很喜欢吃小卷，喜欢配着啤酒喝。但是你知道大热天，这种海鲜类的东西太阳一晒，加上事故现场血的味道，这种种味道加总起来，那个小卷的味道，实在是难以磨灭。现场的种种联想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阴影。从此以后我不吃小卷，我不能看这个食物，一看到它我就非常难受。 但是，在那一次属于我的宴席上，我自己必须要开菜单，要讲我的故事，我就不能回避掉这道菜。所以我跟我的那个朋友黄姐说，那么多年了，我也应该要面对小卷了。我说我今天会吃，你弄小卷给我吃，我吃，那就是我的成长，那就是我的命运。我回避它，但是现在，也该跟它和解了。 一般台湾吃的小卷是处理过的，熟的，那种粉红色带着黑黑斑点的，很难看。结果黄姐特地去买了生的小卷，把难看的外皮和须须全部剥掉，切成三段，每一段剪开，塞了虾酱和豆腐泥，上面安了一颗豌豆。蒸过后剪开的那些口子往外翻，变成一朵白菊花，开在大圆盘子里，她还嫌单调，所以把豌豆打成泥盛在盘里，就像白菊花飘浮在绿色湖泊上。她端上来我都认不得：啊，这是小卷？她说是，这是小卷。之前小卷的样子，那种阴影，那种悲哀，如今好像变成翠绿湖泊上飘着的朵朵纯白菊花。 虽然是一道很简单的食材，可是在她手中，那真的是一件艺术品。她像艺术家一样把它变成了一盘湖泊端到我的面前，上面飘着一朵一朵的白菊花，昔日的悲哀，现在都变成宁静。

“优”是古老的表演者，“神”是人深层的宁静，“优人神鼓”即在自已的宁静中击鼓。这个被龙应台誉为台湾最值得推荐的表演团体，二十年来在原始山林中武术、静坐、云脚、击鼓，他们的鼓声自有宁静的张力。@台湾优人神鼓 创办人刘若瑀在一席。“他们的表演,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表演，什么是剧场、音乐和舞蹈。” “你坐在那里，只是要帮助看一看自己的念头；你起来，走到生活里面去，能够看见你的情绪，回到当下，冷静地处理所有的事，就可以经常置身在时间之外。”

库斯图里卡，那时一看，哇，这人作品太牛了，那种画面气质感觉，总是脏不唧唧，又很浪漫。它故事讲的是上面社会已经变了，人们在地下，这可能激发人们很多想象，那个其实是特别消解意识形态的，把所有人都打到比尘土还卑微，我觉得中国导演很难做到这一点。 现在正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去找一个方法论来改变自己了，成长的经验里面你又找不到能打动你的那个瞬间了。所以这几年我就突然发现自己为什么不看书，甚至电影都找不着特别有感觉的了，就是在这个人生最尴尬的阶段，就是你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很容易被一个东西打动，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经验。但年龄大了的时候，因为你有一个逻辑，你有一个理性的分析了，而且你的时间又不允许你去试错、看很多无聊的东西，其实这是特别悲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应该一直保持浪费时间的这种体验，因为你通过大量的东西你才能找着能够打动或改变自己的，我觉得现在我自己是做不到。

我以前有段时间，当一群当代艺术家的面说，你是瞧不起这些玩意儿的，你听摇滚乐的时候，怎么想起评书，单田芳，刘兰芳？这些人太土了，不好。但当你真正再返回去走的时候，你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式看了，就不一样了。 我自己写了一个剧本但是一直没拍，用《三盗九龙杯》来写的结构的一个片子，但是我《三盗九龙杯》讲的是杨香武，一个贼，清朝的时候，偷了皇宫的一个九龙杯，国宝。他这个有趣就在于，他片头就告诉你，三盗九龙杯，结构告诉你了，就是三次偷东西，然后你说这东西还有什么看的呢？《碟中谍》没告诉你怎么偷，《碟中谍》不能说汤姆克鲁斯三次就... ...你就觉得没劲了嘛，但是中国就直接给你了，而且东西也给你了，九龙杯，刚开始就告诉你这个偷盗大概的结构了。其实你看起来它的悬念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在里面他又还能做出一个悬念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现在中国日漫这么多，但其实我们只用了日漫的一个壳，比如说我们也有点血腥，有点暴力，有点色情，但日本它真正讲的绝对不是这玩意。《寄生兽》，它讲得挺恶心的，一个手啊吃人什么的，但是它绝对不是为了只做那个恶心，这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学性和诗性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对那种上层知识是有仇恨的。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是对那种知识系统是有仇恨的，反正端起脸来装。所以网上为什么那么多恶搞的东西，就因为大家对所有正经的东西都仇恨，他就没法有正经东西，你看我们现在的漫画，就是达到「日和」一个层面。「日和」在日本是已经建构起来一个东西之后，它在开始消减，我们根本就没建立，直接就消减，因为我们没机会建立，年轻人可能压力大了没有精力去看一个哲学书，人嘲笑你傻，太奇怪了。可能要是在那儿看看闲书，或者玩玩游戏，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比如文学的东西，哲学的东西，虽然说起来它就是一个思考世界的方法，包括你的感觉的训练，但这些训练都没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