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建立一批零碳园区。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到“零碳园区”的概念，2025年两会再次提到全国建设一批零碳园区。标志着党中央在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全面转型进程中，积极探索绿色化、零碳化转型升级，扎实推进实现碳达峰的同时，为适时实现碳中和谋篇布局。 零碳园区制度具有底层逻辑 我国工业园区建设始于1979年，目前已经形成由点到面、由沿海向内地的推进式发展趋势，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超过2500 家，多数位于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区域，贡献了全国工业产值的 50%以上。园区集聚起了产业、功能、创新、人力等各类资源要素，实现园区从高碳向低碳转型，再由低碳向零碳转型升级，决定了“双碳”战略落地实践的成效和质量。各类园区将在“双碳”战略实践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产业园区数量多分布广，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物同根同源。园区常常是污染物和碳排放重要“源区”。我国工业园区碳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源50%以上，是降碳的重点领域。 零碳园区创新具有扎实基础 关于零碳工业园区制度，国内外目前尚无统一通用的界定。笔者认为，零碳工业园区制度一般是指通过一系列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变革和应用，实现园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在一定时空内完成从绿色低碳发展到绿色零碳发展的转型。 我国零碳园区创新有15年低碳园区建设的良好实践经验，特别是有着近5年地方基层创新实践的基础。工业园区的低碳发展始于“十一五”时期。例如，2009 年，原环境保护部下发《关于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中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通知》，决定自 2010 年起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重点纳入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内容 。“十二五”期间，低碳园区相关制度安排逐步细化，走深走实。 例如，201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推进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建设；2014 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建成 150 家左右低碳示范园区。“十三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再次强调了工业园区低碳化转型，并要求部分园区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十四五”期间，《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先后发布，对园区发展提出了重要指引。 2022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其总体目标就是，“十四五”期间，建成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工业园区。该《方案》要求打造绿色低碳工业园区，通过“横向耦合、纵向延伸”，构建园区内绿色低碳产业链条，促进园区内企业采用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模式。到2025 年，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建设一批“超级能效”和“零碳”工厂。 截至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各自碳达峰实施方案中都不同程度地规划了近零碳园区/零碳园区、企业等，部分地区规划建设一批“超级能效”和“零碳”工厂。全国各地因地制宜，陆续出台了各具特色的零碳工厂、零碳园区评价指标体系等零碳发展制度安排。例如，山东省出台了《近零碳城市、近零碳园区、近零碳社区示范创建实施方案》；安徽发布了《零碳产业园区建设方案（试行）》等6省出台政策。地方的基层创新和实践为国家实施零碳园区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零碳发展理念将成为2025年的新风潮。 零碳园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建立一批零碳园区的会议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助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精细化，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零碳园区标准体系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地方标准或行业标准，今后将加快国家级标准等制度体系落地。目前全国有4个零碳园区已经出台了地方标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和福建省两个省级地方标准、雄安新区1个国家级新区级地方标准和江苏省盐城市1个市级地方标准。此外还有一些行业或企业相关标准已经付诸实施。2025年是“双碳”目标提出5周年，预计零碳园区标准体系将更加规范和健全。 第二，有助于深化落实“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低碳化向碳中和化升级转型。在实现碳达峰之前，适时布局零碳发展，谋划实现碳中和发展路径，正是落实“双碳”目标战略的应有之义。规范的零碳园区建设，是在设计、规划等各阶段各环节都融入碳中和理念，综合运用节能、减排、固碳等碳中和措施，实现园区范围内产业、能源等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零碳发展，达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吸收自我平衡的生产、生态、生活深度融合的碳中和发展模式。 第三，有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打造绿色发展高地，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零碳园区是技术、理念、制度创新的复合体，是绿色发展高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源，建设零碳园区是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探索。 第四，有助于提升园区企业形象，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通过将“碳中和”融入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更好地体现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和价值，企业能够引领行业向低碳转型迈进，并树立行业绿色发展的标杆。零碳园区体现入园企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零碳发展理念，增强企业服务和产品的含绿量，有助于提升园区和企业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特别是有助于企业克服碳关税等绿色壁垒，提升国际竞争力。 我国零碳园区建设具有全球价值 我国特色的零碳园区的建立、推广和应用具有全球价值。 首先，在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方面发挥重要示范作用。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特别是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阿联酋共识”决议精神，各缔约方将于2025年提交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零碳园区建设的中国碳中和实践将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将为全球南方乃至全世界碳中和进程提供中国方案。 其次，有助于进一步展现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领导力。当今世界，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三大环境风险挑战。与此同时，个别大国甚至扬言退出《巴黎协定》。 鉴于此，中国担当和中国方案尤为重要。新时期，中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以“新三样”为代表的中国绿色低碳产品引领了全球绿色低碳未来，展现了中国塑造清洁美丽世界的领导力。零碳园区建设作为绿色零碳发展高地和动力源，必将成为中国展现引领全球碳中和发展领导力的重要舞台。 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建设零碳园区作出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扎实开展国家碳达峰第二批试点，建立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园区？如何高质量建设零碳园区？围绕相关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苟护生。 我国制造业体量大，工业门类齐全，建设零碳园区有利于从产业层面推进碳减排，对美丽中国建设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意义重大。请谈谈对零碳园区的看法。 零碳园区指的是通过设计、技术、管理和商业化等方式，使园区内生产、生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降至“近零”水平，并具备达到“净零”条件的园区。开展零碳园区建设工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决策，是在新形势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战略意义。 一是有利于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零碳园区的能源需求主要由可再生能源满足，通过“绿电直供”模式、源网荷储一体化建设等，实现能源供需的智慧高效对接。这不仅可以降低对传统供能方式的依赖，还能提升区域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二是有利于引导产业绿色低碳转型。零碳园区可以通过新型供能方式和低碳管理模式，引导传统产业采用电气化和低碳技术，推动钢铁、化工、有色等行业深度脱碳。 三是有利于激发科技、制度、商业模式等方面创新。比如，在科技方面，零碳园区为低碳技术、新型储能、微电网、碳捕集与封存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与验证提供重要平台，将催生一系列科技创新。 四是有利于取得绿色竞争优势。在国际绿色贸易规则不断变化的背景下，零碳园区因为具备可溯源、可核查的能源供应体系，不管根据何种规则进行计算，其产品碳足迹均可大幅减少，从而提升园区内企业的“绿色竞争力”，助力企业在全球绿色竞争中抢占先机。 零碳园区建设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各地都在积极探索。高质量建设零碳园区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从我国的能源、产业、技术实际看，建设零碳园区应从4个方面共同发力。能源方面，紧抓非化石能源直接供应这个零碳园区最鲜明特征，强化园区与周边光伏、风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资源匹配对接，大力发展“绿电直供”模式，建立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直连方式相匹配的智能微网系统，建立“电、热、气、冷”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系统，因地制宜推动先进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 产业方面，要以可溯源的绿色能源为核心优势，吸引光伏组件、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低碳产业集聚，实现“以绿制绿”；引导钢铁、建材、有色、化工等产业中的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入驻零碳园区，探索传统产业深度脱碳路径。 基础设施方面，积极打造绿色低碳的基础设施，推动园区建筑实施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推广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有序推进充电桩、换电站、加氢站等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管理服务方面，加快数字化技术在零碳园区中的应用，优化园区电力、热力、物料等多种能源资源的协同调度，推动园区内集中开展碳排放核算、项目碳评价、碳配额清缴、产品碳核算、绿电绿证交易、环境信息披露等服务，提升绿色低碳管理服务能力。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不少地区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零碳园区建设。但总体上看，部分零碳园区建设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挑战。对此，您如何看待，有何建议？ 当前，零碳园区建设面临规则标准不一、技术支撑不足、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下一步，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打破障碍，积极稳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工作。 一是坚持统筹谋划，出台零碳园区建设方案。要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明确零碳园区建设总体目标、实施路径以及保障措施。强化要素和制度保障，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加紧遴选推进一批零碳园区建设。 二是坚持宽进严管，梯次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初期可考虑通过“园中园”等方式，鼓励更多园区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积累技术和制度经验，但要切实把好认定关，设置统一的建设标准和验收机制，规范碳排放核算等关键环节，确保零碳园区认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打好支持政策组合拳。通过金融、财税、科技帮扶等方式助力零碳园区发挥绿色优势，强化绿色金融、财政性投资对零碳园区的支持。 四是坚持思行并进，逐步扩大零碳园区覆盖范围。定期对零碳园区开展全面评估，深入总结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围提标，推动更大规模的园区实施绿色低碳改造，并通过开展成果展示等宣传活动，鼓励社会多方力量参与零碳园区建设。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凛冬来临的时候，无人可以逃得掉，好在总有一些企业能熬过寒冬。 逆变器作为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设备，承担直流电（DC）向交流电（AC）转换的核心功能，逆变器对光伏系统的发电效率、系统稳定性及经济性都有直接的影响，加上本身技术壁垒比较高、附加值大，占据了光伏系统总成本近10% 。无论从它对光伏行业发展的影响，还是企业的业绩情况来看，它都是最好的环节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完全对得起此前市场对它的疯狂追捧。 欧美逆变器巨头集体业绩崩盘 只是光伏寒冬之下，这个环节也遭遇了业绩成长的困扰。 最近国外几个逆变器头部玩家全都遭遇了经营困境。 SMA Solar因市场需求下降和存货减值，净利润大幅下滑，自2013年扭亏为盈后，2024年再次亏损1.177亿欧元（约9.22亿元人民币）。 SolarEdge2024年也开始亏损，且亏损高达18.1亿美元（约131.13亿元人民币），甚至在去年11月份被迫进行了战略调整，关闭了储能业务部门，专注于核心太阳能业务，并进行了大规模裁员。 Enphase 虽然表现略好一点，但净利润也从2023年的13.3亿美元（约96.34亿元人民币）大幅下滑近80%至1.03亿美元（约7.46亿元人民币）。 当然了，考虑到这几个国外巨头这几年遭遇了中国企业的强力竞争，除了SMA 还勉强留在2023全球逆变器出货前十榜单，另外两个早就被挤出榜单了，认为它们的业绩不代表逆变器行业2024年的实际情况似乎也说得通。 回头看回国内的情况，根据已公布的一些逆变器厂商的业绩，其实也不容太乐观。 国内厂商业绩承压 比如固德威，2024年录得营收67.38亿元，同比减少8.36%；归母净利润亏损0.63亿元，同比大跌107.41%。不仅连续4年营收与净利“双增长”的纪录被打破，更是录得了上市以来最大的业绩下滑幅度。 又比如禾望电气，2024年营收为37.33亿元，同比减少0.50%；归母利润为4.41亿元，同比减少12.28%；扣非净利润为3.97亿元，同比减少5.76%。具体到产品销售上，光伏逆变器的销售量为61,600台，同比“腰斩”，下降50.58%；库存量则为24,460台，同比增长3.37%。 相对比较好的是德业股份，但公司的业绩增速相比往年也是大幅度放缓的。 目前市场比较期待的是行业龙头阳光电源能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从前三季度的业绩来看，虽然Q3单季度业绩已经负增长了，但总体营收和净利润情况还算不错，只要Q4不要大幅度变脸，市场也可以接受。 客观讲，就逆变器企业去年前三季度的业绩以及已经出来的2024年度业绩而言，逆变器相比光伏产业链其他环节确实要好太多了，再一次凸显了这个环节的优质。 但即使如此，对于逆变器环节，目前也很难太乐观，看看逆变器的出口情况就很清楚了。 2025年1、2月，我国逆变器出口额分别为44.1、32.6亿元，环比分别-7.6%、-26.2%，其中出口至欧洲的逆变器金额分别为13.73、10.83亿元， 环比分别-14.8%/、-21.1% 。很显然，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还处于去库存阶段，何时能完成去库存重新进入补库阶段，依然有待继续观察。不仅是欧美市场，其他市场也同样不是很理想。 1、2月大储出口至沙特的金额分别为1.27、1.07亿元，环比分别-25.0%、-15.7%， 出口至阿联酋的逆变器金额分别为为0.8、1.02亿元，环比分别-14.5%、+27.5% ；出口到巴西的金额分别为3.41、2.81亿元，环比分别-0.4%、-17.6% 。 今年前两个月逆变器出口不及预期，主要还是受需求淡季及春节放假影响，有一些国家则是因为一些项目的节奏影响，但库存也很重要，甚至是最主要的问题。 不宜过分悲观 好在也不全是坏消息，至少新兴市场还是有一些亮点的。同期出口至印度的金额分别为3.8、3.02亿元，环比分别+52.1%、-20.5%。此外，今年2月份印度宣布开启光伏项目强制配储，印度光储建设提速，未来需求还有望继续提升。今年1、2月对巴基斯坦的出口金额分别为2.19、1.88亿元，环比分别+60.1%、-14.2%，整体需求有所回暖。 如果考虑未来的需求，就更加乐观一些了。菲律宾电网建设水平稀烂，今年更是出现了多次大面积停电现象；缅甸电力基建甚至更糟糕，加上泰国在2月宣布停止对泰缅边境供电，需求也有望快速提升。此外，无论是中东，还是东亚、南非、中非等，很多地区都面临缺电现象，对于光伏发电的需求是存在的，这都有望带动逆变器的需求提升。 再考虑到欧洲市场，虽然依然处于去库存阶段，但从政策上来看，依然是支持的。年初德国联邦议会通过5000亿欧元财政支出法案，其中明确表示1000亿欧元注入气候与转型基金，同时将“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写入《基本法》。加上欧洲央行的降息趋势，装机量也有望迎来拐点。 叠加逆变器行业的估值已经处于历史低位，截至2025年3月，逆变器板块市盈率 （PE）中位数已跌至15倍以下，较2023年高点（40倍）折价超60%，处于历史10%分位。 至少在这个位置，对逆变器行业不用过分悲观了，相比其他环节，逆变器环节确实要好很多，如果要看光伏行业反转，那么逆变器一定是最先反转的环节之一。

5月15日，比亚迪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欧洲总部官宣仪式，标志着这家中国新能源汽车巨头在欧洲市场的战略布局进入全新阶段。比亚迪欧洲总部选址布达佩斯第11区，毗邻多瑙河，坐拥交通枢纽与产业集群优势，将承载销售与售后、车辆认证及测试、车型本地化设计与功能开发三大核心职能，并计划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伟中、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柯及比亚迪副总裁李巍等出席仪式，并共同见证这一中欧新能源领域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比亚迪欧洲总部的设立，是其“技术出海”与“本地化运营”双轮驱动战略的关键落子。欧洲总部将重点聚焦智能辅助驾驶技术与下一代汽车电气化技术的研发，并与匈牙利至少三所高校开展联合科研，携手本地供应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升级。这一布局不仅强化了比亚迪在欧洲市场的产品适配能力，更通过本地化研发贴近欧洲消费者需求，例如针对欧洲充电设施分布特点优化车型续航与补能方案，同时满足欧盟日益严苛的环保标准。值得关注的是，比亚迪在匈牙利的投资已形成“总部+工厂”的协同效应。早在2016年，比亚迪就在匈牙利设立了电动大巴工厂。位于塞格德的电动 汽车工厂也预计2025年底投产，初期年产能15万辆，远期规划达50万辆，主要生产海豚、元PLUS等畅销车型，直接辐射欧洲消费市场。这种“研产销一体化”模式，使比亚迪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降低物流成本与关税风险，有效应对欧盟近期对华电动汽车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等贸易壁垒。匈牙利成为比亚迪欧洲总部首选地，源于其独特的产业生态与战略地位。作为中东欧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国，匈牙利拥有全球20大汽车制造商中的14家整车厂及配套供应链，奥迪、奔驰、宝马等豪华品牌均在此设厂，形成从电池材料到整车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匈牙利政府更以“欧洲新能源汽车制造中心”为目标，通过税收优惠、基础设施升级等政策吸引投资。这种产业集聚效应为比亚迪带来显著红利：本地化采购可降低30%以上的零部件成本，成熟的汽车工程师团队为技术研发提供人才支撑，而毗邻德国、奥地利等核心市场的地理位置，更缩短了产品交付周期。正如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所言，比亚迪的投资“将匈牙利的汽车产业优势与中国的技术创新深度融合”，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合作的典范。比亚迪在欧洲市场的“闪电战”已显成效。2025年4月，其欧洲销量达11,123辆，超越特斯拉的6253辆，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核心市场全面领 跑。正如王传福在签约仪式上强调的：“这不仅是比亚迪的里程碑，更是中匈合作潜力的见证。”随着欧洲总部落地，比亚迪正以“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本土化，重塑全球新能源竞争格局，其目标清晰——2030年实现海外市场销量占比50%，剑指全球汽车产业巅峰

近年来，我国分布式光伏发展迅猛。从2020年开始，各类企业纷纷加大在光伏业务的布局力度，有力推动了行业的快速扩张。这一热潮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注入新动力，也为实现碳减排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系列问题逐渐浮现，给光伏行业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挑战。 我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共同推动。然而，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局限性。市场竞争无序化、资源错配、收益不确定性等问题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主体协同不足和利益绑定机制缺失。光伏发电涉及地方政府、电网企业、投资者、终端用户等多方主体，但各主体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导致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和项目收益的不确定性。 “十五五”期间，光伏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而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如何协调多方利益主体，构建协同机制。本文从行业整体视角出发，剖析利益主体诉求的差异与共性，借鉴国际经验，探寻适合我国光伏发展的路径，为行业从业者提供参考。 行业发展过热下的问题分析 市场竞争无序化压缩利润空间。国有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在分布式光伏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在一些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企业为获取项目开发权相互压低报价，这种竞争行为不仅压缩了自身的利润空间，也导致行业利润水平下降，项目质量和长期运营效益受到影响。 资源错配导致低效竞争。分布式光伏产业链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但各主体诉求存在显著差异，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地方政府关注经济增长与能源转型，电网企业聚焦电网安全与消纳能力，而投资者和终端用户则分别追求收益最大化与服务优化。这种诉求错位导致资源错配、低效竞争。 项目收益困境削弱投资信心。上网电价逐渐下降，市场化交易机制逐步推进以及电网接入标准的严格化，使得项目收益不确定性增加。部分企业因缺乏长期运营经验，导致项目质量参差不齐，进一步削弱了投资者信心。 法规技术标准滞后，行业监管难。2023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及配套法规修订期间，分布式光伏发展与监管如何平衡的问题，引发了讨论。光伏项目点多面广的特性给监管带来挑战，光伏投资乱象导致部分地区出现环境和安全隐患，引发社会对光伏可持续性的质疑。这种质疑既有监管机制滞后于行业发展速度的原因，也有部分企业逐利行为导致的负面案例影响。若不加以解决，可能进一步阻碍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进程。 尽管面临挑战，但“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由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政策，为分布式光伏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国家支持新能源发展的态度不会改变，从国家层面到地方政府、电网企业都期望光伏产业能够朝着规模化、市场化、规范化、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十四五”初期就指明的方向。当前，行业正逐步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而构建多方协同机制，推动利益主体形成共识与合力是实现这一转型的关键。 相关利益主体诉求 随着分布式光伏的快速发展，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愈发复杂，各方诉求相互交织，形成了需要协调和平衡的多重关系。 （一）地方政府：推动发展与风险防范并存 地方政府在分布式光伏发展中肩负着多重责任。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分布式光伏项目，特别是屋顶光伏项目落地，期望借此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和实现能源转型；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项目施工的安全隐患、长期运营能力以及屋顶业主权益保障问题保持高度关注，逐渐加大对项目的监管力度。 （二）电网企业：积极应对挑战，保障行业发展 电网企业在分布式光伏接入过程中面临技术和管理挑战，但始终积极推动光伏与电网协调发展。电网企业积极加大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改造力度，提升电网的输送和消纳能力，确保光伏电力能够顺利并网。电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并网接入标准和流程，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电网企业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和精准度，推动分布式光伏与电网的融合发展，构建更加灵活、智能的电力系统。 （三）其他利益主体：多元诉求共促行业发展 投资者追求稳健收益与风险可控，更加注重项目的前期评估和风险分析。终端用户期望稳定电力与优质服务，也非常关注项目质量和运维服务质量。 各利益主体的诉求在某些方面具有共通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和需要协调的地方。要推动各方更好地协同发展，可以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以及多方协作，构建更加完善的协同机制，努力实现各方的共同受益与和谐发展。 欧洲化解矛盾的思路和经验 欧洲在分布式光伏发展初期同样面临资源错配、电网冲击等问题，其解决方案的核心逻辑体现为“多元共治+技术托底”的框架，在具体路径上呈现一些差异： （一）德国政府引导型共治模式案例 以德国巴伐利亚州社区光伏项目为例，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少量资金参与项目建设，形成“政府+居民/企业+电力公司”的多方股权结构。电力公司凭借专业技术与运营经验保障项目的高效运行，本地居民或企业以屋顶入股或资金投入，构建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该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标准化技术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配套的并网标准）和动态补贴机制（根据发电效率阶梯调整补贴），既保障项目质量，又维持市场活力。 （二）丹麦社区自主型驱动型案例 丹麦在光伏发展中广泛采用居民合作社模式，以萨姆索岛光伏项目为例，当地居民通过购买股份成为项目股东，深度参与项目决策和收益分配，丹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支持。合作社自主决策运营，收益按股分配，形成“居民主导+政策赋能”的自组织生态。丹麦模式依赖严格的建筑节能法规（如1979年丹麦《供热法案》要求通过强制性改造降低建筑能耗，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和社区能源自治传统，将光伏发展深度嵌入地方经济网络。 （三）可借鉴的经验 利益绑定机制。德国和丹麦均强调多元主体参与，通过股权设计实现利益共享，德国侧重政府—企业—居民的多方契约，丹麦强化居民间合作纽带，为我国探索“企业+社区”混合所有制提供参考。 技术治理前置。德国将建筑节能标准与光伏技术标准同步升级，丹麦通过智能电表系统实现分布式电源与电网实时交互，印证了“技术标准先行于规模扩张”的必要性，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机制确保了项目的高效运行和电网安全。 政策工具创新。德国通过“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组合”政策引导社区光伏发展，丹麦采用居民合作社模式配套资金支持，这种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值得借鉴。 我国政策环境和相关趋势 （一）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 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要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与乡村振兴融合方面，鼓励地方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农民利用自有建筑屋顶建设户用光伏，培育农村能源合作社等新型市场主体参与新能源项目开发。在工业和建筑领域应用方面，鼓励在具备条件的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加快发展新能源项目，支持工业绿色微电网和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建设，开展新能源电力直供电试点。推动太阳能与建筑深度融合发展。完善光伏建筑一体化应用技术体系，壮大光伏电力生产型消费者群体。在引导全社会消费绿色电力方面，引导企业利用绿色电力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鼓励各类用户购买新能源等绿色电力制造的产品。 此外，方案提出健全新能源相关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动新能源装备标准和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二）外部形势要求 在全球经济、科技、贸易与金融博弈加剧背景下，欧盟针对国际贸易推出碳关税壁垒，对我国出口企业形成外部压力，倒逼我国光伏产业在开发利用模式上做出调整。 欧盟《新电池与废电池法案》要求从2024年7月起，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动力电池和工业电池必须申报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并逐步设立碳足迹阈值，未达标者将面临市场准入限制。 政策核心影响在于对电力碳足迹的严格核算。欧盟仅认可“国家平均电力消费组合”和“直连绿电”两种计算模型，且明确排除绿证抵扣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若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无法直接使用绿电，其碳足迹核算将被迫采用中国整体电力碳排放因子，我国电力碳排放因子显著高于欧洲国家，电力碳排放因子差异将推高中国电池出口企业碳关税成本。 欧盟认可的绿电直供需满足以下条件：一是电源限定性。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主，排除水电（因水电存在生态争议）。二是可溯源性。电力来源必须通过物理直连方式实现，排除“隔墙售电”、绿证认证方式。 这一政策倒逼我国电池出口企业采用绿电直供模式，提升产品的绿色竞争力。同时，这也要求我国光伏产业在国际合作中主动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碳关税壁垒，探索符合国际规则的绿色贸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