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商业消费组 TikTok 抢滩东南亚的全面战争正式打响了。 4月25号，继试水印度尼西亚市场之后，字节跳动终于不再掩饰对整个东南亚市场的觊觎，TikTok Shop 宣布将跨境业务拓展至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以及菲律宾市场。上线初期采取了定向邀请制，主要针对两类商家：一种是已经运营了英国小店并符合要求的卖家；另一种是在东南亚其他电商平台 30 天 GMV 达 5000 美金以上的店主。 随着 TikTok 的入侵，东南亚电商版图上，腾讯持有其母公司18.7%股份的 Shopee，阿里控股子公司来赞达以及GoTo 集团三足鼎立的格局或将面临洗牌。 对此，星商电商马来西亚负责人廖伟军对虎嗅表示，东南亚是继中国和印度之后，亚洲最具潜力的电商市场，所以“趁着蓝海早点进入，东南亚 3.5 亿互联网活跃用户对电商平台绝对是一次时代机遇。” 东南亚一直被比喻为中国的“后花园”，早一批掘金者诸如腾讯和阿里在2015年后分别扶持了当地电商巨头Shopee和来赞达。 此后三四年时间里，Shopee和来赞达在东南亚电商竞争格局中处于“保二争一”的动态博弈。跨境电商创业群体也普遍认为，阿里和腾讯将国内电商市场增长手段、基建经验以及人才梯队平移到东南亚，或许会掀起一场“降维打击”式的市场重塑。这种乐观的预判源于，东南亚跟中国用户消费画像有很多重合的点，且东南亚市场电商发展阶段很像七八年前的中国电商市场。 白鲸跨境 CEO 魏方丹对虎嗅说，“有些中国产品连图片包装都没换，放到东南亚也很畅销，可见亚洲人群消费画像重合度之高；其次，东南亚零售市场巨头不乏华人，供应链华人也多，中国公司去当地招商也占优势。” 他还进一步补充道，“2015 年后中国公司做印尼和马来西亚市场的很多，当时觉得中国公司在东南亚更容易成功，现在来看，还没有一家成为毋庸置疑的独角兽，跑出来还是当地的 GoTo。” 从东南亚现有的电商格局来看：大到 Shopee、来赞达，再到局部市场巨头皆是本土背景公司，即便腾讯和阿里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内核“塞进” Shopee和来赞达的壳里，但这两家巨头依旧在按照本土化电商模式运转，反而使腾讯和阿里越来越接近财务投资人以及技术顾问的角色。 除了受限于东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文化背景、法律法规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市场化造成的钳制外，还源于一些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平移到东南亚市场后处于“失灵”的尴尬局面。 一方面，中国市场竞争激烈，不管哪个方向短时间都会涌现大量创业者，热钱也会急速涌入，进而出现“百团大战”这样惨烈的竞争格局。但是其弊端在于，明星项目拿钱拿到资金溢出，中腰部项目却无投资可拿；头部玩家被催熟，技术迁徙、商业模式和成功经验迅速注入后一再压低利润模式，新手再想进场只能加大补贴来抢占市场份额。 魏方丹分析说。“东南亚本土创业项目生长速度相对正常，资金也没有国内这样快进快出，加之整个东南亚市场格局又非常散，所以不会出现某个赛道火了之后就卷到出现百团大战的情况，所以这些慢慢跑出来的公司盈利能力都还不错。” 对此，钛动科技合伙人焕滨认为，从资本角度看，赛道第一名肯定希望迅速进行资本清场的动作，让后来者在这个环境里没有办法迅速跟进。不过，他认为中国的巨头们除了进行资本注入外，更大的价值在于技术扶持。 另一方面，高增长过后，投资人发现没有达到预期资金后也会快速撤离，进而使整个行业停滞。明星项目通过催熟挤死很多项目，项目之间又缺乏良性竞争，赛道很容易陷入“速生速死”的狂热周期。 化名为马田的星商电商国际业务总监对虎嗅表示，“中国巨头之所以在东南亚受到钳制，很大程度上源于该地区至今依旧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国家之间处于不同市场阶段，每换一个市场要再重新建设一遍，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国内市场。” 况且，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其他国家互联网生态并不是那么成熟。诸如越南、柬埔寨、缅甸这些国家互联网人才匮乏，缺乏一个完整的互联网生态，这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如何布局是很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所以巨头们只能将出海的“前哨”设立在新加坡或是人口比较多的印尼市场。 其次，不难发现的是，这些本土巨头的创始人很多都是在美国读书、留学，然后拿到投资后复制中国电商模式才最终脱颖而出的。反观中国巨头虽然有增长优势、资本优势以及人效优势，但“本土化生存能力”却被甩开了差距。 一方面，中国团队面临东南亚全新的营商生态，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文化、政策上的挑战。魏方丹对虎嗅说，“最近 GoTo 某一轮投资方找到我们，想趁上市做一轮传播，聊下来发现当地给 GoTo 提供了很多扶持，如政策、知识产权、法规和财务等等，这些助力是中国公司不具备的。”此外，东南亚人比中国人更了解本地市场，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渠道等等，他们能避免摩擦，更快推进业务。 另一方面，在本土化运营层面，中国团队会频繁更换管理层。此前有报道称，阿里从中国派遣的高层因为无法融入来赞达又被调回国内，以至于出现 5 年更换 4 次 CEO 的情况。而东南亚本土企业团队稳定性更强、经营更稳健，波动小反而容易跑出来。 不过，马田认为，东南亚的电商市场还在不断成长，很多中国电商模式并未在东南亚市场普及，字节现在切入东南亚市场依旧有巨大的潜力。 如今，东南亚电商版图已是巨头林立，TikTok 现在再去开拓是不是有些晚了？ 首先，东南亚电商基本过了跑马圈地和低成本买量获客的红利期， Shopee与来赞达的动态平衡由此打破。2019年后，Shopee基于C2C理念在大量补贴和本土化运营策略下渐渐与来赞达拉开身位。 尤其到了2021 年 ，Shopee 多次跻身东南亚购物 App 下载量及月活用户数榜首，并将业务版图渗透进16 个国家和地区，执行更彻底的本土化策略。本土化包括搭建本地化团队、设计本地化 APP 以及策划本地化营销。例如，Shopee 向马来西亚扩张时，不仅推出斋月生活用品专区，还在应用内开放了祈祷闹铃提醒以及线上古兰经阅读和斋月红包分享等功能。 魏方丹分析认为“Shopee类似于拼多多的定位，平台出单均价低，而来赞达偏零售，类似天猫。所以Shopee价格更低，但来赞达更有品牌价值。至少目前 Shopee 模式在价格上更符合当地消费需求。但从更长远的生意角度看，电商最终都会往更高质量走。” 据公布的 2020 年东南亚电商平台数据显示，Shopee 移动端以全市场第一的排名稳居东南亚购物类 App 冠军，网页端则以 2.7 亿月访问量蝉联流量最高电商平台。 不过，字节的底气在于，其先在东南亚最大市场印度尼西亚站稳了脚跟。印尼以 2.6 亿人口成为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TikTok 在该地区月活约为7500 万。去年2月，TikTok率先在印尼灰度测试小店功能，最初销售榜单多以方便面和化妆刷等廉价商品为主。 字节跳动之所以选择印尼作为“跳板”，可能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方面，当下国内电商市场竞争激烈，流量成本高企，而东南亚约 6.5 亿人口，其中4.2 亿为 40 岁以下年轻人。而且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该地区将处于战略转型上升期，会形成更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据谷歌联合淡马锡发布的《东南亚跨境电商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过去5年东南亚一直是全球电子商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然而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市场零售电商渗透率均低于5%，对标中国的24.9%和英国的19.3%，他们相距成熟电商市场还存在8到10 倍的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字节的出海策略是以庞大用户群来撬动本土市场流量变现，而且这一渗透率正节节攀升。2020 年上半年， TikTok 成为东南亚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序；2021 年，TikTok 在东南亚新增互联网用户 4000 万，用户注册总数达到 4.4 亿，约占六国人口总数的 75%。 事实上，字节跳动早于 2015 年便开始海外布局，TikTok 扩张版图上有遍布各国的本地办公室，他们还聘请了大量当地员工和留学生；其对印尼市场的布局也可回溯至四年前。 一位跨境电商从业者对虎嗅表示，“ TikTok 与 Shopee 在管理风格上都愿意充分放权给本土团队，进入新市场会策划很多活动，并擅长利用本土化运营拉新。” 焕滨也十分认同字节的出海本土化战略，他说“跟 TikTok 负责出海业务的同学聊天，TikTok的同学说一份东南亚周报或月报里可能会出现十几种语言，这意味着沟通成本和运营成本的上升，但能极大提升本土化运营效率以及响应速度，尤其对地缘政治和宗教文化等复杂问题的弹性应对。” 与 Shopee和来赞达这样的纯交易电商平台不同，TikTok Shop 通过内容引流，再以短视频或直播形式触达用户完成销售。从做平台的角度来看，过往商家愿意向 Shopee和亚马逊迁移是基于平台红利，如今 TikTok 正在创造新的市场增量和平台红利，因此商家迁移也变得水到渠成。 此前，白鲸跨境获取信息称，因为苹果 iOS 隐私政策的变化，脸书广告价格飞涨，2 年内广告成本能达到从前的3倍，也就是说脸书平台上覆盖到 1000 个用户的费用从 6 美金增长到了大约 18 美金。 因此，一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品牌为了降低营销成本或许会选择将阵地向着TikTok 迁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渠道格局的重塑，可能会让整个区域市场战局发生巨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TikTok 找到了重塑兴趣图谱的捷径。在其从年轻人向泛人群渗透的过程中，它的用户规模、变现能力及影响力正无限趋近于短视频时代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毕竟，对商家而言，有货、有用户并且启动成本低、大概率能赚钱，这样的平台就是增量红利。 其次，15年到16年亚马逊掀起全球开店潮，从北美、德国再到英国，一个站点一个站点地开拓，等于从高纬度账号向其他小维度账号去覆盖。如今，TikTok 正在复制这一路径。只不过，TikTok 是通过对用户屏幕使用时长的争夺，间接蚕食掉 Shopee和来赞达的电商业务增长。 马田说道“ TikTok 是一个天然流量平台，与电商平台不同。长期来看将流量转化为销量是成立的模式，就如同脸书将流量转化成广告一样，TikTok 只需要考虑如何将流量与货结合就行。另外，越来越多的卖家在积极拥抱 TikTok，比如去年印尼市场增长很快，卖家赚到钱很容易吸引周边卖家也去尝试。” 不过，TikTok 短期内要突破的困难也不少。即便其对全球市场渗透比较成功，流量优势正不断拉长用户时长，但娱乐流量转化成电商流量并不容易。况且，与抖音电商在国内发展的确定性相比，TikTok 要在一个充斥着复杂地缘政治、巨大文化差异以及各异监管制度的市场实现本地化运营，难度不小。 马田认为，“在战略上，TikTok 可能并未完全想明白该怎么划定行军路线，放开的几个国家都是比较重要的市场，接下来如何全球化布局才是重点。”至少目前直播电商模式还没那么成熟，东南亚能否跑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TikTok 希望通过销量去验证选品逻辑，并同步培养运营和供应链的理解，但其在算法以及内容方面的优势并不一定对跨境电商有加持作用。 对此，魏方丹认为，从竞争格局来看，短期内传统的搜索流量依旧会占据市场主流，而内容流量入口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补充。“ TikTok 带来的市场增量，更大的价值在于带动电商产业上下游发展，使本地生态竞争更活跃。”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科技组 字节员工章北海向虎嗅说道“只等字节的年终奖发完，我就去Web3公司了，字节另一个部门的朋友会和我一起。” 作为最年轻、唯一一个还在快速增长且存在很大机会的互联网大厂，字节跳动的不少员工却主动选择了放弃“跳动”，开始探索新的行业。他们有的是负责飞书的技术员工、有的是视觉设计师、有的负责TikTok业务、有的是2014年就了加入字节的“技术大佬”。他们都是90后，而且大部分甚至是95后，他们享受着字节的18薪、坐拥着巨大增值潜力的期权、吃着变着花样的免费三餐以及管饱的零食饮料。 然而，这一系列国内甚至全球来说都算得上顶配的待遇，却留不住他们转行的决心。 和章北海不同，腾讯的高级产品经理Plato连年终奖都不愿意等了，他说：“我已经不小了，不想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去年年底，Plato从腾讯总部辞职，选中了最近大火的创作者经济赛道，正式开启了自己的Web3创业之路。 虎嗅观察到，阿里、蚂蚁、腾讯、字节、网易、美团，至少这六家互联网大厂有不少“高P”，即高级管理者或高级技术人才，他们放弃了稳定的高薪和可观的期权，主动探索Web3世界。 加入Web3赛道的前大厂“高P”们正在变得更多，其中便包括：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蚂蚁技术总监赵峰以及2014年加入字节2020年便拿到了近亿期权退休的90后程序员郭宇等。 王慧文今年4月将他在即刻App签名改为：正在学习Crypto。同为美团的创始者，他比王兴关注Crypto要迟许久，早在2013年，王兴就已经看好比特币并进行了投资。然而“闻DAO无先后”，王慧文对Web3有了一些新的认知。他认为区块链撕裂了中国互联网，将其主要矛盾从巨头与创业公司的矛盾转变成古典互联网与区块链之间的矛盾。2020年他从美团退休，开始了新的赛道。 郭宇则是最早一批Web3从业者，从2011年入职支付宝时，他就已经关注到Web3并在支付宝体验技术部的周末分享会上分享经验。2020年他从字节离职后，就很少再研究古典互联网，而是开始专心研究区块链的技术和应用。赵峰作为前腾讯手机QQ架构师以及支付宝产品总监，他2018年便已入局，并拉上了不少蚂蚁和腾讯的同事，和郭宇一样全押Web3。 从大厂高管，到大厂年轻人，Web3行业正在源源不断地吸引互联网人才。而在21世纪的前20年，互联网或许是对绝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最友好的行业，虽然人们现在更多的，是抱怨它的各种问题。 Web3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在线生态系统，许多人认为它代表了互联网的下一个阶段。一名传统投资机构合伙人向虎嗅表示：“目前Web3行业，很像2000年的互联网。”而这句话，正在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 回顾2000年，百度阿里腾讯都才刚刚成立，而抖音作为“最后一款互联网国民级产品”要在16年后才诞生，实际上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公司大部分都诞生于2000年到10年。这些公司以及他们的产品有许多在诞生之初便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商业价值远超一众传统企业。 那么，作为“新一代互联网”， Web3目前已经出现了最新版本的百度、阿里和腾讯了吗？ 实际上，在Web3行业里，有些产品已经具备了国民级手机产品的“雏形”。比如小狐狸MetaMask，就相当于去中心化的支付宝，音乐平台Audius差不多是去中心化的QQ音乐，他们已经在全球拥有了百万甚至千万的用户，有3家公司甚至在今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家公司。 其中，MetaMask是目前用户数最多的Web3产品之一。今年3月，其月活跃用户便超过了3000万，在过去四个月中它的增长幅度高达42%，其背后公司的最新估值更是翻了四倍，达到70亿美元。 丰富的产品、高额的估值以及大量的用户，这些都不禁让人们想到2000年左右，处于莽荒时代的互联网。 没想到如今“一眼望的到头”这句话竟成了许多互联网人的心声。 二十年前，一批创业者在政策不明朗和冒着合规风险的情况下，将互联网的各种创新模式引入中国。当时的互联网还没有派系之分，在每个细分赛道都有上百家甚至上千家公司展开竞争，每个月都有新的企业IPO。一家小公司通过三五年的发展，便在规模上超过了传统企业几十年的发展，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然而如今已不复当年，近三年已经很少有互联网公司能像现在的Web3一样，频繁出现估值十倍百倍的增长。这或许也是许多资本逃离古典互联网，涌入Web3的原因之一。 步入2022年，一些资本方对Web3的投资堪称“疯狂”。据虎嗅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1号到4月26号，全球最大风险投资机构之一的红杉资本以每周一家的投资速度，共投资了17家Web3公司。红杉被认为是互联网时期最成功的早期风投，但是在Web3这个赛道里，它正在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它的竞争对手仅在今年第一季度就投资了71家公司，除去休息日，几乎一日一投。资本之间的“战争”已经逼近白热化。 新近的大厂人和前辈们一样努力，却已然错过了公司和行业最高速发展的时期，更可怕的是，各个大厂的裁员行动就像瘟疫一样，一个接一个，没有停止的趋势。 一名大厂员工向虎嗅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慢，养老还行。”她把互联网公司比作年轻人的“养老院”，一边是拿着远高于传统行业的薪水、享受着良好的工作环境，一边是许多员工无休无止的内卷、越来越缺乏的创新以及做着大量重复且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 从伯纳斯·李1991年发明万维网，古典互联网已经存在了30多年。虽然说它仍是“年轻”的，然而与Web3相比，它的“老”不仅体现在年龄上，更体现在它的制度、文化和精神等各个层面。 如果你在政府要职，35岁妥妥是年轻人，50岁才是事业的起点；如果你在大型国企的管理岗，35岁是刚可以大展身手的年纪；如果你在互联网行业，35岁是要被优化的年纪；而在Web3，22岁或许就已经不算绝对年轻。 在Web3，经验是最次要的，创新精神才是最被看重的。毕竟它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之上，而这一技术诞生才14年，没有那么多规矩和桎梏，这些特质让它更适合年轻人。 虎嗅曾在《互联网巨头“海外会战”Web3》一文中提到，阿里、腾讯、字节、蚂蚁、京东、B站、网易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大厂都已经成立团队探索Web3，而头部三家大厂：阿里、腾讯、字节更是已经布局投资海外。在一则国内公开招聘渠道中，腾讯更是直接写明，要求求职者懂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区块链框架。 然而，一场“大迁徙”，正在互联网上演。 创业者们像倔强的蚂蚁一样不辞辛苦地将Web2的产品一件件“搬”到Web3上。郑小岳，就是这浩浩荡荡的创业者中的一员。 他是国内一家中小型互联网公司的CEO，曾在网易领导过一个近两百人的团队，现在他开发了一款叫作MetaNotey的产品，押注web3。 这款产品有点像Web3版本里的微博，又有点像腾讯文档。他试图将微博或者腾讯文档等互联网产品“搬”到Web3上，使其更加去中心化。郑小岳说，“对于大部分互联网用户而言，Web3的理解和使用门槛太高了，我们希望成为互联网用户Web2与Web3之间的桥梁，成为聚合NFT内容和用户订阅交流的社区平台。” Plato也在做和郑小岳一样的事情，他曾在腾讯工作八年，去年下半年他决定辞职，目标是把微信阅读和Kindle“搬”到Web3上。 作为一名鹅厂老将，八年里Plato在腾讯内部创业过两次，自己也一路成长为高级产品经理。或许是喜欢阅读的原因，Plato在业余时间的两次创业都和“书”有关。一次是2014年，他从豆瓣拉来几百个作者，做了一个付费的阅读网站；一次是2017年，他和腾讯以及清华的小伙伴一起做了一个智能书架，相比图书馆的自助借书机，他的智能书架在容量上扩大了两倍，在外观体积上只有图书馆的三分之一，成本也只有它的20%左右。直到现在，你还能在腾讯IEG所在的科兴科学园中看到他们团队研发的智能书架。 或许前两次书籍创业项目还不够“性感”，他没有选择全押，直到遇到了Web3。 相比于互联网产品，Web3产品多了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每条数据都归用户所有以及数据可以买卖等。以去中心化为例，不管是微博、微信阅读还是腾讯文档，他们都有互联网产品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所有的数据都由一家互联网公司单独收集、存储和使用。这种中心化的互联网产品，往往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节点，一旦被破坏，这些数据也将有消失的风险。 而在Web3版本的微博或微信阅读上，人们发布的每一条“微博”和“书籍”，都可以铸造成NFT，而这些NFT都在以太坊等区块链上。区块链相当于千千万万个数据库的集合，它有无数个节点，所以数据难以被盗取和破坏。 Web3的效用还不止如此。 以Web3去年最火的赛道NFT为例。当一条微博、一篇文章、一本电子书被铸造成NFT后，它们就成为了一种资产。当你写完一条微博后，你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不能得知你创作的内容的价格，在Web3上你发布的每条微博都相当于一个商品，只要有人觉得有价值，它就可以竞价买卖。这或将诞生出高度发展的数字产权社会，每节数据都会像房子和车子一样，拥有自己的价值和价格，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十分便利的展示、交易和盈利。 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2006年的第一条推文被制作成NFT后就曾被卖了290万美元，不过最近人们不太认可这条推文的价值，所以如今这条推文NFT的最新报价回落至280美元，跌了一万多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NFT市场因为处于发展早期，所以部分作品被推向虚高，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上述两个产品，是两位中国互联网从业者转型Web3所做的最新尝试，但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从社交、音乐到写作、金融，每一个Web3赛道，如今都拥挤着大量创业项目，这一景象曾频繁发生在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外卖平台“千团大战”，最后只留下美团、饿了么等寥寥几家公司。摩拜单车和小黄车竞争时期也曾一夜冒出了上百家单车企业。曾经互联网行业每年诞生的新赛道数不胜数，而Web3行业却正在复现这一热闹场景。 就像现在每个人手机上都有无数个APP一样，或许未来每个人每天都会使用无数个DApp，即区块链版本的APP。 Web3的去中心化，实质上在追寻一种极度的平等，这也是越来越多人被其吸引参与的根源之一。 然而技术的平等，或许并不是真正的平等，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此前，Web3行业已经爆发过多次创业潮。 从比特币的发明，到以太坊的创立，再到NFT，以及如今的DAO，十多年来区块链每次掀起的浪潮都吸引了一批创业者，并筛选了一批人。 一名前腾讯员工向虎嗅说：“我们很早便接触加密货币了，腾讯员工自发创立了两个专门研究Web3投资的微信群，且群群爆满。但是此前只是观察并没有深入，直到最近NFT和DAO的出现，我们才有机会做一些能推动产业的项目。” 刚接触Web3的人，都一样有很强的戒备心理；而决定全押web3的人，原因则各不相同。有人喜欢割韭菜，割一波就跑；有人喜欢高风险投资；有人单纯被创新的金融模式吸引，而有的则是希望通过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改变传统行业。 这里聚集了骗子、理想主义者、韭菜和实干家。大浪淘沙之下，谁更适合在Web3的土壤里生长？ 一批风险投资机构留了下来。 红杉资本曾将自己的“愿景”改为：帮助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打造伟大的DAO 其他新势力VC也不甘落后，有的VC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卷入其中的VC的“出身”更是斑驳复杂。 欧易研究员布洛克向虎嗅表示：“传统VC通过投资获得公司发行的股份，往往要到更高轮次的融资时才能退出。而Web3投资机构通过投资获得项目的代币，可以在锁定期后任意时期卖出，退出上更为灵活。另外，机构投资是创业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所以是机构更有主动权。但在Web3领域，项目方的资金来源多样，普通人可以通过公募以及购买代币等形式参与项目投资，所以不只是投资机构挑选项目，有实力的项目也会对VC的综合实力有一些要求。 ” 此外，互联网精英和华尔街精英也在“涌向”Web3。 这两个行业为Web3输出了大量的人才和公司，换一个角度讲，这两个行业的人才和公司是最积极进入Web3的。 纽交所、摩根大通、毕马威等金融巨头都在尝试Web3的最新玩法。而金融从业者特别是金融精英是最看重自己的血统和履历的一批人。 一直以来，互联网从业者和金融从业者一直是Web3里比重最大的一批人，一些大型Web3公司七成以上的员工来自互联网。进入Web3的渠道，似乎被这两个行业给“垄断”了，直到NFT的爆发，各行各业的人士才得以较大规模进入Web3。 从耐克阿迪的虚拟鞋、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NFT藏品，再到宝马法拉利等推出的虚拟汽车和NBA、超级碗以及迪士尼、佳士得，涵盖衣食住行玩。NFT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传统行业传播，并试图改变传统行业。这也让其他领域专业人士，比如画家、球鞋设计师、摄影师以及珠宝设计师等也能深入参与Web3的世界。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时候，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改革和创新者们发现洋务运动，即技术，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即制度，救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也就是技术+制度+思想文化就此应运而生。 Web3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它和其他技术形式不一样的是，它更像一个“技术+制度+文化”的集合。区块链是一种技术，DAO是一种制度，Web3则是一种文化。如果你只“洋务运动”，也就是只发展区块链的技术，而不“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那么这样的Web3只是空有其表。 这或许能从目前中国创业者在Web3公司里占据的位置可见一斑。中国创业者能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但是不能发明无聊猿等注重文化属性的NFT。 去中心化，是Web3的精神所在，也是互联网的核心。 在体制上，中心化的互联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无论是推特、微博还是脸书都有着中心化公司的弊端，比如随意浏览用户隐私、将私人数据归为己有以及大数据杀熟等。这些问题，是Web2互联网公司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决定的，很难由他们自身或者是一味通过监管去解决。 最近，某大厂员工便被指出涉嫌“偷看”创业公司工作文档，事情过了近一个月，官方仍未回应。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而且绝没有可能杜绝。人们没有任何反抗或者选择的机会，小小的个体即使被侵犯了，也不会得到任何说法，况且绝大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隐私或者数据权利被侵犯过。这并非互联网公司喜欢做恶，而是其自身固有的体制决定。而且一旦社会出现“小政府、大公司”的情况，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会以几何级递增。 怎么消解大厂“恶的一面”？那就是，剥夺他们过于中心化的权力。 需要指出的是，Web2互联网也并不是完全中心化的世界，实际上它比Web1和互联网没有诞生时更加去中心化。只不过，Web2互联网公司普遍信奉中心化的思想。 支付宝、微信和滴滴的出现，实际上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在这些互联网产品没有出现之前，大家只能用银行提供的产品、只能用电话等方式交流、只能到路边拦出租车，而互联网实际上给人们提供了新的选择。 从这一逻辑出发，Web3的去中心化体现在两层：一层是社会范围，Web3的出现，给普通人和创业者都提供了新的机会，让这个社会不再那么垄断和中心化；第二层是Web3本身，它的核心思想是信奉去中心化，致力于在体制上让每一个Web3产品去中心化。 人们习惯了古典互联网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发布的每张图片、每条留言甚至每篇文章都应该被人们自由免费分享传阅。数据即金钱、即权力，这是每一个大型互联网公司都深知的真理。然而，这个真理只限于大机构、大公司，它们可以把数据转化为金钱和权力，但是个人不能。 Web3则让数据可以更加深度流通，它让数据的权力不再只限于国家和大型企业，而是归还于每一个人。 你在网络上的每个足迹，看似普通，但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价值。而当这些数据只有需要普通人允许才可以授权给机构时，人们即可通过自己的网络足迹获取收益，甚至与他人进行频繁的数据交换。 Web3，吸引着最疯狂的资本以及最有野心的年轻人和最天马行空的项目，而连接他们的是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来自于一个个小小的生活场景。 一个新加坡人想在澳大利亚买房，可能需要去各个部门申请，花费一周才能成功。然而在Web3体系，只需要几秒。在以前，人们完成一个复杂的目标，需要成立一家公司，而现在人们只需要成立一个DAO，也就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互联网让每一个人即使在家，也能即时看到全球各国发生的大事。Web3则在目前的世界体系之外打造出了一个独立的全球经济系统，让每一个人随时随地可以和全球有共识的陌生人一起做一项复杂的事业。 最后想说的是，在中国，区块链和Web3仍是最受争议的行业之一。一些区块链公司CEO，即使身价过亿，团队成员过千，甚至登上全球主流杂志封面，也被老母亲痛批为“盲流”。 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已经持续了10年，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化到工业社会，再进化到数字社会，只用了短短30年。回首看，每十年都是一场革命性的颠覆。 那个时代下田栽秧的孩子，不会想到自己未来会在工厂上班，因为当时满眼望去看不到一个工厂；在工厂玩耍的孩子，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工作会是在摩天大楼里天天盯着一台屏幕，因为目力所及之处都是低矮房屋；而在摩天大楼之间奔跑的孩子，或许未来工作的地方将在田野、在海上、在地下，甚至工作这一概念都将被消解。 固有的思维依然在人们的脑海挥之不去，但世界却在笃定地变化着。人们从互联网、金融以及艺术等行业“涌进”这一赛道，把区块链技术融进产品，把DAO的思维放进公司，将Web3文化接入数字社会。 这是一场已经持续了10年的“迁徙”，而大部队才刚刚动身。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商业消费组 预售期和质量，仿佛成了网红女装买家们的“梦魇”。 4月13日，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博主“温精灵”吐槽网红女装店铺预售期长并且衣服质量差的视频迅速引爆抖音和小红书，并登上微博热搜。 随之而来的，是在互联网世界掀起的对于“预售模式”的声讨， “预售滚出地球”的吐槽与呼声此起彼伏。 服装品牌营销专家李莫飞告诉虎嗅，“预售模式可以将部分风险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但是，此番网红女装翻车的重点在于预售期与质量的不匹配，漫长等待之后衣服低于预期，女孩儿们的愤怒往往会成倍增加。 其实，服装行业的预售模式一直存在。设计师品牌集合店主理人孟灵艺告诉虎嗅，近几年大家都在这样做，尤其是设计师品牌。预售本质上是解决库存和资金周转问题，账期模式的不同也令服装业态玩法众多，但回归到本质，如何平衡买家和卖家的利益才是重点。 “温精灵”的吐槽，对网红圈带去了影响。在吐槽事件后，有一些商家已经默默将预售期调整为7天。孟灵艺也向虎嗅分享了一个即刻的变化：淘宝店此前可以设置1-45天的发货周期，现在只要超过48小时发货都会出现预售标志，而以前不特意设置并没有这个标志。 网红女装流行的关键密码在于他们的视觉策划能力。 一位熟悉网红女装运营模式的业内人士告诉虎嗅 ，“图和模特好看是首要的。”这种模式本质上卖得是氛围，击中女孩们的遐想空间，所以她们可以忍耐更长的预售周期。故事性向来是女装行业营销的重点，线下店铺愈发讲究陈列 、搭配和装修也正是意图在此。 但在产品开发端，不少网红店铺基本没有竞争优势。 有业内人士告诉虎嗅，“网红很多不懂面料、打版等专业知识，一般由工厂或档口老板来负责制定样衣。”这类网红店铺的供应链多聚集在浙江，比如海宁许村和九堡等，这些地区的工厂产品很多时候就是网红同款，但价格却低得多。 不懂生产设计等专业知识，是掣肘网红店铺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会导致有些时候只有照片好看，但实际穿着后版型和细节往往大打折扣。 而成熟的服装公司往往都会调研消费者的实际体型和穿着习惯，该业内人士补充道，“衣服并不是卖给模特穿的，服装行业虽然门槛低，但也是精细活儿。” 当然呈现的质量也与定位有关，服装行业成本都相对透明，材质、工艺、版型还有细节差就意味着用更低的成本换取来更多盈利空间。 虽然不少网红店铺并不精通生产端知识，但资金链却玩得很熟练。 有业内人士告诉虎嗅，“设置45天预售期的店往往只生产一批货，他们经常用第一批消费者的退货来替代补单，卖给第二批消费者。”一般这类店铺的订单并不大，15天就能解决，但一些商家最初就是按照退货率来制定生产计划的，等待时间较长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买到的就是第一批客人退掉的货。 这种模式当然利好商家，但很多时候已经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有多位网红女装买家都向虎嗅抱怨道，他们了买到过兜里有东西或是有穿着痕迹的衣服。 由此可见，此次部分网红店铺翻车的本质原因是打破了买家和卖家利益的平衡。 消费者叶子向虎嗅说，“我们并不是不了解卖家的难处，但哪怕200块的衣服收到后能做出150块的质量我们也接受了。但有时候真的就像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实际上，网红店铺模式在未遭到消费者大范围吐槽之前，就已经引起部分从业者的吐槽，但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传统模式的冲击。 广州十三行、杭州四季青以及深圳南油是女装批发的重要阵地，有多位批发市场的老板娘就告诉虎嗅，淘宝网红兴起之后，对她们的生意确实曾造成冲击。 传统模式下，淘宝商家作为“二批”要先去这些“一批”市场进货后再售卖，但网红模式兴起后，不少网红只到批发市场拿件样衣就可以拍照上图了，再叠加上预售模式，他们从进货起，就不用承担库存风险。 支撑起这个模式的，是越来越普遍的柔性供应链。有业内人士告诉虎嗅，此前很多工厂因为嫌单子小并不愿接这种活儿，但随着内卷，现在不少工厂都愿意提供这项服务，实力强一些的工厂7天内就能完成一批货的生产。 但值得注意的是，网红越过“一批”直接找工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抄袭现象。有十三行老板娘告诉虎嗅，“服装业的抄袭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很少有人去追究。” 不过网红店模式虽然遭到了不少吐槽，但预售模式和网红效应并没有被行业摒弃。 主理人孟灵艺就告诉虎嗅，预售模式在设计师品牌中很常见。不过与部分网红店不同的是，设计师品牌一般提前就会有可控的生产计划，预售和生产是同步进行的，不会出现看到预售效果后，再决定是否生产的情况。如果觉得某款预售不好就不做了，买手就无法向零售客户交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破裂。 而相应的，一些网红店是可以看到预售不好就否定原来生产计划的，给消费者的预售承诺也完全可以打破，有些甚至可能都没投入生产。 除了设计师品牌，一些大品牌有时也会采用预售模式，但同样的，他们本身也已经有了生产计划，预售是预计某个款式可能比较受欢迎，可以提前造势缩短宣传周期。 孟灵艺说。“提前半年、甚至提前一年去时装周定货，再给工厂排期、3-4个月后交货、边卖边补单，这种模式仍作为传统的主体模式存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都采取预售模式，相对于设计师品牌，网红模式的存活率更低。 她补充道，“快时尚品牌和网红品牌一般退货率都较高，冲动型消费较多，对流水的要求也较高，头部网红和头部品牌能负担得起，个体户或者小规模的店基本上是很艰难的。”而相对来说，设计师品牌的客群冲动消费情况较少，忠诚度较高，再加上一些设计师品牌是不支持退货的，所以退货率也较低，与网红店铺模式相比较，设计师品牌的小微商家反而存活率高一些。 除了预售模式，网红店铺特有的网红效应，也被行业看重。 比如设计师与网红合作的情况就越来越多，而合作的款式销量往往也比设计师品牌销量高很多。孟灵艺还告诉虎嗅，有些网红店甚至已经转型，开始卖设计师品牌了。 不过，正因为网红效应是个“香饽饽”，也有不少服装品牌公司对这一模式很感兴趣。但孟灵艺告诉虎嗅，目前还没有看到在孵化网红或是入局MCN等方面较为成功的案例。 眼下，摆在行业面前的绝非一场轻松的变革。就在网红女装被吐槽登上热搜不久后，那则引爆吐槽的抖音视频就已经删除了。这就像一个注脚一般：当很多人的“饭碗”被挪动时，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转移。不过，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买家和卖家的天秤已开始重新摆动，网红女装江湖或将迎来更深层的质变。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丨虎嗅汽车组 “目前我们都听从上汽集团统一安排，包括时间，内容和人员安排，暂时没有更多信息。”在谈到复工复产进度时，上汽通用公关部相关人士如是回答。 总部位于上海嘉定的德国汽车零部件公司博泽集团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集团公关部相关人士说，“复工复产政策和第一批白名单刚刚发布不久，具体实施中还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我们在上海有3家工厂，目前在第一批名单上的只有我们其中的一家工厂。”“其它两家在沪工厂虽未在名单上，但正按照政府防疫要求闭环生产。” 汽车行业前十大半导体供应商之一的安森美没有出现在第一批复工白名单上，相反还遭遇了新一轮关闭。4月18日，安森美位于中国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受疫情影响被迫关闭。安森美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可能解除封闭进展的通知”。为了以最快的方式交付产品，公司开始启用替代仓库，更改运输方式，比如将四川工厂货物转运至菲律宾马尼拉配送，深圳工厂货物转运至新加坡，苏州工厂货物改用包机进行运输。安森美表示“如果情况持续，我们将无法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零部件巨头公司博世也是喜忧参半，虽然位于上海和苏州太仓的两家制造工厂正以“闭环管理”方式进行生产，但因为物流和供应链采购的暂时性影响，产出很难达到之前的水平。而且，另一家位于上海的热力技术工厂仍处停工状态。 4月15日，工信部发文设立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以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的666家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其中，汽车上下游企业占比最大，包括上汽乘用车、上汽大众和特斯拉（上海）由此拉开复工复产序幕。 这一周，这666家企业都在努力寻找疫情下复工缝隙里的光亮。 4月18日，上汽乘用车、上汽大众和安吉物流等企业开启了复工复产压力测试。第二天，上汽集团在临港乘用车工厂完成复工复产压力测试下的首辆车下线。对于后续生产计划，上汽集团临港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工厂计划采取单班工作制，如果供应链能保持稳定，也希望能逐步爬坡，尽快回到疫情前的排班制”。根据中国新闻网4月23日的报道，该基地目前到岗人数超4000人，实行单班工作制，单班产能达到了50%。 4月19日，特斯拉上海8000名员工到岗，从3月28日起关闭了22天的特斯拉上海临港超级工厂生产线再次启动，这是工厂自建成投产以来停产时间最长的一次。特斯拉上海生产制造高级总监宋钢对外表示，复工首日每小时下线90台新车，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内进行产能逐步爬坡，达到整体单班满产的效果，目前整车零部件还有一周左右库存。 按照此前中国乘联会发布的数据，特斯拉第一季度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售量是1.8万台左右，平均日产能2100台，停产22天给特斯拉带来的产能损失为4.6万台。按照一台车30万的车价，第一季度公司汽车业务毛利率32.9%计算，那么停产期间特斯拉损失的毛利是45亿6000万元。如果按照美国调研公司给出的8.4万台的产能损失，那么特斯拉损失的毛利将达到83亿元。 这样的毛利损失让特斯拉为8000名员工，每人每天发放的400元闭环返岗补贴，听上去是个小数目。 4月18日，有媒体援引特斯拉内部备忘录称，为了追赶产能进度，复工后的特斯拉改变了此前8小时的轮班制生产节奏，让员工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工作六天，但就算这样高强度工作下，日产能也远远赶不上正常水平。 4月22日，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透露：一周以来，666家重点企业已有70%实现了复工复产，上汽、特斯拉等整车企业连续实现整车下线，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也陆续复工，汽车企业的在产率和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 但整车到底下线了多少台，又实际运出去多少台，运到了哪些城市，在产率、产能利用率提升的百分比是多少。如果以“清零状态”为计算基础，那么哪怕一天只下线一台车，产能利用率也是所谓的“有所提升”。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估算，结果更是惊人。去年上海生产汽车283.3万台，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10.7%，位居全国第二。 如果全面停产，单月损失产能就会达到23.5万台。 从3月28日浦东开启全域静态管理状态以来，上海汽车产业也随着整座城市进入静默期。不知何时恢复常态的不确定性不仅让小鹏汽车的何小鹏和华为的余承东担忧不已，也让整个中国汽车产业为之感慨与揪心。 4月21日，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透露，受到疫情散发和防控升级影响，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和东风日产等主要整车生产企业出现部分产线停产以及半停产。 广汽集团则给出了更具体的情况。自3月份以来，上海、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地相继出现本土感染病例，导致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停工停产，销售门店暂停营业，给广汽集团及旗下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极大挑战。 这还不算完。4月13日，长城旗下坦克品牌宣布坦克300车型共涉及8家供应商伙伴停工、停运，受此影响，该车型于4月14日起暂停生产。8天后的4月22日，坦克品牌艰难开启复产之路。根据长城汽车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前三个月坦克品牌累计销量2.58万台，是集团内销量增长的主力。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4月19日的《专家解读》中表示，今年二季度车市形势异常严峻，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全国各地疫情扩散风险，吉林、上海、山东、广东、河北等地经销商进店和成交都受到影响，整车物流受到各地48小时核酸证明限制、运力损失较大；第二，历年4月是新车上市发布黄金期，3到4月的重磅新品上市对拉动市场人气和厂商销量促进巨大，北京车展延期，导致新品上市节奏面临全盘调整，只能依靠线上手段保持用户看车热情。 产线可以闭环运转，热情可以线上维持，但恢复产能需要的原料和人工，从哪里来呢？车厂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造出来的新车，又运到哪里去呢？ 在666家首批进入上海复工复产白名单的企业中，与汽车产业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250家，占比约37.5%。 超过半数的世界零部件巨头总部和部分工厂都聚集在上海。博世、采埃孚、麦格纳等全球前十大零部件公司中的九家都将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如果将入围标准扩展到世界零部件百强企业，那么名单长度则更加惊人，安波福、本特勒、奥托立夫以及舍弗勒等都将工厂设立在了上海及周边。 从一级供应商、芯片制造商，到汽车仪表、座椅轮胎、线束塑料等二三级供应商，再到金属、玻璃等基础原材料供应商，规模较大的汽车产业链公司超过千家，倘若算上小微企业，那么这个数量就直接突破了2万家。 上海汽车产业链的停摆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是釜底抽薪。 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表示，受疫情影响，3月中旬零部件开始断供，靠库存支持。李斌说，“一辆车差一个零件都没法生产，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很多厂商都暂停生产了。” 上周4月21日，江淮蔚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开始尝试初步恢复生产。但第二个难题——运输，接踵而至。有用户通过蔚来APP表示车辆已在系统内显示生产完毕，但无法运送。蔚来给出的回复是，目前车辆运输物流需要遵循各地防疫要求，上海地区订购的车辆目前确实无法运输。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对今年全年的汽车产销量态度并不乐观，他认为上海疫情暴发带来的汽车产业链暂时静止的损失巨大，次生零部件断供影响将严重影响二季度销量，预计全年零售实现零增长。 为什么汽车行业的复工复产在上海无法提速，从上汽集团临港基地为复工复产制定的方案就可窥见一斑。这份方案包括防疫防控、健康筛查、闭环管理、准备保障和应急预案等多个环节，有安全、应急、后勤、消杀等8个专业小组时刻准备，为闭环查漏补缺。 返岗人员还要闯过明摆在台面上的三重关：第一，居住区域处于防范区；第二，个人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第三，街道镇、社区和居委的认可。 前两关还算有据可查，最后一关则存在太多变数。简单来说，位于白名单内的企业出具的用工需求证明，在基层组织架构里并不是一把可以直接换来通行证的尚方宝剑。最常见的说法是“工厂需要员工返厂对生产负责，但我要对这个社区和小区的每一位居民负责”。 汽车零部件公司上海岱美股份销售总监叶春雷曾表示，“能符合上班条件的员工不到40%，今天拿着白名单红头文件和返工通知去各小区捞人，几乎没有成功的，物业和居委根本不认，因为下级政府的政策宣贯和执行还没到位，实际上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下周末能达到30%的小规模开工率就不错了，想大规模复工至少是五一以后的事了。” 而对于那些成功闯关返厂的员工来说，日子也不太好过。 根据上海市经信委发布的《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要求，复工企业需要做好全体员工的每日健康监测和登记，坚持一日两测，早上做抗原检测，晚上做核酸检测。同时，实现各区域之间的物理隔离，实行工作场所和住所“两点一线”管理，所有人员在指定岗位工作和住宿，最大限度减少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员直接接触。 一旦进厂，在下个政策明确出台之前，绝大部分员工有且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以厂为家。 白名单是一项利好上海复工复产的政策，但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滞后和执行标准的不对齐，导致从“通知发出”到“成功返厂”的整体效率提升仍需时间。很多场景下，复工都卡在了“实际情况以所在居村委会要求为准”这句话上。 对于那些能“捞员工”的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来说，效率是亟待解决的课题。而对那些连“捞员工”资格都没有的企业来说，登上白名单这件事本身就需要运气。 据央视新闻不完全统计，有超过1000家上海汽车产业链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产减产，但白名单上首批与汽车相关的企业也就250家出头，四分之三的企业仍在耐心排队，等待领取让产线再次运转起来的号码牌。 上海汽车相关企业的停产，让整个中国汽车产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与危机，有人会不禁产生疑问：这家不供件，换一家不就完了。 这个疑问低估了汽车制造业的封闭性，也高估了中国本土汽车零部件公司的能力。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长城汽车整体销量同比减少了20.5%，原因很简单，即博世车身电子稳定系统（ESP）短缺。 博世集团于1983年发明了车身电子稳定系统，1995年开始量产并搭载于奔驰S级轿车上。此后便成为全球各大汽车公司的ESP最大供货商，丰田、大众、奥迪、宝马、比亚迪、蔚来、小鹏等，你能想到的汽车公司，都是博世的客户。 为了将供应链风险降到最低，大型汽 件上，日本公司丰田的备选是自家的电装，德国公司大众、奥迪和宝马的备选是大陆特威斯，美国公司福特和通用的备选是天合，即便是协助博世发明ESP的奔驰，也备选了大陆特威斯和德尔福两家。 但只有博世这个独家ESP供货商的长城汽车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你会问，为什么不换一家供应商，出高价去市场上买，总有途径解决。 “金元攻势”对汽车研发或许有奇效，但对供应链这个冗杂度极高，颗粒度极细的体系来说，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首先，想更改现有零件，需要通过复杂而漫长的审核流程，不仅要在企业内部验证，还要通过第三方验证，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其次，各家供应商的技术方案并不相同。以ESP为例，同时选择博世和大陆特威斯，就要适配两次，虽然能实现，但技术复杂，时间不允许。 其实，丰田与电装的结合，不啻为提升供应链韧性的解题思路之一。 2019年6月，丰田社长丰田章男成为日本零部件巨头电装的新任董事。这不是丰田高管第一次进驻电装，从1964年到2015年，丰田章男的父亲丰田章一郎就曾兼任电装董事长达51年。 截止2019年底，丰田汽车拥有电装23.7%股份，是最大股东。2020年4月，丰田与电装成立合资企业，研究方向是下一代车载半导体。这样的结合很巧妙：第一，电装利用丰田的钱搞研发，继续担任一级供应商，向全球车企供应单个产品；第二，丰田利用电装的研发优势，可以成长为一家具有集成化解决方案的全能公司。 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张永伟认为，供应链是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未来发展要迈过的一道关键门槛，提升汽车供应链的办法是“高度可控”。用更时髦的话说，这是中国汽车公司们梦寐以求的垂直整合能力，但这个能力，现在只有比亚迪一家初步具备。 最后，想起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此刻因上海疫情而爆发，摆在中国汽车产业面前的停产危机，就是一次提升供应链韧度与硬度的历史机遇。 是选择费钱费时，且结果未知的全栈自研，还是继续走老路，简单无脑地“买买买”，每家汽车公司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们无法预估下一次危机到来的准确时刻，但至少要学会在危机到来前，给自己多一点未雨绸缪。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宠物店主韩芳正在为猫粮发愁，在4月13号的“毒猫粮事件”发酵以来，到她门店和电商小店“买粮”的顾客开始疑虑重重。有一位在她门店买了一年猫粮的老客，在4月16日连续发了三十多条信息，反复要求韩芳提供官方授权和正规渠道拿货证明。 感到压力陡增的，不止韩芳。运营了一家宠物MCN机构、并在头条和B站拥有多个宠物垂类账号的冻冻不得不迅速招聘“客服专员”。由于冻冻团队和多个宠物品牌合作，而其中部分品牌的产品涉及到了3月和4月的宠物食品安全事件，大量粉丝留言表达不满或是直接取关。 冻冻认为，“毒猫粮事件给了本土宠物食品赛道沉重的一击。”疫情后，直播和短视频等新流量对本土宠物新品牌加持力很大，在高性价比效力和国潮风的影响下，本土宠物赛道迅速崛起。在今年2月，加拿大由于“禽流感事件”出现了宠物食用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这让一些本土品牌看到了机会。而“毒猫粮”事件导致的舆论发酵，正在让本土宠物食品的“整体形象”面临压力。 来自《2021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城镇养宠生态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养宠类型占比中，猫第一次超越狗，以59.5%的比例成为“城镇养宠占比第一生物”。 宠物赛道分析师、前“猫咪说”联合主理人程夏告诉虎嗅，相比于狗，养猫正处于“增长态势”。“城镇养狗数量的峰值出现在2019年，由于养狗政策调整和部分城市养狗风气的变化，谨慎来看短期内城镇养狗数量难以重回巅峰。”相比之下，城镇生态下更宅的养猫方式、相比于狗平均更低的养宠经费以及更低的“对人类攻击力及潜在伤害度”，让猫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开始覆盖更多的城镇养宠“坑位”。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崛起，也正在成为猫崛起背后的关键引擎。Pidan创始人马文飞告诉虎嗅，猫崛起背后的逻辑是独处时代的出现，猫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绝佳“伴侣”。 程夏向虎嗅简单分析了猫和人类的特殊关系，他说“在人类驯养的多种动物中，猫是为数不多，并不具备强功能性和强实用价值的动物。”程夏指出一个细节，早在罗马时期，人们早期的家养宠物是一种类似“白鼬”的动物，这种动物专门以鼠为食，但不善于和人互动。虽然时至今日其“血缘后代”依然被部分地区作为宠物，但多养在笼中，且性格害羞、难以与人深度亲近。“但猫极度善于和人互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动物学家开始详细研究猫的行为，发现家猫善于理解人的表情和情绪，在同样能够捕鼠的情况下，家猫凭借其优秀的社交能力胜出。” 马文飞曾向虎嗅分析指出，“90后”人群是猫崛起背后的关键。第一波养猫热是14到15年，这个节点恰好是第一波90后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左右的时间点。有宠物赛道研究人士表示，“工作两年”往往是城镇年轻人开始养宠的关键周期：一方面他们已经从最忙碌的入职元年走出，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有较为稳定的收入和部分积蓄。 让猫迅速崛起的核心原因是猫不需要“遛”。这不仅是年轻人更“宅”的问题，还涉及这代人紧张忙碌的生活节奏及成本。同时养了猫和狗的宠物主赵洁曾向虎嗅描述了自己的感受，她说养狗不仅需要用更多时间“遛”，还需要给狗充足的“外出保障”，比如疫苗、驱虫以及外伤防护。相比之下，绝大部分时间只生活在家中的猫无需如此多的“防御性措施”。 让年轻一代开始向猫“倾斜”的另一个原因是，猫特殊的食物“结构”。一位不愿具名的宠物创业者在今年2月告诉虎嗅，由于进化状态差异，今天人类饲养的宠物狗更依赖于“定制化食物”，但大部分猫其实保留了更接近“祖先”的消化和吸收系统。“坦白讲，不用猫粮、猫罐头和猫营养膏，一只猫可能活得更健康，这和猫特殊的消化系统、嗅觉体系以及水分利用效率有关，但这些话圈内人自然不想听到。” 但这种“猫的特质”大多数宠物主都能感受到。很多养猫人士存在出差和在家两种不尽相同的“养猫方式”：出差时，给猫准备一个自动喂食器或者一个大号食盆，放上干粮；在家时，给猫各种罐头、冻干或者更好的食物。“养猫丰俭由人，更为自由。” 流量世界对猫的加持，也成为2018年之后猫加速崛起的关键。当时在B站、头条、百度和趣头条等平台的加持下，大量围绕宠物猫的内容开始出现。对很多创作者而言，拍猫并非一件难事：一个手机、一只猫、一个屋子，就可以拍出效果不错的猫视频。甚至一些土猫，也可以斩获极高的流量。 从事动物学研究的欧阳向虎嗅表示，猫的“基因传承”是比较特殊的。她以人们喜欢的橘猫举例道：“严格意义上，你很难去定义什么是橘猫这个品种。对猫而言，橘色的毛色基因一般来自于父系，而一只母猫可以同时怀孕多只公猫的子嗣，也就是说一窝幼猫中，可能有幼橘猫和幼白猫同时出现。简言之，如果一只幼猫的父系有橘色毛发基因，这只幼猫可能也会是橘猫。”欧阳认为，猫的特殊状态导致了一个关键结果：即一些所谓的“串儿”和“土猫”也可以因为父系基因而极其好看。 而且在猫的世界，这种几率并不低。欧阳表示，由于猫是领地型动物，成年的公猫和母猫都有各自的领地。而母猫是极其聪明的，母猫会同时和多只公猫“眉目传情”以确保利益最大化，这也保障了猫延续过程中基因的丰富性。 “疫情”的出现则让猫完成了冲刺。在20年到21年期间，城镇养猫数量终于和养狗数量持平，并在此之后完成反超。当时，由于部分城市年轻人在疫情中“断断续续隔离在家”，一些年轻人在第一次隔离结束后，就连忙开始养猫，以求在后续“有猫陪伴”。也有文化学家在今年2月向虎嗅表示，中国历史上有“盛世养猫”这个说法。在大唐，猫就出现了一波“崛起热”，在明清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阶段，养猫也成为潮流。 让5806万只城镇猫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它们刚坐上“城镇第一宠”宝座不久，毒猫粮就来了。 在今年2月，虎嗅曾和山东、广东和华东地区的多家宠物代工厂沟通并获悉，“代工模式”是目前本土宠物食品生产环节的主流方法，而其中又有两种常见的方式：其一是从设计和配方都来自代工厂，这导致2018年之后部分头部代工厂开始向日韩、欧美购买专利以满足品牌方的“设计和科研力需求”；其二是品牌方设计并研发，工厂根据要求生产。然而，国内有产品矩阵、具备研产能力的专业猫食用品公司非常有限。 隐藏在猫产业“依赖代工”现象背后的是，在商业层面的“重狗轻猫”。时至今日，宠物狗依然是宠物产业的第一物种。由于养狗有“狗证”等严格要求和遛狗等日常需求，宠物主在狗身上的“开销项目”远超过其他宠物。部分品种的宠物狗，需要定期“美容”，而一些忙碌的宠物主无暇顾及或者是不具备给宠物狗美容的“手艺”，于是只能仰仗于专业人士。 而围绕宠物狗的宠物医疗，更是“狗产业”的收入大项。在国内一线城市，猫专用的设备大多是近十年陆续增设或升级的，而大部分专业的宠物医院会优先上线“宠物狗设备”。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专业的猫科医院才陆续在北京和上海少量出现，而其分布的“点位”大多位于中高档小区附近。在一线城市的大部分宠物医院中，狗依然是项目占比最高的物种。 其实，是“利益”让从业者更为现实。截至目前，围绕猫的科研、专项产品研发以及猫产业供应链建设相对初期，由于围绕猫能够“变现”的项目有限，圈内很多从业者绞尽脑汁开发出了“对猫无用，却让‘人’喜欢”的猫食品或猫用品。 据统计，2020年以来，在电商端 “猫玩具”品类GMV增长超过2倍，部分品类甚至有500%的增速，但翻看这些产品的用户反馈大多以“主子不玩”和“猫一点也不感兴趣”告终。一位宠物创业者告诉虎嗅，目前市面上充斥着大量对猫“实际价值有限”的“噱头性产品”，真正对猫有用的食品和产品极度稀缺。 这位创业者以“益生菌”为例，向虎嗅分析了其中奥妙。他说：“猫进化了几千年，基于自然的食物体系，无需额外益生菌。本质上，我们需要变革的是给猫提供的食物，而不是这些辅助品。我们大部分猫粮，都采取上世纪60年代诞生至今的工艺理念，这是一种基于饼干思维的产品，对于没有磨牙的猫而言，真的是优选吗？” 但鲜肉鲜鱼制作“猫粮”并不现实。这位创业者曾帮虎嗅算了一笔账。由于大部分鲜肉在加工过程中有“缩水”等问题，这意味着真正基于优质肉类的“猫用食物”存在较高的“食材消耗率”。在产业生产水平和整体成熟度有限的状态下，目前“猫产业”从业者很难通过精细化生产或者供应链精细管控来优化成本结构，也就是说“贸然去做真正优质的猫粮，成本风险极大”。 上述人士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本土食用品可能会在2022到2025年遇到来自国际大牌的冲击。更年轻一代拥有更强的消费力和更高的养宠标准，“低价”不再是这代人的核心诉求。而且国际大牌最近几年整通过渠道变革和产品布局，以覆盖更广的价格带和市场，这种俯冲攻势很可能让原本脆弱的本土猫产业“不堪一击”。 这也是摆在中国本土“宠物人”面前的关键挑战。随着猫时代的开启，中国宠物赛道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在狗赛道“大牌云集”和“格局固化”之际，猫赛道其实依然有“颠覆性发展”的可能。但这需要本土猫产业的一线创业者们，放弃短视，真正为“猫”考虑，从产品力而非营销力规划公司的底层逻辑。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在元气森林位于北京汇佳大厦的总部里，一个由闲置储物间改装的女厕，终于在4月15号下午投入使用。 经历了去年的大扩招后，元气森林的员工总数上涨了约4倍，新员工多以90后、95后为主：在元气森林的五个工厂中男员工更多，而在总部女员工更多。 “坑位有限”是员工激增的“后遗症”之一。有元气森林员工告诉虎嗅，在去年第三季度末，她曾多次“等位”超过三十五分钟。 员工激增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厕事”，还有称呼的“差异”。在2021年的元气森林，你会听到关于创始人唐彬森的两种不同称呼：即老唐和唐总。游戏圈出身的、跟随唐彬森多年的老班底习惯称其为“老唐”，而去年加入元气森林的饮料圈老炮儿们本能地称其为“唐总”。 称谓和厕事被视为元气森林短期内大扩招所引发的“基因碰撞”的缩影，但这些终究只是元气森林的癣疥之疾而非心腹之患。 去年第三季度，唐彬森在一场中高层参与的管理会上，突然问一位当年入职的中层“某个项目推进的情况”。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位中层愣了半晌反问老唐说：“那个项目确定要做了吗？”。然而，就在一周前的另一次会上，这个项目正式立项，唐彬森曾委派该中层推进。 而在更早些的时候，唐彬森惊讶地发现，一个他曾颇为关注的事情，在经过三个多月的“发酵”后竟然不了了之了，而其原因是多个相关部门都误以为“其他部门会发力推进”。 一位元气森林高层告诉虎嗅，“执行效率和内部信息流淌成为关键问题。” 有两个细节可以成为这句话的注脚。第一点是，截至去年6月，元气森林尚无成体系的新员工培训机制，大部分入职超过半年的新员工对公司架构极为陌生。他们除了知道唐彬森是创始人之外，对其他高管的具体职位以及其他部门的作用了解有限。其次，“内部扯皮事件”屡见不鲜，曾有两个产品组为“谁能获得推广资源”争执不下，各种会议持续开了三个多月依然未见分晓。 在高速增长阶段，上述隐患被“战绩”掩盖。自2016年创立后，元气森林通过燃茶和气泡水逐渐破圈，并逐渐成为估值最高的新饮料企业。而组织的瞬间扩大及业绩增速的放缓，开始让元气森林的隐患显现。据元气森林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营收同比增长260%，要知道，2020年这一数据是309%。在2020年底，唐彬森曾预测2021年营收达到75亿元，而知情人士透露“虽然最终成绩超过70亿元，但确实未达到75亿元红线”。 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在元气森林里开始了。 有熟悉唐彬森的人士透露，去年6月，他开始跟身边朋友探讨“组织变庞大后可能面临的各种挑战”，然后又和多年相识的友人推演“组织架构和人性激励的底层逻辑”。 从去年三季度末开始，元气森林的扩招速度迅速放缓。一位接近唐彬森的人士表示，“当总员工突破8000大关后，老唐表示要缓一缓，他觉得我们需要重新做基础件的建设。” 去年下半年，元气森林高层通过多次开会，重新厘清了公司愿景和使命，并重新制定了员工培训制度，以及它们聘请了公司史上第一位CHO。这些极具象征性的信号，被解读为这家即将6岁的公司，正试图向“现代企业”进化。 但转变绝非易事。 有从互联网大厂加入元气森林的员工告诉虎嗅，他说这里“轻松得多”。在他前公司，厕所门不许反锁且有计时监测，而在元气森林，他甚至可以躲在厕所“玩一把王者”。也有去年跳槽加入元气森林的饮料圈人士直言，员工对元气森林的“自豪感和认同度”有待加强，他提到，“在饮料圈，人们习惯自称是某某人，某某就是品牌名或者品牌的简称，但至今“元气人”并不是一个普及说法。” 在名为元气周刊的“内刊”上，唐彬森以“老唐推荐书单”之名开设专栏，他会不定期推荐自己正在看的书，并附上几百字甚至千余字的书评。 元气周刊是去年第三季度上线的产品，所有元气森林员工均可以通过飞书员工端每周“收看”。知情人士透露，唐彬森最近6个月看的书以“组织力”和“人性底层逻辑”等领域为主，让人印象深刻的两本书是《社会性动物》和《慢思考》。以及，他依然推崇华为，在“老唐推荐书单”中，唐彬森曾有一段时间集中分享和华为有关的书。 而且，唐彬森会留意每次元气周刊最下方的“阅读量”。有接近老唐的人士告诉虎嗅，他对元气周刊寄予的期待是“公司内信息高效流淌的工具”以及“打破信息隔离墙的手段”。在元气周刊上，各个部门会把最新的进度和情况公布于众，以及唐彬森希望通过“老唐推荐书单”让8000“元气人”知道自己到底在关注什么、在思考什么。 然而，提高信息流淌的效率并不容易。有知情人士向虎嗅展示了元气周刊每期维持在1500人左右的阅读量。这意味着整个元气森林有将近80%的员工并非周刊的“深度粉丝”。 其实，元气周刊并不是唐彬森“打破内部信息墙”的唯一武器。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唐彬森开始亲自带头建设元气森林的“文档规范”。 此前，元气森林内部各个部门、各个高层的文档“形态各异”，去年的扩招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文档的“分散性”。你能在元气森林内可以看到娃哈哈、统一以及快手、抖音多家“文档”同台的情况。鉴于此，唐彬森于去年下半年在元气森林的全员群中，亲自书写了第一份元气文档并将其中的规范固定下来。 在推动文档建设这件事上，唐彬森动过很多心思。比如，各部门第一份标准文档被要求用于“介绍部门的定位、价值和理念。”在唐彬森的要求下，部门“老板”被要求把这份类似“部门手册”的文档链接放置于飞书头像下方，这意味着元气森林8000名员工可以随时点开任何一个部门老板的“文档手册”了以解该部门的具体情况。 让唐彬森如此大张旗鼓“搞”文档的核心原因是内部信息流淌的效率。 一位元气森林产品侧人士向虎嗅讲了一个细节，他说，在内部沟通时，有来自互联网公司的新员工用“充满大厂词汇”的文案汇报思路，结果让来自传统饮料公司的员工很“茫然”。而且短时间内的大扩招，让沟通效率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分别用着原“世界”的话语体系，糅合了多种“基因”的元气森林急需找到一种“共同语言”来降低沟通成本。 但元气的效率并不只“卡”在沟通环节。有销售端人士向虎嗅透露，从20年到21年上半年，元气森林的执行效率随着组织扩大而伴随有降低的趋势。他说，“我们销售部门会定期把洞察到的市场机会或区域市场的关键变量反馈到总部，但相应的新品最快也需要5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出现雏形，最终大规模铺货可能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了。” 元气森林的“阿米巴模式”也开始面临挑战。创业以来，元气森林借鉴了阿米巴“学说”，也就是说以产品环节为例，每一个产品组都会单独招聘自己的品牌、销售、设计和研发，这样做的好处是元气森林的每一个产品组都“五脏俱全”，但弊端也随着扩招而显现。很多组的“职能角色”都在做相似的事情，而且由于沟通效率有限，这些“职能角色”互相之间并无协作，最终的结果是跨部门沟通效率不高。 有曾在元气森林供职的人士就“阿米巴模式”讲述了一个细节。当时公司内有多款围绕白桃口味推进的产品，而每一个产品组各自为政，甚至在对外联系合作时，“多个组会找到同一个目标，然后相互竞争。” 但调整既有的产品组绝非小事，这不仅是创立以来“元气森林世界”运转的架构基础，也是新消费圈津津乐道的“元气森林兵法”之一，以及围绕这些自成体系的小组有太多的“利益”盘根错节。 元气森林面临的外部情况，也正让其需要从游击部队向大军团进化。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眼下元气森林正面临可口可乐等巨头的挑战，而这是大军团级别的战役，“过往的阿米巴模式过于强调灵活作战和小团队独立性，在今天市场竞争的新情况下这种模式不再适用。” 于是，元气森林开始重新分配内部资源。 在去年三季度以前，每一个产品组的负责人都掌握了极大的权限。对小组内，负责人可以决定每个组员的薪酬和奖金分配；小组外，负责人可以决定产品何时申请登录电商平台并申请推广资源。 由于每个人的标准存在差异，随着元气森林扩招，既有的模式开始带来“矛盾和摩擦”。比如，同品类的两款产品，会在同一时间申请资源，从外部视角看两款产品的成熟度并不相同，但两个团队都会强烈要求“自己先上”。 唐彬森对此的解决办法是重新梳理标准，并改组元气森林的架构。去年三季度到四季度，元气森林开始“中台化”，电商和线下渠道等职位开始从小组内抽离，并归入公司的大架构之中。“比如电商端在过去每个产品组都匹配了相关人员，甚至可以根据自己小组需求增减，但新的架构下电商端口由公司统一规划和操盘。” 元气森林开始形成明确的“红线”，即在不同的阶段内，只有达到红线标准的产品才能获得新一轮机会。和以往产品组长控制节奏不同，新的模式下元气森林开始形成标准化的审核流程。 有知情人士透露，唐彬森改变的“颗粒度”极细，他曾对产品前期调研时“数据真实度”提出疑问，他指出“一个人花5块钱买了饮料后，对调查的态度和没花钱，单纯做调查时的态度是不同的。”以及，在制定元气森林的“标准红线”时，唐彬森会指出某个数据的“算法模型存在瑕疵”。 上述人士分析称，“他是那种典型的理工型思维，他建一个房子，会从每一层用什么材料、底层有多重这些细节开始架构，颗粒度很细。” 内部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人事变动。气森林的各个产品组从去年三季度开始进入调整期，部分成员被抽调加入公司大部门，而新标准下一些内部赛马失败的产品组长被调整到其他小组甚至去新的小组从执行者身份开始做起。 这是一种新的运转模式，产品小组虽然在研发创新环节依然保留了自由度，但公司层可以更直接地协调资源分配以及人事变动，并加强了跟每一个小组的日常“联系”。一位不愿具名的相关人士透露，这种模式的潜在好处是，公司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每个小组真实的进展和情况。 运转模式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效率的改变。在以往，强势的产品组组长可以凭借个人威望，把“旗下”产品硬推到电商渠道，要知道，所有元气森林产品在公共世界的第一站都是电商。在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下，过多的产品拥挤到了电商端口，这不仅意味着分配给优质产品的资源有限，还意味着更高的库存压力。 据知情人士透露，元气森林围绕架构和标准的梳理在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完成。眼下，对唐彬森和他的元气森林而言，如何消化过去六个月制定的“新规”并将之转化为“生产力”是今年上半年的当务之急。 有接近唐彬森的人士告诉虎嗅，新的架构下，唐彬森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架构梳理、标准制定以及公司基础件建设和战略规划等环节，随着元气森林体量变大，唐彬森的精力也更为有限。从去年开始，唐彬森已经逐渐减少销售类会议的参与度，但他依然会参加几乎每一次的产品会。 随着精力逐渐稀缺，唐彬森开始提拔更多年轻人。目前在元气森林内，两位联合创始人鹿角和Uki均是90后女生，她们分别主抓气泡水和外星人电解质水两大产品线。在鹿角和Uki的团队中95后成员占比极高。 1982年出生的唐彬森试图通过这些年轻“心腹”了解市场。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唐彬森曾在内部说，他最喜欢喝的元气森林产品是“青煎”，这是一款0添加的纯茶产品，但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线下渠道，青煎的销量都很平凡。“唐彬森很清楚，如果按照自己口味做产品，元气森林可能是死路一条。他需要依赖年轻人，只是，他更需要思考出一种能进一步提高效率并激发年轻人创意的体系架构。”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长视频平台正通过一轮轮会员涨价“自救”。 上周，4月9号，腾讯视频宣布将于4月20日进行会员涨价， 连续包月费用由 20元涨至25元，涨幅25%；连续包年由218涨至238元。长视频平台或将迎来新一轮会员涨价潮。 无独有偶，上一轮长视频平台涨价潮也始于腾讯视频。去年4 月 10 日，腾讯视频会员涨价后，爱奇艺、芒果TV以及咪咕视频都陆续提高了会员价格。 对此，中国文化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袁帅认为，“国内视频平台每年都需要购买大量版权，高昂的采购成本让平台的变现环境愈发恶劣，为了生存涨价是必然选择。” 爱优腾正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 自2018年12月，抖音、快手单月用户时长在视频领域占比第一次超过爱优腾三家后，短视频便一路高歌猛进，长视频则颓势尽显。 有机构统计，抖音、快手和B 站等中短视频平台崛起过程中用户增量超 25%，高于传统视频行业的 17%；另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9.44亿，其中短视频覆盖用户 8.73 亿。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新势力崛起后，“快餐式”内容正对用户心智进行重塑并以此不断拉升用户粘性。一方面，抖音、快手流量大、内容消费门槛低更适配碎片化时间，用户愿意牺牲一些体验换取更便捷的娱乐方式；另一方面，用户沉迷即时反馈的爽感，导致短视频用户渗透率和互动性奇高，反而逐渐对长叙事或完整剧集丧失耐心。 除此之外，短视频还长出两种加速掠夺用户的能力。一个是社交货币，如果你想停止使用短视频，可能会丧失很多朋友同事之间的共同话题，这意味着你可能会“脱节”；另一个是数据智能，算法使平台学习能力不断精进，用户在享受移动互联网浪潮的便捷时，其数据轨迹也成为个体难以逃脱的“阿喀琉斯之踵”。 由此，短视频对长视频会员增长带来的影响在腾讯和爱奇艺2021年财报中便已体现。截至去年年底，腾讯视频付费会员数为1.24亿，对比第三季度减少了500万，增长率由正转负；2021Q4爱奇艺会员总数9700万，同比减少了470万，跌回三年前水平。爱奇艺和腾讯尚且如此，其他平台的生存境况可想而知。 更重要的是，当注意力经济被短视频解构时，流量迁徙的方向就代表着巨大的商业潜力。 数据显示，2019到2022年中国互联网典型媒介类型广告市场份额分布中，在线视频广告份额开始逐步被电商和短视频挤压，从2019年的5.8%缩减至2022年的4.3%；而短视频的信息流广告占比则从 2020上半年的24.6% 增至2021 上半年的30.8%。《 2021 年中国网络广告年度洞察报告》亦显示，超五成广告主增加了短视频广告投放预算。 一位品牌商向虎嗅表示，“首先，品牌此前投长视频植入要理解和接受不同的核算机制，但短视频与长视频或直播不一样；第二，短视频直播做完以后，每个单独的短视频都是高光时刻，能将流量曝光扩大化，因为用户都喜欢看精彩瞬间，产品和品牌的曝光次数会远高于原来对于长视频的品牌植入。” 甚至，当短视频用户增速放缓后，其对用户时长的争夺也更为激进。 抖音、快手和B站在流量优势和内容成本优势下已开始倾斜资源孵化自制剧、短剧、网剧以及综艺等低成本、低门槛、高回报的作品。去年，抖音正式进入微短剧赛道；快手计划投入百亿流量打造1000部精品短剧；B站也持续加码综艺内容。 这不仅会模糊长视频的业务边界，还会进一步挤占其商业空间。毕竟，无论短视频对广告份额的蚕食还是对内容边界的扩张，都是对用户时长争夺的必然结果。 至于长视频对此做出的反击，如爱奇艺推出的“随刻”、腾讯力挺的“微视”、优酷扶持的“快看”，如今都被抖音、快手打得找不到北。 综上，爱优腾正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对内，会员增速持续放缓，降本增效迫在眉睫；对外，短视频竞争加剧，且广告业务也正被蚕食。尤其是去年偶像选秀、耽美剧以及“超前点播”相继被叫停后，面对不断攀升的成本和盈利困境，提升“付费用户平均收入”便成为爱优腾增加收入最直接的方式。 可长视频会员收费在去年普涨一轮后，依旧无法扼制颓势。以腾讯和爱奇艺2021年财报为例，腾讯新闻、视频及音乐媒体广告收入为32亿元，同比下降25%；爱奇艺去年的净亏损达到了62亿元，已经连续11年无法扭亏为盈。 至于爱优腾为什么“钝刀割肉式”地一轮轮对会员涨价，或许是出于两点考量。一方面虽然用户在这个过程中存在持续性情绪变化，但价格机制本质上由供需关系决定，平台要平衡好成本结构与经营压力；另一方面，前几年长视频平台处于用户增长红利期，内容管控也没有当下如此严峻，所以还能在亏损中粉饰一下。 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也曾在亏损的泥潭中挣扎多年才得以盈利，所以爱优腾坚信自己也能等来“涅槃”。但对标奈飞的爱优腾在内容和商业模式上都存在“画虎画皮难画骨”的问题。 一方面，奈飞已培养出持续产出爆款内容的能力，经过长年累月的内容积淀其“内容资产”完全能满足新老会员多元化的视听诉求。即便奈飞后续减少内容成本投入，用户依旧愿意持续为其内容买单。 另一方面，国内外用户付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欧美用户已经养成了付费订阅习惯，奈飞不过是用更便宜的价格将原来有付费习惯的用户和产品转移到线上。本质上奈飞不是在创造一个市场，而是完成了一场消费方式的迁移。 反观国内的爱优腾，却在版权价格高企和内容同质化泥淖中越陷越深。《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综合视频平台中，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以及哔哩哔哩五大平台占据了88.3%的市场份额，爱优腾更是在十年内共计烧光了1000多亿元，但至今仍看不到盈利预期。 自2015年各大平台为囤版权争相竞价后，“流量明星 + 大IP = 爆款”的虚假繁荣一度让平台退化成唯流量论的拥趸。比如2017 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时，阿里大文娱总裁还公然说：“我们大数据分析过，观众根本不关心什么剧情，什么特效，大家就是喜欢看流量明星！” 于是，在长视频围猎版权的“军备竞赛”中，IP和流量明星待价而沽，平台也只能追高。根据中信证券的数据统计，仅2016 年，一二线明星的片酬就上涨250%；2017 年，明星片酬更是进一步上涨，以鹿晗、杨洋、郑爽为代表的新生代演员，甚至单部酬劳超过1亿。 这无疑进一步抬高了平台的内容成本。例如，腾讯原本与优酷协商各出 6 亿元拿下《如懿传》的播放权，结果腾讯豪掷13亿抢下独播权，溢价一个亿；再比如剧版《盗墓笔记》上线时，片方原本与优酷商定价格是2400万元，结果却被爱奇艺以6000万的价格抢下独家版权。 与此同时，网络电影的泡沫也被进一步吹大。仅以云合数据的《2020年中国网络电影行业年度报告》为例，2020 年投资成本在300万以下影片由51％缩减至40％，投资成本600万以上的影片占比攀升到了34％，1000万以上的影片占比也跃升至 12%。 可即便爱优腾斥巨资在内容成本投入上，但他们却未能培养出用户的忠诚度。过去几年，什么剧火就一涌而上，此后几十部同题材的剧集更是接连上线播出。对用户而言，自然是哪个平台上大 IP、出爆款，他们的热度和注意力便跟到哪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平台方和制作公司都在追求一种最为稳妥的回报模式。一位业内人士对虎嗅表示，长视频涌现如此多甜宠剧，说明这个类型在商业上比较成功，要知道，“用户审美和平台诉求不同，即便很多人吐槽，但这个类型的剧依旧会上。” 如此下去，不管是综艺节目还是影视剧集，长视频平台内容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倒逼观众倍速追剧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口碑和会员续费意愿自然也越来越低。 正如编剧汪海林吐槽的那样：“十年的时光，没有实现产业升级。1000 亿，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反倒是消灭了观众”。鉴于此，长视频会员一涨价用户便会情绪反弹。正如一位网友说道，“说到底，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烂片烂演技烂剧情’剧集出现不对等” 况且，爱优腾的会员权益并不“地道”。用户为视频平台充值是为了去广告的，结果平台有会员广告和插播广告小剧场；用户充钱为了更早看剧集更新，结果平台有超前点播“二次收费”；用户充钱为了精品内容，结果首页推荐的甜宠和古偶剧扎堆。 此外，高企的内容成本投入还为长视频平台埋下了一个“隐雷”，且近些年正越发拖累其经营状况。 简单来说，长视频平台会将版权内容投入算作“版权资产”，这部分成本在财务上普遍采取加速摊销方式，摊销金额逐年降低。 虽说奈飞也是加速摊销内容成本，但其底气在于，内容库丰富的影视剧集存在长尾效应，例如《纸牌屋》《怪奇物语》《鱿鱼游戏》等IP不仅击穿了文化壁垒和地缘政治向全球输出，还因其口碑持续拉动着会员数量的增长。 反观“爱优腾”，其内容库能带动长尾效应的优秀剧集非常有限，《人世间》和《开端》这样的爆款更是“可遇不可求”。 假设在极端情况下，一段时间内奈飞与爱优腾皆不再向内容采买及制作上做任何投入，可能奈飞会员续费波动不会太大，因为其丰富的版权剧集库已经建立起用户的付费心智；但爱优腾一旦停止内容成本投入，无论是会员规模还是流量，接下来都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一方面，爱优腾的会员续费和广告非常依赖“上新”。云合数据的《2021连续剧网播表现及用户分析报告》显示，去年上新国产连续剧456部，这意味着每天至少有一部新剧上线；另一方面，爱优腾在版权鏖战中并未形成一套成熟的优质内容持续生产能力，规模扩大也意味着成本同比例激增，完全无法沉淀差异化的竞争力。 况且，长视频为控制项目制作周期及项目失败带来的隐性成本，甜宠剧和玄幻剧模板化以及剧情俗套的问题被用户诟病多年。这样的项目即便第一年在财务上赚钱，但第二年摊销创造的会员续费和广告收益同比第一年会陡崖式下跌，其商业价值与摊销成本严重不匹配。 当爱优腾逐年累积的版权摊销资产越来越多，释放给经营端的财务压力会越来越重，且这种由财务带动的经营恶化是持续性的，最终内容摊销规模达百亿级别后很可能由线到面拖累公司的经营。 一位业内人士对虎嗅表示，“其实，平台管理层早就知道烧钱批量上低质量内容不可持续，但三家处在军备竞赛环境中，为了维持地位优势或是赌爆款不得不咬牙上。” 难怪优酷总裁樊路远去年对外表示，“我们三家什么时候能盈利？按照现在的生存环境，盈利指日可待那是痴心妄想。”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科技组 “表面上是一个手提电话，其实它是一个刮胡刀，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吹风机，其实它也是一个刮胡刀。” 在电影《国产凌凌漆》中，几项怪异的发明让男主荒诞不羁的形象跃然于荧幕。但受限于时代背景，周星驰的想象空间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比如说可以设计一个酒瓶，但其实它是一块显示屏；再比如，设计一个手提包，但其实它也是一块显示屏。这并不是艺术家的空想世界，而是柔宇科技制造的柔性屏产品。 相较于上面不切实际的创新，这家公司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头——折叠屏手机先驱。从时间上看，柔宇科技的确是最早推出商用折叠屏手机的厂商，还因此被BBC评为世界通信行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手机。 左手柔性屏应用，右手折叠屏手机，柔宇科技靠着这两个概念在过去十年里喜提了近百亿元融资。 但柔宇科技并没有如愿改变世界，它甚至无法拯救自己。自去年9月份以来，柔宇科技深陷欠薪和裁员风波，外界开始质疑这家公司是否有能力维持正常经营。 一位柔宇科技在职员工向虎嗅透漏，就在上周，柔宇科技向全体员工发送邮件表示，“公司各项业务运营高效有序，大部分项目均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并非全员放假。”而就在这封邮件发送之前，柔宇科技的大部分员工接到公司的口头通知，被要求“强制放假”。 不同于柔宇科技展示给员工的泰然自若，4月13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发了一篇名为《拯救柔宇》的文章，呼吁各级政府积极帮助柔宇科技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作为柔宇科技的独立董事，刘姝威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为深陷泥潭的柔宇寻得一线生机，但文章中对与柔宇自主技术及量产能力的描述却有待商榷。 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一家没有自主造血能力的公司，政府和资本真有必要伸出援手吗？ 2017年，柔宇科技在深圳市龙岗区投资建设了第一条可折叠全柔性显示屏量产线。在此之前，柔宇科技先后通过债权融资和D轮融资获得了8亿美元的项目资金。其投资阵容堪称豪华，包括汉富资本和檀实资本在内的一众国内外金融巨头悉数到场。 其实，这条产线在投产之初就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关注点多集中于这条产线的价格。根据柔宇科技官方网站的信息，这条产线的总投资额约为110亿元。而在此之前，业界同样的6代产线造价普遍在450亿到500亿元左右。 按照刘姝威的说法，柔宇科技这是在“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她说，“可折叠全柔性显示屏量产线，投资额仅为相同产量规模的传统显示面板产线的1/7，也就是65亿比465亿”。 刘姝威特意强调了“相同量产规模”，那么行业投资465亿元对应的量产规模是多少呢？这里可以参照去年年底投产的京东方重庆6代产线，该条产线总投资额刚好是465亿元，设计产能达到了每个月4万8千张。而柔宇科技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2018年，公司设计产能为1万2千张左右，但实际产能仅为1760张。 也就是说，所谓的柔宇科技产线投资额大幅减小，并不是其技术领先带来的提升，而仅仅是因为产能低效。况且，刘姝威所提到的65亿投资额与柔宇科技官方公布110亿，口径亦有出入。 不仅是产能方面存在问题，柔宇科技引以为傲的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究竟含金量几何也是一个疑问。 在《拯救柔宇》一文中，刘姝威对比了这一技术与传统LTPS技术路线，并表示前者“制造成本低于韩国三星主导的LTPS技术，具有更高的良品率以及更好的弯折性能。” 她说：“韩国已将与柔宇科技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相类似的非硅混合物半导体显示技术路线列为下一代国家级研究项目，由三星主导承接开发，计划2024年完成。” 这番言论着实颠覆了人们心中的传统认知。由于国内OLED行业起步较晚，中国面板厂商在这一领域中长期扮演着技术追赶者的角色。这一点在市场份额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三星AMOLED面板出货量达到4.8亿，以72.3%的全球市场份额保持着巨大优势。 而现在，三星显示要回头学习柔宇的技术路线了？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虎嗅还是本着求是的原则向三星显示方面求证，一位三星显示技术开发负责人明确表示，“两年前我们考察过这个技术，但并没有跟进的打算。” 与三星学习柔宇相比，更令人诧异的是后者足以让业内汗颜的良率。 迪显咨询总经理崔吉龙认为，“目前中国大陆面板厂商的OLED业务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行业内供过于求，其二就是良率问题。”但对于柔宇科技而言，良率似乎不是问题。 刘姝威称：“2021年第四季度，深圳市政府聘请多家专业机构对柔宇科技的全柔性屏投片生产线进行现场考核，历时1个月，考核投片良率81.6%。”这一水平已经与国内OLED巨头京东方相齐平，甚至略高于后者。但在柔宇科技的招股书上，产量数据似乎与这个数字不相匹配。 崔吉龙告诉虎嗅，“在不考虑库存的情况下，面板厂商的实际产量由设计产能、稼动率和良率三方面来决定。” 柔宇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1到6月，公司设计产能为2万3千3百张，同期产能利用率，即稼动率为5%，如果以81.6%的良率计算，那么可以算出2020年上半年柔宇科技的实际产量为952张大板。 通常情况下，一张6代AMOLED产线的大板能够切割成150到200个小片，考虑到折叠屏屏幕尺寸较大，那就以100个小片来计算，那么柔宇科技在这一时期生产的屏幕小片也应该是9万5千张左右。 但柔宇科技的招股书中，同时期屏幕小片的产量仅为4万8千张。前后矛盾的数据，或许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要么柔宇科技设计产能虚报，要么是良率存在问题。 就在《拯救柔宇》一文引发外界讨论的次日，刘姝威再度发文，这次她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解救方案：“第一步，柔宇科技进行从0到1的基础研究。第二步，柔宇科技与客户一起进行从1到N的研发。最难的就是第二步，类似柔宇科技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寻找客户正是他们的软肋”。 柔宇科技过去没有机会吗？恰恰相反，它曾经可能是最有机会的科技公司。早在2014年，柔宇科技就发布了世界最薄的彩色柔性显示屏，尽管此时的柔性屏还无法满足量产需求，但在这一时期，国内京东方等厂商甚至还没有对同类产品予以立项。 随着柔性显示屏的成功，各路资本开始涌向柔宇科技，IDG资本、松禾资本、深创投等等，这些初创公司想都不敢想的名字出现在柔宇科技的投资方名单中，就连知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也曾表示对错过柔宇的投资而懊悔不已。 此时的柔宇科技如果按照理想剧本发展，应该在日后掌控国内折叠屏行业的半壁江山。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折叠屏手机的商业化落地，柔宇科技并没有打入任何一家头部手机厂商的供应链，相反在2018年推出了自己的终端品牌“柔派”。 在智能手机的红海时代，不坐在产业链上游靠核心技术攫取利润，相反亲自下场做手机，这种战略让人不解。 一位产业链从业人士向虎嗅透漏，柔宇“不是没有与终端厂商接触过，而是终端厂都不买账，才不得已建立品牌自我消化。”关于柔宇科技被抛弃的原因，这位知情人并没有多说，但不难猜出，柔宇科技的折叠屏面板恐怕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如今来看，“柔派”的诞生更像是柔宇科技的无奈之举。 实际上，刘姝威提议的“与客户一起进行从1到N的研发”正是手机产业当下最时兴的风向之一。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在于，产业链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快速实现新技术的商业落地。 比如在去年大火的屏下摄像技术发布前，OPPO与京东方、小米与TCL华星、中兴与维信诺都达成了类似的上下游产业同盟，也就是说，机厂负责解决算法问题，面板厂负责解决屏幕材质问题。 但对于柔宇科技而言，抬头望去，产业链中却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此后的柔宇科技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终端品牌柔派。但在消费市场，这家公司同样折戟沉沙。柔宇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公司消费者产品营收约为8770万元，即使全部按折叠屏手机出货来算，考虑到其8788元的定价，柔派折叠屏手机销量仍不过万台。 在B端市场不受产业链待见，在C端市场不被消费者买账，这就是当下柔宇科技最真实的写照。 有人将柔宇科技的失败归结于过分依赖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但回顾国内显示行业，过去二十年里，从京东方到华星光电，再到惠科和深天马，哪个不是地方财政大笔资金投入后的结果？ 不同的是，这些公司能够认真考虑眼前的现实问题，并且在每一次的显示行业变革中谨慎前行，最终成为能够左右全球显示行业的关键力量。 但在当前的行业大背景下，哪怕柔宇科技脚踏实地地做屏幕，行业都无法再提供与过去相同的宝贵机会。因为当前中国显示行业的风向是如何限制产能过剩和厂商的无序扩产，而不是刺激产能增长。 错过历史机遇的柔宇科技，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着国内“概念公司”们的一次次空想 。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丨虎嗅汽车组 造车先耍嘴皮子这件事，是新势力起的头。 国外，特斯拉的老板“宇宙网红”埃隆·马斯克在疯狂发推打样。国内，“蔚小理”的三位掌门忙着像素级复刻。 这些争议性语录中，蔚来的李斌贡献得最多，随便说几条：“在中国超越特斯拉没什么难度”、“汽油车能去的地方电动车都能去”、“保时捷工厂比不上江淮工厂”、“马斯克不懂自动驾驶”、“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买油车”。 李想也是嘴不饶人，代表作有：“一帮搞臭技术的，天天冲我们BB，他们搞出来什么屁技术了”、 “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祝愿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汞，脑子里装满了汞！” 何小鹏面相老实，但偏爱暗讽，他说：“智能汽车的核心在运营，而不在制造”、 “丰田炮轰电动车让我想起诺基亚被收购时落泪的几十名高管”、“我买了很多白酒，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马斯克有胆挑衅大众、宝马、福特和通用，是因为特斯拉的确以一己之力让整个汽车工业提速跨入了智能电动时代。但“蔚小理”老板们浑身是嘴，一方面是入行初期缺乏对汽车工业最基本的敬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营销费用捉襟见肘，只能以免费的老板为支点，尝试撬动舆论的热点。 这股“打嘴仗”的风气，很快就从“蔚小理”开始外溢，传染到了传统势力身上。比如最近智己汽车CEO刘涛就发表过“加上税花接近50万买BBA的用户，是比较悲惨的，也是比较无奈的”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让德系三强的用户第一次觉得自己命运悲惨，娴熟运用“饭圈”中的拉踩手法， 传统势力更多时候是在为自己打抱不平：我们老老实实研发，起早贪黑生产，规规矩矩卖车，就是嘴笨了点，怎么活得还不如这些油嘴滑舌的了？ 长城汽车旗下魏牌，就是曾经沉默的大多数。但现在，被新势力做法震醒过来的他们，开始尝试一条“不大老实”的品牌塑造之路。 4月13日，魏牌CMO乔心昱在微博激情开麦，他说新势力更像是把汽车当手机做，只做自己擅长的东西或者说最表面的东西，然后疯狂砸钱，用所谓的“新”让消费者一叶障目。当新势力把预算花在营销上时，我们确是花在了研发上。 听起来很刺耳，指向性也很明确。但乔心昱的老板，魏牌CEO李瑞峰更狠，他曾经说：“随着纯电的普及，在节假日的高速和景区里，多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充电一小时，排队一整天。外出一日游，秒变充电游。” 此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据传也在酒醉状态下表达过类似“新势力懂个屁，李想、李斌都不懂技术，小鹏只懂软件”的观点。 从调动情绪，挑起争议的角度看，换名字后的魏牌相比之前笨嘴笨舌的魏派，明显是开窍了，一口气蹦金句也不费力了。可我们认为，喊话新势力可以，但是没必要。相比舆论场上，通过牙尖嘴利获得的短暂胜利，长久位居中国汽车销量榜前列才更有意义，毕竟魏牌可是长城汽车埋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的新基盘。想做大哥的人，不能老和小弟干嘴仗。 2016年11月广州车展前夕，WEY品牌正式发布。这个名字的来历和奔驰、保时捷、宾利、迈巴赫一样朴素，因为那就是长城汽车创始人魏建军的姓氏。WEY品牌的出现成就了两个第一：第一个以创始人姓氏命名的中国汽车品牌和第一个中国本土豪华汽车品牌。 WEY的标识像许多世界知名汽车品牌一样，源自于公司发源地和创始人故乡。魏建军把中国保定的标志性建筑“保定直隶总督府大旗杆”，装在了每一台下线的WEY牌新车上。在魏建军亲自出演的宣传片里，这位保定漂移王子对WEY的标识很满意，但对这个名字却十分犹豫，他说：“我担心它是否过于大胆。” 但有什么能比赌上全部身家与过往战绩，创一个全新的中国豪华品牌更大胆呢？ 2017年4月，创立半年的WEY牌开始量产，第一台是售价16万到19万的VV7。这个价钱现在听起来一点也不豪华，甚至有些低廉。但在当时，落地超过20万的VV7一举顶穿了自主品牌15万的价格天花板，成为中国品牌20万元车型的守门员。 4个月后，第二台量产车VV5下线，售价落位12万至17万。VV5开创了一个先河，即首次挑战美规车顶静压测试并通过。当时的WEY牌为了宣传VV5有多拼命呢，拼命到让WEY品牌CEO严思直接坐进顶着超过6吨集装箱的车内，一脸轻松地接受采访。 2017年法兰克福车展，VV5以量产车身份位列德国《焦点》周刊选出的“车展最成功的五大车型”之一，身边要么是保时捷911 GT3这种普通人难以触及的金字塔尖，要么是奥迪、本田等生产线上根本找不到的概念车。 2017年，WEY牌累计销量8.6万台。第二年 WEY牌签约C罗作为品牌代言人，销量13.9万台。2019年WEY牌发布了第三款车型VV6，中文名称“魏派”开始出现在车尾。同年10月，WEY牌第30万台整车在长城汽车徐水工厂下线。创立3年，WEY牌成为首个最快达成30万台整车生产的中国豪华品牌。 这一年，魏建军给WEY牌写下三个发展关键词：用户、技术和全球化。但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派开始进入销量下行通道：2018年，魏派有8个月销量破万。2019年只有4个月破万，到2020年就只有1个月了。 好不容易撑起的“中国豪华品牌”人设命悬一线，魏建军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创造的“以品类建品牌”战略还没有失败过。哈弗是中国经济型SUV市场领导者，欧拉是全球最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坦克是全球第一越野品牌，沙龙是豪华智能电动车品牌，炮是全球皮卡龙头品牌。 魏牌是什么？魏建军心里门儿清，但说不清。于是，他一厢情愿地用“豪华”二字去归纳概括。实际上，魏牌是长城汽车坚定不移高端化的扛旗者。这面大旗树起在燃油车时代，招展在新能源时代。 但从2020年到今天的现实情况是，平台和产品都源自哈弗的魏牌，在度过了每个新品牌都有的以新鲜感为基础的蜜月期后，不出意外地高开低走，踏上了一条没有下一个路标的弯路。去年，在长城汽车版图里，哈弗销量77万，占比60%，皮卡销量23万台，占比18%；欧拉销量13.5万台，占比11%；坦克销量8.5万，占比7%。而魏牌销量最少，只有5.8万台，占比5%。 但即便如此，魏牌在长城汽车帝国里的分量与意义，也无品牌能及。因为太红而主动剥离魏牌的坦克，只能在硬派越野这样的小众市场里继续觅食求生，功再高也盖不了主。 问他能做什么，先要知道他是谁。 李瑞峰，2003年从河北经贸大学毕业，选择加入长城汽车担任销售。2009年升任长城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升任长城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2020年年中，出任魏牌首席执行官。 简单总结，李瑞峰是长城体系培养出的嫡系帅才，是魏建军的心腹大将，是进了长城汽车公司大门，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朝阳南大街2266号的忠诚卫士。李瑞峰在长城汽车的权力有多大？大到长城汽车前营销四大天王——刘智丰、柳燕、宁述勇和文飞，都要直接汇报给他。 熟悉李瑞峰的媒体曾将他描述为一名“双面悍匪”：他日常喜怒不形于色，情绪鲜有波澜。一旦站在传统豪华品牌和造车新势力阵前，匪气十足，端上刺刀，带头冲锋。 在接手魏牌快两年的时间里，李瑞峰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二次冲高。 但冲的不再是传统高端市场，而是高端新能源市场。怎么冲呢？高端纯电有特斯拉、蔚来和部分小鹏把持。那只能切换赛道，选择“骑墙”的混合动力，这样变化下思路，魏牌拿的上台面的对手就只剩下增程式混动霸主理想ONE。 魏牌这样做，有三方面考量：第一，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298.9万台，混动车型销量54.5万台，同比增长171.2%，增速超过纯电车型2.6个百分点；第二，纯电动车续航虚标、补能不变以及保值率低等困局尚未有终极解法出现，务实的消费者更乐意接受没有前述焦虑的混动车型；第三，插电混动在非限行城市的市场被打开，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产品驱动。 李瑞峰觉得，魏牌的技术能力，比新老玩家都高出一个水平，他曾多次公开表示“魏牌DHT混联是全球最好的新能源技术”，也曾反复强调新势力造车不但没有解决用户的焦虑，甚至还创造了新的焦虑。 这话不假。从纸面上分析，DHT混联融合了发动机与电机的优势，用两档的方案解决了电动和插电混动的技术痛点，满足日常出行需求很合适。但问题在于，“全球最好“不是靠自吹自擂堆砌出来的，而是靠用户口碑积累出来的。丰田汽车质量好，不是靠丰田章男发推特发出来的，是全球千百万车主聚沙成塔而成的。而形成用户口碑的前提是，足够丰富的用户触点。 汽车是综合性、结构性的体验，新势力能迅速积攒口碑，做的就是全维体验。从坚持直营，到用户共创，从自建充电桩换电站，到包办维修保养，新势力拉通了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体验流程，并阶梯式提高了用户体验。这是魏牌过去不太擅长的部分，靠李瑞峰和一众魏牌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和新势力打嘴仗，是补不起来的。靠的只有沉下心来，学习“蔚小理”，一步一步做用户运营和服务。 其实，魏牌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生于斯长于斯的豪华品牌，和带有“国之光环”的红旗不同，和脱胎于海外品牌沃尔沃的领克不同，和从国有企业上汽身体里长出来的智己更不一样，魏牌是被市场催生出的豪华品牌。李瑞峰把魏牌此次变革定义为“一场向死而生的仗”。从场面上看，这场仗魏牌确实在打，但火力还远没有开到最大。 有两个细节：第一，李瑞峰透露，一位用户在新车上市初期曾写过一篇长达5000字的改进建议，魏牌高管们从中列出了51个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地了40个。从好的方面来看，团队的确从善如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台魏牌新车能被一位普通用户挑出51个毛病，其中8成是正确的，这是有多不了解用户需求。 第二，李瑞峰开通微博的时间是魏牌新车上市的前1天，乔心昱是前3天。如果真有心和用户交朋友，微博这样公开且重要的沟通渠道早该开放，而不是配合新车上市，临阵磨枪。 长城汽车过去的成绩有目共睹，魏牌的自我颠覆性成长也在进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厘清品牌建构路线，尽快竖起真正的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大旗。 至于耍嘴皮子这件事，本就是新势力起的头，不如让新势力继续干下去。没人想听魏牌瞎说，大家都等着看魏牌破灭新势力造车神话这出好戏呢。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医疗组 多打一针可能“救命”。 近期，第五波疫情香港死亡病例的初步分析结果公布。这份由香港卫生署提供数据，香港医管局做出分析的报告显示：截至4月13日，逝者年龄中位数为86岁，超过95%的逝者年龄在60岁及以上，而且他们中间73%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更进一步分析显示，没有接种疫苗人群的死亡率达到2.97%，接种三针疫苗者的死亡率为0.04%。也就是说，接种三针疫苗，可以将死亡率降低98.7%。即便是接种一针，死亡率也将直降67.3%。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告诉虎嗅。“这是数千香港老人用生命换来的经验，都是真实世界的数据，希望可以引起重视。” 这份报告呼吁：“接种任何三剂疫苗，死亡风险都将大幅减少，特别是较年长的年龄组别”！ 实际上，关于老年人接种疫苗的重要作用，专家们一直在强调。 早在第五波疫情起步之时，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曾提出，疫苗是保护人体最好的武器。他说，“可以24小时保护人体的只有疫苗”。特别是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越高。“现在接种疫苗的意愿已经很高了，但是要延伸到全部老年人群体”。 上海疫情之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曾以香港为例，提出第三针疫苗对于预防重症和降低病死率都有重要作用。老年人，特别是护理院的老人，如果不打第三针加强免疫，口罩就不能摘。“不打疫苗不一定出事，但是有事的大多数都是没打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更是身体力行。4月8日为南开大学进行的一场在线直播中，根据中国“动态清零”策略，他给出的建议就是“使用异种疫苗作为序贯免疫”，不仅能够减少重症率和死亡率，还能减少感染力进程。而他本人也已经接种了重组蛋白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 为什么多打一针新冠疫苗效果明显增强？风险最高的老人为什么接种疫苗进度更慢？家里老人不出门、有基础病到底要不要打这一针？ 金冬雁在总结香港疫情的报告中写下，“第五波疫情大多数是突破性感染。” ，其中，“大多数”所占比例是81.8%。 今年1月，奥密克戎掀起全球第五波疫情之初，有研究者对其免疫逃逸的结构基础进行了研究。在论文中，研究者指出，新毒株的刺突蛋白上有37个突变。刺突蛋白与人体细胞结合相关，这上面的每一点突变都是令人担忧的。 仅在病毒刺突蛋白与人体结合的RBD区域和N末端结构NTD，就分别有15个和11个突变，这些突变导致了先前感染或接种过疫苗个体的血浆中和活性严重减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密克戎的RBD区域。 此前的研究证明，奥密克戎更容易与人体细胞结合，因为“钥匙”RBD与人体细胞上的“锁”ACE2的亲和力，相比武汉疫情时期的新冠毒株提高了约2.4倍。这次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仅RBD上的N501Y 突变一个，就将奥密克戎与人体细胞ACE2间的结合能力提高了6倍。 此外，一般的重点关注变异株，在RBD、NTD以及呋喃裂解点位等与新冠病毒感染和致病相关的区域之外，很少突变。奥密克戎却在这三个区域外还有8个突变。 这些点位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疫苗免疫或感染免疫效应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这些综合作用下，奥密克戎毒株不仅传播能力更强，也能更轻松地跨越自然免疫和疫苗免疫的屏障，造成突破性感染。 更强的逃逸能力下，现有疫苗的保护能力都明显下降。 张文宏团队4月7日在预印本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明确指出，两剂灭活疫苗已经不足以针对新变体提供全面保护。无论是同源还是异源的加强针，都可以减少奥密克戎从中和抗体中逃逸的情况。 这项研究也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德尔塔后，针对奥密克戎的抗体滴度，远低于接种疫苗加强针的水平。也就是说，接种疫苗加强针所激发的中和抗体比自然感染还要高。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体之间的抗原差异有关”。 而在奥密克戎的各个子变体中，BA.2相比BA.1只是传播能力更强，而不是免疫逃避能力更强。这篇报道同时指出，奥密可戎亚系，如最近报道的三种重组谱系XD，XE和XF与BA.1、BA.1.1、BA.2 和 BA.3等，并无显著差异。 这也意味着，广泛推广疫苗加强针接种，仍然可以有效预防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和重症发生。 这一点也与港大研究者以及钟南山团队等的最新研究结果相互验证。 港大学者研究发现，以中和抗体为指标，两针疫苗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力几乎为零，而接种第三针后则达到一个新的峰值。 金冬雁向虎嗅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身体再次接触到抗原后，原先能与之结合的抗体的产生细胞会大量扩增，在这个过程中抗体也会突变，变得越来越具有亲和力，中和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了。 钟南山院士在上述的线上直播中指出，通过实验室对疫苗免疫原性分析发现，两剂灭活疫苗接种后，使用异种疫苗加强，会使血清中中和抗体水平以及特异性CD4活性，都达到了比三针灭活疫苗更好的效果。 他公布的一项巴西异源性疫苗接种结果也显示，接种两针科兴疫苗6个月后，疫苗防感染的保护率降到了34.7%，防重症率为72.5%。而此时如果加强一针mRNA疫苗，14到30天后疫苗抗感染的有效性激增到92.7%，防重症率达到97.3%。 现在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隐蔽，往往在发现时已经形成了社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疫苗，构建免疫屏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根基。特别是，奥密克戎对于老年人仍然是可以致命的。 保护老人是对战奥密克戎的关键。 根据金冬雁总结，香港本轮疫情99%都是轻症和无症状。 尽管如此，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虽然奥密克戎的致病性已经远不如德尔塔，但是还是会有一定比例患者出现重症。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表示，奥密克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德尔塔。 老年人无疑是最薄弱的突破口。 最新研究显示，重症很可能与新冠病毒对免疫细胞的感染有关。近日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者撰文指出，在人体中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前哨”，可以感知入侵感染并作出一系列反应“杀死”入侵者，但是在Fcγ受体的介导之下，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这两种细胞。 来自这两种细胞的“自杀式反击”虽然会中止感染，但是也会触动新冠肺炎发病机制并引发全身性炎症。 研究者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重症，以急性呼吸窘迫为特征，可导致老年人以及合并症患者发展成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 老年人抵抗力差、往往身患基础疾病，特别是癌症等重大疾病，这种炎症反应，还可能加重其原有病情。也正因为此，他们是新冠疫情中最高危的人群。 从香港数据中也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截至4月13日，香港报告的8735个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中，其中8394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达到96%；80岁以上老人达到6208人，占到了71%左右。 而前述波士顿儿童医院专家的研究也显示，疫苗受体血浆则不会促进抗体依赖性单核细胞感染。 事实证明，没有疫苗保护的老年人处境更加危险。香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80岁以上老人死亡率高达16.18%，是已经接种3针疫苗同龄人的16.5倍；在70岁到79岁人群中，没有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是接种3针疫苗者的38.9倍；而在60到69岁人群中，这个比例达到50倍以上！ 奥密克戎为流行株的全球第五波疫情中，香港感染人数超过百万；1-3月，中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感染人数达到十多万人；上海日增感染人数也一度超过了2.8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给老人打新冠疫苗，特别是加强针接种，已经成了对抗奥密克戎、决战新冠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很多老人却没有及时接种疫苗。对此，金冬雁分析，仅就香港而言，老人不打疫苗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疫情在之前已经较少，觉得没有打的必要了；另一方面，担心副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人处于高危境地应该接种疫苗，但又担心疫苗产生不良反应会造成身体伤害。这使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境地。 金冬雁向虎嗅表示，“灭活疫苗比mRNA疫苗还要安全，97%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种。”虽然在最开始也有一些误导信息，认为有免疫问题的人或是癌症患者不能接种，后来证明都是不对的。 可以看到，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中，即便是恶性肿瘤患者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美国药理学博士张洪涛在撰文中强调，只要这些癌症患者不是正在发烧或正处于急性治疗期或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在4月1日的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王庆华也仅列出了很少的暂缓接种情况，包括：正在发热或者慢性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格林巴利以及横贯性脊髓炎和脱髓鞘病等一些相关疾病，如果没有得到控制等情况，可以暂缓接种。 数千香港老人因疫情离世，是一个悲剧。为了悲剧不再重演，香港也在大力推动新冠疫苗接种。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官网上看，目前老年人群疫苗接种率已经大幅提升，从最开始的不到20%，增加到了60%以上。接种两剂的比例也提高到了48.28%。 同时他们也正在推进老年人的第四针接种。根据当地政府通知，已接种三剂疫苗的60岁以上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3个月以后，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以加强保障。 常荣山告诉虎嗅，不能认为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不接种疫苗。事实上，在以往疫情爆发中，也曾出现过足不出户的老人被感染的情况。常荣山说。“奥密克戎的特点，就是普通的物理防控无效，传播力极强，无症状感染者特别多。年轻人感染率高，活动人群即使感染了也不需要住院，他们会围绕在老年人群周围；一旦某区域突破防控，社区全员总感染率很容易突破1%，这样，传染链一定会延伸到老年人群体，并且出现重症。如果没有接种疫苗，老人感染后出现病亡就是不可阻止的了。” 他认为，为了确保接种效果，老人疫苗接种之后还应该加入抗体检测，确保他们体内产生了保护阈值之上的抗新冠中和抗体。 “抗体、抗原、核酸”三管齐下，形成对老年人群的全方位保护。 按照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回答记者提问所说的，截至4月初，中国已有2.24亿60岁以上老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13亿人，完成加强免疫的有1.44亿人。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2.64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4200万老年人完全没有接种疫苗、超过1亿人没有完成加强免疫，一旦奥密克戎形成社区传播，他们将首先陷入危险的境地。 而从整体数据看，目前中国内地老人整体两针疫苗接种率不到81%。在北京、深圳，老人接种率也刚达到了80%和67%。4月14日上海报告的病例中，也出现了9例重症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8例都是7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老人。 最危险的80岁以上人群，他们在香港三针接种率不到20%；另据4月12日发布会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第三针疫苗的接种率约为19.7%，也不到20% 从这个意义上讲，给这些老人接种疫苗等于是加固抗疫中的防控薄弱环节。雷正龙在会上呼吁，除了需要暂缓接种的情况，希望老年人及时按照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符合条件的及时完成加强免疫。 有学者统计，目前亚洲高龄人口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他们的两针接种率已经超过90%，其中日本和新加坡分别达到98%和94%。 金冬雁向虎嗅介绍说，为了推进这项工作，香港甚至还推出了接种疫苗抽奖中房子和汽车的形式。“香港官方的目标已经是将老人两针的接种率提高到90%以上，第三针也要尽量提高。” 同期，北京、深圳等城市也在花样翻新地以购物券、牛奶、食用油，甚至是直接给现金等奖励形式，鼓励老人接种疫苗。 接下来这场保护中国老人的“战役”，可谓任务艰巨。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上海，静安路，凌晨0:20。 90后骑手钟海南手机响起，一个女声焦急而低声地询问：“奶粉什么时候送到？” 此时，钟海南刚送完这一天的第22单，在过去18个小时中，他几乎未做停歇，只在等车加油时扒拉了几口泡面，算是中场休息。钟海南配送的东西以奶粉、尿布为主，这些订单均通过网络平台下单并由线下门店履约供货。但在整个链条中，被隔离在家的消费者、供货门店以及网络平台只在“虚拟世界发生联系”，最终由开着运货小车、配有通行证的钟海南完成现实世界的连接。 就在钟海南接电话处不远，23岁的团长宋明明正在统计着最新的订单。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宋明明终于在超过1万人的小区中获得了400多名固定“团员”，团员们更像是活在一个社区电商构筑成的“虚拟宇宙”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久”未谋面，却通过微信群和购物链接感知彼此。宋明明扮演的是这个特殊世界的纽带，她不仅负责给每一户配送白菜、萝卜，也需要传递更为珍贵的“东西”，比如在一次送萝卜时，一个年轻男生突然问她“今天外面下雨是什么味道？” 钟海南、宋明明是疫情下上海的“互联网缩影”：当现实世界因为自然原因而“暂时搁浅”时，互联网和其所根植的“虚拟世界”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互联网大厂开始通过物流、货源和供应链给特殊状态下的“生活基础件”加固；而那些“诞生”于互联网平台的职业人，像一个个触角和终端一般扮演着网络和现实世界的关键节点。 截至4月14日，互联网平台们正在持续抽调人力和物资支援上海。叮咚买菜持续向上海供应蔬果和肉禽蛋，最高时一天供应量超过850吨；天猫聚划算已有超过100吨民生物品陆续装车发货，而淘菜菜累计向上海供应物资200万斤…… 这并非只是“物资供给保卫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场提前到来的互联网平台大考：一场对过去五年各大平台的供应链、运力体系、科技实力乃至企业文化的全方位考验。以及，人们通过疫情下的“物资紧张”窥探到了中国互联网电商进化的焦点方向，如无人配送、智能分拣、自动驾驶、无人仓储、高智能电商AI以及具备小单快反能力的智能柔性供应链等等。 有某互联网平台仓储物流负责人告诉虎嗅，本次上海考验，题目是“逐渐变难的”。“一开始是运力不足，于是各大平台都抽调骑手增加运力；在上海、昆山等地大仓受困后，物资出现紧张，于是快速调货能力成为了考验的关键；随着时间延长，平台和平台奋战在一线的人员都面临压力叠加的挑战，这意味着公司的企业文化开始经受考验。”他用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悟：平台在努力，平台不完美。 一些细节已经成为互联网平台复盘的焦点。比如，大量骑手发现“导航”和“算法推荐的路线”不可靠。在疫情期间，上海的小区大多只有一个出入口“开放”，而导航系统和平台推荐路线依然以日常的“最优选”规划。例如，当一些骑手开始配送物资时，往往按照“路线规划”去了北门，结果发现只有南门可以出入，而对于上海一些能容纳数万人的小区而言，从北门到南门意味着至少20分钟的时间被浪费。 既有的企业文化和平台薪酬福利也开始面临巨大挑战，某电商平台的部分骑手开始接上了私活。一位不愿具名的骑手告诉虎嗅，晚上接私活，一单200到300元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平台薪酬体系内配送一单的收入。而这就会导致，在一些时段内平台运力不足。骑手说：“我们平时送货就是固定在几个小区，跟住户非常熟悉，他们会给我们打电话，问能不能帮跑腿然后给一些辛苦费。” 以及，互联网平台开始反思模式和技术创新。据悉，有平台客服被多次询问“能否派无人机从窗户配送”，还有消费者留言建议平台“用直升机带着无人设备降落在小区楼顶，然后逐层向下配送”。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2019年以来各大平台都加大了研发投入，但更智能化的技术距离实现商业化还需时日。上述人士直言，眼下“人”尚不能被机器彻底取代，而“人”作为互联网平台“投放”到现实世界的终端，除了“功能属性”外，还有不可或缺的感性价值。 这也是无数大厂“小人物”正在上海提供的非凡价值。他们可能只是司机、骑手、分拣员、团长，或者只是通过网络“供货”的菜农、厨子，但他们正在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关键节点。在一个纯粹的赛博时代和元宇宙时代尚未开启之际，他们意味深远、不可或缺。 00后骑手杨卫豪加入美团已经快两年了，他负责杨浦区的药品配送。疫情给他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杨卫豪的送货路上近乎“空无一人”；以及消费者的耐心更多了，有多位客户通过APP给骑手留言，让杨卫豪“不急于赶路，只要送到就行。” 疫情期间，杨卫豪所在区域能够买药的门店总共只有四家，而订单多以慢性病药、日常药为主，一些病患由于不能去医院而必须以网络方式买药。 互联网在这一瞬间扮演着“问题解决者”的角色，但它并不足够。比如，有消费者拜托杨卫豪帮忙“顺手买点其他东西”，按照平台要求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在疫情下，每一个人都会因“恻隐之心”而思考“既定规则”之外的温暖人情。 杨卫豪坦承，他会在能力范围内帮助用户买一些东西，他说自己无法“熟视无睹”，他想帮助别人，而不仅仅只做平台规定他做的那些。 钟海南是饿了么的“骑手”，从4月2日成为“宝宝关爱专车”项目的第一位司机后，他肩负着超过230多个上海家庭的奶粉供给。在疫情封控最严的阶段，他只能从一个地方拿货然后全上海送货，最远的一次他跑了60多公里才送完一单。 钟海南告诉虎嗅，他会在深夜继续送单，而这已经超过了平台设置的“常规时间”，让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买不到奶粉的人在夜里着急。他说：“我曾经是军人，军队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只要她们需要，无论多晚我都去送。” 和送药的杨卫豪一样，疫情下的钟海南是这个城市最基层的关键一环：网络世界和线下供应链构建出了庞大的“商业体系”，但最终需要人去完成这关键的“交付”。而人是活的：相比于追求确定性的互联网逻辑，人基于情感、思考和价值观，能够带来“规则”之外的价值。 段林勇是叮咚买菜前置仓配送员，他在配送过程中发现“鸡蛋”极度紧俏，每天他所在前置仓的鸡蛋都会被早早抢购一空，但依然有很多用户焦急询问“哪里可以买到鸡蛋”。于是，段林勇开始留意身边的“鸡蛋”，一天段林勇发现自己所在园区里出现了一批鸡蛋，他连忙把消息发到用户群，结果多位用户要求代购。从这一天开始，段林勇把自己的午餐时间挤出来，在不收跑腿费的情况下，帮大家买鸡蛋。 超越“日常思维”和“常规”的，还有货运司机。 京东司机李凯乐和伙伴创下了纪录：4月5日，在连续行驶5天4夜后，李凯乐的冷链物流车抵达上海。他的车从克拉玛依出发，装载10吨新疆羊肉，行驶5100公里抵达目的地。 3月31日晚上，刚从西安抵达乌鲁木齐的李凯乐接到了任务，他连忙去北屯市装上羊肉，然后行驶到克拉玛依开具证明。这是一趟并不轻松的“旅行”，在整个5100公里的道路上，二人一车的李凯乐和同事要确保行程码不能带星，这导致他们一路上不敢下高速、不敢耽搁。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正常情况下冷链物流车的司机需要在行驶过程中阶段性休息，但疫情让“常规”被打破，当李凯乐将羊肉送达上海宝山的指定库房后，他如释重负。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大厂运营负责人告诉虎嗅：“‘人’正在弥补互联网生存法则。”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大厂们高度强调制度、绩效、投入回报以及人效，“用数字去评估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但在疫情期间，互联网通过一个个终端的人展现出了更温情的一面，它不是冰冷的，是鲜活的。” 一位在上海奋战了十余天的95后骑手小哥表示，他平时最大的乐趣是玩游戏，他享受游戏中的英雄感。现在疫情期间，他发现自己有了一些“钱之外的动力”，当他驾驶着电瓶车“飞驰”在空荡荡的上海马路上、配送箱里放着很多人急求的物资时，他仿佛穿越到了游戏世界，成为“英雄”，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一刻有被需要的感觉。” 除了骑手和司机们，还有团长 团长李晓俊的双腿“没有”知觉了。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在过去数小时里，李晓俊一个人完成了3600件订单的送货。由于封控限制，她所在小区内的电梯基本关停，所有用户都不能自提，这意味着李晓俊需要逐一上门送货。 在3月初成为小区志愿者后，李晓俊发现很多住户存在买菜困难。当时李晓俊询问了正在做团长的朋友，并和平台建立联系，在3月15日正式在“多多买菜”体系内开团，然后成为了团长。 李晓俊所在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成为团长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通过居委会的审核和同意，另一方面需要迅速收集住户的需求并“高效”配送。 团长是整个链条上终端的一环，挑战之一是需求量、物资和运力的匹配。由于当时李晓俊本身是志愿者，已经成立了多个小微信群，但“开团”后，海量的需求超过了小群能够支撑的限度，最终李晓俊建立了买菜大群。但李晓俊的挑战依然很大，作为志愿者的他需要上午忙于志愿者工作，然后下午和晚上完成团长工作。每天下午，李晓俊会“开团”，在详细统计居民订单后，他要完成从接收货到核对以及配送的多个环节。 在疫情影响下，这些环节都需要人来完成，而无法通过机器或智能化系统替代。而且因为一些特殊因素，进一步让“人”变得无法替代。比如在李晓俊的小区内，有一些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为了让他们能够吃到菜，李晓俊需要跟负责买菜的人沟通反馈，以争取正常订单之外的更多“补给”，甚至需要在一些关键时刻协调一些物资，让老人能够吃饱。 宋明明的团比李晓俊略小一些，但她深刻感受到在疫情压力下，互联网力量存在影响力“边界”，而人正在成为边界之外“互联网力量”的关键延伸。在4月初，她在群里“开团”鸡蛋，当时她通过淘宝找到了供货者，但对方要求“300份起才能发货”，这意味着宋明明需要先买下这3000个鸡蛋。 这就是疫情下物资供应的缩影：来自网络的供货方出于效率和运输成本考量，不可能让订单“无限小”，比如你很难找到愿意因“10个鸡蛋的小单”而发货的店主或者配送骑手。于是这演变为一个断裂的链接——要么凑齐300单，要么无法下单。 但，凑齐订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复杂的通行审核和消杀政策之外，还有人与人的信任。大部分在疫情中扮演团长的人往往拥有两类身份特质：或者本身是小区志愿者，或者本身是在小区内拥有较高知名度或影响力的人。而这种信任成本，通过既有的互联网世界并不能迅速建立：曾有人试图通过微信扫一扫添加周边邻居和自己一起买菜，但最终发觉很难迅速建立起百人大群。 宋明明说：“过去近二十年的互联网时代，让人与人现实世界的连接弱化，如果没有疫情，很多邻居是不会有往来的。在疫情影响下，人们试图重建连接，这时候，人就成为了关键纽带。”她向虎嗅分享了一个细节，在她的小区内有一家老人不会使用手机，在物资紧缺的阶段，宋明明发现有一个“团员”买了70份午餐肉，当时她在送货的箱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能否给我5个午餐肉？我想送到三层的独居老人家里。”然后留下了自己电话。当天晚上宋明明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她：愿意给10个。第二天，宋明明在送货时，取到了午餐肉送到老人家里，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特意拿出两个苹果“拜托宋明明帮着送回去”。 宋明明说：“他们是间隔两层的邻居，在一个楼里生活了5年多却互相不知道名字，但在疫情下他们产生了互动。” 有资深社区电商分析师告诉虎嗅，疫情可能会让平台重新思考社区电商这一模式的未来。“我们过去坚信机器可以取代人，但团长们在此时此刻扮演的角色、其赋予消费者的情感价值和信任价值，是AI或算法难以取代的。” 绿行者大田负责人刘元军每天七点就会抵达公司位于上海的基地，此时两辆车长7米左右的冷链货车已经开始装货：生菜、白菜、土豆、萝卜、柿子椒以及多种水果。 疫情来临后，刘元军所在的公司成为了上海保供企业之一。在完成早晨的装货后，两辆货车便会在接下来超过15个小时的时间里覆盖全上海送货。 在疫情前，绿行者在天猫开设了自己的旗舰店，同时也是叮咚等平台的供货者。疫情让他们开始加速“直面”用户。刘元军说他最焦虑的事情是“履约率下降”，“我们其实没有运力，要靠自己的员工来配送，我们员工很多是坐办公室的，体力并无优势，大家穿着防护服、不敢多喝水、一般一天只吃一顿饭。”由于疫情封控，每天到公司前，刘元军都不知道今天能来几个员工，可能有的员工昨天还奋战在配送一线，今天就已经被隔离了。 在过去五年中，农品成为了各大平台关注的焦点，一些“模式和套路”逐渐成熟。但在疫情下，很多过去既定的打法正在发生变化。比如，为了提高效率，刘元军的团队优化了打包环节。在以往，2.5公斤的蔬菜就需要打包，而如今这一界限改为了5公斤。一些用于美化而无实际意义的包装手段也被迅速优化，以节省成本和装载空间。 一位在上海提供鸡蛋的农品基地负责人告诉虎嗅，在疫情前大部分电商端的鸡蛋类产品不仅需要在产品宣传时“重点宣传”各种营养成分和更低的含菌度，还需要在包装上想办法变得精美好看。“甚至有品牌请日系风格设计师，设计简约美的盒子。”但疫情下，上海的鸡蛋消费回归了更质朴的一面：人们看重的是最实在的“蛋白质”三个字。而且此时供货和配送鸡蛋变得更追求效率：追求的是最短时间内把更多的鸡蛋平稳送到小区。 受疫情影响的“食物”不仅有鸡蛋，还有“面”。 疫情期间和府捞面在上海提供了团购业务，目前在上海的和府捞面拥有约500个团长。和平日的团购或电商产品不同，疫情下，保存时间更长的产品开始成为“刚需”，这意味着组货策略的改变，更多“长保”类产品开始上架。和府捞面的相关人士告诉虎嗅，疫情让他们加速了“触网”。在部分线下门店业务搁置的状态下，品牌通过互联网加速转型，并适应基于“互联网+团长”构建起的渠道。 一位深耕生鲜肉类的产品负责人则向虎嗅描述了在疫情影响下，“肉”带给互联网的挑战。在日常，他的基地只做门店供应，从未通过网络进行供货，疫情来临后，他开始通过电商平台和团购系统供货。由于部分小区有严格的消毒和封控限制，货物送到小区门口后，并不能及时配送到住户手中，而一些肉品会在放置几小时后出现品质下降的问题。 在日常，这种“品质下降”是可以规避的，因为大部分消费者会尽快签收。但疫情影响下，传统的互联网打法正在“失效”：既有的冰袋保鲜模式，不足以让肉在三四个小时后依然保鲜，最终这变为了消费者在平台上给商品“打低分”和吐槽的原因。上述负责人说，“疫情可能会让互联网平台重新思考生鲜业务的底层逻辑，包括成本和利润模型，目前来看，现有的模式依然存在改良的空间。” 以及，疫情正在让“人”在供应链环节的价值被放大。 99年出生的叮咚买菜分拣员龚永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460吨货物的分拣工作，这超过了叮咚买菜所有大仓的“原有极限”。 在疫情冲击下，龚永琪的工作量陡增：每天他的工作时长都会超过12小时，由于大仓的封控政策，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龚永琪和全仓几百多人都生活在大仓所在的楼里：打地铺、吃食堂。 在海量订单冲击下，分拣员成为了不敢轻易休息的关键环节。分拣员需要将生产线上打包好的产品，装到相应的分拣筐，再将卡好的一筐筐货品，拉至和各个前置仓相对应的区域，最终这些分拣筐会被陆续送到目的地。 在最忙碌的时候，龚永琪单日最高分拣了2.9万件货，他需要不断重复着分拣和搬运的动作。虽然不能走出大仓，但每天他走动的“距离”都能超过了5万步。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某电商平台的分拣员王丹身上。作为00后分拣员，王丹在过去二十多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她的右手已经蜕皮三次。每天下班后，王丹的手都会轻微颤抖，在最忙碌的几个晚上，工作后的她甚至无法拿起水杯。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疫情下，围绕生鲜喝日常百货的仓储物流高度依赖分拣员。这位业内人士表示，“能够大批量使用物流机器人的多为3C小件型仓储，而在分散性的日常百货、生鲜和液体饮料等领域，大规模使用智能仓储机器人尚需时日。”虽然生鲜电商和社区电商在过去几年提速发展，但人依然无法取代，甚至变得更为重要。“针对某些无法用机器人分拣的品类，成熟的分拣员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并降低商品损耗。” 王丹想过自己的职业和机器人的关系，她曾看过国外讲述智能仓库的纪录片，里面的智能机器人和机械臂可以轻轻松松24小时不停歇工作。看完纪录片，王丹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她曾把这个焦虑向公司领导吐槽，却被告知“杞人忧天”。 在送货过程中，98年出生的骑手蒋杨曾和某互联网平台的配送无人车擦肩而过，那一瞬间他心头一紧。他说，“我在想，会不会几年后我们这些骑手会被这个大家伙取代？”然而蒋杨的担忧在那一天下午的送货过程中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看到一个无人车在一个分叉路口犹豫了大约10秒，而他自信地用不到三秒的时间超车而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平台相关人士透露， “趋势正在出现，但进程比我们想象的慢。”在过去五年各家大厂都在发力无人配送、智能AI以及更先进的地理信息技术等领域，但相关产品距离大规模投产尚有距离。 然而疫情正在加速趋势。 上述人士指出，各家互联网平台都正在面临流量红利消失的挑战。这意味着平台开始从粗放的流量生意向精细化运营进化，而通过技术进一步提高人效、优化成本和利润模型是关键方向。上述人士表示，“并非是机器取代人，而是机器承担更多简单重复的工作，解放人力去做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去进行更多需要人性去判断的事。” 凌晨两点，宋明明最后梳理了一遍订单，然后看了眼房间角落处一个丢单的包裹：里面有一份鸡蛋、三份午餐肉、两斤土豆。宋明明略作犹豫后，从自己家里拿了一根胡萝卜放入其中，然后在包裹的订单信息栏写上了楼下三层独居老人的住址，做完这些后，宋明明封上了包裹…… 应采访对象要求，宋明明、李晓俊为化名。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在静安区和徐汇总共拥有三家咖啡馆的创业者赵铭在4月12号告诉虎嗅说：“自己从4月1号至今一直停业，门店和外卖都歇业，目前没有收到租金减免方面的消息。” 他位于静安区的咖啡馆月租金为1.1万元，在不营业的情况下店员已处于闲置状态，若此状况持续，那么静安区一个店的月度“亏损”就将达到2.8万元。 4月11日，蓝瓶咖啡和星巴克中国均向虎嗅表示，目前在上海的门店处于“歇业状态”，其中星巴克的门店和外卖业务均“搁置”。瑞幸咖啡在上海的大部分门店也处于歇业状态，略有不同的是，瑞幸相关人士告诉虎嗅，极少数的“瑞幸校园店”还处于营业状态。 疫情对上海咖啡的影响并不止于门店。4月10日，永璞咖啡创始人“铁皮”通过“永璞”官方微信发布公开信，表示将把8万颗尚未卖出的“咖啡浓缩液胶囊”免费支援上海。有熟悉上海咖啡进出口及仓储物流行业的人士告诉虎嗅，上海疫情也深度影响了线上咖啡，他说：“多个品牌的进口咖啡豆和咖啡液位于上海的保税仓库区，而疫情下这里是严格管理的区域。” 经营精品速溶咖啡进出口业务的经销商侯亮告诉虎嗅，算上2个月“顺延到港时间”后，4月一般是国内咖啡豆和咖啡原液的“供给”淡季，“4月并非南美洲几大产区的生产季，此时也非印尼爪哇等东南亚产区的生产季，甚至4月也不是中国云南产区的生产季。”侯亮表示，由于上海港口处于严格管理状态中，运输咖啡豆和原液的海运货船不能“随意”靠岸卸货，“从长远看，对今年的咖啡原料供应链会形成影响。” 多位在上海经营咖啡门店的老板均表示，上海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他们今年的生意将有深度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今后的战略。一位原本准备今年开新店的老板告诉虎嗅，他准备把去年盘下的两个铺面盘出去，不再开咖啡店；另一位老板则表示，疫情给他最大的感悟是“尽快到其他城市开店，并大幅度转型线上以分担风险。” 有咖啡圈深耕多年的咖啡老炮儿表示，上海疫情可能会重塑中国咖啡圈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在一个城市短期内高速扩张门店量的模式将被打上问号，那些高度依赖上海单城的咖啡品牌也将被重新审视。” 可以说上海，是中国咖啡的心脏 孙强是标准的“无咖不欢”型上海人，他供职于金融圈，正常情况下，一天至少喝2杯美式，如果上午有重要会议，他会额外加一分意式特浓。他的“品咖”方式很具代表性：他早晨在公司路边的星巴克门店买一杯美式然后拿回工位，下午和客户面谈时会找咖啡门店小坐，夜晚熬夜加班时会用家里的咖啡机“解决咖啡饥渴”。 疫情影响下，孙强的咖啡彻底“断供”。由于小区的特殊位置，孙强从三月下旬开始已经处于隔离状态，他无法前往咖啡店，而家里的咖啡豆、咖啡粉存量并不多，4月2号，孙强家里的“存货”已经见底。 由于咖啡没有被孙强所在的小区纳入“生活必需品”，所以物业组织的团购并不包含咖啡类产品。孙强发现自己通过网络也很难买到咖啡。他曾在淘宝上发现了愿意给其所在小区发货的咖啡店，但对方告诉孙强“需要100个订单，才能起送”。孙强努力在业主群里呼吁大家一起买咖啡，但团购的消息很快被鸡蛋、午餐肉、牛奶、冷冻肉糜以及苹果等的海量内容掩盖。 4月5号到6号，已经三天没有喝咖啡的孙强感觉“失了魂”。他翻箱倒柜找到了两包2018年产的三合一咖啡，孙强大喜过望一饮而尽，竟感觉味道“绝美”，喝完之后孙强开始感到焦虑：他开始为之后十余天的咖啡发愁。 在中国咖啡之都上海，3月至今像孙强一样有“咖啡焦虑”的人并不少。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上海已经拥有超过7000家咖啡门店，在人均咖啡馆拥有量和每平方公里咖啡馆密度两个数据上，上海冠绝亚洲其他城市。 对中国咖啡圈而言，上海是最强的咖啡消费引擎。以星巴克、瑞幸为例，作为中国市场门店总数排名前二的两大品牌，上海是星巴克和瑞幸的门店“重仓”。而来自天猫和京东的消费数据也显示，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市场是中国线上咖啡零售最重要的销量来源地。 咖啡分析师赵程程告诉虎嗅，从C端视角看，上海提供了两个独特价值，即国内最大的单城消费力，以及最为成熟的咖啡消费群体。 通过对比上海、北京以及深圳等地咖啡消费者的习惯和行为后不难发现，上海咖啡消费者在消费频次、客单价和咖啡文化认知度等方面具有更成熟的特质。赵程程认为“对于一些中高客单价的精品咖啡、小众手冲咖啡以及亚文化主题咖啡而言，上海是它们存活的沃土。”上海在“咖啡文化”上，处于引领全国乃至亚洲的状态。2016年之后的一些咖啡新品或新工艺开始从上海出现并辐射到全国，而更多的咖啡师开始云集上海或每年定期抵达上海，这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中心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对于中国咖啡的“心脏”作用还体现在供应链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省份。在过去5年中，上海的年咖啡进口量比第二到第五名的总和还要多。 巨大的咖啡进口量体现出了上海作为中国咖啡贸易枢纽和供应链加工关键节点的价值。据侯亮和赵程程等业内人士透露，来自南美洲等咖啡产地的海船会在上海港卸货，并基于上海的运输能力覆盖全国市场。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和周边区域已经出现了咖啡原料加工厂，而随着加工厂增多和加工技术成熟，这里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咖啡原料加工基地之一。 一个关键细节是，有着巨大咖啡进口量的上海，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咖啡出口省市之一。2019年至今，上海的咖啡出口量只排在云南之后。要知道，云南是中国最大的咖啡豆产区分布地，而上海本身并不生产咖啡豆，从这里出口的咖啡中，占比较多的一部分正是加工后的咖啡制品。 巨大的咖啡“吞吐量”，让上海的咖啡“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成熟。有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当地有专门适合精品咖啡豆存储的特制仓库，一些高价精品咖啡豆只有在这里才能稳妥保存。部分仓库中不仅匹配了24小时恒温装置，还有复杂的传感器系统和“换风”系统，以确保咖啡豆处于国际一流水平的“存储状态”。 上海的“咖啡基础优势”还体现在人的环节。由于这里是星巴克中国总部所在地，在徐汇还有星巴克中国的培训学校，让这里几乎成为了中国咖啡圈的“黄埔军校”。而遍布上海的各个咖啡店成为了培训生的实习地。在过去十余年中，从上海“咖啡圈”学习成长，并最终走向职业咖啡师生涯的人一直是中国咖啡江湖的主流群体。 以及，不可忽视的上海的“造新能力”。在咖啡新势力崛起浪潮中，Manner咖啡、Seesaw咖啡等品牌均诞生并崛起于上海，而三顿半、永璞等线上新贵的龙兴之地也正是上海。 正因为上海之于中国咖啡江湖有着“心脏”般的关键价值，疫情冲击下，咖啡圈面临剧变。有估值较高的咖啡新品牌的相关人士告诉虎嗅，如果歇业状态持续到5月，那么对于公司的年度业绩影响是质变的，对于后续一系列扩张以及资本运作都会有深度影响。 “疫情对上海咖啡圈可能并非坏事，起码能让我们冷静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告诉虎嗅，过去两年多上海的咖啡创投热有点“热得发烫、热得让人后怕”。 在2020年前后，由于一批门店无法继续经营，上海出现了一波租金红利潮。而大量本土咖啡品牌基于此迅速扩张。有上海商业地产资深人士透露，2020年前后签约的房租合同一般是3年，“据我所知在咖啡圈，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品牌，可以在上海拿到和星巴克一样的长约。” 隐藏在租金红利背后的还有补贴。2020年前后，部分区域针对咖啡门店提供了扶持性补贴福利，这进一步降低了咖啡品牌的经营压力。而到了今年，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明显改变。首先是部分门店的房租合同到期，咖啡品牌需要重新签约，而租金价格相比于2020年疫情期间已经大幅度增长。以及2021年以来，相应的补贴已经消失。比如咖啡品牌关注的飞机场、高铁站等“点位”，2021年至今这些点位大多取消了补贴。甚至在疫情导致歇业的状态下，租户需要继续全额缴纳租金，如果退租还需要缴纳违约金。 伴随租金红利和补贴消失同频出现的，是咖啡品牌被资本热捧后的高估值压力。上述投资人告诉虎嗅，由于咖啡赛道内已经有“瑞幸上市”的前例，所以资本相信这是一个更容易实现IPO的赛道。“瑞幸不仅培育了消费者，也培育了资本。”而在大餐饮和茶饮普遍火热的疫情后，咖啡也是其中最具“确定性”的品类。 上述投资人认为，“疫情后，茶饮热、餐饮热、咖啡热，但只有咖啡有成瘾性，作为消费它具备刚需特质。而且咖啡赛道前有星巴克，后有瑞幸，这是一门跟资本世界关系密切的生意，大家自然容易相信它的潜力。” 然而，就算没有疫情冲击，上海咖啡圈在今年也已经陷入了“畸形”：高密度的咖啡门店，让这片红海被进一步“烧得滚烫”。大部分门店的客流量在下滑，为了维持高估值，品牌只能继续扩张门店数，这进一步蚕食了创业品牌的利润模型，最终导致更漫长的新店投资回报周期、更低的月均单店客单价以及更低的消费频次和复购率。一个关键细节是，多家咖啡品牌开始探索咖啡之外的“赚钱之道”，比如进军简餐、杯面、茶饮，或进一步改变店型，大幅度向“外卖模型店”转变。 这位投资人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今年元旦前后，他们机构已经对咖啡茶饮类项目更为审慎，而在3月后，他们机构已经对这些品类的新创业项目暂时说“不”了。 但一个潜在的变量是，在疫情影响下，一批临街门店、写字楼档口正出现“退租”，那么在去年拿到热钱的咖啡品牌们是否会借机迅速卡位？ 在上海静安区的某临街70平米商铺，原租户已经准备转租，而他既有的租期还有两年。作为转让费用，这位原租户希望获得2万元“酬劳”，对于动辄数亿元融资的咖啡新势力们而言，此时“拿地”并非难事。 让咖啡新贵们可能“解封后迅速拿地”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咖啡消费者可能将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甚至已经有咖啡品牌开始研究全新的“疫情后产品”了。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解封后消费者对于喝咖啡、在咖啡店聚会以及拍照分享朋友圈等行为“势必”将出现热潮，“而这一个多月，品牌可以静下心来研究一些适合分享朋友圈的爆款SKU，在疫情后上海的这波朋友圈分享热潮下，很容易出现一两个咖啡爆款。” 以及有多位咖啡人士开始重新思考“咖啡机”的生意。 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从3月底到4月初，华东等区域市场关于咖啡机、家用咖啡机的搜索量和下单量有小幅增长，而且商用智能咖啡设备的关注度开始上升。 咖啡分析人士吴帅对比韩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后认为，韩国的“咖啡普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高密度小业态”和“家庭普及”。韩国很多街头的边角就设有咖啡自动贩售机，而在韩国家庭中咖啡相关的设备普及度也较高。在韩国大部分电器卖场和电器网站上，咖啡相关设备一般可以占据小家电中30%的SKU。“在解封后，上海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进化趋势。在更多的点位开始分布小业态咖啡，以及更多消费者开始提高其在家自制咖啡的能力。” 眼下，对于上海咖啡圈而言，从业者正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主要关乎租金、薪酬和解封时间。在4月12日上午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人士指出“上海市超市卖场相关网点解封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这让咖啡人看到了曙光。 4月13日，咖啡创业者赵铭重新和海外咖啡豆供货商取得联系，并开始探讨新产季拿豆价格。他长期合作的供货商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照片——一棵充满生机的咖啡树，以及背后充满希望的暖阳。他觉得“兆头”不错。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