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在“财政主导+高通胀预期”的轨道上加速时，亚洲却被东大产能过剩、需求转弱与紧缩偏好拖向低通胀乃至通缩。这是周期错位的短暂剪刀差，还是一场将把亚洲锁进“低价—低利—低增长”牢笼的长期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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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的通胀热度再次升温之际，亚洲大部分地区却感受到了一股寒意。撇开热点国家如日本和孟加拉国不谈，亚洲十大经济体的平均通胀率仅为1.3%，非常温和。在亚洲最大经济体，东大，以及泰国，消费价格甚至已出现实际下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例如菲律宾，距离通缩也已不远。

即便是在过去容易通胀的印度，7月的年化物价涨幅也仅为1.6%，是自2017年以来的最低值。部分亚洲国家的通胀率仍处于各自央行的目标区间内，但有五个国家的通胀已低于目标值，即便是在目标区间内的国家，整体趋势也是通胀放缓disinflation。

特朗普的关税不是元凶

人们或许会本能地将责任归咎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理论上，这些关税应对亚洲构成需求冲击，压低出口价格与产出。但近期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亚洲企业在关税生效前反而提前大量发货，导致许多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激增。

而事实上，亚洲的“缺失通胀”早在2024年下半年就已出现，那时特朗普还未连任。因此，尽管关税可能在未来压低价格，但它们并不能解释过去一年的通胀缺位。

东大产能过剩是关键推手

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东大的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已在国内扎根，带来了通缩，也对外部价格形成压力。自2022年以来，东大的出口价格指数已下跌15%，尽管出口总量在增长。

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但亚洲经济体可能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同期，东大对亚洲发展东大家的商品贸易顺差几乎翻倍。在东大廉价汽车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泰国，当地汽车价格到2025年7月同比下跌6%。而东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激烈竞争，也拖累了越南和新加坡的手机价格。

大宗商品价格也在降温

大宗商品，尤其是燃料与食品市场，也对通胀构成了抑制效应。欧佩克及其盟友增产石油的决定，帮助油价保持平稳。同时，受俄乌战争与极端天气影响而高企多年的食品通胀，也出现回落。

就2024年而言，亚洲十大经济体的平均食品通胀率，同样不含日本与孟加拉国，高达5%；而到7月，这一数字已降至1%。这一速度的下跌不仅是因为所谓的“基数效应”，也就是当前通胀率是相对去年高价计算得出，还有实际供给过剩的影响。例如，东大猪只供应过剩导致猪肉价格出现通缩。东大官员近日承诺将削减100万头生猪存栏以对抗这一现象。

亚洲多国需求疲软

亚洲许多国家的国内需求也相当疲软。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正处于经济周期低谷。而在另一些国家，需求疲软则反映了结构性问题。例如，印尼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导致裁员潮，对消费信心造成打击。

与此同时，亚洲整体的工资增长也在减速。全球先锋报的首席经济学家Lambert指出，多个国家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对工资构成了下行压力。在菲律宾，劳动参与率上升；在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更是创下历史新高。

人们对2022年全球通胀飙升的深刻记忆，当时亚洲家庭受打击尤为严重，或许也促使更多人主动加入劳动市场。亚洲各国央行似乎也不愿重蹈覆辙。Lambert认为，亚洲的货币政策普遍过于紧缩，与当前疲弱的需求不相适应。

特朗普的关税将进一步加固“低通胀陷阱”

特朗普新一轮的关税政策预计将进一步加固亚洲的低通胀趋势。这些关税将削弱美国对亚洲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会迫使亚洲各国争相寻找替代市场。一场价格战很可能随之而来。

对经历过生活成本危机的消费者而言，物价下跌或许是个好消息。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亚洲经济健康状况恶化的一个危险信号。

全球先锋报观察到

亚洲当下的“低通胀”不是福利，而是警报。若沿用防通胀的旧范式，只会把经济越按越低。更优路径是“三件事并举”：其一，政策框架从“抗通胀”转向“保需求”，适度同步宽松并给出面向就业与收入的前瞻指引；其二，用定向财政，比如基建维护、社保托底、绿色与数字化改造，替代普遍撒钱，稳企业资本开支与居民预期；其三，区域层面针对产能与标准做“有序竞争”，避免无序降价的出口内卷。若不能尽快从“价格战思维”转向“质量与效率竞争”，亚洲将把一时的低价，换成一代人的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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