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6年1月13日，一百二十八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在内阁会议上秘密通过一项决议，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归冲绳县管辖，并宣称这些岛屿是“无主之地”。这个看似普通的行政决定，实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的领土窃取行动，它不仅改变了钓鱼岛的命运，更成为近代中日关系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今天，我们就从日本对钓鱼岛的早期觊觎讲起，还原这场跨越百年的历史真相，看看日本如何用谎言掩盖侵略本质，而中国又如何始终坚守主权底线。
要理解1895年1月14日的内阁决议，得先回到更早的1885年。那时，日本刚刚完成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领土。冲绳县令西村捨三接到内务省指令，前往东海调查钓鱼岛等岛屿。西村捨三乘船抵达钓鱼岛后，发现岛上不仅有中国渔民搭建的简易房屋，还有清代留下的“雨伞旗”——那是福建、浙江一带渔民祭祀海神的标志，每逢出海便插在岛上祈求平安。他在给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报告中如实写道：“此岛与《中山传信录》记载的钓鱼台、黄尾屿位置吻合，岛上可见中国渔民活动的痕迹，恐清国早有命名和管理。”山县有朋收到报告后，却批示“暂缓行动，待时机成熟再立标桩”。这个“时机”，在日本看来，必须是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战败，无力顾及边疆之时。
时间来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7月，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突袭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清军官兵千余人遇难。随后，平壤战役清军溃败，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损失致远、经远等五艘战舰，旅顺港被日军屠城，辽东半岛相继沦陷。随着战局恶化，日本政府的野心迅速膨胀。10月，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秘密致电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清国败局已定，可趁机在钓鱼岛建立国标，为日后吞并做准备。”陆奥宗光回电强调“此事需绝对保密，避免刺激清国舆论”，同时指示冲绳县知事奈良原繁加快调查进度。
11月底，日军攻占旅顺，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2月27日，野村靖再次致电陆奥宗光，称“钓鱼岛附近海域已无敌踪，立标桩时机成熟”。此时，日本内阁的核心人物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人已在广岛大本营秘密商议，计划将钓鱼岛作为《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附属品”一并吞并。1895年1月14日，距离《马关条约》正式签署仅剩三天，日本内阁在广岛临时议会召开前夜紧急召开会议，参会者包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内相野村靖等六人。会议记录显示，伊藤博文明确提出“钓鱼岛为无主之地，应划归冲绳县”，陆奥宗光补充“可在条约签署后对外公布，避免清国提前抗议”。最终，内阁以“全票通过”的形式，秘密决定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划入冲绳县管辖，并计划在岛上设立“国标”。
日本所谓“无主地”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漏洞百出。事实上，中国对钓鱼岛的管辖已有数百年历史。早在明朝永乐元年，《顺风相送》这本航海手册就明确记载“钓鱼屿”为中国领土；嘉靖十三年，明朝册封使陈侃出使琉球，所著《使琉球录》清晰标注钓鱼岛位于福建往琉球的航线上，是中国与琉球的分界标志。清朝时，钓鱼岛被列入台湾噶玛兰厅管辖，福建水师定期巡视，渔民世代在此捕鱼、避风。日本1885年第一次调查时，西村捨三的报告已承认“清国早有命名”，1890年第三次调查，奈良原繁仍在上报中说“无确凿证据证明钓鱼岛为日本领土”。这些原始档案，如今都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成为戳穿日本谎言的铁证。
《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17日签署，其中第二条规定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本将钓鱼岛与台湾一并吞并，但并未在条约中明确提及钓鱼岛，而是将其作为“台湾附属岛屿”实际控制。然而，历史档案显示，日本外务省在1896年修订《冲绳县管辖全图》时，仍刻意将钓鱼岛排除在外，直到1900年，为配合殖民扩张宣传，才将钓鱼岛改称“尖阁列岛”，并伪造了所谓“黑岩恒1900年命名说”。但《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披露，黑岩恒本人从未参与命名，这一说法纯属后世编造，目的是掩盖1895年窃取领土的事实。
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未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1895年4月马关谈判时，李鸿章当面质问伊藤博文：“贵国既称钓鱼岛为冲绳所属，为何《中山传信录》中将其划为琉球与中国分界？”伊藤博文避而不答，转而威胁“若不接受割地，日军将攻占北京”。清廷被迫签约后，两江总督张之洞立即上奏光绪帝：“台湾既失，钓鱼岛必为所据，当以死争之。”民间士绅也纷纷谴责，上海《申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出“钓鱼岛为中国故土，日本强占无理”。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须归还所有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1945年日本投降后，钓鱼岛由美国托管。但1951年，美国主导签署《旧金山和约》，将钓鱼岛纳入“琉球群岛”托管范围，这一行为未经中国同意，是非法的。1971年，美日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擅自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绝对无效”。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达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但日本政府此后始终拒绝承认存在主权争议，反而不断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2012年，日本政府上演“购岛”闹剧，将钓鱼岛“国有化”；2013年，设立“尖阁诸岛开拓日”；2020年，将钓鱼岛划入日本“防空识别区”。这些行径的背后，是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罪行的拒不反省，也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挑战。
面对日本的挑衅，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克制但坚定的立场。2012年以来，中国海警船开始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航，截至2025年，已累计派出超过2000艘次执法船，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同时，中国通过外交渠道多次阐明立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任何试图改变这一事实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回望1895年1月14日的内阁决议，它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的体现，更是一段不容篡改的历史。日本用“无主地”的谎言掩盖窃取领土的本质，用“时效取得”的歪理挑战国际正义，但历史真相不会因谎言而消失。从明代的航海记录到清代的行政管辖，从中国渔民的世代居住到现代的科学考察，无数证据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钓鱼岛属于中国。
当我们今天谈论钓鱼岛，谈的不仅是一座岛屿的归属，更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对主权的坚守。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自立。唯有铭记那段被侵略的岁月，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唯有坚守主权的底线，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共同守护这片祖先留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