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19日。119年前的明天，1905年8月20日，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栋普通民宅里，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正在悄然进行。房间里挤着20多位来自中国各省的年轻人，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有广东话、湖南话、浙江话，甚至还有四川话。墙上挂着“中国同盟会”的白底黑字横幅，桌上的茶盏腾着热气，却盖不住空气里的紧张与激动。

会议开始后，一位身着西装、目光坚毅的男子站起身来。他中等身材，鼻梁高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诸位，今日我们聚集于此，不为别的，只为一个目标——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顿了顿，提高声音：“从今天起，我们的组织就叫‘中国同盟会’，而我，愿被诸位推举为总理。”

此人正是孙中山。这一天，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告成立。它的诞生，如同在沉沉黑夜中划亮的一根火柴，不仅将分散的革命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更点燃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希望之火。

要理解同盟会为何在此时成立，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被攻占，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辛丑条约》的签订让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此同时，清政府的腐败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贪污成风，军队战斗力低下，甚至连修铁路、办工厂这样的“洋务运动”成果，都成了列强掠夺的筹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黄河决堤无人管，饥民饿殍满地，外国传教士横行乡里，地方官要么装聋作哑，要么与洋人勾结。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到1900年唐才常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再到1904年华兴会的长沙起义，革命党人从未停止过抗争。可这些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人数少、装备差、缺乏统一的指挥，各地的革命团体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孙中山对此感受最深。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会员最多时不过几百人；1903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会员数千人，却因缺乏经费和外部支持，起义计划屡屡流产；1904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专注于反清宣传，却因地域局限，影响力始终无法突破江浙一带。

孙中山曾感慨：“中国之革命，非有统一之机关，统一之计划，统一之行动，不能成功。”他意识到，要推翻强大的清王朝，必须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1905年7月，一个关键人物来到了日本东京——他就是黄兴。

黄兴是华兴会的创始人，此时刚从湖南逃亡至此。他听说孙中山正在联络各地革命团体，立刻主动上门拜访。两人一见如故，从白天聊到深夜。孙中山说：“华兴会的志士都是热血男儿，若能与众兄弟携手，大事可成。”黄兴当场表态：“我的同志，随你调遣！”

随后，孙中山又派人联络了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以及福建的林文、江西的邹容等革命骨干。一时间，东京成了革命党人的“联络站”——有人在《民报》社讨论纲领，有人在锦辉馆分发传单，有人在中餐馆起草章程。

7月30日，同盟会的筹备会在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召开。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汪精卫等70多人。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讲：“列强环伺，清廷无能，我们若再各自为战，只会被各个击破。唯有结成大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才能救中国！”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推翻清朝统治的口号；“创立民国”——这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平均地权”——这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让农民不再受地主剥削。这十六字纲领，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革命党人的心扉。

陈天华当场站起，挥着拳头说：“这纲领好！我写的《警世钟》里喊了两年的‘救中国’，终于有了具体方向！”宋教仁推了推眼镜补充：“‘平均地权’更是切中要害。农民占中国人口十之八九，若能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便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筹备会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规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总部设在东京，国内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的民宅里召开。

会议室不大，墙上挂着同盟会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后来演变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20多位代表围坐在长条桌旁，桌上摆着简单的茶点和文件。孙中山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领口系着领结，显得庄重而严肃。

他首先向代表们介绍了同盟会的纲领和总章，然后说：“从今天起，中国的革命不再是‘一省之革命’‘一派之革命’，而是‘全国之革命’。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

话音刚落，黄兴站起身，用力鼓掌：“我代表华兴会全体成员，拥护这个纲领！从此，华兴会便是同盟会的一部分！”

接着，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等代表纷纷上台发言。章太炎扶了扶眼镜，用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我从前骂孙中山是‘孙大炮’，说他只会说空话。今天听了他的纲领，我才明白——这不是空话，是能救中国的实话！”

会议最后，全体代表举手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宣言中写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同盟会的成立，之所以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关键在于它实现了三个“第一次”：

​​第一次有了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此前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都是地方性或松散的团体，而同盟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架构和统一的领导核心。它的成员遍布全国17个省，海外15个国家，会员总数超过万人。

​​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革命理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字纲领，后来被孙中山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解决“谁来革命”的问题（推翻满族贵族统治），民权主义解决“革命目标”的问题（建立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解决“革命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平均地权，改善民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

​​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革命浪潮。​​ 同盟会成立后，创办了机关报《民报》，与保皇派控制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派遣会员回国，在长江中下游、两广、云南等地发动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1906年）、黄冈起义（1907年）、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镇南关起义（1907年）……虽然这些起义大多失败，但革命火种已撒遍全国。

当然，同盟会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章太炎曾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一度宣布“退党”；光复会的陶成章后来公开反对孙中山，甚至暗中策划刺杀；还有一些会员急于求成，主张“直接起义”，忽视群众基础。但这些矛盾，并未掩盖同盟会的历史功绩——它让“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从少数人的口号，变成了全民族的共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场原本计划外的“意外起义”，之所以能在短短两个月内席卷全国，正是因为同盟会多年来在军队、知识分子、会党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当武昌城的枪声响起时，各省同盟会会员纷纷响应：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起义，陕西的张凤翙发动西安起义，上海的陈其美组织商团攻占制造局……仅仅50天，全国15个省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他在就职宣言中说：“同盟会之成立，所以谋颠覆清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今目的已达，自当让位于袁世凯，以完成统一。”

从1905年8月20日到1912年1月1日，仅仅6年零4个月，同盟会完成了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力量”的转变。虽然它最终未能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也未能阻止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但它开启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帝制被推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从此告别了“王朝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1905年8月20日的东京赤坂区，那间普通的民宅里，20多位年轻人的讨论声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风里。但他们留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言，却像一颗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

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是一个政党的诞生，更是一个民族觉醒的标志。它告诉我们：当国家危难之际，最有力量的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无数人团结起来，朝着同一个目标奋进。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望这段往事，或许会更深刻地理解：所谓“历史的选择”，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是无数仁人志士用热血和智慧铺就的道路，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传承，更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时代必然。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05年8月20日的东京赤坂区，那一声“同盟”的呐喊，不仅唤醒了一个政党，更唤醒了一个民族对“共和”的渴望。愿我们永远铭记：团结与奋斗，是一个国家走向复兴最坚实的底气。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