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1841年1月26日这个在历史坐标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日子——英国军队在这一天正式登上香港岛，升起米字旗，开启了这座岛屿长达百余年的殖民历程。要理解这一事件的分量，我们需要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从更广阔的背景里看清它的来龙去脉。
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初的中国。此时的清朝正处于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延续着自乾隆后期开始的闭关锁国政策。所谓“闭关”，并非完全断绝对外往来，而是严格限制贸易口岸。1757年，乾隆帝下旨关闭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由官方特许的“广州十三行”统一管理中外贸易。这种体制下，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城外的商馆区活动，不得深入内地，贸易规则也由清政府主导。然而，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正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在欧洲供不应求，而英国的工业品却因价格高、不合需求难以打开销路，导致中英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据统计，1773年至1793年，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达560万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库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为了扭转逆差，英国商人盯上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鸦片。鸦片原产于南亚，唐代传入中国时仅作药用，明代以后吸食之风渐起。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大规模种植罂粟，提炼ya片，并通过走私渠道输入中国。起初规模有限，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走私已形成完整链条：英国商人在印度加尔各答收购鸦片，装船运至伶仃洋，由中国走私贩子接应，分销至广东、福建乃至内陆省份。1835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超过200万，每年外流白银高达3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白银短缺导致银价飞涨，百姓赋税加重，社会经济陷入混乱。
面对危机，清朝内部出现“严禁派”与“弛禁派”之争。严禁派代表林则徐在1838年向道光帝上书，痛陈鸦片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这番话触动了道光帝，同年12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勒令外国商人三天内交出所有鸦片，签署“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试图阻挠，甚至命令英商拒绝缴烟，林则徐果断封锁商馆，切断粮食饮水供应。最终，英商被迫交出鸦片20283箱。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烟。他命人将鸦片切成小块，倒入预先挖好的两个大池，注满海水后撒入生石灰，利用化学反应销毁鸦片。随着石灰遇水沸腾，鸦片化为渣沫，再由工匠用铁锄翻铲，冲入大海。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有人写下“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的诗句，可见民心所向。虎门销烟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的标志性事件，却也成为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
1840年4月，英国议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华战争议案，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义律为副手。6月，由48艘战舰、540门大炮和4000余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从印度出发，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惊慌失措，罢免林则徐，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议和。琦善在与义律谈判中妥协退让，不仅撤除虎门防线，还私下承诺赔偿烟款、开放通商口岸。但英军得寸进尺，1841年1月7日，悍然进攻虎门炮台。守将关天培此前已多次请求增援，却被琦善拒绝。他亲自点燃火炮，与400余名将士浴血奋战，最终弹尽援绝，以身殉国。虎门失守的消息传来，道光帝震怒，下诏对英宣战，却又拿不出有效的作战方案。
正是在这种战和不定的混乱中，英国开始谋划长期占据一个战略据点。1841年1月，英军占领大角、沙角炮台后，义律和海军司令伯麦商议，需要一个靠近广州、便于补给且易守难攻的岛屿。他们考察了多个目标：澳门已被葡萄牙占据，舟山群岛冬季寒冷且远离贸易中心，而香港岛的优势逐渐凸显——它位于珠江口东侧，距广州约120公里，港阔水深，可停泊大型舰船；岛上多山地，仅有数千渔民居住，清军防御薄弱；更重要的是，香港地处东亚航线要冲，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商业和军事中转站。
1841年1月20日，义律在未获清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布《制诰》，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份所谓的《穿鼻草约》，完全是英方的片面声明。事实上，奕山当时尚未到达广州，更未与英军达成协议。琦善虽曾与义律会晤，但仅讨论过“租借”香港作为商栈的可能性，从未答应割让。义律此举，实为趁火打劫，企图用既成事实逼迫清政府承认。
1月25日，英军“琉璜号”军舰载着陆军少校卑路乍等人抵达香港岛北岸。次日清晨，英军登陆部队在西营盘上岸。据随军牧师记录，当时岛上“只有几间渔民的茅屋，居民见军舰到来，纷纷划着小船逃往九龙”。上午8时，伯麦乘“都鲁壹号”军舰抵达，随后与义律一同登岸。他们在岛上的一个小山丘举行占领仪式，升起了英国国旗。义律当场宣读公告，宣布“香港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此成为英国女王陛下的殖民地”。这一天，后来被英国殖民当局定为“香港开埠日”，但对中国而言，却是领土被强占的开端。
需要明确的是，1841年的占领属于军事占领，并未得到国际法的正式认可。直到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彻底战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款明确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至此，香港岛的割让才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但从实际控制角度看，1841年1月26日的登陆，标志着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的实际开始。
占领初期，香港的条件极为艰苦。岛上缺乏淡水，英军只能依赖收集雨水；房屋多为茅草搭建，台风一来便片瓦无存；居民稀少，仅有渔民、农民和少量客家移民，总数不足7000人。为了吸引移民，英国殖民当局推出一系列政策：1843年设立“香港政府”，首任总督璞鼎查颁布《香港宪章》，允许土地自由买卖；1845年建成第一条街道“皇后大道”；1850年引入银行、邮局等现代设施。随着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香港逐渐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大量商人、冒险家涌入，人口逐渐增长。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部也被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地区99年。至此，香港形成了“香港岛—九龙—新界”的整体格局。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香港岛的被占，是英国殖民扩张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缩影。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力来捍卫。正如历史学家所言，“弱国无外交”，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站在今天回望1841年1月26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领土被占的伤痛，更应看到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复兴的艰辛历程。这段历史警示我们：铭记过去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珍惜当下、开创未来。只有不断增强国家实力，坚定维护国家主权，才能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