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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宇宙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曾经有一位哲人这样说过，衡量一个二十世纪的人是不是有高等的知识教养，就要看他是不是懂一点生物进化论和量子力学，这话的对错我们不加评判，但这两门学问确实是比较玄妙，也是一直争论到今天的学科，量子力学我们后面再说，这里先来说说生物进化论。
一、达尔文和斯宾塞：从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毫无疑问，生物进化论原创者就是达尔文，或者说，来自这位老先生写的《物种起源》，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任何生物，如果在复杂且有时变化的生活条件下以任何对自身有利的方式发生哪怕轻微的变化，都将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从而被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啥意思？这就是说，生物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平时看不出来，但是在生存条件变得恶劣的时候，却很可能产生一些惊人的后果。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猿猴，他们的鼻孔大一些，在氧气浓度变少的时候，就因为能吸入更多的氧气而变得比鼻孔小的那些猿猴强壮，进而占有更多的食品，甚至交配权，这样一来，鼻孔小的那些猿猴渐渐地就消失了，剩下的，都是大鼻孔的猴子。
所以，生物进化论（Evolution）这个名词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按照达尔文的原意，它最本质的两个字，并不是进化，而是选择，谁选择？大自然来做选择。达尔文把他描述得像一个质量检查员，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检查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物，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异”，然后用环境变化来进行选择，中国翻译为“天择”，也就是“物竞天择”这句话的来历，而我们现在拥有空调，暖气，甚至氧气袋子，那就是与天斗，是不是其乐无穷不知道，但人类越来越骄傲自大倒是真的。
物竞天择可以算是达尔文的创造，不过后面那句著名的“适者生存”，却不是来自于达尔文，而是来自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比达尔文小了11岁的斯宾塞在1859年读到《论物种起源》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就对达尔文的理论大加赞赏，并由此在他1864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中第一次使用了“适者生存”这个短语（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达尔文在听说到这个短语之后，一拍大腿，斯宾塞你小子说对了，我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只是上学的时候忙着吃喝玩乐，语言没学好，没表达明白。点了赞之后，达尔文就在他第六版的《物种起源》里，正式使用了这个新短语。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达尔文老爷子后来出版的《人类的起源》这本书里，提出了“人是猴子变的”。对于这事儿，基督徒当然很不满，明明是老爸爸上帝造出来；普通人也不满，俺家那个漂亮媳妇儿居然是猴子精，那今晚这个觉还咋睡？于是，双方一起攻击达尔文，当时有一幅画很出名，就是一个长着达尔文面孔的大猴子蹲在树上，看起来既悲伤，又滑稽。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达尔文从来没说过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他只是说根据观察，人类与其他包括猴子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两者的居住环境渐渐不一样，这导致人越来越像现代人，而猴子也更像猴子。
所以，如果达尔文这个理论能让你得出“人是猴子变的”，那你完全也可以得出“猴子是人变的”这样结论，因为它俩逻辑上是等价的。
无论如何，达尔文用一篇论点清晰，论据充足的《物种起源》，开启了生物进化的研究，它对于当时的科学界和神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究其根本，就是达尔文在某一次给一位读者回信里说到的，“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设计好的”。很巧合的是，很快就会出场的量子力学，从另一个维度上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件事我们后面会说。
顺便说一句，达尔文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今天一些人提倡的“快乐教育”的成功，作为一个富二代，败家仔，在医学和神学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大学未毕业生，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兴趣转换成了自己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物研究之中。但是，你羡慕他的成功，想在你儿子身上同样复制这种快乐教育，你首先必须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像达尔文的爷爷、姥爷、老爹、还有舅舅那样有钱，另一个问题是，你儿子的兴趣是不是只有麻将，最后一个问题是，当年一起和达尔文吃喝玩乐的其他混小子，后来混成了啥样。当然，这种教育模式的选择对于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那更是一个可以讨论三天三夜的问题。
言归正传，相比于达尔文，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斯宾塞，却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生物科学研究，而是把这套理论套在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形成了一个在后世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思潮，简称社达。在这种思潮的理论之下，底层的，贫穷的，落后的人或者民族，那就是‘不适应环境的物种’，活该你穷，你落后。
可以这样说，“社会达尔文主义”间接地为殖民主义站了台，因为按照这个理论，大英帝国、法兰西，还有西班牙、荷兰这些全球抢地盘的，那就是天经地义的存在，殖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呢，欧洲从19世纪起，这股风潮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那为啥二战之后就没了呢？因为希特勒这小子后来的纳粹种族主义，恰恰也是脱胎于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同志们呐，可千万不能这么宣传下去了。
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聊完了科学方面的一些成就，我们还要聊一聊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因为你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作家和世界名著，基本上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东风，在十九世纪率先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潮（Romanticism）。
开启这股风潮的，就有德意志的约翰·冯·歌德（Johann von Goethe），此人写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历来都被认为是感伤主义的经典作品，所谓感伤主义，就是崇拜内心最本真的感受，想把这种感觉不做修饰地描述出来，实际上，它和阐述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几乎就是同义词。
当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德意志时，歌德这小子还领着一帮人去郊外种了树，美其名曰自由树，用来表示支持大革命。一大批德意志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家也就诞生在这群植树节的爱好者里面，包括了《夜之赞歌》的作者诺瓦利斯（Novalis），《催眠歌》作者布伦塔诺等等，不过最神奇的不是这个，而是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催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就是童话（Fairy tale）。
顾名思义，童话就是儿童文学，故事性强，通俗易懂，为了吸引小朋友，里面还必须有很多不是人的东西，比如仙女、精灵、大妖怪等等，故事情节也是怎么离奇怎么来。你可能说了，这种东西以前也有啊，比如《十日谈》《伊索寓言》什么的，但问题是，那些书里往往还包含了很多少儿不宜的内容，而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部面向儿童的故事集，全书一共收录200多个童话故事，其中像《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整理和创作者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这一对德意志兄弟。
在格林兄弟之后，生于1805年的丹麦人汉斯·安徒生（Hans Andersen）扛起了童话的大旗，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安徒生童话》，这部作品甚至比格林童话更出名，里面的“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国王的新衣”更是家喻户晓，从作品风格上来说也有一些转变，讽刺和批判时政的意味浓郁了一些，这里面的原因我们下面很快就会说到。
当浪漫主义风潮来到英国之后，它先是回归了它最初的样子，也就是诗歌。古板的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开始了他们那块土地上最牛掰的诗歌创作时期。前面说过的拜伦和雪莱两大诗人都是这股风潮的弄潮儿，并且是把浪漫主义文风在英国推向高潮的诗人，跟随他们脚步的，还有写出了著名抒情诗《夜莺颂》的约翰·济慈（John Keats）。
但就像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催生了童话一样，它在英国也催生出了另一种文学体裁，历史小说（Historical fiction）。啥是历史小说？就是写秦始皇的时候，随便把他妈和吕不韦之间的事情做一个详细描述，你说它不是真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你要是信了它，你也就被带到大坑里了。
这种题材的首创者叫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他用无与伦比的浪漫想象力写了无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是被公认影响了后来欧美文学的大家，代表作有《威弗莱》《艾凡赫》等，在他死后，浪漫主义渐渐地就在英国结束了。
不过在英国结束，不代表其他国家也没有了，当这股浪漫风潮最终回到法兰西之后，它托卷起了一位在整个欧洲，甚至西方世界，集浪漫主义大成者，那一定是，也必须是维克多·马里·雨果（Victor-Marie Hugo ）。
生于1802年，死于1885年的雨果，这辈子几乎把法国十九世纪的所有大事都赶上了，而他的父母也挺神奇的，他爹是一位极度崇拜拿破仑的将军，他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拥戴波旁家族的保皇党，这样的两个人能相亲相爱一辈子，并生出包括雨果在内的几个兄弟来，这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缩影。
雨果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小时候，就立志成为文学家。在他之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旗是被一个叫做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人扛着，大家都说他就是法国最牛的文学家，雨果年轻时候的誓言就是“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啥也不是”，人生的其他路，被这小子一句话，都给堵死了。
问题是，这家伙这条路，走得实在太好了。
1831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法語：Notre-Dame de Paris）一经问世，就风靡了整个法国，以至于巴黎市政府为了应付那些络绎不绝来参观的人，不得不紧急修缮圣母院，否则的话，那个已经破破烂烂了，几乎没人住的建筑实在是有点儿丢人，而小说的主人公卡西莫多随即成了西方的一句流行语，是“外表丑陋，内心伟大”的代名词。
后来在1862年，雨果又发表了传世之作《悲惨世界》（法语：Les Misérables），这部作品一直到今天，都是书店里的热门图书，它描述了19世纪初几个法国人物的生活背景，内容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等等历史内容。
据坊间传闻，当雨果在度假的时候，想问问小说的销售情况，就拍了一封电报给英语出版商，但电报上只有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出版商很快就回了一封电报，也是一个字符，大大的“！”，这一来一回的通信，绝对是历史上最短，也最丰富的通信。问话是“俺的那本书销售情况咋样啊？旅游实在烧钱啊？”回答是：“卖的太好了，你周游世界住五星级宾馆都够了。”
无论是《巴黎圣母院》，还是《悲惨世界》，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继承了英国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影子，格局相当宏大，都有历史真实内容作为背景，同时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情调；另一个特点就是里面都有现实主义批判社会的影子。
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另一个巨大特点，肇始于浪漫主义，却终结于现实主义（Realism）。
三、现实主义代表作家
关于现实主义，1996年出版的《艺术辞典》（The Dictionary of Art）上有一段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现实主义是自觉的民主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题材，观众行为和社会阶层的表现上，而这些内容在此之前都被崇高的艺术认为毫无表现价值。”
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1783年出生的马利-亨利·贝尔（法语：Marie-Henri Beyle），笔名叫做司汤达（Stendhal），代表作是《红与黑》，这本小说又名“1830年纪事”，它用冰冷的笔锋，描写了一个大革命之后，在拿破仑时代出生，却在波旁王朝复辟下成长起来的下层青年于连的故事。
这个长得帅，具有无比聪明才智的孩子就因为不是贵族，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在其心里，自然有对社会的憎恨，但因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内心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就瓦解了，所以于连又无比渴望，并且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上流社会。咋努力呢？早期于连的努力方向是“红”，也就是拿破仑的军队，因为法国士兵的衣服是红色的，但后来他发现“黑”色可能是一种更快捷的方法，所谓黑色的路，就是当神父，那些家伙的衣服都是黑的。
……
一、达尔文和斯宾塞：从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毫无疑问，生物进化论原创者就是达尔文，或者说，来自这位老先生写的《物种起源》，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是这样写的，“任何生物，如果在复杂且有时变化的生活条件下以任何对自身有利的方式发生哪怕轻微的变化，都将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从而被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啥意思？这就是说，生物的个体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微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平时看不出来，但是在生存条件变得恶劣的时候，却很可能产生一些惊人的后果。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猿猴，他们的鼻孔大一些，在氧气浓度变少的时候，就因为能吸入更多的氧气而变得比鼻孔小的那些猿猴强壮，进而占有更多的食品，甚至交配权，这样一来，鼻孔小的那些猿猴渐渐地就消失了，剩下的，都是大鼻孔的猴子。
所以，生物进化论（Evolution）这个名词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按照达尔文的原意，它最本质的两个字，并不是进化，而是选择，谁选择？大自然来做选择。达尔文把他描述得像一个质量检查员，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检查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生物，不放过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异”，然后用环境变化来进行选择，中国翻译为“天择”，也就是“物竞天择”这句话的来历，而我们现在拥有空调，暖气，甚至氧气袋子，那就是与天斗，是不是其乐无穷不知道，但人类越来越骄傲自大倒是真的。
物竞天择可以算是达尔文的创造，不过后面那句著名的“适者生存”，却不是来自于达尔文，而是来自另一位英国博物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比达尔文小了11岁的斯宾塞在1859年读到《论物种起源》之后，如获至宝，马上就对达尔文的理论大加赞赏，并由此在他1864年出版的《生物学原理》中第一次使用了“适者生存”这个短语（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达尔文在听说到这个短语之后，一拍大腿，斯宾塞你小子说对了，我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只是上学的时候忙着吃喝玩乐，语言没学好，没表达明白。点了赞之后，达尔文就在他第六版的《物种起源》里，正式使用了这个新短语。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达尔文老爷子后来出版的《人类的起源》这本书里，提出了“人是猴子变的”。对于这事儿，基督徒当然很不满，明明是老爸爸上帝造出来；普通人也不满，俺家那个漂亮媳妇儿居然是猴子精，那今晚这个觉还咋睡？于是，双方一起攻击达尔文，当时有一幅画很出名，就是一个长着达尔文面孔的大猴子蹲在树上，看起来既悲伤，又滑稽。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达尔文从来没说过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他只是说根据观察，人类与其他包括猴子在内的灵长类动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两者的居住环境渐渐不一样，这导致人越来越像现代人，而猴子也更像猴子。
所以，如果达尔文这个理论能让你得出“人是猴子变的”，那你完全也可以得出“猴子是人变的”这样结论，因为它俩逻辑上是等价的。
无论如何，达尔文用一篇论点清晰，论据充足的《物种起源》，开启了生物进化的研究，它对于当时的科学界和神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究其根本，就是达尔文在某一次给一位读者回信里说到的，“我们的世界并不是设计好的”。很巧合的是，很快就会出场的量子力学，从另一个维度上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件事我们后面会说。
顺便说一句，达尔文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今天一些人提倡的“快乐教育”的成功，作为一个富二代，败家仔，在医学和神学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大学未毕业生，他成功地把自己的兴趣转换成了自己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物研究之中。但是，你羡慕他的成功，想在你儿子身上同样复制这种快乐教育，你首先必须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你是不是像达尔文的爷爷、姥爷、老爹、还有舅舅那样有钱，另一个问题是，你儿子的兴趣是不是只有麻将，最后一个问题是，当年一起和达尔文吃喝玩乐的其他混小子，后来混成了啥样。当然，这种教育模式的选择对于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那更是一个可以讨论三天三夜的问题。
言归正传，相比于达尔文，提出了适者生存的斯宾塞，却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生物科学研究，而是把这套理论套在了包括政治和经济在内的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形成了一个在后世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思潮，简称社达。在这种思潮的理论之下，底层的，贫穷的，落后的人或者民族，那就是‘不适应环境的物种’，活该你穷，你落后。
可以这样说，“社会达尔文主义”间接地为殖民主义站了台，因为按照这个理论，大英帝国、法兰西，还有西班牙、荷兰这些全球抢地盘的，那就是天经地义的存在，殖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呢，欧洲从19世纪起，这股风潮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那为啥二战之后就没了呢？因为希特勒这小子后来的纳粹种族主义，恰恰也是脱胎于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同志们呐，可千万不能这么宣传下去了。
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聊完了科学方面的一些成就，我们还要聊一聊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因为你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作家和世界名著，基本上都诞生在这个时期。
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东风，在十九世纪率先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潮（Romanticism）。
开启这股风潮的，就有德意志的约翰·冯·歌德（Johann von Goethe），此人写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历来都被认为是感伤主义的经典作品，所谓感伤主义，就是崇拜内心最本真的感受，想把这种感觉不做修饰地描述出来，实际上，它和阐述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几乎就是同义词。
当法国大革命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德意志时，歌德这小子还领着一帮人去郊外种了树，美其名曰自由树，用来表示支持大革命。一大批德意志的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家也就诞生在这群植树节的爱好者里面，包括了《夜之赞歌》的作者诺瓦利斯（Novalis），《催眠歌》作者布伦塔诺等等，不过最神奇的不是这个，而是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催生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就是童话（Fairy tale）。
顾名思义，童话就是儿童文学，故事性强，通俗易懂，为了吸引小朋友，里面还必须有很多不是人的东西，比如仙女、精灵、大妖怪等等，故事情节也是怎么离奇怎么来。你可能说了，这种东西以前也有啊，比如《十日谈》《伊索寓言》什么的，但问题是，那些书里往往还包含了很多少儿不宜的内容，而1812年出版的《格林童话》（Grimms' Fairy Tales）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部面向儿童的故事集，全书一共收录200多个童话故事，其中像《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整理和创作者是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这一对德意志兄弟。
在格林兄弟之后，生于1805年的丹麦人汉斯·安徒生（Hans Andersen）扛起了童话的大旗，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安徒生童话》，这部作品甚至比格林童话更出名，里面的“美人鱼”“卖火柴的小女孩”“国王的新衣”更是家喻户晓，从作品风格上来说也有一些转变，讽刺和批判时政的意味浓郁了一些，这里面的原因我们下面很快就会说到。
当浪漫主义风潮来到英国之后，它先是回归了它最初的样子，也就是诗歌。古板的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开始了他们那块土地上最牛掰的诗歌创作时期。前面说过的拜伦和雪莱两大诗人都是这股风潮的弄潮儿，并且是把浪漫主义文风在英国推向高潮的诗人，跟随他们脚步的，还有写出了著名抒情诗《夜莺颂》的约翰·济慈（John Keats）。
但就像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催生了童话一样，它在英国也催生出了另一种文学体裁，历史小说（Historical fiction）。啥是历史小说？就是写秦始皇的时候，随便把他妈和吕不韦之间的事情做一个详细描述，你说它不是真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你要是信了它，你也就被带到大坑里了。
这种题材的首创者叫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他用无与伦比的浪漫想象力写了无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是被公认影响了后来欧美文学的大家，代表作有《威弗莱》《艾凡赫》等，在他死后，浪漫主义渐渐地就在英国结束了。
不过在英国结束，不代表其他国家也没有了，当这股浪漫风潮最终回到法兰西之后，它托卷起了一位在整个欧洲，甚至西方世界，集浪漫主义大成者，那一定是，也必须是维克多·马里·雨果（Victor-Marie Hugo ）。
生于1802年，死于1885年的雨果，这辈子几乎把法国十九世纪的所有大事都赶上了，而他的父母也挺神奇的，他爹是一位极度崇拜拿破仑的将军，他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拥戴波旁家族的保皇党，这样的两个人能相亲相爱一辈子，并生出包括雨果在内的几个兄弟来，这是一个奇迹，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巨大缩影。
雨果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小时候，就立志成为文学家。在他之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大旗是被一个叫做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人扛着，大家都说他就是法国最牛的文学家，雨果年轻时候的誓言就是“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啥也不是”，人生的其他路，被这小子一句话，都给堵死了。
问题是，这家伙这条路，走得实在太好了。
1831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法語：Notre-Dame de Paris）一经问世，就风靡了整个法国，以至于巴黎市政府为了应付那些络绎不绝来参观的人，不得不紧急修缮圣母院，否则的话，那个已经破破烂烂了，几乎没人住的建筑实在是有点儿丢人，而小说的主人公卡西莫多随即成了西方的一句流行语，是“外表丑陋，内心伟大”的代名词。
后来在1862年，雨果又发表了传世之作《悲惨世界》（法语：Les Misérables），这部作品一直到今天，都是书店里的热门图书，它描述了19世纪初几个法国人物的生活背景，内容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等等历史内容。
据坊间传闻，当雨果在度假的时候，想问问小说的销售情况，就拍了一封电报给英语出版商，但电报上只有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出版商很快就回了一封电报，也是一个字符，大大的“！”，这一来一回的通信，绝对是历史上最短，也最丰富的通信。问话是“俺的那本书销售情况咋样啊？旅游实在烧钱啊？”回答是：“卖的太好了，你周游世界住五星级宾馆都够了。”
无论是《巴黎圣母院》，还是《悲惨世界》，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继承了英国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影子，格局相当宏大，都有历史真实内容作为背景，同时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情调；另一个特点就是里面都有现实主义批判社会的影子。
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另一个巨大特点，肇始于浪漫主义，却终结于现实主义（Realism）。
三、现实主义代表作家
关于现实主义，1996年出版的《艺术辞典》（The Dictionary of Art）上有一段话，我认为说的非常好，“现实主义是自觉的民主主义，这主要体现在对题材，观众行为和社会阶层的表现上，而这些内容在此之前都被崇高的艺术认为毫无表现价值。”
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1783年出生的马利-亨利·贝尔（法语：Marie-Henri Beyle），笔名叫做司汤达（Stendhal），代表作是《红与黑》，这本小说又名“1830年纪事”，它用冰冷的笔锋，描写了一个大革命之后，在拿破仑时代出生，却在波旁王朝复辟下成长起来的下层青年于连的故事。
这个长得帅，具有无比聪明才智的孩子就因为不是贵族，便处在受人轻视的仆役地位，在其心里，自然有对社会的憎恨，但因为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内心的封建等级制度早就瓦解了，所以于连又无比渴望，并且坚信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上流社会。咋努力呢？早期于连的努力方向是“红”，也就是拿破仑的军队，因为法国士兵的衣服是红色的，但后来他发现“黑”色可能是一种更快捷的方法，所谓黑色的路，就是当神父，那些家伙的衣服都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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