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航海事业的突破
宋朝航海事业的繁荣得益于政策、技术与贸易的三重驱动。宋政府将海上贸易视为财政支柱，于971年在广州首设市舶司，随后在泉州（1087年）、明州（992年）等地推广，形成覆盖东南沿海的管理网络。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市舶法》确立"抽解"（关税10%-40%）与"博买"（官方采购）制度，使市舶收入在南宋绍兴末年达200万贯，占全国财政收入的6.7%。
政策层面最显著的突破是放开本国民众出海贸易。与唐代仅允许外商来华不同，宋代海商可申领"公凭"（贸易许可证）远航，对贸易规模大的商人授予官职激励。泉州海商朱纺远航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此类案例推动沿海形成"以海为田"的经济结构。
航海技术方面，北宋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水浮法""缕悬法"等四种装置方式，南宋发展出24方位罗盘。泉州湾出土的南宋海船（1974年）证明，宋代已掌握水密隔舱、V型船体等技术，该船残长24.2米，载重200吨，设有13个密封舱，其抗沉性远超同时期欧洲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