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词创作的成就；庆历新政为什么失败；柳永的经历和词创作特点；“与士大夫治天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们上集说因为大宋王朝不承认李元昊的皇帝称号，后者一怒发兵，可是打着打着，因为经济问题，老李没钱了，就打不下去了，转而向宋朝求和。
这事儿如果是秦皇、汉武、唐宗时代，那是绝对不能忍，怎么滴，你说打就打，说不打就不打，逗我玩哪？可是大宋王朝不是这样的“好战分子”，它是最爱好和平的一个朝代，一听对方要和谈，那赶紧打扫好卫生，大开城门，迎接对方的使者。
就这样，公元1044年，西夏和宋朝达成一个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内容超级简单，李元昊名义上向北宋称臣，但北宋每年要给西夏7万两白银，3万斤茶叶和15万匹的绢帛，算作是当皇帝的赏赐，给下属的礼物，双方各自收兵。北宋这群二百五因为人家建国独立，骂了几句，每年就要赔上25万钱，这生意，无论如何看，都是亏本的。
不过西夏这么一搅合，却让范仲淹赚大发了，不仅让他在朝堂之上取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以至于达到了参知政事这样的宰相位置，而且还因为这段时间的军旅生涯，让他写出了一首改变整个宋词风格的作品，那就是《渔家傲·秋思》，全词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我们说宋词开始都是男欢女爱，宫廷宴饮吹牛皮，到李煜李后主的时候，加入了慨叹抒情，后来晏殊又开创了清丽的婉约派。现在，范仲淹用一曲低沉、悲壮而雄浑的《渔家傲》，宣告了豪放派的闪亮登场。这首词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苏东坡和辛弃疾，他们接过了他的衣钵，开创了宋朝词坛豪放一派，影响相当地深远，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范老爷子写完了词，就开始干他的正事儿，一项后来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也就此上演。他为啥要改革？自然是因为发现了问题，啥问题呢？四个字，内忧外患。外患自不必说，对西夏李元昊的独立，宋朝无可奈何，还要给钱，而且北方大辽国趁机提出新的条件，每年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之上，增加20万两的岁贡，宋仁宗也只有咬牙答应。如果不是还有大将狄青，先后平定了壮族的反叛和西夏李元昊的第四波进攻，还要赔多少钱，甚至是不是割地求和，那都不一定，这些，当然是实打实的外患。
至于说内忧，就是一句话，官员太多，钱不够花。我们说过北宋的地盘只有唐朝的四分之一，但仁宗这时候的官员已经达到了20000多人，对比一下大唐，最繁华、官员最多的唐玄宗时代也不过是18000多官员，如果把国土面积算上，也就是大宋朝平均一平方公里上面的官员数量，是唐朝的五倍。这就是大臣宋祁在1039年给仁宗上书所说的：“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这种现象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冗官。
就这样，公元1043年9月，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可以这样说，这十条主张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只要实行下去，肯定有好处。
二
那么，这个庆历新政是不是成功了呢？没有。
不成功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反对派的势力太大，实际上，那些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虽然是大多数，但庙堂之上，身居高位的人大多数都是变革派，也就是范仲淹这一伙儿的。当时主政的宰相，除了范仲淹，还有富弼、韩琦、杜衍，当时皇帝最信任的谏官有四个，分别是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
那这就很奇怪了，为啥一场皇帝、宰相和大多数元老重臣都支持的改革，最后还整失败了呢？
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改革派大多数是书呆子。
首先我们说欧阳修，这哥儿们在中国是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主持修订了《新唐书》，还独自写了《新五代史》，现在一些很有名的句子，比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或者“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还有“泪眼看花花不语”等等，都出自这位欧阳大老爷，说他是史学家，文学家毫不过分。可惜的是，有知识不一定等于有政治头脑。
他和当时的御史台老大御史中丞王拱辰是连襟关系，也就是同一个老丈人，而且两人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相当于同学，这种关系只要稍加示好，就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千不该，万不该，那个王拱辰不应该当初和欧阳修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还考中了状元，这让欧阳修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对这位当年压自己一头的状元郎连襟没有任何好感。
这一次，欧阳修跟着范仲淹搞改革，本来应该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但欧阳修还是我行我素地和王拱辰处处针锋相对，于是，很自然地，把改革的中间派王拱辰推到了对立派那一面。而王拱辰的本职工作是啥？御史中丞，换句话说，监督官员的，相当于后世的东厂，克格勃或者FBI。
这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名陕西官员向仁宗递上去了一本奏折，状告一个叫做滕子京的官员贪赃枉法，《宋史》里说“费公钱16万贯”，贪污了这么多钱自然要查，结果滕子京在查账的人来到之前，一把火把账本全烧了，这一下子，仁宗震怒，要彻底追查。
那么，为啥这个滕子京有这么大胆子呢？因为他的背后站着范仲淹，两人既是朋友，也是同一年中的进士，而且范仲淹在去西北打仗之前，还郑重其事地向仁宗推荐滕子京代替自己，换句话说，藤子京是改革家范仲淹手下的一名大将。
接下来，御史中丞王拱辰和范仲淹在滕子京的问题上开始了殊死较量，两人都用辞官不做为要挟，弄得仁宗差点没疯了，最后只能妥协，把滕子京贬了一级，打发到岳阳了事。下面的事情我们在中学学过，滕子京到岳阳之后，重新修岳阳楼，然后派人给范仲淹送了一张《洞庭秋晚图》，请他给写篇文章。范仲淹大笔一挥，在从来没去过岳阳楼的前提之下，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里面更是有一句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先不评论这句话，我只想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滕子京“不以己悲”，把岳州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那就是瞎扯淡，实际上，《宋史》记载，滕子京在岳阳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就连后来的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里都说，这哥们“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也就是又划拉了近万贯的民脂民膏。
113-2 航拍岳阳楼
另外，就藤子京被弹劾这件事来说，范仲淹是极其不成熟，不理智，藤子京贪污可以说是证据确凿，死保这样一个大贪污犯只能让皇帝讨厌你，尤其重要的是，让皇帝认为你范仲淹搞小团体，在结党营私。
除了政敌，改革派内部也不团结，在腾子京事件之后不久，范仲淹又和他的老朋友，改革派元老之一的韩琦开始打嘴仗。两人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一座防卫西北的城该不该修的问题。我觉得范仲淹这脑袋不知道咋长的，改革如火如荼，正在关键的时候，你在中央，人家韩琦在西北带兵，你因为一座西北的破城的韩琦较劲，完全分不出轻重缓急，实在是有点辱没你老人家政治家的称号。
可是知识分子范仲淹就是这么耿直的一个人，芝麻一样的小事儿，只要俺老范认为不对，咱就要批判，咱就要说。结果是两人还没吵明白呢，宋仁宗就收到了无数控告范仲淹结党营私的小报告。自古以来，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有小集团，范仲淹先是为大贪污犯滕子京辩护，然后又为了支持一个下属，和老朋友韩琦死掐，这不是朋党，还有啥是朋党？
可惜，我们的老范这时候还没醒悟，居然又提出了“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给自己辩护，啥意思？就是说结党这事儿，有一些是小人，有一些是君子，俺范仲淹结党就是君子之党。同时，他的猪队友欧阳修也送上了神助攻，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朋党论》，这篇千古名著论述了和范仲淹所说一样的事情，那就是皇帝用君子的朋党，天下大治，用了小人的朋党，那就完犊子了。原话是“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就这件事，基本就证明了范仲淹和欧阳修就是两个书呆子，或者说政治上极其幼稚，因为宋仁宗管你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他要的只是三个字，不结党。结果你这俩货倒好，公开喊出了，俺们就是朋党，用东北话说，这属于没事找抽型。况且，你自己说自己是君子党，你就是了？谁能证明你们不是小人之党呢？
如此这般，改革进行了不到两年，公元1045年农历正月二十八，刚过了新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改任陕西四路安抚使；同一天，富弼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免，出知兖州；三月初五，韩琦的枢密副使被罢免，改任扬州知州。
到此为止，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都被逐出朝廷，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至于说欧阳修这小子，当然也不会被忘记，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他也被赶出了朝廷，到滁州去当知州。欧阳大才子到了那个地方也没忘了写文章，一不留神，就又搞出一个千古名著，叫《醉翁亭记》，里面有千古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当然，你说他欧阳修是不是真的愿意在滁州这破地方天天喝得醉醺醺，当一个醉翁，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113-2今日醉翁亭
实事求是地讲，庆历新政的失败，除了改革派都是书呆子之外，还有范仲淹的这个新政实在是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咱们不说别的，就说整顿吏治这一条，范老爷子的意见很简单，不合格的官员撤职，合格的官员降薪，同时严格限制新进官员的数量，这意见对不对呢？很对，就应该把不合格的撤掉，同时也应该降薪，因为北宋大官们的工资实在太高，比如说包拯，这个民间老百姓口里的包公包青天，据有些人的估算，他的各种工资补助加上奖金，每年差不多有相当于现在的1300万人民币的收入。这么高的工资，我觉得我也可以当一个清官，不需要贪污受贿了，但这种高薪养廉，长此以往，政府肯定也受不了。至于说限制新进官员数量，那就更是合情合理，因为宋朝政府里面官员实在太多了，这个前面说过了。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虽然这些改革都对，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在同一时间三管齐下，那就是相当于和整个北宋官僚集团同时开战，所有官员，包括那些还在家读书，没走上官场的替补官员，这些家伙的利益全都被伤害了，那还不联合起来和你作对？说实话，告你一个朋党的罪名已经算轻的了。
庆历新政失败的七年之后，公元1052年，范仲淹病逝在徐州，终年64岁。宋仁宗对他还是不错的，在他死后，赠兵部尚书头衔，并且给了一个“文正”的谥号，从此之后，范仲淹就被称呼为范文正公，这也算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即便是放眼到整个历史上，对范仲淹的评价，历来都是正面的居多。毕竟老范一生没什么私心，确实如他自己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金朝的元好问就曾经这样评价范仲淹，说他是“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也就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人才，给老范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当然，也有对他评价差的，比如说王安石，他就说过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一句话，拉帮结派的黑帮头子。不过滑稽的是，王安石这家伙在这一方面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们后面讲到他的时候，再来细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三
就在范仲淹去世的第二年，公元1053年，有一个从屯田员外郎官位上退休下来的小官，病死在润州，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积蓄下葬，那咋整？最后是当地一些“有技术”的女人，也就是青楼妓女，凑了钱让他入土为安。
……
虽然关学不是很出名，但这位号称横渠先生的张载老学究却说出了指引所有知识分子前行的四句名言，作为对宋朝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回应，其文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就是那个时代大量知识分子的信念和担当，我觉得，也应该是今天知识分子的信念和担当，永远不过时。
那么，我们说这种皇帝善待士大夫，士大夫慷慨激昂，准备以死相报的互动，是不是收获了最美好的果实，让宋朝江山永固，人民安居乐业呢？不好意思，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为啥呢？这个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