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8月16日。92年前的明天，哈尔滨的天空刚泛起鱼肚白，南郊平房区的荒草地上还沾着露水。一群日本军人站在铁丝网围起的空地上，军靴踩过碎砖和杂草，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他们面前的工地上，卡车正往外卸钢筋和水泥，几个戴眼镜的技术人员举着图纸，对着空地比比划划——没人知道，这里即将诞生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细菌实验室”，而这场秘密行动，会把东北大地拖入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噩梦。

要讲清这段历史，得先回到1931年9月18日那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夜晚。沈阳柳条湖的铁路边，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了一段铁轨，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紧接着，坦克碾过街道，步枪指向无辜的百姓，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短短四个月内全部沦陷。3000万东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就成了“亡国奴”。

但日本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他们盯着东北的黑土地、煤矿和森林，更盯着这里的人口——4000多万中国人，是绝佳的“实验材料”。1932年，日本陆军省悄悄通过了一项“细菌战研究计划”，理由冠冕堂皇：“用微生物武器提高作战效率，减少日军伤亡。”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他们为侵略找的“遮羞布”。

负责执行这项计划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普通的卫生部门，但它的办公室里没有体温计，没有消毒水，只有显微镜、培养皿和装着致命细菌的玻璃罐。部长石井四郎是个留德医学博士，平时总爱穿白大褂，说话时眼睛发亮，像在谈论什么“伟大的科学发现”。可他的“科学”，是要把活人变成“实验品”。

1933年夏天，石井四郎带着一群日本军官站在平房区的荒地上，用军靴踢了踢脚下的土块：“就在这儿建实验室。”平房区离哈尔滨市区有20多公里，周围全是庄稼地和零星的村子，日军选这里，图的就是“隐蔽”——就算哪天实验出了岔子，也没人能轻易发现。

8月16日这天，关东军下了死命令：“三天内清空场地，一周内完成主体建筑。”工人们都是从附近村子抓来的农民，有人蹲在地上抽旱烟，有人抹着眼泪：“这地是我爹留下的，种了二十年高粱，就这么没了？”日本兵端着枪吼：“快干！耽误了皇军的计划，你们的脑袋也保不住！”

三个月后，一座灰色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外墙刷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红漆，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可谁也不知道，墙里面藏着什么——实验室的墙壁是双层铅板，地板下埋着防泄漏的水泥，连窗户都装着三层铁网。最里面的“人体实验场”更吓人：四面是光滑的水泥墙，中间摆着一张铁床，床脚拴着粗铁链，天花板上的灯24小时亮着，照得人睁不开眼。

石井四郎站在实验室中央，摸着冰冷的铁床，对身边的军官说：“从今天起，这里要‘生产’出能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武器。”他的手指划过墙上的解剖图，那是人体的血管、神经和器官，旁边用红笔标着：“鼠疫杆菌潜伏期3-5天，炭疽孢子可存活数年，霍乱弧菌通过水传播……”

实验的“材料”很快就来了。第一个被送进来的是个20来岁的中国青年，穿着破布衫，手腕上还戴着镣铐。他是附近村子的农民，因为“私藏抗日传单”被日军抓来。日本兵把他推进实验室，用铁链锁在铁床上，然后拿起针管，往他胳膊里推了一管浑浊的液体——那是稀释的鼠疫杆菌。

“疼吗？”旁边的记录员问。青年咬着牙摇头，可他的脸色很快变了，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皮肤开始发红，接着是紫，最后变成青黑色。他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可他说不出话，只能瞪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灯。

三小时后，青年的心跳停了。记录员在笔记本上写下：“实验对象：男性，22岁，中国农民。注射鼠疫杆菌后，2小时15分出现高热，4小时全身出现紫斑，5小时死亡。结论：鼠疫杆菌对人体有强致病性，可通过血液传播。”

这样的“实验”每天都在重复。有的时候，是战俘被绑在手术台上，日军医生剖开他们的胸腔，取出心脏观察；有的时候，是妇女被按在地上，强行注射炭疽孢子，然后记录她们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甚至还有孩子——一个7岁的小男孩，因为在大街上捡了日军丢弃的面包，就被当成“间谍”抓来，活活折磨致死。

最残忍的是“冷冻实验”。冬天的平房区零下30度，日军把实验对象的四肢放进液氮桶里，冻得骨头都发白，然后再用热水浇，看皮肤会不会溃烂，肌肉会不会坏死。有个女护士偷偷哭过：“他们的手像胡萝卜一样，一掰就断了……”可她不敢说，说了会被当成“叛徒”，送上实验台。

这些实验数据被装订成厚厚的册子，石井四郎每个月都要向关东军司令汇报：“细菌武器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明年春天可投入使用。”他的语气里带着得意，可他不知道，这些“成果”最终会变成射向中国人的子弹。

1939年，日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役中，第一次用上了细菌武器。他们派飞机向蒙古骑兵投撒鼠疫杆菌，绿色的粉末飘落在草原上，落在马背上，落在士兵的钢盔里。没过几天，蒙古骑兵的马群开始成批死亡，士兵们也陆续发烧、呕吐，整支队伍溃不成军。

1940年，浙江宁波。一群日本飞机低空飞过，撒下的不是炸弹，而是装着鼠疫杆菌的玻璃瓶。瓶子摔碎后，细菌随着雨水渗进泥土，流进河水。村民们喝了河水，吃了带菌的蔬菜，先是发烧，接着身上长出黑色的脓疱，最后七窍流血而死。一个老太太拉着孙子的手，哭着说：“娃他爹去河边挑水，回来就倒下了……”

1941年，湖南常德。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没有爆炸，落地后裂开，里面爬出无数白色的小虫子——那是炭疽杆菌的孢子。它们钻进人的皮肤，钻进动物的耳朵，钻进水井里。整座城市陷入恐慌，医院里挤满了浑身溃烂的病人，街头到处是来不及掩埋的尸体。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破碎的家庭。宁波有个叫阿秀的女孩，原本要嫁人，却因为喝了带菌的水，高烧不退。她躺在床上，看着母亲哭着给她准备寿衣，嘴里念叨着：“娘，我不想死……”可她还是走了，年仅18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石井四郎接到命令：“销毁所有实验资料，杀死剩余的实验对象，撤离平房区。”日军用炸药炸毁了实验室，把实验记录埋进地下，然后将实验对象的尸体全部焚烧，骨灰撒进松花江。可他们不知道，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那些被细菌感染的土壤，那些藏在村民体内的病毒，那些刻在幸存者记忆里的痛苦，永远留在了东北的土地上。

如今，平房区的731部队遗址成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里陈列着当年的实验器材、日军文件，还有用蜡像还原的“人体实验场”。玻璃展柜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写着：“实验对象：女性，35岁，中国农妇。注射炭疽孢子后，12小时出现皮肤溃疡，24小时全身感染，36小时死亡。结论：炭疽杆菌可通过皮肤接触传播。”

1933年8月16日那天，平房区的晨光里，日本人建起了一座“恶魔实验室”。他们以为自己能掌控生死，却没想到，这把“细菌定时炸弹”最终炸响在自己头上——二战结束后，石井四郎被列为甲级战犯，731部队的罪行被公之于众，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

历史不会为侵略者留名，但会记住每一个受害者。当我们站在731部队的遗址前，看着那些生锈的铁床、破碎的培养皿，或许会明白：真正的“科学”，从来不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实验”；真正的“强大”，也不是靠屠杀和掠夺得来的“胜利”。

和平年代的我们，或许不会再经历那样的苦难，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实验室里挣扎的身影，那些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那些被埋在地下的冤魂，都在提醒我们：珍惜生命，尊重历史，永远不要让“恶魔”有机会再次抬头。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33年8月16日的平房区，不仅是一座实验室的起点，更是人类文明的一道伤疤。愿历史不再重演，愿所有的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