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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21日。九百四十九年前的明天,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朝堂上,寒风透过雕花窗棂灌进殿内,宋神宗赵顼攥着一份奏疏的手微微发抖。奏疏是王安石写的,字迹依旧刚劲,却少了往日的锐气——这位主持变法近十年的宰相,此刻正跪在殿中,听着皇帝说出那句让他心寒的话:“卿去,朕自有人可用。”从这一天起,王安石第二次被罢去相位,出知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人事变动,而是一场影响北宋国运的变法运动,从高潮走向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要讲清这段历史,得先回到王安石变法的起点。
北宋中期,国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每年财政赤字超千万贯;北方辽与西夏虎视眈眈,军队战斗力却连年下滑;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他痛感“祖宗之法不可守”,决心改革。经宰相韩琦推荐,他召来了在江宁(今南京)任知府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自幼聪慧,二十二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官多年,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早在1058年,他就向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主张,却未被采纳。如今神宗亲政,他终于等到了机会。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此展开。
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触及利益格局的政策:
经济上,推行“青苗法”——由官府在青黄不接时贷款给农民,收获后加息偿还,抑制高利贷;“募役法”——将原本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出钱代役,减轻农民负担;“市易法”——官府设市易务,调控物价,打击商人垄断。
军事上,实行“保甲法”——将农户编为保甲,农闲时军训,既加强治安又节省军费;“将兵法”——整顿军队编制,选拔有才能的将领。
教育上,改革科举,废除诗赋取士,改考经义策论;创办太学“三舍法”,培养实用人才。
这些政策若能顺利推行,本可缓解北宋的危机。但问题在于,变法触及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大地主反对“青苗法”,因为官府贷款抢了他们的放债生意;
——官僚集团抵触“募役法”,因为出钱代役减少了他们的隐性收入;
——保守派士大夫攻击“保甲法”,认为“劳民伤财”,破坏传统;
——甚至神宗身边的宦官、后妃,也因变法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暗中阻挠。
第一次罢相,就发生在变法受阻的1074年。
这一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保守派借机发难,称“天变”是变法触怒上天的结果。枢密使文彦博在朝堂上直言:“祖宗之法不可变,陛下若信王安石,恐社稷不安。”更致命的是,神宗本人也开始动摇——他发现变法在执行中变了味:地方官员为完成考核指标,强行摊派青苗钱,甚至逼得农民卖田卖房;保甲法训练时,士兵逃亡、器械短缺,反而成了民间负担。
王安石与神宗的矛盾逐渐公开。一次朝会上,王安石坚持“变法不可半途而废”,神宗却冷着脸说:“朕闻民间甚苦青苗,卿可自往河北安抚。”王安石知道,这是皇帝在暗示他“引咎辞职”。当月,他上书请求罢相,神宗顺水推舟,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知江宁府。
离开汴京那天,王安石骑马出城,回头望了一眼大内的琉璃瓦,轻声对随从说:“十年心血,终是镜花水月。”到江宁后,他谢绝了所有官场应酬,在钟山脚下建了半山园,种竹、读书、与当地文人谈诗论道。但他并未真正放下变法——他常独自一人登上钟山,望着远处的长江,思考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政策太急?还是人心难测?”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中“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既是对历史的感慨,也藏着对变法夭折的无奈。
但变法的齿轮并未因王安石离开而停止。
神宗对变法仍有执念。他起用韩绛、吕惠卿等变法派官员继续推行新法,却发现这些人要么能力不足,要么急功近利。韩绛主持的“市易法”因官员贪腐,官府低价收购货物再高价卖出,反而亏空了五十万贯;吕惠卿推行的“手实法”(强制申报财产征税),因胥吏借机勒索百姓,引发京东路数州抗税,几千名农民扛着锄头包围了州衙。到了1075年,北宋的财政状况不仅没好转,反而因变法执行混乱更加恶化——国库里的钱比变法前还少,民间怨声载道。
神宗这才想起王安石。这年二月,他连下三道诏书,召王安石回朝复任宰相。此时的王安石已近六十岁,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时常发作。接到诏书时,他正在半山园的竹林里打拳,听完使者宣读诏令,沉默了许久,才慢慢收起拳谱,对弟子说:“罢了,陛下还需要我。”他简单收拾了行李,连半山园的竹子都没来得及带走,便踏上了北上的路。
复任后的王安石,面临的挑战比第一次宰相任期更严峻。
首先是保守派的反扑更激烈。司马光退居洛阳,却写就《资治通鉴》,在《汉纪》中借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影射王安石“不知悔改”;文彦博、富弼等老臣联名上书,称“变法导致民怨沸腾,陛下若不罢王安石,恐生民变”;甚至太皇太后曹氏(神宗祖母)也拄着拐杖走进垂拱殿,对神宗说:“哀家活了六十岁,从未见过如此折腾百姓的官,王安石必须下台。”神宗虽有心支持变法,却架不住这群“老臣”的轮番施压。
其次是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吕惠卿因权力膨胀,与王安石产生嫌隙。他暗中向神宗进言,说王安石“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伪造王安石的奏疏,称其“想削弱皇权”。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因参与变法,与吕惠卿发生激烈争吵——王雱性格急躁,认为吕惠卿“贪功冒进,坏了变法大事”,两人在政事堂当着众人的面拍桌子对骂,传到神宗耳中,更添不满。变法派从“同心协力”变成了“互相倾轧”,连王安石都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变法派,已不是当年的变法派了。”
最让王安石寒心的,是与神宗的分歧逐渐公开。
神宗虽支持变法,但更在意“稳定”。他认为“青苗法”利息太高(原本定为二分,即年息20%),要求降到一分(10%),王安石却坚持:“一分利息仍高于民间高利贷,百姓还是借不起。”争执中,神宗拍了桌子:“朕是一国之君,连这点决定都做不了?”王安石也激动地说:“陛下若为稳定不顾百姓死活,变法又有何意义?”两人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讨论“保甲法”,神宗说:“农闲时军训,百姓怨声载道,不如暂停。”王安石反驳:“若不练兵,万一辽夏入侵,拿什么抵抗?百姓现在怨,是怕官员扰民,只要严惩贪腐,怨气自然消。”神宗冷笑道:“卿只看到制度,看不到人心。”这次争吵后,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彻底动摇——他觉得王安石“眼里只有法度,没有君臣情分”。
1076年春天,王安石的长子王雱病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雱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曾帮父亲起草了许多奏疏。儿子的死对王安石打击巨大,他大病一场,卧床不起。神宗派御医前去诊治,又下诏让他休假三个月。休假期满,王安石上书请求辞职,理由是“丧子之痛,无心理政”。神宗准他以“尚书左仆射”身份出知江宁府,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宰相实权。
但变法的烂摊子已无法收拾:各地官员消极执行新法,河南、河北的青苗钱收不上来,陕西的保甲法士兵大量逃亡,国库空虚到连边防军的粮饷都发不出来。到了秋天,西夏又在边境挑衅,神宗急需一个能稳定局面的人。他想起文彦博的话:“陛下若想天下太平,不如废了新法,召回司马光。”但废新法等于否定自己的十年努力,神宗不甘心。最终,他决定换一个宰相——这次,他选了性格温和的吴充,希望他能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
11月22日,朝堂之上,神宗对王安石说:“卿去江宁,好好休养。新法之事,朕自有安排。”王安石跪地叩首,抬起头时,眼中已没了泪水:“陛下若欲变法,臣虽去,亦当尽力;若欲守旧,臣不敢复留。”神宗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卿保重。”
就这样,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知江宁府。这一次,他彻底远离了朝堂。
第二次罢相对北宋变法的影响,深远而复杂。
变法派失去了核心领袖,吴充虽被提拔,却因性格懦弱,既不敢得罪保守派,又无法推进新法,最终沦为“和事佬”。1077年,韩绛罢相,神宗不得不重新起用王安石,但他已无心恋栈,仅三个月后便再次请辞,从此彻底退出政坛。
变法措施大多被废止:青苗法、募役法先后被取消;保甲法虽保留,却沦为扰民的工具——地方官员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军训任务,农民怨声载道;市易法、将兵法也名存实亡。北宋的财政危机未解决,反而因变法失败更加严重:1077年,财政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军队战斗力依然薄弱,1079年与西夏的“永乐城之战”,宋军损失二十多万,几乎重演“靖康之变”的危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安石变法虽败,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他的“民本”思想——“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重义轻利”的桎梏;他的改革勇气,让后世改革者看到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现实;甚至他的失败,也为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戊戌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
而王安石本人,虽被罢相,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苏轼曾评价:“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晚年在江宁著书立说,写成《字说》《钟山日录》,虽未再涉政事,却用另一种方式影响着后世。他与苏轼从政敌变成好友,两人在钟山脚下饮酒赋诗,苏轼写“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回“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字里行间,是英雄相惜的释然。
今天,当我们回望1076年的那个秋天,会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挣扎与无奈。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北宋中期制度僵化、利益集团顽固的必然结果。他用十年光阴证明: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领袖的坚持,更需要整个体制的支持。
最后,想对听众说的是: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王安石的变法或许有激进之处,他的性格或许有固执之弊,但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想为时代进步贡献力量的人。就像他在《浪淘沙令》中写的:“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变法虽败,他的精神,却如江河,奔流不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
要讲清这段历史,得先回到王安石变法的起点。
北宋中期,国家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境: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每年财政赤字超千万贯;北方辽与西夏虎视眈眈,军队战斗力却连年下滑;土地兼并剧烈,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他痛感“祖宗之法不可守”,决心改革。经宰相韩琦推荐,他召来了在江宁(今南京)任知府的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自幼聪慧,二十二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官多年,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早在1058年,他就向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主张,却未被采纳。如今神宗亲政,他终于等到了机会。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升任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此展开。
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触及利益格局的政策:
经济上,推行“青苗法”——由官府在青黄不接时贷款给农民,收获后加息偿还,抑制高利贷;“募役法”——将原本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出钱代役,减轻农民负担;“市易法”——官府设市易务,调控物价,打击商人垄断。
军事上,实行“保甲法”——将农户编为保甲,农闲时军训,既加强治安又节省军费;“将兵法”——整顿军队编制,选拔有才能的将领。
教育上,改革科举,废除诗赋取士,改考经义策论;创办太学“三舍法”,培养实用人才。
这些政策若能顺利推行,本可缓解北宋的危机。但问题在于,变法触及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
——大地主反对“青苗法”,因为官府贷款抢了他们的放债生意;
——官僚集团抵触“募役法”,因为出钱代役减少了他们的隐性收入;
——保守派士大夫攻击“保甲法”,认为“劳民伤财”,破坏传统;
——甚至神宗身边的宦官、后妃,也因变法动了他们的利益而暗中阻挠。
第一次罢相,就发生在变法受阻的1074年。
这一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保守派借机发难,称“天变”是变法触怒上天的结果。枢密使文彦博在朝堂上直言:“祖宗之法不可变,陛下若信王安石,恐社稷不安。”更致命的是,神宗本人也开始动摇——他发现变法在执行中变了味:地方官员为完成考核指标,强行摊派青苗钱,甚至逼得农民卖田卖房;保甲法训练时,士兵逃亡、器械短缺,反而成了民间负担。
王安石与神宗的矛盾逐渐公开。一次朝会上,王安石坚持“变法不可半途而废”,神宗却冷着脸说:“朕闻民间甚苦青苗,卿可自往河北安抚。”王安石知道,这是皇帝在暗示他“引咎辞职”。当月,他上书请求罢相,神宗顺水推舟,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知江宁府。
离开汴京那天,王安石骑马出城,回头望了一眼大内的琉璃瓦,轻声对随从说:“十年心血,终是镜花水月。”到江宁后,他谢绝了所有官场应酬,在钟山脚下建了半山园,种竹、读书、与当地文人谈诗论道。但他并未真正放下变法——他常独自一人登上钟山,望着远处的长江,思考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政策太急?还是人心难测?”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中“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既是对历史的感慨,也藏着对变法夭折的无奈。
但变法的齿轮并未因王安石离开而停止。
神宗对变法仍有执念。他起用韩绛、吕惠卿等变法派官员继续推行新法,却发现这些人要么能力不足,要么急功近利。韩绛主持的“市易法”因官员贪腐,官府低价收购货物再高价卖出,反而亏空了五十万贯;吕惠卿推行的“手实法”(强制申报财产征税),因胥吏借机勒索百姓,引发京东路数州抗税,几千名农民扛着锄头包围了州衙。到了1075年,北宋的财政状况不仅没好转,反而因变法执行混乱更加恶化——国库里的钱比变法前还少,民间怨声载道。
神宗这才想起王安石。这年二月,他连下三道诏书,召王安石回朝复任宰相。此时的王安石已近六十岁,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时常发作。接到诏书时,他正在半山园的竹林里打拳,听完使者宣读诏令,沉默了许久,才慢慢收起拳谱,对弟子说:“罢了,陛下还需要我。”他简单收拾了行李,连半山园的竹子都没来得及带走,便踏上了北上的路。
复任后的王安石,面临的挑战比第一次宰相任期更严峻。
首先是保守派的反扑更激烈。司马光退居洛阳,却写就《资治通鉴》,在《汉纪》中借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影射王安石“不知悔改”;文彦博、富弼等老臣联名上书,称“变法导致民怨沸腾,陛下若不罢王安石,恐生民变”;甚至太皇太后曹氏(神宗祖母)也拄着拐杖走进垂拱殿,对神宗说:“哀家活了六十岁,从未见过如此折腾百姓的官,王安石必须下台。”神宗虽有心支持变法,却架不住这群“老臣”的轮番施压。
其次是变法派内部的分裂。吕惠卿因权力膨胀,与王安石产生嫌隙。他暗中向神宗进言,说王安石“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伪造王安石的奏疏,称其“想削弱皇权”。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也因参与变法,与吕惠卿发生激烈争吵——王雱性格急躁,认为吕惠卿“贪功冒进,坏了变法大事”,两人在政事堂当着众人的面拍桌子对骂,传到神宗耳中,更添不满。变法派从“同心协力”变成了“互相倾轧”,连王安石都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变法派,已不是当年的变法派了。”
最让王安石寒心的,是与神宗的分歧逐渐公开。
神宗虽支持变法,但更在意“稳定”。他认为“青苗法”利息太高(原本定为二分,即年息20%),要求降到一分(10%),王安石却坚持:“一分利息仍高于民间高利贷,百姓还是借不起。”争执中,神宗拍了桌子:“朕是一国之君,连这点决定都做不了?”王安石也激动地说:“陛下若为稳定不顾百姓死活,变法又有何意义?”两人不欢而散。
还有一次讨论“保甲法”,神宗说:“农闲时军训,百姓怨声载道,不如暂停。”王安石反驳:“若不练兵,万一辽夏入侵,拿什么抵抗?百姓现在怨,是怕官员扰民,只要严惩贪腐,怨气自然消。”神宗冷笑道:“卿只看到制度,看不到人心。”这次争吵后,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彻底动摇——他觉得王安石“眼里只有法度,没有君臣情分”。
1076年春天,王安石的长子王雱病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雱是变法的坚定支持者,曾帮父亲起草了许多奏疏。儿子的死对王安石打击巨大,他大病一场,卧床不起。神宗派御医前去诊治,又下诏让他休假三个月。休假期满,王安石上书请求辞职,理由是“丧子之痛,无心理政”。神宗准他以“尚书左仆射”身份出知江宁府,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他的宰相实权。
但变法的烂摊子已无法收拾:各地官员消极执行新法,河南、河北的青苗钱收不上来,陕西的保甲法士兵大量逃亡,国库空虚到连边防军的粮饷都发不出来。到了秋天,西夏又在边境挑衅,神宗急需一个能稳定局面的人。他想起文彦博的话:“陛下若想天下太平,不如废了新法,召回司马光。”但废新法等于否定自己的十年努力,神宗不甘心。最终,他决定换一个宰相——这次,他选了性格温和的吴充,希望他能调和变法派与保守派的矛盾。
11月22日,朝堂之上,神宗对王安石说:“卿去江宁,好好休养。新法之事,朕自有安排。”王安石跪地叩首,抬起头时,眼中已没了泪水:“陛下若欲变法,臣虽去,亦当尽力;若欲守旧,臣不敢复留。”神宗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卿保重。”
就这样,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出知江宁府。这一次,他彻底远离了朝堂。
第二次罢相对北宋变法的影响,深远而复杂。
变法派失去了核心领袖,吴充虽被提拔,却因性格懦弱,既不敢得罪保守派,又无法推进新法,最终沦为“和事佬”。1077年,韩绛罢相,神宗不得不重新起用王安石,但他已无心恋栈,仅三个月后便再次请辞,从此彻底退出政坛。
变法措施大多被废止:青苗法、募役法先后被取消;保甲法虽保留,却沦为扰民的工具——地方官员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军训任务,农民怨声载道;市易法、将兵法也名存实亡。北宋的财政危机未解决,反而因变法失败更加严重:1077年,财政赤字达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军队战斗力依然薄弱,1079年与西夏的“永乐城之战”,宋军损失二十多万,几乎重演“靖康之变”的危机。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安石变法虽败,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他的“民本”思想——“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打破了传统士大夫“重义轻利”的桎梏;他的改革勇气,让后世改革者看到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的现实;甚至他的失败,也为明朝张居正改革、清朝戊戌变法提供了经验教训。
而王安石本人,虽被罢相,却赢得了历史的尊重。苏轼曾评价:“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写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晚年在江宁著书立说,写成《字说》《钟山日录》,虽未再涉政事,却用另一种方式影响着后世。他与苏轼从政敌变成好友,两人在钟山脚下饮酒赋诗,苏轼写“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王安石回“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字里行间,是英雄相惜的释然。
今天,当我们回望1076年的那个秋天,会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政治中的挣扎与无奈。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北宋中期制度僵化、利益集团顽固的必然结果。他用十年光阴证明: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领袖的坚持,更需要整个体制的支持。
最后,想对听众说的是:历史从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王安石的变法或许有激进之处,他的性格或许有固执之弊,但他“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想为时代进步贡献力量的人。就像他在《浪淘沙令》中写的:“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变法虽败,他的精神,却如江河,奔流不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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