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20日。九百五十六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1069年9月21日，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朝堂上，一份改变王朝命运的诏书正式颁布——宋神宗赵顼下令，全国推行“青苗法”。这道由宰相王安石主导的新政，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北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中激起层层涟漪，也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要讲清青苗法的由来，我们得先回到1069年的北宋。那时的中国，虽有着“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繁华，却早已陷入“积贫积弱”的困局。

北宋自960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建立以来，文治兴盛、经济繁荣，但到了仁宗朝后期，各种矛盾已如乱麻般纠缠。首先是“冗官”问题：为防止武将专权，北宋大幅增加文官数量，中央机构官员从太祖朝的几百人膨胀到仁宗朝的两万余人，仅“三班院”（负责低级武官任免）就有官员上千人，导致“官多民少”“俸禄压国”。其次是“冗兵”：为稳定边疆，北宋实行“募兵制”，禁军、厢军总数超百万，每年军费占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但军队腐化严重，“将不知兵，兵不知战”，战斗力低下。更致命的是“冗费”：每年要向辽、西夏缴纳“岁币”（辽每年得银10万两、绢20万匹；西夏得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加上皇室奢靡、官员贪腐，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

当时的农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土地兼并是最大的问题：北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官僚、地主大量侵占农民土地，许多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更可怕的是“常平法”的变质——这是一种政府通过丰年收粮、灾年放粮稳定粮价的政策，本意是“抑兼并、济贫弱”，但执行中却被官员钻了空子。地方官趁丰年压低粮价收购（甚至强迫农民低价卖粮），灾年再高价卖出，中间的差价被官员私吞；更有甚者，将赈灾粮食挪作他用，导致农民“丰年不饱腹，灾年饿殍枕藉”。

1067年，宋英宗去世，19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读着《贞观政要》，听着老师韩维讲“三代之治”，心中憋着一股劲：“我要做个像太祖、太宗那样的明君，让大宋富强起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他急需找到一个能“拨乱反正”的能臣。

这时，一个叫王安石的人进入了他的视野。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是北宋有名的“硬骨头”。他早年做地方官时，在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任上，就发现农民春耕时缺钱买种子、农具，只能向地主借高利贷，最后“秋收还债，十室九空”。于是他自己拿出官粮，以低息借给农民，约定秋收后连本带利归还。这种“官民两利”的做法，让鄞县的农民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也让王安石萌生了“变法”的念头。

1068年，王安石被召入汴京，担任翰林学士。他与宋神宗在延和殿彻夜长谈，从土地兼并讲到财政危机，从农民疾苦讲到边防压力。宋神宗问他：“朕想改变现状，卿有何良策？”王安石答：“陛下若愿变法，需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念。法因时而立，时代变了，法也要变。”

1069年2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三个月后，也就是9月21日，宋神宗颁布《青苗法诏》，这道诏书的核心，是将原本用于赈灾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食，改为“青苗钱”，以低息借贷给农民。

诏书里写得明白：“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自愿请贷，仍常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其愿请者，州县政府量民力，随户等高下分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各路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按照陕西青苗钱的办法，农民自愿借贷，夏粮借一半、秋粮借一半；愿意借的农户，由州县政府根据家庭情况分配额度。

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一户中等农户，春天需要买种子、农具，缺10贯钱（约合今天的1万元），就可以向官府申请借5贯“青苗钱”（夏料）和5贯“青苗钱”（秋料）。官府规定年利率不超过20%（即“取息二分”），夏天借的钱秋天还，秋天借的钱次年夏天还。如果遇到旱灾、水灾，还能申请延期还款。

王安石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抑制民间高利贷剥削——民间高利贷“羊羔利”（利滚利）盛行，年利率能到100%以上，青苗法的20%利率能帮农民减轻负担；第二，增加政府收入——贷款利息归国家，每年能多收千万贯，缓解财政危机；第三，稳定粮食市场——避免农民因灾荒被迫卖粮，防止“谷贱伤农”。

但青苗法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首先是官僚集团的反对。以司马光、文彦博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青苗法“违背祖制”——历代政府赈灾都是“无偿放粮”，而青苗法“收息”，是“与民争利”；更有官员攻击王安石“急于求成”“用法严苛”，说变法会“激化民变”。司马光甚至在奏疏里写：“青苗之法，不过剥民以奉君耳！”意思是：青苗法不过是剥削百姓来供奉皇帝罢了！

其次是执行中的偏差。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考核指标（比如贷款数量、利息收入），往往不考虑农民实际需求，强行摊派贷款。比如，河北路的某些州县，官员把青苗钱摊派给富裕农户，再让这些农户转贷给穷苦农民，层层盘剥，利息最后涨到30%甚至更高。更过分的是，有些官员威胁农民：“不借青苗钱，就断了你们的救济粮！”农民敢怒不敢言。

最尖锐的矛盾来自农民本身。许多农民因缺乏信用记录，不敢轻易借贷；即便借了钱，也因自然灾害或收成不好，无法按时偿还，最后被官府追讨，甚至家破人亡。比如，京东路（今山东、河南东部）有个叫王二的农民，春天借了5贯青苗钱买种子，结果夏天遭遇蝗灾，庄稼全被吃光，到了秋天连本带利还不上，官府派差役到他家搬粮食、拆家具，他媳妇急得跳了井。

面对这些质疑，王安石的态度异常坚决。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写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天象变化不必害怕，祖宗规矩不必拘泥，流言蜚语不必理会。他甚至亲自到地方视察，督促青苗法的落实。1070年春天，王安石来到淮南东路（今安徽、江苏北部），看到农民们拿着青苗钱买种子、修农具，脸上露出笑容，他对随行官员说：“此法若行，天下之民其庶几乎！”（如果这法能推行，天下的百姓就有盼头了！）

尽管阻力重重，青苗法还是在1070年前后推广至全国。它的效果到底如何？历史记载给出了复杂的答案。

从积极的方面看，青苗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困境。据《宋会要辑稿》记载，1072年（熙宁五年），淮南东路的一些州县，“民颇便之”——农民因为有青苗钱，春耕时不再为钱发愁，秋收后也能按时还贷，不再因灾荒流离失所。同时，政府每年从青苗法获得的利息收入约150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有效缓解了“积贫”问题。

但从消极的方面看，青苗法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由于执行中的腐败和摊派，许多农民“未得青苗之利，先受青苗之害”。比如，河北路的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有个叫李三的里正（村官），把青苗钱的指标摊派给全村200户人家，每户借3贯，自己从中收取“好处费”每户100文。农民借了钱，到了秋天却因收成不好还不上，李三就带着差役到农民家抢粮食、牵牲口，闹得鸡飞狗跳。

更严重的是，青苗法的推行加剧了社会矛盾。保守派官员利用农民的不满，攻击王安石“变乱祖制”；农民则因不堪重负，发动了多起反抗事件。1074年（熙宁七年），河北路爆发了以“青苗法扰民”为名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打着“均贫富”的旗号，攻占了几个县城，虽被镇压，但已暴露了变法的隐患。

1069年9月21日颁布的青苗法，是北宋“熙宁变法”的起点，也是一场关于“改革理想与现实困境”的深刻实验。

王安石希望通过青苗法“富国强兵”，但他低估了官僚体系的腐败、地方执行的偏差，以及农民对“新政”的疑虑。尽管青苗法在实施中出现了诸多问题，甚至最终被宋神宗废除（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重新掌权，废除了大部分新法），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青苗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次经济政策的创新，更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任何改革都需要兼顾“理想”与“现实”——既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也要有灵活调整的智慧；既要关注政策的“顶层设计”，更要重视基层的“执行细节”。

站在今天的视角回望，1069年9月21日的那道诏书，依然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常新的命题：如何让改革真正惠及民生？如何让政策在落地时不变形、不走样？这些问题，不仅是北宋面临的挑战，更是每一代改革者都需要思考的课题。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069年9月21日，宋神宗与王安石以青苗法为起点，开启了一场改变北宋命运的变法。它或许未能彻底解决北宋的积贫积弱，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改革、民生与责任的深刻启示。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改革“盖棺定论”，但它会记住那些为理想奋斗的人，记住那些在实践中探索的经验。青苗法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刀切”的命令，而是“接地气”的实践；真正的惠民，从来都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而是“听民意”的调整。

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为那些仍在为改革与民生努力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