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16日。148年前的明天，1877年8月17日，北京紫禁城的奏折堆里，一份来自西北的奏疏被郑重呈到光绪皇帝案前。奏疏的落款是“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内容只有短短几百字，却字字千钧：“为统筹新疆善后事宜，拟请设立新疆行省，以固边防、兴地利、安民生。”这一天，距离左宗棠率军收复乌鲁木齐仅过去三个月，距离他彻底驱逐阿古柏侵略者还有不到半年——但正是这份奏折，为新疆的未来埋下了一颗至关重要的种子。今天，我们就从这封奏折说起，聊聊左宗棠与新疆的往事，以及一个王朝如何用一道奏折改写边疆的命运。

要理解左宗棠为何此时奏请设行省，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70年代初。那时的新疆，正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

1864年，新疆南部爆发了回民起义，本来是为了反抗清朝的压迫，却很快被地方封建主利用，演变成了一场持续十余年的战乱。起义军首领司迪克、金相印等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中亚的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机率军入侵，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建立起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更危险的是，沙俄趁火打劫，以“代收代守”为名，于1871年出兵占领了伊犁，将这片土地纳入了沙俄的版图。

一时间，新疆陷入了“三方割据”的混乱：南疆是阿古柏的势力范围，伊犁被沙俄占据，北疆的乌鲁木齐等地则被清军残余力量勉强维持。新疆各族百姓苦不堪言——阿古柏的军队烧杀抢掠，沙俄的官员横征暴敛，连原本稳定的丝绸之路贸易也被切断了。

此时的清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国内太平天国运动虽已平定，但捻军起义、西北回乱仍未平息；国外列强环伺，日本侵台、法国窥越南，国力早已捉襟见肘。对于新疆问题，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新疆乃化外之地，不如放弃，集中兵力加强海防”；另一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坚持“新疆不固，陕甘不宁，蒙古不安，京师动摇”，必须收复新疆。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早年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闻名，中年入仕后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有功，官至陕甘总督。他虽是一介文臣，却深谙军事，更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面对“弃疆”的言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天山南北粮产丰富，煤铁金银藏量惊人，实为天府之国。若弃之不顾，不仅对不起祖宗基业，更会让列强得寸进尺！”

1875年，清廷终于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这一年，左宗棠已经63岁，但他不顾年迈，亲自抬着自己的棺材出征——他说：“大丈夫为国捐躯，何须马革裹尸还？”

1876年春，左宗棠率军从肃州（今酒泉）出发，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程。他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沿途的回族、维吾尔族百姓纷纷箪食壶浆迎接。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到1877年夏天，清军已经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等地，阿古柏的主力几乎被全歼，残余势力逃到了帕米尔高原。

但左宗棠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收复领土只是第一步，要让新疆真正安定，必须解决“如何管理”的问题。此时的新疆，虽然名义上属于清朝，但实际上长期处于“军府制”管理下——由伊犁将军统辖，但将军的权力分散在各地的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手中，地方治理混乱，百姓与中央的联系非常薄弱。

更关键的是，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暴露了新疆的“边防漏洞”：没有统一的行政机构，没有有效的税收体系，没有便捷的交通网络，甚至连基本的户籍制度都没有。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就算赶走了侵略者，新疆也很可能再次陷入混乱。

1877年8月17日，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想法：

“新疆地居要冲，北邻蒙古，西接葱岭，南连西藏，东达甘肃，为西北屏蔽。然自乾隆平定准噶尔以来，虽设伊犁将军，然地方辽阔，军民分治，文武异趋，一切兴利除弊之事，难期骤举。臣愚以为，宜仿照内地行省之制，设立新疆行省，置巡抚一员，总揽全省军政民政；设布政使司掌管财政，按察使司掌管刑狱，提学使司掌管教育；分设府、州、县，编审户口，征收赋税，修筑驿道，兴办屯田……如此，则边防可固，民生可安，西北大局可长治久安矣。”

这份奏折的核心，是“改军府制为行省制”。在清朝的行政体系中，“行省”是最核心的地方行政单位，由中央直接派巡抚管理，权力高度集中，能够有效统筹地方事务。左宗棠希望通过设立新疆行省，将分散的军政权力收归中央，同时推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左宗棠的奏折很快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1884年11月17日，清廷正式宣布设立“新疆省”，任命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左宗棠因调任两江总督，未能亲历这一时刻）。新疆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境，以及甘肃、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新疆设行省的意义，远不止于“行政改制”。

首先是边防的巩固。行省制下，清廷可以直接调配军队、修筑炮台、设立电报线路，大大提升了边防的效率。1884年，新疆建省后仅一年，沙俄就因害怕清廷的军事压力，被迫归还了伊犁大部分地区（仅保留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块土地）。

其次是经济的发展。左宗棠在奏折中特别提到“兴地利”，即开发新疆的资源。建省后，清廷鼓励移民屯田，推广灌溉技术，种植棉花、小麦等作物；同时开采矿产，修建铁路（如后来的兰新铁路），使得新疆逐渐从“边疆荒地”变成了“西北粮仓”。

最重要的是民族的融合。新疆设行省后，清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了当地的世袭贵族特权，鼓励汉、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通婚、经商、求学。许多汉族商人沿着河西走廊来到新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维吾尔族的工匠则学会了制造农具和兵器，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

但左宗棠的奏折，也并非没有争议。

一些保守派官员反对设行省，认为“新疆民风彪悍，难以教化”，担心行省制会引发反抗。左宗棠在奏折中回应：“新疆之民，非不可教也，实未得教之术也。若能兴学校、设书院，教之以礼义，授之以农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他还举了例子：“陕西、甘肃的回族百姓，从前因战乱流离失所，如今在行省制下，纷纷返乡垦荒，生活比以前更好了。”

另一些官员则担心“增加财政负担”。左宗棠计算过：“新疆每年的赋税收入约为200万两白银，而维持行省的行政开支约为150万两，不仅不会亏空，还能略有盈余。”他甚至提出“以边养边”的策略：“新疆的矿产资源丰富，若能开采出来，足够支付行省的费用。”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正确的。新疆建省后，不仅没有成为“财政包袱”，反而成为了清朝西北的“钱袋子”。1885年，新疆的赋税收入达到了280万两，比建省前增长了40%；到19世纪末，新疆的棉花产量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产区。

1877年8月17日，左宗棠在奏折中写下的“设立新疆行省”，最终成为了现实。这不仅是一个行政决策，更是一个王朝对边疆的承诺——它告诉新疆各族百姓：“你们不再是‘化外之民’，而是大清国的子民；你们的土地不再是‘战场’，而是‘家园’。”

左宗棠本人，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新疆建省的那一天（他于1885年病逝），但他的奏折却为新疆的未来铺就了一条道路。在他之后，刘锦棠、杨增新、金树仁等历任新疆巡抚，都在不断完善行省制度，推动新疆的发展。

今天，当我们站在乌鲁木齐的街头，看着高楼大厦与清真寺交相辉映；当我们乘坐火车穿越天山，听着列车广播里用汉、维吾尔双语播报的站名；当我们品尝着新疆的瓜果，听着维吾尔族老人讲述“左公柳”的故事——我们会明白，148年前的那份奏折，不仅改变了新疆的命运，更书写了一段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传奇。

历史不会为某一个人留名，但会记住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人。左宗棠的奏折，或许只是晚清历史中一个普通的文件，但它背后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务实精神和对边疆的重视，却永远不会过时。

新疆设行省的故事，也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疆域的辽阔，更在于对每一寸土地的珍视；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经济的繁荣，更需要各民族的团结。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877年8月17日的那封奏折，不仅是一份文件，更是一颗种子——它种下了新疆的希望，也种下了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愿历史的光芒，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