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乌鲁木齐，抱着吉他在歌舞厅翻唱《阿西门的街》和《一无所有》的迪斯科霹雳摇滚青年艾斯卡尔·灰狼恐怕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回归民族音乐。
其实艾斯卡尔·灰狼并不是对民族音乐不感兴趣，他认为不能光抱着文化遗产不放，应该勇于尝试新的音乐形式。于是，带着满腔热血和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民族音乐，他义无反顾地踏上通往北京的列车，最终写就灰狼乐队的摇滚传奇。
198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山电影制片厂工作，因为喜欢跳舞，在片区跳舞时得到了大家的喜爱，有了“白马王子”的称号。刘江汛老师发现了我精准拿捏的节奏感，便问我会不会打鼓。或许因为年轻爱面子，我随口说了声“会”，于是他邀请我一起成立私立吉他乐团，让我担任副团长。当时新疆还没有这种私立乐团，担任副团长一职让我非常激动，你们知道年轻人总爱尝试。当刘老师第一次让我在排练室打鼓时，我整个人都慌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打鼓，这是我初次接触架子鼓。他看出我不会之后并没有责怪我，而是耐心地教我。我坚持每天苦练，每天几乎只睡3个小时，直到早上7点才回家。我又有了新的称号——“鼓王”。
有一次广春兰导演去歌厅看场地，正巧碰上我演出。她激动地跑过来邀请我：“我想为你打造一个角色，拍一部电影。” 我当时只是当成了一个玩笑，后来我去北京学习时收到电报：“剧本已经写好了，请男主角回去拍摄。”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地拍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西部舞狂》，也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摇滚乐有了新的认识，一回来就对乐队进行了调整，成立了“野孩子”摇滚乐队。
直到我因出演《西部舞狂》而红遍了大街小巷，甚至掀起披肩发潮流，陌生人不再对我无故谩骂，家里人也开始支持我了。我开始每天很认真地写歌、排练。1991年在新疆体育馆，我开了个人演唱会，成为新疆第一个开个人演唱会的人，也是全国第二个在体育馆开个人演唱会的人。后来我们将乐队名正式改为“灰狼乐队”，去往北京，开始了我们的北漂生活。
《西部舞狂》中我不仅本色出演男主角，还演唱了电影中所有的歌曲，“名气”让我走在街上都没有之前那么放松了。《西部舞狂》虽是我未来之路的敲门砖，但除了火爆、总是挂在别人嘴上边被提及、平静下来之后在回想，还是想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好好做音乐。
中国对摇滚乐的认识很短，产生了很多误区，导致当时流行音乐和摇滚乐互不容忍、界限分明，很多很有才的艺术家宁愿选择饿死也不愿进入所谓的“主流音乐界”。随着思想与阅历的沉淀以及大家对音乐的认识提升，不同类型的音乐逐渐开始不分你我，擦淡着边界线。
几百年前，新疆是音乐的圣地，不同地方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维吾尔族人最厉害的一点就是对音乐的接受力和感知力很强，很多音乐听一遍就会了。我当时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会有所成就，但很惋惜的是大部分年轻人喜欢图“快”，玩音乐急着出名，一不小心就把音乐玩坏了。其实如果年轻人能够看淡名利脚踏实地，就可以学到真正的音乐。
我认为摇滚精神就是真实——面对自己真实，面对孩子真实，面对家庭真实。我感觉我们民族身上的音符太多了，怎么玩都玩不完。最初有人见我唱流行歌、摇滚乐，说我背离民族传统，实际上不论是我的编曲还是唱腔都始终鲜明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一个长满音符的地方》最初是没有词的，因为词不能完全表达自我。我把声音当做乐器创造出属于我的一种语言，凭感觉去欣赏。
后来我决定做成两版，一版带歌词，想让大家过耳并流传下来，一版以世界语用自己的方式哼唱，想让更多的人通过音乐认识新疆这个长满音符的地方，并向往与爱惜那里。
当青春的叛逆渐行渐远，沉下心回望故土，对这片土地的爱也就越来越深。这张新专辑上的故事太多，我酝酿了整整20年。它淋漓尽致地融汇了木卡姆等民族音乐元素，激发出了新的激情和能量，是一份奉献给西域大地的厚礼。
专辑《一个长满音符的土地》是我壮阔的精神地图，而《风声》穿过地图上现实和语言的城墙，进入与风对望的神性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