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20日。一百四十七年前的明天，英国驻印度总督利顿勋爵的办公室里，一封来自喀布尔的电报被重重摔在桌上——阿富汗埃米尔舍尔·阿里汗拒绝了英国提出的三项“最后通牒”。五天后，英国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对阿宣战，第二次英阿战争正式爆发。这不是一场孤立的区域冲突，而是19世纪全球殖民体系下，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大博弈”的必然碰撞，更是一个高原国家为守护独立，用鲜血书写的抗争史诗。
要理解这场战争的根源，必须先看清阿富汗的“命运坐标”。
阿富汗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北接中亚草原，南邻英属印度的旁遮普平原，东连中国新疆的喀喇昆仑山脉，西隔兴都库什山脉与波斯相望。这种地形让它成了天然的“战略缓冲区”——对英国而言，控制阿富汗就能堵住俄罗斯从陆地南下印度的通道；对俄罗斯来说，拿下阿富汗则能撕开英国殖民帝国的“软腹部”。两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就这样把阿富汗夹在了中间，展开了一场持续近百年的“大博弈”。
阿富汗的地形也注定了它“易守难攻”的特性：兴都库什山脉纵贯全境，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山间隘口狭窄崎岖，冬季积雪可达数米，夏季暴雨引发山洪。19世纪的英军虽然装备先进，但在这种地形作战，机械化部队毫无用武之地，只能依赖步兵翻山越岭，后勤补给线随时可能被部落武装切断。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两次入侵阿富汗，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1842年）的教训，像一道伤疤刻在英国的殖民史上。
当时，英国为了扶持亲英的沙阿·舒贾取代阿富汗的合法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派出两万英印军队从开伯尔山口入侵。起初进展顺利，沙阿·舒贾在英军支持下登上埃米尔宝座。但阿富汗人很快发现，这个“英国傀儡”只会横征暴敛，甚至允许英军在喀布尔修建兵营、掠夺文物。1841年，喀布尔爆发大规模起义，起义者包围了英军驻地，杀死英国驻扎官。沙阿·舒贾仓皇出逃，英军被迫从喀布尔撤退。
撤退之路成了“死亡之旅”。一万六千名英军和随军家属，在零下20度的暴风雪中翻越大山，沿途遭遇起义军的伏击、饥饿和疾病。最终，只有布赖登医生一人活着回到印度，其余人要么冻死、饿死，要么被砍杀。这场惨败震惊了伦敦，英国议会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结论是：“阿富汗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此后三十年，英国虽未放弃对阿富汗的渗透，但改为“间接控制”——资助亲英部落首领，设立边境商站，偷偷测绘地形，等待时机。
19世纪70年代，时机似乎来了。俄罗斯的扩张让英国坐不住了。
俄罗斯从中亚南下的脚步越来越快：1865年吞并塔什干，1867年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1868年击败浩罕汗国，将其领土纳入版图。到1873年，俄罗斯的边界已逼近阿富汗北部的土库曼草原。同年，俄罗斯迫使舍尔·阿里汗签订《俄阿友好条约》：俄罗斯获得在阿富汗北部设立领事馆、自由贸易、派遣军事顾问的权利；阿富汗则承诺不与英国结盟。
英国立刻做出反应。利顿勋爵在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俄罗斯的领事馆就是间谍窝，他们的商人带着测绘仪器，实则在绘制印度北部的防御地图。”英国开始向阿富汗边境增兵，在旁遮普和俾路支斯坦修建兵营，同时通过印度总督府向舍尔·阿里汗施压，要求他废除与俄罗斯的条约，接受英国的“保护”。
1878年的夏天，喀布尔的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
舍尔·阿里汗派儿子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前往伦敦谈判，希望英国承认阿富汗对北部瓦罕走廊的主权，并承诺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但英国不仅拒绝了这些合理要求，还提出了三项屈辱性条件：第一，允许英军永久驻扎开伯尔山口；第二，开放所有边境口岸供英国商品免税进入；第三，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必须由英国“指导”。舍尔·阿里汗在喀布尔的王宫里拍着桌子对使者说：“这是把阿富汗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我宁可战死，也不签这个条约。”
利顿勋爵随即下达战争命令。英国制定了“三路进攻”计划：西路军从俾路支斯坦的奎达出发，进攻阿富汗的赫拉特；中路军从旁遮普的拉合尔出发，直扑白沙瓦；北路军从开伯尔山口推进，目标直指喀布尔。三路英军总兵力约三万六千人，配备最新式的马蒂尼-亨利步枪和7磅野战炮，而阿富汗军队虽有十万之众，但武器落后，多为前装滑膛枪，后勤全靠部落民运输。
11月21日，战争正式打响。
西路军进展最快，仅用两周就占领了赫拉特——这座历史名城曾是波斯和阿富汗的争夺焦点，如今成了英国的第一个战利品。中路军在白沙瓦遭遇轻微抵抗，很快控制了开伯尔山口以南的平原。最关键的北路军，由弗雷德里克·罗伯茨将军率领，从开伯尔山口的贾姆鲁德要塞出发，翻越海拔3000米的山口，向喀布尔逼近。阿富汗军队在山口设伏，用滚木礌石和步枪射击，但英军的火炮很快压制了火力，罗伯茨的部队仅用三天就突破了防线。
到1879年1月，英军已兵临喀布尔城下。舍尔·阿里汗带着少数随从逃往北方山区，不久后在绝望中去世。他的儿子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向英国求和，接受《甘达马克初步条约》：阿富汗承认英国对开伯尔山口以南的控制，英国则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英国并未就此满足，他们要求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前往印度“朝觐”，实质是将其扣为人质。
阿富汗的反抗从没停止。
1879年9月3日，喀布尔的英国驻扎官尼维尔·张伯伦爵士，带着几名士兵在市集巡查。他看到一名阿富汗商贩在出售《古兰经》抄本，竟上前抢夺并当众焚烧，还嘲讽说：“你们的经书不如英国的圣经。”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喀布尔的百姓。当晚，数千名起义者包围了英国驻军总部“夏都”城堡，用燃烧瓶和步枪发起攻击。张伯伦爵士和200多名英军士兵在混战中丧生，城堡被烧毁过半。消息传到伦敦，《泰晤士报》用头版标题惊呼：“阿富汗的怒火被点燃了！”
英国立刻增派两万军队，由罗伯茨将军指挥，再次入侵阿富汗。1880年7月27日，双方在迈万德峡谷展开决战。
阿富汗起义军由部落首领带领，利用峡谷两侧的山坡设伏，等英军进入狭窄谷底后，从四面八方用步枪射击。英军的火炮因射角问题无法有效反击，步兵在密集火力下成片倒下。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英军伤亡4000多人，其中一半是阵亡。罗伯茨在战报中写道：“阿富汗人像山上的岩石一样顽强，我们的每一次冲锋都被打退。”
迈万德战役的惨败让英国意识到：占领阿富汗的代价远超收益。1880年9月，英国与阿卜杜尔·拉赫曼汗签订《甘达马克最终条约》。条约规定：阿富汗保留内政自主权，英国不干涉其部落事务和宗教传统；但阿富汗的外交政策需与英国协商，开伯尔山口和边境贸易由英国监管。简单来说，阿富汗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表面上独立，实际上失去了外交和军事自主权。
第二次英阿战争的影响，像涟漪一样扩散到整个中亚。
对英国而言，这场战争虽然代价高昂，但达到了战略目的：通过控制阿富汗的外交和边境，成功阻挡了俄罗斯南下的脚步，印度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英国前首相迪斯雷利曾说：“阿富汗是印度的盾牌，我们用鲜血守住了这面盾牌。”
对阿富汗而言，这是“带血的独立”。虽然失去了部分主权，但避免了被完全殖民的命运。阿卜杜尔·拉赫曼汗后来被称为“铁腕埃米尔”，他利用英国的援助整顿军队、统一部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现代阿富汗奠定了基础。
对俄罗斯来说，这场战争是“扩张的刹车”。英国在阿富汗的强硬态度，让俄罗斯意识到中亚的“缓冲区”不容忽视，此后转向与中国、波斯争夺势力范围，暂时放缓了对印度的渗透。
更深远的，是这场战争留下的“遗产”。
阿富汗人民在战争中形成的抵抗精神，成了民族认同的核心。后来的抗英战争、抗苏战争，乃至塔利班的崛起，都能看到这种“宁折不弯”的基因。而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也因这场战争进入尾声——1895年，两国签订《帕米尔协定》，划定中亚边界，阿富汗成了名副其实的“缓冲国”。
今天，当我们站在喀布尔的巴卑尔陵墓前，看着兴都库什山脉的积雪，依然能感受到历史的重量。第二次英阿战争不是一场“胜利的战争”，对英国而言，它证明了殖民扩张的局限性；对阿富汗而言，它证明了小国在列强夹缝中也能捍卫尊严。那些在暴风雪中撤退的英军士兵，那些在迈万德峡谷战斗的部落战士，那些宁可饿死也不屈服的普通百姓，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的底色。
最后，想对听众说的是：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年份和地名，而是无数人的选择和抗争。1878年的阿富汗，用鲜血告诉我们：真正的独立，从来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用勇气和牺牲争取来的。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仅要记住战争的残酷，更要记住那些为了家园和自由而战的人们——他们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每一个为尊严而奋斗的人。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