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做“播客+”，就是把听博客和其他时间层叠，实现时间效能double，其中最有效的是播客+打扫，播客+运动，播客的长时段的好处就出来了，不自觉打扫和运动的时间就拉长了，我们要提高的不是事件切换的频次，是同一长时段的效能叠加。端午假期听过42章经的一段播客很受启发，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频率的跃迁，短频率风口流量是高耗能，低频率长期主义是低耗能，简单，耗能低才能持久。

今日播客+跳绳收益，第二次听到推荐施展的《枢纽》，开始阅读，从开始就有不少微信读书里划线读者的“请说人话”点评，联想到周六听到纵横四海串台日谈公园播客里说的，内容创作者没有为你的理解和知识的100%正确承担无限责任，这是一种有限责任制，否则内容创作将会越来越稀缺。

在我们观察世界的时候，问题并不是自动浮现的，它是通过理论范式而被我们把握住的，如果现实已经演化得超出该范式的适用边界，该范式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真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要警惕我们是否提出了真问题？

局部性的视野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与把握。

《枢纽》第七章中提出的“全球经贸双循环”假说内蕴着一个推论，就是该循环结构意味着全球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日益不一致，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失衡。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到2018年，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是这一变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贸易战通过关税进行，但只有在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的情况下，关税才能达到贸易战所期待的效果；如果两个空间不再一致，则经济活动有各种办法规避关税的控制。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不一致蕴含着风险。诸多国家彼此在经济上有着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一国的内政行为会通过经济过程的传导，对其他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便是经济活动本身也会外溢出诸多政治效应。如果没有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安排来为这些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缓冲，形成制度保障，便有诱发动荡的可能。

《枢纽》在第七章里曾经引用印度经济学家拉詹的一段分析：“魏玛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二战之后组建了几大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即GATT），目的就是回应这个问题，为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提供政治基础。这几大国际经济组织是以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当时运转还算有效，但到今天，现实已经侵蚀掉了它们的基础，各国间的经济关系重新进入缺乏政治基础的状况，风险就浮现出来了。这是近些年各种国际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