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25日。105年前的明天，1920年8月26日，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州议会大厦里，气氛比盛夏的蝉鸣更灼热。共和党参议员哈里·伯恩斯站在发言席前，手中的选票微微发颤。当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宣布“赞成”时，整个房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声掌声穿透了100多年的时光，至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震荡。因为正是这一天，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正式获得足够州的批准，从此，美国女性拥有了法律意义上的选举权。

这一天，距离1848年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女性首次提出“选举权”诉求，已经过去了72年；距离1878年首次向国会提交女性选举权修正案提案，过去了42年。72年里，无数女性用游行、演讲、绝食甚至入狱的方式，为“投票权”这三个字付出了血泪与坚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投票权之战”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如何改写了美国的历史。

要理解1920年这场胜利的分量，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的美国。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的生存空间被严格压缩在家庭的小圈子里。

法律层面，女性的权利几乎被完全剥夺：已婚女性没有财产权——她们的工资、继承的房产甚至婚前财产，都归丈夫所有；没有选举权——宪法明确规定“只有白人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没有受教育权——女子学校数量稀少，课程仅限于缝纫、烹饪等“持家技能”；甚至在法庭上，女性的证词可信度低于男性，若涉及离婚或财产纠纷，法官往往偏向男性。

社会观念层面，“女性天生适合家庭”的偏见根深蒂固。宗教经典被曲解为“女性应顺从丈夫”的依据，《圣经》中“夏娃是亚当的肋骨”的故事被用来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将女性塑造为“纯洁的圣母”或“家庭的天使”，任何参与公共事务的女性都会被贴上“不检点”的标签。

经济层面，工业革命虽让部分女性走出家庭成为产业工人，但她们的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工厂里的男性工人每小时赚2美元，女性却只能赚50美分；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工作12小时，手指被机器磨得血肉模糊，却连基本的工伤赔偿都拿不到。

但到了19世纪中后期，变革的种子开始萌发。废奴运动的兴起让“平等”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既然黑人奴隶都能通过《解放宣言》获得自由，女性为何不能争取平等的权利？1840年，英国女性活动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女权辩护》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知识界引发震动。书中一句“我不希望女性拥有支配男性的权力，而是希望她们拥有支配自己的权力”，成为女性运动的口号。

1848年7月19日，纽约州塞内卡福尔斯镇的一座卫理公会教堂里，一场改变历史的会议悄然开幕。会议由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共同组织，参会者包括50名女性和少数男性支持者。斯坦顿站在讲台上，宣读了她连夜起草的《情感宣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女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这篇宣言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结构，却将“男性”替换为“人类”，将“白人”替换为“男女”。当斯坦顿念到“男性通过对女性的征服、压迫和贬低，建立了专制统治”时，台下一位老妇人当场哭出声：“原来我们的痛苦，早就被写进了历史！”

会议通过了《情感宣言》，并提出两项核心诉求：一是女性拥有选举权，二是女性有权参与公共事务（如担任教师、医生、律师等）。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这一诉求反应冷淡——《纽约时报》嘲讽女性“不知天高地厚，竟想干预政治”；男性政客公开表示“女性的大脑太小，无法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甚至连许多女性都认为“选举权是男人的事，我们只需照顾好家庭”。

尽管阻力重重，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从未停止。1869年，两位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安东尼是废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曾因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被捕。她性格坚韧，擅长组织活动，很快成为女性运动的“行动派”。1872年，她故意在总统大选中投票，被警方逮捕。法庭上，她掷地有声地说：“如果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有选举权’，而我是公民，那么我就有权投票！”最终，她被判处100美元罚款，但拒绝支付——这笔罚款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免除。

斯坦顿则是学者出身，擅长写作和理论构建。她花了20年时间收集各国女性权利的资料，写成《女性与她的社会地位》一书，系统论证了女性选举权的合理性。她与安东尼合作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WSA），主张通过宪法修正案直接赋予女性选举权。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露西·斯通，她创立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NAWSA），更倾向于通过渐进的方式推动改革——先争取州一级的选举权，再推动联邦层面的修正案。这两个组织的合作与竞争，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主线。

运动初期，进展十分缓慢。1878年，斯坦顿和安东尼推动国会通过了《妇女选举权修正案》（又称“安东尼修正案”），但该提案在参议院以2票之差被否决。参议员们给出的理由荒诞至极：“女性太感性，无法理性投票”“如果女性参政，家庭会陷入混乱”。

此后，每隔几年，女性活动家就会重新提交修正案，但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直到20世纪初，转机才悄然出现。

转机的出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一战期间，美国男性大量奔赴欧洲战场，工厂、医院、农场等岗位出现巨大空缺。女性被迫走出家庭，填补这些空缺：她们在军工厂里生产炮弹，在医院里照顾伤员，在农场里收割小麦，甚至伪装成男性加入军队（据统计，约400名美国女性以男性身份参战）。

女性的贡献让社会震惊。1917年，美国妇女工会联盟发布报告：“女性在战争期间的劳动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一年的军费开支。”报纸开始用“国家的救星”形容女性，《纽约时报》写道：“如果女性能为国家战斗，为何不能为国家投票？”

与此同时，女性活动家的策略更加灵活。她们不再局限于演讲和游行，而是通过游说议员、发动请愿、利用媒体宣传等方式扩大影响力。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进步党将“女性选举权”写入竞选纲领；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支持女性选举权（尽管他的支持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他需要女性选民的支持来赢得大选）。

1918年，美国众议院终于以274票赞成、13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第十九修正案》提案。但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四分之三的州（即36个州）批准才能生效。此时，已有29个州批准，还差7个州。

接下来的两年，女性活动家展开了“州际闪电战”。她们奔走于田纳西、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等关键州，与当地政客谈判，组织选民施压。1920年6月，田纳西州成为第36个批准修正案的州——但过程一波三折。

田纳西州的参议院原本倾向于反对修正案。州长阿尔伯特·罗宾斯是民主党人，他公开表示：“女性的位置在厨房，不在投票站。”但女性活动家没有放弃。她们联合当地的女性团体，在州议会大厦外举行静坐抗议；学生们举着“给我们投票权”的标语包围了议员的办公室；甚至连田纳西州的妇女俱乐部都暂停了每周的茶话会，转而讨论如何说服议员。

8月18日，田纳西州参议院进行投票。前20分钟，赞成票和反对票一直持平。关键时刻，来自乡村的民主党参议员哈里·伯恩斯站了起来。他的女儿曾在一战中担任护士，因无法投票而痛哭：“爸爸，我连为国家选择的权力都没有，那我为什么要为国家战斗？”伯恩斯最终投下了赞成票。20票赞成、17票反对——修正案在田纳西州获得通过。

两天后，田纳西州众议院以50票赞成、4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修正案。至此，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正式生效。

1920年8月26日，美国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签署文件，宣布第十九修正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女性涌上街头庆祝：在纽约，女性穿着白色连衣裙，头戴白色帽子，手持“投票权”标语，在第五大道游行；在芝加哥，女性骑着自行车绕行市中心，车筐里装着“我们投票了”的传单；在波士顿，女性合唱团在公园里演唱《我的祖国》，歌声响彻云霄。

一位参加游行的女性回忆：“我母亲哭了，她说她等这一天等了40年。我姐姐抱着她的女儿说：‘宝贝，你将来也可以投票了。’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但胜利的背后，仍有遗憾。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性别而拒绝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但并未解决所有问题：南方各州通过“祖父条款”（允许未缴纳人头税的白人男性投票，而黑人女性仍被排除）、“文化测试”（要求选民通过读写测试）等手段，继续限制黑人女性的选举权；直到1965年《投票权法案》通过，这些歧视性条款才被彻底废除。

1920年的“投票权之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推动了女性政治参与。1920年大选，约800万女性参与了投票；到194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3000万。女性议员的数量也逐渐增加：1923年，第一位女性议员瑞秋·戴维斯·加斯科因当选；1933年，弗朗西丝·珀金斯成为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劳工部长）；1981年，桑德拉·戴·奥康纳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其次，它促进了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修正案的通过，让“男女平等”从“激进诉求”变成了“宪法权利”，推动了女性在教育、就业、婚姻等领域的平等——1920年后，女性大学入学率大幅提高，越来越多女性进入专业领域（如法律、医学）；1963年《同工同酬法》的通过，也与这场运动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它为其他少数群体的权利斗争提供了范例。黑人、拉丁裔、LGBTQ+群体等，都从女性选举权的胜利中汲取了力量——“少数群体的权利，需要通过持续的抗争来争取”，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20年8月26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投票权”的胜利，更是一场关于“平等”与“尊严”的革命。它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天赋的，而是无数人用坚持和勇气争取来的；所谓“进步”，就是不断打破偏见、扩大“平等”的边界。

正如美国女性活动家爱丽丝·保尔在1920年说的：“我们没有赢得一切，但我们赢得了最重要的一步——投票权。这一步，将让我们走向更自由、更平等的未来。”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20年8月26日的那场胜利，不仅为美国女性打开了政治参与的大门，更为全世界的性别平等运动点燃了希望之火。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每一步，珍惜当下的平等与自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