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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在朋友圈分享了多谈谈问题，就有朋友推荐我读读另一本，今天和大家分享单读的另一本书——《把自己作为方法》，然后很有意思的是这本里面对话的作者项彪，也是我今年挑选的25本书单中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作者，在读书中体会到一些关联性，也有很多的乐趣。

那在解读这个访谈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下项飙的背景和他最有名的这本北京浙江史，也为后面阅读这本书做个简单的导读。项飙不是以上帝视角笼统的总结和分析北京“浙江村”的历史和组织形式，而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他六年来在“浙江村”的所见所闻所想。

项飙认为在“浙江村”中存在一个新的行动单位：系，是指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或者可以称为“关系从”，类似于平常说的“圈子”。他发现“浙江村”里的系主要包括亲友圈和生意圈两个亚系。这两个圈子是大家在“浙江村”内赖以生活、生产经营以及扩大生产经营的基础。每个人的两个圈子之间存在重叠的部分，而这重叠部分就构成了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称为“核心系”。人们不仅通过系构成了“浙江村”，而且结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流动经济网络”。“浙江村”内大人物就是那些拥有更大系的个人，他们有威望、肯帮忙，在内部资源的调动、关系的协调方面更有发言权和能力，而普通村民只要在外面冲锋打天下，因此在“浙江村”内构成了“大主内，小主外”的格局。

摘录部分：

吴琦

作为结果，“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凸显了，其中包括那些我们自觉展现的部分，也包括不自觉的流露，这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题中之义，是更多对话的基础，可供读者讨论和批评。但展示自我从来不是目的，甚至可以反过来说，这本书的目标之一正是把这个概念从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解救出来，揭示出原本就附着其上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关系。这本书更具体、更内在的对话对象，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比如学者、艺术家、学生，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一直保持读书和思考习惯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因为我们谈话的线索之一始终是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而项飙老师的学术风格和行为方式，他对人类学的创造性运用，对80年代“文化热”的批评，都是在知识分子关怀的基础上对这个传统的主动反省。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中，他释放出的转型信号，正是新一代知识人施展自己的想象和行动力的起点。

在直觉中反省直觉，在变化中确认相对的不变。你们会发现在一场开诚布公的谈话中，现成的看法和预设都会失效，价值需要重新判定，而精神会抖擞起来，那些困扰、挫败过我们的难题变得不再那么绝望无解。“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不一定要听所谓主流的意见，想做的事不一定做不成，同行的人不一定都会掉队。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么一种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

项飙：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图景的理论》[插图]，意思就是说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确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早期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是这样，画这个图并不是机械地反映世界，而是要精确地反映世界。什么叫真正的精确？真正的精确就是你把握住它内在的未来方向。机械和精确的差别是很大的，机械就是拍照，但精确是不仅抓住现在是什么，而且抓住它将会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所以“图景”就有两重意思，一是现在的概括，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什么是乡绅气质？这一段很长，但也表述的很清晰，其中包括乡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等。

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能支持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

费孝通是一个很有趣的学者。他的乡绅气质，我很能理解。他对社会的把握也是从内到外画一个图景，不做外在的判断，而且他画出的图景对在里面的人是有意义的，有一定的伦理把握。

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能支持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

道德不应该像帽子一样戴在我们头上，罩在我们生活中，今天的道德必须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放在我们手上，我们要去观察它。如果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我们是看不到它的，我们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不知道帽子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不知道道德从哪里来，糊里糊涂跟着它走，是盲目地跟从。如果要让别人去尊重这样的道德，那就是不道德。讲“穆先生”，是说道德应该是一种有选择的道德，要以个体自由为基础。这肯定是从哪里读来的，可能是从高中“文化热”里留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