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听】抓特务：信息缺乏时的个人和组织决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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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圣诞节，他听到了女声合唱的圣诞颂歌。从草岚子监狱到西什库教堂大约400米远，也许教徒们结束活动后会经过这条胡同。
1960年，玛丽·唐尼第二次到北京，住在新侨饭店。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北京，他在中国进行采访，也住在新侨饭店。他在中国住了半年，后来发表了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否认三年困难时期的灾害。作为调查记者，在现场工作了相当长时间，斯诺仍然只能掌握极为有限的真实信息。
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已经很少，玛丽·唐尼和斯诺在吃饭时相互认识。斯诺拥有新闻记者的嗅觉，他从玛丽·唐尼这里获得新闻素材。在他采访周恩来时，两人谈到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周恩来对中国的政策做了解释。他说唐尼间谍案是针对中国的颠覆活动，不属于朝鲜战争战俘交换之列。他还向斯诺提供了1955年与哈马舍尔德会谈的记录，里面有中方通过审讯获得的信息。周恩来说，这份文件从未公开过，他很了解调查记者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通过和斯诺的接触，玛丽·唐尼通过文化探视获得了来自中方最高层的信息，她的情报能力超越了国务院和中情局。斯诺很同情玛丽·唐尼，他送了唐尼一件衬衫，由玛丽带到监狱。斯诺是名人，他释放的善意让唐尼感动。在单身牢房里，一件纯正美式衬衫能够给这名年轻人带来怎样安慰？唐尼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具有文学寓意的礼物，因为衬衫口袋还有墨水的痕迹。斯诺完成采访回到纽约，向当选总统肯尼迪任命的国务卿腊斯克做了通报，包括周恩来对两名间谍的看法。然而腊斯克对此没有兴趣，美国最关注的是古巴问题。文革开始后，玛丽·唐尼无法再获得签证，直到1971年才最后一次到北京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