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时光探宝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冬梅
主播：小藏
—内容提要—
这期节目里，我们把目光投向宋代——
不是为了赞美一个“美好的古代”，
也不是为了替任何制度翻案，
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困难的问题：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帝制时代，公共责任是如何可能的？
赵冬梅教授提出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区分——
“抽象的皇帝”与“具体的皇帝”。
宋代士大夫所忠于的，并非某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君主，而是一个代表“天下秩序、长治久安”的抽象皇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谏、争论、批评，并不是对抗权力，而是一种发生在皇权内部的责任实践。
节目由此进入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高点”——北宋中期。
这是赵冬梅所说的“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士大夫被鼓励批评，拥有纠错空间，形成了一种以“通今学古、救时行道、犯言纳说”为核心的政治伦理。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
在同一历史时段内高密度地出现，构成她所形容的“华夏群星闪耀时”
但高点之所以值得讨论，正因为它并不稳固。
节目进一步分析了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的分野：
前者试图从改革官僚、富民入手，最终失败；
后者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在目标理性上取得成功，却付出了深刻的政治文化代价。
随着决策机制、宰相制度、言路结构的变化，原本鼓励批评的政治结构开始松动，一种“法家式效率逻辑”逐渐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期节目将镜头聚焦到一个“历史的例外”——苏轼。
在赵冬梅看来，苏轼既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也是精神上的成功者。
当他发现自己与体制“八字不合”，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不再敞开，他并未退缩为沉默者，也没有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任何政治阵营。
在黄州、惠州、儋州，他依然参与地方治理，关心民生，同时在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中，保住了一个完整而自由的自我。
“体制不接纳我，我仍然可以由我自己。”
这是苏轼给出的另一种士大夫可能性，也是宋代士大夫精神留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节目最后，赵老师将视野拉回更长的历史线索。
她引用陈寅恪在抗战时期提出的判断——
“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指出宋代真正值得珍视的，并非制度本身，而是一种精神结构：
自由而独立的思考能力，对人的尊重，以及“为己之学”所支撑的公共担当。
这不是一段可以被简单复制的历史，
但它留下了一束持续照亮后世的光。
—书单—
我极爱看赵老师的著作，因此发自内心地推荐：
《人间烟火》《法度与人心》《宽容与执拗》《赵宋：如是我见》《大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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