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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28日,明天,也就是11月29日,是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通过七十八周年纪念日。七十八年前的这一天,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厅里,来自56个成员国的代表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这份决议的全称是《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它首次在国际法层面提出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试图为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带来和平。然而,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决议,最终却成为中东长期冲突的导火索之一。今天,我们就回到1947年的秋天,还原这段充满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历史。
要理解这份决议的诞生,必须先从巴勒斯坦地区的百年纠葛说起。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历史上曾是古代犹太王国和迦南人的家园。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犹太人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开启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而阿拉伯人则在7世纪伊斯兰扩张后逐渐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要居民,到19世纪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已占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生活,形成了自己的村落和城市。
19世纪末,欧洲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受俄国 pogroms(反犹暴乱)和欧洲排犹思潮的影响,犹太知识分子提出“回归锡安”的主张,希望通过建立犹太国家,让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拥有一个安全的家园。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主持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正式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此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他们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逐渐与当地阿拉伯人产生了土地和资源上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争取犹太人对战争的支持,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英国同时承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这种双重承诺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开始在巴勒斯坦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允许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另一方面又限制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试图平衡双方利益。
然而,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欧洲犹太人面临灭顶之灾,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到194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1918年的5.6万激增到60万,占总人口的32%,而他们拥有的土地却从不到1%扩大到6%。阿拉伯人感到自己的家园被侵占,多次发起抗议和暴力冲突。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爆发大规模阿拉伯起义,英国不得不派军队镇压,同时限制犹太移民。但二战期间,为了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英国又放松了移民限制,导致阿犹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无力继续维持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独立国家,不断发动袭击英国目标的行动;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分治,威胁要武力干预。1947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并于5月15日正式结束委任统治。联合国随即成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由11个成员国代表组成,负责调查巴勒斯坦局势并提出解决方案。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月,走访了巴勒斯坦各地,听取了犹太代办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英国托管当局以及各宗教团体的意见。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少数派方案(由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提出)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多数派方案(由加拿大、瑞典、乌拉圭等六国提出)则主张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由联合国托管,实行国际化。
多数派方案的细节是这样的:犹太国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包括沿海平原、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的部分区域;阿拉伯国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占43%,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加利利湖以东地区;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约176平方公里)由联合国直接管理,作为国际城市。当时,犹太人口约60万,阿拉伯人口约120万,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仅占6%,而阿拉伯人占94%。按照这个方案,犹太国将获得大部分沿海肥沃土地和淡水资源,阿拉伯国则多是山地和沙漠,双方在土地分配上存在明显不均。
1947年9月3日,特别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调查报告,推荐多数派方案。9月23日,联合国大会设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分治方案。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分治,认为这是对阿拉伯人权利的侵犯。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分治,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任何外来者都无权分割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积极游说各国代表,强调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以及建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下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施压,希望苏联支持分治方案,以换取苏联在冷战中的合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辩论和外交斡旋,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终于就181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出来时,犹太代办处的工作人员欢呼雀跃,他们走上街头,挥舞着蓝白相间的旗帜(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旗),庆祝“梦想成真”。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区,人们则陷入悲痛和愤怒,阿拉伯商店纷纷关门,清真寺里传出抗议的呼声。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代表当场退场,宣布不承认这一决议。
决议通过后,英国宣布将按照决议要求,在1948年5月14日结束委任统治,将权力移交给联合国。犹太代办处随即开始筹备建国事宜,任命戴维·本-古里安为临时政府主席。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读《独立宣言》,宣布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几乎在同一时间,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组成联军,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十个月,以色列最终获胜,占领了联合国分治方案中属于阿拉伯国的部分领土,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耶路撒冷的西部由以色列控制,东部由约旦控制。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这就是所谓的“纳卡巴”(Nakba,意为“灾难”)。
联合国181号决议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分治实现和平,但最终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从历史角度看,这份决议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它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意愿和利益,在土地分配上偏向犹太人,导致阿拉伯人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强加的和平”;其次,它没有制定具体的执行机制,英国托管当局在移交权力时缺乏有效的过渡安排,给了冲突双方可乘之机;最后,它将耶路撒冷国际化,却没有明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导致这座圣城成为长期争夺的焦点。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181号决议是他们建立国家的法律依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犹太民族自决权的承认。以色列建国后,迅速得到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承认,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而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份决议是“非法的”,是他们民族苦难的开始。此后的几十年里,中东和平进程始终围绕着“两国方案”展开——即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双方在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权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和平谈判多次破裂,冲突时有发生。
今天,当我们回望1947年11月29日的那个夜晚,看到联合国大厅里闪烁的灯光和代表们复杂的表情,更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那份决议不是“正义”与“邪恶”的简单对立,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历史洪流中的碰撞与妥协。它承载了犹太民族对“安全家园”的渴望,也承载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故土难离”的眷恋。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中东问题的根源,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认为自己有权拥有这片土地。”
七十八年过去了,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560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的回归权问题仍未解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定居点不断扩大,耶路撒冷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新一轮冲突,再次让世界看到这片土地的脆弱与伤痛。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国际政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联合国181号决议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民族矛盾,却忽略了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的复杂性。它告诉我们,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冲突双方放下仇恨、相互尊重,在承认彼此合法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寻求共赢。正如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真正的和平,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双方都成为对方的镜子,看到自己的局限,从而学会共存。”
今天,当我们纪念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七十八周年时,不应忘记那些在决议背后付出努力的外交官、记者和普通民众,也不应忘记那些在冲突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无辜者。历史的回声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终点,而是需要世代守护的旅程。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差异、坚持对话,才能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真正迎来持久的安宁。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
要理解这份决议的诞生,必须先从巴勒斯坦地区的百年纠葛说起。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面积约2.7万平方公里,历史上曾是古代犹太王国和迦南人的家园。公元70年,罗马帝国摧毁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犹太人被迫流散世界各地,开启了长达近两千年的“大流散”。而阿拉伯人则在7世纪伊斯兰扩张后逐渐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要居民,到19世纪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已占总人口的90%以上,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生活,形成了自己的村落和城市。
19世纪末,欧洲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受俄国 pogroms(反犹暴乱)和欧洲排犹思潮的影响,犹太知识分子提出“回归锡安”的主张,希望通过建立犹太国家,让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拥有一个安全的家园。1897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瑞士巴塞尔主持召开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正式成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此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他们购买土地、建立定居点,逐渐与当地阿拉伯人产生了土地和资源上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争取犹太人对战争的支持,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但英国同时承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这种双重承诺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国际联盟授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开始在巴勒斯坦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允许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另一方面又限制阿拉伯人的政治权利,试图平衡双方利益。
然而,这种平衡很快被打破。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欧洲犹太人面临灭顶之灾,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到1947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从1918年的5.6万激增到60万,占总人口的32%,而他们拥有的土地却从不到1%扩大到6%。阿拉伯人感到自己的家园被侵占,多次发起抗议和暴力冲突。1936年至1939年,巴勒斯坦爆发大规模阿拉伯起义,英国不得不派军队镇压,同时限制犹太移民。但二战期间,为了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英国又放松了移民限制,导致阿犹矛盾进一步激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已无力继续维持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建立独立国家,不断发动袭击英国目标的行动;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分治,威胁要武力干预。1947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并于5月15日正式结束委任统治。联合国随即成立“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由11个成员国代表组成,负责调查巴勒斯坦局势并提出解决方案。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三个月,走访了巴勒斯坦各地,听取了犹太代办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英国托管当局以及各宗教团体的意见。委员会内部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少数派方案(由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提出)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多数派方案(由加拿大、瑞典、乌拉圭等六国提出)则主张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由联合国托管,实行国际化。
多数派方案的细节是这样的:犹太国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6%,包括沿海平原、加利利地区和内盖夫沙漠的部分区域;阿拉伯国面积为1.15万平方公里,占43%,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加利利湖以东地区;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约176平方公里)由联合国直接管理,作为国际城市。当时,犹太人口约60万,阿拉伯人口约120万,犹太人拥有的土地仅占6%,而阿拉伯人占94%。按照这个方案,犹太国将获得大部分沿海肥沃土地和淡水资源,阿拉伯国则多是山地和沙漠,双方在土地分配上存在明显不均。
1947年9月3日,特别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调查报告,推荐多数派方案。9月23日,联合国大会设立“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分治方案。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分治,认为这是对阿拉伯人权利的侵犯。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分治,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任何外来者都无权分割它。”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积极游说各国代表,强调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以及建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下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施压,希望苏联支持分治方案,以换取苏联在冷战中的合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辩论和外交斡旋,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终于就181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出来时,犹太代办处的工作人员欢呼雀跃,他们走上街头,挥舞着蓝白相间的旗帜(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旗),庆祝“梦想成真”。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区,人们则陷入悲痛和愤怒,阿拉伯商店纷纷关门,清真寺里传出抗议的呼声。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代表当场退场,宣布不承认这一决议。
决议通过后,英国宣布将按照决议要求,在1948年5月14日结束委任统治,将权力移交给联合国。犹太代办处随即开始筹备建国事宜,任命戴维·本-古里安为临时政府主席。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宣读《独立宣言》,宣布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几乎在同一时间,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组成联军,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持续了十个月,以色列最终获胜,占领了联合国分治方案中属于阿拉伯国的部分领土,约旦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埃及控制了加沙地带,耶路撒冷的西部由以色列控制,东部由约旦控制。近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这就是所谓的“纳卡巴”(Nakba,意为“灾难”)。
联合国181号决议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分治实现和平,但最终却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从历史角度看,这份决议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它没有充分考虑阿拉伯人的意愿和利益,在土地分配上偏向犹太人,导致阿拉伯人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强加的和平”;其次,它没有制定具体的执行机制,英国托管当局在移交权力时缺乏有效的过渡安排,给了冲突双方可乘之机;最后,它将耶路撒冷国际化,却没有明确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导致这座圣城成为长期争夺的焦点。
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181号决议是他们建立国家的法律依据,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犹太民族自决权的承认。以色列建国后,迅速得到美国和苏联等大国的承认,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而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这份决议是“非法的”,是他们民族苦难的开始。此后的几十年里,中东和平进程始终围绕着“两国方案”展开——即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双方在边界划分、耶路撒冷地位、难民回归权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和平谈判多次破裂,冲突时有发生。
今天,当我们回望1947年11月29日的那个夜晚,看到联合国大厅里闪烁的灯光和代表们复杂的表情,更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那份决议不是“正义”与“邪恶”的简单对立,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在历史洪流中的碰撞与妥协。它承载了犹太民族对“安全家园”的渴望,也承载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故土难离”的眷恋。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说:“中东问题的根源,在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都认为自己有权拥有这片土地。”
七十八年过去了,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560万巴勒斯坦难民,他们的回归权问题仍未解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定居点不断扩大,耶路撒冷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新一轮冲突,再次让世界看到这片土地的脆弱与伤痛。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国际政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联合国181号决议试图用法律手段解决民族矛盾,却忽略了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的复杂性。它告诉我们,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冲突双方放下仇恨、相互尊重,在承认彼此合法诉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寻求共赢。正如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所说:“真正的和平,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双方都成为对方的镜子,看到自己的局限,从而学会共存。”
今天,当我们纪念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七十八周年时,不应忘记那些在决议背后付出努力的外交官、记者和普通民众,也不应忘记那些在冲突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无辜者。历史的回声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终点,而是需要世代守护的旅程。只有正视历史、尊重差异、坚持对话,才能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真正迎来持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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