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期都有个通病，把历史发展进程归结为哲学的、思想的、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好像人类可以在思想领域开启一场纯粹的自我进化，最终导向某种极致的思潮，而这种思潮反过来朔造了历史。 其实结合历史背景来看，纳粹思想在德国一直是比较小众的边缘思想没啥市场，真正让纳粹思想可以登堂入室的主要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两个决定性事件，1923年的大通胀成为纳粹党崛起的标志，虽然啤酒罐暴动失败了但是并没有动摇纳粹党的群众基础，1929年的大萧条成为纳粹党跻身主流政党的催化剂，到193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思想史不可能独立于历史，思想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人类活动是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即吃穿住用本身

動不動就引到川普。你們怎麼不說是奧巴馬先以種族歧視為名打壓異己呢

刚看完《纳粹与哲学家》，一位亲历者的哲学思考，与阿伦特一样，作者放弃了国家认同，回归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跟阿伦特不一样的是，割舍不掉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情谊让卡尔洛维特在战后选择回到德国教书终老。

14:42 事实上，不可能逐一列出自1880年代和1890年代以降搅进德国反犹主义这杯毒酒中的所有成分。不像马克思主义（它本质上是一场准宗教运动），德国反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艺术现象，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正是尤金·迪特里希（他自1912年起是《行动》杂志的出版人）杜撰了“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作为对犹太表现主义的回应。他出版了《狼人》，在他位于耶拿的家里，他被来自青年运动的知识分子所环绕，他穿着一条斑马条纹裤，裹着头巾，发表他的名言：“民主是一种文明，而贵族等于文化。”他还设法把尼采变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英雄。另外他还犯下了一些厚颜无耻的文学偷窃行为。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被改编成了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主义文本；达尔文的作品被捣鼓成了种族“法则”的“科学”理由，正如马克思把它们抢去作为阶级“法则”的“科学”理由一样。但也有很多名副其实的导师。保罗·德·拉加德鼓吹把德国宗教从基督教中剥离出来，因为基督教已经被“拉比”圣保罗给犹太化了。朱利叶斯·朗贝恩教导他们：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是“害虫和霍乱”，他们毒害了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应当消灭他们，或者让他们与其他“低等”种族一起沦为奴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和尤金·杜林都强调德国为抵制犹太人的堕落而自卫时有必要使用“野蛮手段”或哥特式成分，强调北欧万神殿的“纯洁”和理想主义的重要性。1927年，张伯伦临终之时，希特勒前往探访，并亲吻他的手，张伯伦认为，上帝活跃在德国人身上，而魔鬼活跃在犹太种族中，这是善与恶的对立。条顿人继承了希腊贵族的理想和罗马人对正义的热爱，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他们自己的英雄主义和坚韧刚毅的品质。因此，战胜并消灭唯一的另类种族犹太人是他们的职责，犹太人有同样的纯洁和权力意志。所以，犹太人并不是低俗喜剧中的人物，而是一个肉骨凡胎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德国人应当从犹太人那里夺取现代技术和工业的所有力量，为的是彻底消灭他们。德国种族主义理论家当中，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像路德维希·沃尔特曼，他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转变成了世界种族斗争，并鼓吹通过演讲和宣传唤醒民众，动员德国人投入到确保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征服行动中去：“德意志种族被选择出来主宰这个世界。” ——保罗·约翰逊《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

17:05 这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当决定时代命运的那些巨大运动开始之初，历史往往让同时代的人无法认识清楚那些运动。所以我今天已记不清楚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的。不过，这个名字我们可已经听了好多年了。我们几乎每天每日，甚至每分每秒都不得不联系到或者提到这个名字。这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比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哪。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肯定是相当早的事情了，因为我们萨尔茨堡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它的邻近城市，只要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便会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来。我只记得，有一天——我今天怎么也记不起来那个日子——一位熟人从那里来，抱怨说，慕尼黑又闹起来了，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猖狂的煽动家，用野蛮的殴打扰乱会场，以最卑劣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德意志共和国和犹太人。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22:02 两则新闻引来柏林文化界一片哗然：《福斯日报》报道，最早的纳粹党成员、前教职人员伯恩哈德·鲁斯特将接管普鲁士文化部。另外，希特勒的崇拜者、党卫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密友、作家汉斯·约斯特将成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克劳斯·曼在慕尼黑听闻此事时也大吃一惊。作为戏剧作者，他深知柏林最重要舞台的掌管者有多大的权力。 克劳斯·曼小时候就间接见证了约斯特的飞黄腾达。这个名字偶尔会在家庭圈子里出现。1918年父亲在慕尼黑与约斯特结识时，克劳斯还只是个12岁的早熟的孩子。当时，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刚在城中掌权没几天，“十一月革命”山雨欲来，托马斯·曼感觉自己被迫卷入了政治风暴。另外，还有一个智力劳动者委员会成立了，为支持或反对退位的皇帝、支持或反对即将到来的共和国，委员会里的各路宣言，乱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托马斯·曼乘坐有轨电车去市中心参加辩论。那时候，他自己还坚决支持艺术至上的看法。因为塑造他世界观的，是艺术和文学，而不是对经济或社会利益的分析。委员会讨论期间，他认识了魁梧的萨克森人汉斯·约斯特，那时他留着黑鬈发，鼻子坚挺，不到30岁。他们很合得来。两人都确信，民主和西方文明截然不同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德意志精神和德意志文化。 约斯特住在施塔恩贝格湖畔，他娶了个富有的女人，因此可以专心搞文学创作。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是剧本《孤独者》，这让他有了点小名气。它描述的是一个痛苦的天才，他远远领先于时代，却因同代人的不理解而失败。虽然其中已经隐约有了鼓吹德意志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色彩，但在他们相识之初，托马斯·曼丝毫没有为此困扰。他给约斯特写信说：“我很喜欢您，因您在场而高兴。”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更为警觉。在慕尼黑戏剧节上看到《孤独者》时，他才18岁，但在他看来，约斯特对这个畸形的、不容任何批评的天才独行者大唱赞歌，太脱离现实，太不合时宜。他因此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剧本《巴尔》，通过批判性改编嘲笑了约斯特对艺术家的狂热崇拜。 三位作家，一战后在慕尼黑不期而遇，而他们的后续发展可谓天渊之别，这形成了一种迷人的局面。看到约斯特可能被任命为柏林剧院总监的报纸简讯时，克劳斯·曼对这三个人的履历了如指掌。如今，布莱希特算是当下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之一。作为世界级的作家，托马斯·曼与他早期的唯美主义决裂，并成为魏玛共和国最有声望的资产阶级捍卫者。而汉斯·约斯特现在是纳粹党成员，很少有作家会像他那样坚决地拥护阿道夫·希特勒。 约斯特布道般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他壮怀激烈，用饱满的、独具诱惑力的声音宣传其政党的思想：个人什么都不是，民族共同体就是一切。他认为，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和种族之间充斥着无情、凶残的权力和生存斗争。正因如此，像德国这样的优秀民族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其种族的纯洁性和文化同一性，抵制一切能使之虚弱的外部影响。对于约斯特，所有形式的宽容、多元、妥协意愿都与国家的团结统一背道而驰，都不过是颓废的症状。他对理想社会组织的想法简单得让人想到蜂群的结构：伟大、孤独的国家领袖不容任何批评，他以超人的、几乎是神的洞察力引领着民族的命运。个体必须跟随并服务于这个领袖，一旦服务失败就应消失。 托马斯·曼和汉斯·约斯特也公开较量过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1922年的演讲《论德意志共和国》中，曼明确表示拥护民主和新德意志国家。随后，约斯特在一封公开信中指控他背叛了德意志的民族性。然而，约斯特所谓的民族性恰恰不包括对理性、正义和人性的信仰，而是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民族共同体和神话般的神秘思想，如命运、血液或天意。此外，托马斯·曼则在他的《魔山》中赋予狂热分子纳夫塔某些约斯特的特征，让纳夫塔歇斯底里地称颂顺从的乐趣和自我的否定。不仅如此，纳夫塔还是个犹太人——这尤其冒犯了反犹主义者约斯特。 克劳斯·曼马上就明白了，以他的戏剧、政治立场和家庭背景，在约斯特这样的总监手下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他还随即意识到，约斯特的任命只是第一个征兆。现在，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文化界要重新洗牌了。对纳粹意义上的政治置若罔闻、觊觎着一官半职的人，国内到处都是，他们当然不是他的朋友。他才26岁，工作勤奋而高效，已经出版了8本书和5部剧本。但他还远远不是能自立门户的作者，扛不住有政治偏见的文学圈的抵制。他的书若要成功，仍然需要支持，或者至少需要某些友好的善意，但现在这已经指望不上了。未来几年他注定不会好过。次日晚上记日记时，他写道：“不知道如何是好。” ——乌维·维特施托克《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20:14 如果这些哲学家感觉到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与其自身所抱持的理念差别实在太大。或者说，有太多意料之外，原本丝毫不被他所重视的事情频繁发生，那么，一定是他们忽略了一些人，一些事儿。魏玛德国的哲学家忽视了快速现代化进程中被甩掉的城市贫民，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则没有充分考虑到全球化浪潮下的铁锈带同胞。

买！买书！支持！

谢谢主播老师和嘉宾老师，在现在这个时候听这期播客是真的帮助我更好地学习和思考。

59:26 😭这句说得太好了。马上去找布罗茨基谈话录。

42: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使之被奉为思想家的，主要是1927年出版的巨著《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这部专著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与人性。此书深奥难懂，行文之晦涩常常令人生厌，它运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来解释困扰着古希腊以还的哲学家的问题，胡塞尔是他的老师和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系主任。此书一出即被誉为经典。在后来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玛共和国末期，海德格尔逐渐相信有必要重建德国人的生活与思想，开启精神团结与民族救赎的新时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始认为自己已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他所寻觅的答案。 海德格尔在1932年已暗中与弗赖堡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学生同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联系。他毫无大学管理经验，但在纳粹党掌权之后，教授中的一小群纳粹党员认为校长职位非他莫属；海德格尔的学术声望和政治信仰，也使他成为取代预定于1933年4月就任校长之职的自由派教授威廉·冯·默伦多夫（Wilhelm von Möllendorff）的合适人选。海德格尔渴望得到这个职位，遂与刚刚纳粹化了的巴登教育部接洽；而默伦多夫则迫于本地和地区级报纸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而选择退出。纳粹教授们推举了海德格尔，在大学内外共同施压之下，他获得了几乎全体教授的支持票，于1933年4月21日正式当选为校长。实际上，在弗赖堡大学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犹太人，他们是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尔的教授阵容，但他们无法参加投票，因为巴登地区的帝国行政长官、纳粹党支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援引4月7日颁布的法律，已将他们作为“非雅利安人”予以停职。 5月27日，海德格尔发表校长入职演说。他对汇聚一堂的教授和身穿褐衫的纳粹要员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活的准则，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它意味着缺乏关怀、观点武断、主观倾向性明显、行事首鼠两端。”他说，时代要求大学在德意志民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德意志民族此时正履行的历史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学生正在做开路先锋。海德格尔的演讲充斥着“领袖原则”的新式语言，开篇头一句就对听众说他接任了“这所大学的精神领袖”，并且借用封建用语“侍从”指代学生和教师，这与纳粹头目当时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普遍做法如出一辙。从新校长使用的上述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学术自由（无论它的定义是什么）确实已成往事。为了用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强调这一点，在典礼结束时，与会的教授和来宾齐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典礼节目单背面印着歌词，并且提示唱到第四段时应该举起右手，唱毕应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 ——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

理性如此不易。

上一期我怎么找不到？可以给我下链接吗？谢谢！

1:03:56 这歌儿切的真是好💙

小板凳坐好了！

1:06:26 1.2倍速听节目的后遗症就是去网易搜片尾曲怎么听都不对味，放到1.2倍速才能找到感觉👽😈🤠😸🦁🎃🌽🍅🥕💓💙

29:58 耳熟

37:05 我怎么感觉听着越来越耳熟呢？哈哈哈

00:00 00:00 感谢哔哩哔哩网友“CLLAOMI”分享了【无人反对普京先生（上集）:当战争入侵俄罗斯校园 Mr.Nobody Against Putin 【中文字幕】-哔哩哔哩】 https://b23.tv/OtJAizJ

37:23 make germany great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