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并未如约而至 | 我们哀悼的，是没有到来的未来

大家好，本期来到了我们的特约专栏【世界并未如约而至】
在这一期中，我们从Darcy Harris提出的political grief（政治性哀伤） 出发，讨论一个属于当代人的情感经验：
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传统意义上的失去，却依然感受到悲伤？
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变化，会进入个人的身体、关系和未来想象之中？
我们究竟在哀悼什么？
当失去没有发生，我们为什么仍然会悲伤？
传统意义上的悲伤通常与死亡相关，而Harris关于 non-death loss（非死亡丧失） 的研究则是说明：
人也会因为身份、关系、生活方式、社会位置和未来可能性的消失而悲伤
很多时候，我们失去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原本相信会存在的生活
个人痛苦，如何成为社会问题？
在这里，我们又借助老朋友C. Wright Mills的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社会学想象力）讨论：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的焦虑、疲惫和无力感，不能只被理解为个人心理问题？
哪些痛苦是个人承担的，那么、哪些痛苦其实来自公共制度和社会变化？
我们脚下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松动？
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新概念，assumptive world（预设世界）
人生活在一套未必被意识到的基本信念中：世界大体安全；努力能够换来回报；规则具有稳定性；未来可以被规划
但当社会变化不断冲击这些信念时，人失去的其实是对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解
而政治变化带来的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正来自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感
我们哀悼的，是一个从未实现的未来
什么是Lauren Berlant笔下的cruel optimism（残酷的乐观）？
很多人依恋的，其实更像是一套关于【好生活】的承诺：
努力就会有回报、有成果、会成功；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社会会越来越公平；
下一代会拥有更好的未来
即使这些所谓的承诺在现在是越来越难以兑现，我们依然需要依靠它们生活
于是，我们经历了一种特殊的悲伤
我们就这样、在等待中发现，那个以为的未来可能从未真正存在
政治性哀伤，为什么属于这一代人的共同经验？
很多人的痛苦来自一种时间断裂：
过去相信的未来无法继续，可是啊，新的未来又尚未形成
我们不仅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本期待成为怎样的人
悲伤之后，我们还能如何继续呢？
也许，悲伤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诊断
我们真正珍惜什么？哪些问题不应该只由个人承担？
当失落被转化为怀旧、排外或寻找替罪羊时，悲伤也可能成为新的分裂来源
当旧的未来已经无法相信，我们是否还能共同创造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