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1月22日。一百零五年前的明天，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阁楼里，煤油灯的光晕在褪色的壁纸上晃动，陈独秀放下手中的毛笔，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案头摊开的稿纸上，墨迹未干的字迹写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这份正在完成的文件，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宣言》的纲领性文献。它不是一份公开的政治宣言，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前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它第一次系统回答了“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为这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埋下了最初的思想火种。
要理解这份宣言的分量，得先回到1920年的中国。那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列强依然在租界里耀武扬威，军阀在各地割据混战，农民在土地上挣扎求生，工人在工厂里遭受剥削。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喊出“打倒孔家店”，却让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迷茫：推翻了旧文化，新路在哪里？救了中国，路在何方？
1919年的五四运动，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这层迷雾。北京的学生举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标语走上街头，上海的工人罢工声援，商人群起响应。这场运动不仅让“爱国”成为全民共识，更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到了土壤。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再迷信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争论：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
陈独秀，这位曾经的“新文化运动旗手”，此时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成为无数青年心中的“导师”。但五四运动后，他逐渐意识到：仅仅靠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救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改良主义已成绝响，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力量、新的道路。”
1920年春，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聚集了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等一批进步青年。他们每周聚会，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渐渐地，一个更明确的想法在陈独秀心中成型：要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领导工人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
这年8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时，只有5名成员，却承担着“建党先驱”的重任。陈独秀作为负责人，既要联络各地进步分子，又要思考党的纲领和方向。他在日记中写道：“小组虽小，却是火种。要让这火种燃遍全国，必须有明确的纲领，让同志们知道为何而战、如何而战。”于是，起草一份指导全党行动的宣言，成了当务之急。
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过程，是一场思想的碰撞与凝聚。
陈独秀召集小组核心成员，在阁楼里开了不下十次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是党的性质和目标。有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认为党应该是“无组织的群众联合体”，反对任何“先锋队”的提法；有人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太激进，怕脱离群众。李达后来回忆：“仲甫（陈独秀字）总是耐心解释，他说：‘无产阶级若没有先锋队引领，就像一盘散沙，怎能对抗资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是为了消灭阶级本身。’”
另一个焦点是党的策略。当时中国有军阀混战、列强侵略，有人主张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共同反帝反封建；陈独秀则坚持党的独立性：“无产阶级不能依附其他阶级，否则会失去自己的旗帜。”他在宣言草稿中写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让宣言更贴近中国实际，陈独秀还带着成员深入工厂调研。他们去杨树浦的纺织厂，听工人讲述“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不够买米”的苦难；去闸北的码头，看搬运工被工头殴打却不敢反抗。这些经历让宣言的文字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带着泥土的温度：“资本家占有土地、工厂、机器，工人出卖劳动力，得到的却只是勉强糊口的工资。这种剥削，必须被推翻。”
经过两个月的反复讨论和修改，1920年11月23日，陈独秀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最终稿。这份宣言约2000字，没有公开发表（原件现藏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却清晰阐述了党的核心主张：
第一，明确党的阶级基础。​ 宣言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由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部份团结而成。”它不同于以往的政党，不代表地主、资本家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只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
第二，确立党的奋斗目标。​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宣言强调，这不是要建立新的独裁，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最终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提出党的策略原则。​ “共产党人必须保持独立性，不与其他阶级妥协。”同时，宣言也指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原则。
第四，强调党的组织纪律。​ “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终身。”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强调的“纪律严明”的雏形。
这份宣言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份理论文件。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建设的“定盘星”。在此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虽有活动，但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有的偏重理论宣传，有的急于组织罢工，方向不一。宣言的出现，让分散的力量有了共同的纲领——大家明白了，建党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推翻剥削制度，解放劳苦大众。
它为中共一大的召开铺平了道路。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却基本继承了《宣言》的核心精神：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可以说，《宣言》是中共一大的“理论前奏”，为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准备。
它更凝聚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识。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在起草过程中，从最初的争论到最终的默契，逐渐形成了一个有信仰、有纪律的群体。这份共识，让他们在之后几年里，克服重重困难，推动全国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扩展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陈独秀在完成宣言后，并未停下脚步。他深知，理论需要实践，纲领需要落地。他创办《共产党》月刊，用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期就印了5000份，很快售罄；他与各地小组联络，指导他们发展党员、组织工人夜校；他还亲自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议，计划在上海、北京之外，再建立广州、武汉等地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已有50多名党员，这背后离不开陈独秀和《宣言》的思想引领。
历史对这份宣言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出生证明”。虽然内容不如后来的纲领成熟，但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性质、目标和策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萌芽”走向“理论自觉”。毛泽东后来评价：“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靠这些朴素的真理，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它影响了早期党员的成长。许多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人，正是读了《宣言》的手抄本，才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比如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就是在读了《宣言》后，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投身工人运动。
它更是中国革命“走自己的路”的开端。不同于俄国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宣言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但它强调“联合一切力量”“坚持独立性”，为后来党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今天，当我们站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门口，看着那扇斑驳的石库门，依然能想象百年前那个夜晚：陈独秀在煤油灯下写下最后几行字，窗外是法租界的梧桐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他或许不知道，这份手稿会在百年后成为“镇馆之宝”；他更不知道，自己正在参与创造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历史。
最后，想对听众说的是：历史的转折，往往始于思想的觉醒。1920年的陈独秀们，用一份宣言，为一个政党注入了灵魂；用一群人的信仰，为一个民族找到了出路。这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群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赤诚——他们相信，只要坚持真理、团结奋斗，中国终将摆脱苦难，走向光明。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回望历史，最该铭记的精神底色。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探寻历史长河中的智慧闪光。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