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鲜卑族原本生活在400毫米等降雨线附近，所以其民族特性为游牧+渔猎的混合生产方式。这就使得北魏政权若要管理大规模中原人口，就需要完成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过度。而兼顾生产和建设的世袭军户制度就属于这种过度制度。军事和农业生产性资源都牢牢把握在鲜卑军事贵族手中。而这两种资源对人口的依赖性极强，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吸纳了过多的社会人口，而职业化的僧侣更是占据并代持了信众捐献出来的土地，佛教和土地豪族的联合严重影响了北魏国家级制度工程的进度，所以才会被限制制约。鲜卑族一边汉化自己的同时，一边推进儒释道的融合。所以这两次抑制世俗化汉传佛教的运动，对于政治学来说是积极的。因为只有国家政权的稳定，才可以为无量众生提供庇护所。而政权稳定了，社会崛起时，小乘世界所追求的自我完善又会促使社会稳定发展。

下面我们花几分钟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印度佛教诞生的环境，以便从源头 观察佛教观念和宗教的起源与华夏组织管理的关系。公元前8-前2世纪，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 用种姓等级的方法来定义阶层与生俱来的合理性（如同汉代的三纲五常的效果）， 并以此消除了不同阶级间存在矛盾的 “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