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张载，不得不提1057年 宋仁宗 嘉祐二年的 那场科举，

主考官是欧阳修；状元是章衡;

进士及第的人有：苏轼、苏辙兄弟（宰相）、苏轼20岁，苏辙只有18岁；就连仁宗看了这哥两的文章，都高兴地跟皇后说，为宋朝选了两位宰相。

还有刚才提到的 张载 及 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 兄弟； 张载是程氏兄弟的叔叔。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及其弟弟曾布 宋徽宗时期任宰相，

吕惠卿 王安石变法的二号执行人物 任宰相

章惇dun 进士及第时年仅22岁，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支持者；章惇又是状元章衡的叔叔。萝卜大根上的章惇比其侄子还小10岁；正式因为章惇年轻，成为后来新法党的中流砥柱。这一届的进士，将在10多年后宋神宗时期的 熙宁变法开始后，上演相爱相杀的党派之争。

当我们讲完那一阶段的历史后，会发现我们喜欢苏轼，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那份读书人本该有的真诚吧。

随着宋代——皇权政治与士大夫阶层共治民政和财政，机会主义在朝廷兴起；传统儒教因为规劝特权阶级而得不到好处图不到利益；于是宋代儒家士大夫阶层渐渐抛弃了政治理想，加入了为皇权提裙共舞的角色成为不劳而获的食税阶层，并为自己歌功颂德，以为天下的太平与他们的努力有关；接下来9个世纪，儒家文臣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到五四运动时期才被深深的批判。宋儒用原本管理权贵的道德观来管理平民社会，走的是与传统政治相悖的方向，是治国概念的扭曲。并没有成为治国理政的底层逻辑。宋明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的画像是：喜欢先喊口号把好话说尽，然后再把坏事做绝，最后两手一摊事不关己的伪君子形象。如若不是，徽钦二帝也不会被抓走，崇祯临终前也不会喊出“文臣皆可杀”的愤怒。

而反观，当代的《毛泽东理论思想》，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官僚主义的优越感要不得！文臣这种体制内的优越感 正以一种及其平庸的“科举”形式。侵蚀着（宋朝的）社会活力，这对工商业结构的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