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分开的，中央能支配的叫上供，地方财政称做留州。

做预算向上报告的方法，在五代时期频繁战争时，可以帮助君主将财政权握在手中，地方财政归于中央的倾向性加强。这种倾向性续到了宋代，地方财政归中央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就导致地方的自由度不高，遇见大事需要等待中央批复，行政上的形式主义层层批复延迟的弊端显现，财政决策和审批最终汇聚至三司，容易滋生专权。王安石为了缓这类危害，计划地方财政可留出小部分自主推进地方预算支出——这种做法也是复古的一环。复古不一定就违背规律，需要看整个系统和社会动力层面是否支持。

宋太祖时期设置稳定物价的常平仓已经不再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成为官僚与商人、地主合作勾结，囤积居奇的温床。吃相极为难看。

宋代集中管理常平仓使得官僚阶级低价囤积青苗种子，当市面上种子涨价时；他们再瞅准时机利用【青苗法】从常平仓调用钱谷和种子借贷给佃户，这时商人与官僚再从中取利；他们在国家和老百姓两头吃，制造民难，吃相十分难看。这造成了一个不真实的繁荣，那就是常平仓依靠垄断和利息，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中央财政补贴地方的状况缓解了，但是社会层面则更为辛苦。青苗法落地过程中动作的变形和社会影响，成为旧法党打击新法党的发力点。也是元代历史的书写者将王安石列为北宋第一大奸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