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盗墓者被抓,牵出多起灭门惨案!

貧民重案组

1997年7月28日,丹江口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 市内某小区内最近来了4名可疑的租客,他们操着东北口音的,携带镐头铁锨等工具,怀疑是一伙盗墓贼。 丹江口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出警,将4人全部抓住,经过一番审讯,4人很快承认了准备盗挖香严寺、塔林附近古墓的计划。 警方不仅在出租屋内搜到了铁锨、镐头等盗墓工具,还在一名叫做孟凡明的嫌犯身上,搜出了一把双管小口径手枪及子弹若干。 由于香严寺地处河南淅川县,丹江口警方便把4人移交给了河南警方,但可惜的是,孟凡明在押解过程中趁着警方不备,戴着手铐逃脱。 8月10日,襄樊市高新公安分局副局长饶清典来到丹江口出差,在办完公事后与当地民警的聊天时。 丹江口民警无意中提到了这起盗墓案,在听到“东北、小口径手枪、团伙作案”这几个关键词后。 前脚还嘻嘻哈哈饶副局长猛地变了脸色,他马上追问道:“这几人中有没有一个姓孟的?叫孟凡明”。 丹江口民警说道:“有啊,这小子是东北海城的,怎么,他在你们辖区也挂上名了?犯的啥案子,也是盗墓?” 饶清典按捺住剧烈的心跳,从牙缝里蹦出来了两个字:“杀人!”。 丹江口警方没有想到,抓了几个盗墓贼,竟然能牵扯出一起杀人案。 饶清典拜托丹江口的同事联系上负责接收另外3名盗墓贼的河南省淅川县警方,告知绝对不能放人,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襄樊,向上级汇报自己的重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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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21岁女大学生惨遭轮奸,苦苦哀求仍被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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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21岁女大学生遭轮奸杀害案近日公开审理,其生前最后影像首度曝光,四名歹徒对不顾受害人一再恳求饶命却痛下杀手的血腥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面临重罪处罚。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25日报道,事发于去年5月27日凌晨,21岁斯泰伦伯斯大学的大二女生汉娜·科尼利厄斯驾车送22岁同学切斯林·马什聚会后回家。在开普敦西部斯特伦博什一个公寓区,汉娜的大众高尔夫汽车被一伙路过的歹徒看中,打算下手偷车。 法庭公开的视频显示,当天凌晨3点23分,汉娜的车驶入马什的公寓区,两人坐在开着窗的车中聊天时,附近走过四名年龄在27岁至33岁的男子,不多会儿他们竟贴着公寓区围墙折返,出现在车旁。这伙人在车旁转悠捣弄了十多分钟,3点39分汽车重新发动,驶上大街扬长而去。 其实,此时驾驶汽车的已不是汉娜,四名歹徒用锐器顶住其背,押她坐在车内,而男同学马什则被抢走现金和手机后,塞进后备箱锁牢。一小时后,这辆车出现在一个加油站的闭路电视里,前排可以看到一个女子的模糊面容,据信那是汉娜,这是她最后一次被看到。 法庭还播放了一名歹徒下车并试图用马什的银行卡从加油站提款机上取钱的视频。这伙人最后将汉娜的车开进一个荒僻的葡萄园内,开始犯下更大的罪孽。他们先是打开后备箱,把马什拖了出来,用砖头猛砸他的头,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接着歹徒们对汉娜施暴,她一再恳求他们,表示可以发生性关系,但事后要放她走。然而汉娜在遭到轮奸后被巨石砸碎头骨,当场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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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法庭上她清空弹夹,只为心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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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6日,德国吕贝克市法院当庭宣判了一名侵犯虐待7岁女童致死案的凶手无罪,并当庭将凶手释放,在听到法庭宣判后,女童的母亲玛丽安·巴赫迈尔很淡定的站起身来向受审席的凶手走去,正当法警要阻拦她的时候,她却出人意料的从风衣兜里掏出一把微型手枪,在距离凶手将近3米远的地方连开八枪,直至清空弹夹,随着枪响,凶手惨叫倒地。 就这样法律判其无罪的凶手被受害者的母亲在法庭上当众执行了死刑,随即受害者母亲玛丽安被法警当场抓捕。 那么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虐杀女童的凶手无罪释放?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受害者母亲玛丽安不顾法律判决坚决要将凶手击毙?而玛丽安最后又是被如何审判的?下面就来说说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复仇母亲玛丽安案子背后的真相。 1950年6月,玛丽安·巴赫迈尔(Marianne Bachmeier)出生于一个原德国纳粹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德国纳粹士兵,在二战战败后,她的父亲染上酗酒的恶习,在酒后经常殴打她和母亲。 玛丽安的母亲最后忍无可忍与她的父亲离了婚,带着她离开了这个家庭。随后玛丽安的母亲再婚,给她找了一名继父,但是她的继父也没有好哪去,也是一名家暴分子,动不动就打她,而她的母亲也不站在她这头,她的母亲认为是她的叛逆不好,才使得继父如此对待她们母女。 所以玛丽安的成长环境很恶劣,少年时期她就非常叛逆,在16岁时她就与男朋友生育了一个孩子,但是由于两人都很年幼,他们的原生家庭都不能替他们养这个孩子,因此这个孩子在出生不久就被送给了别人。 两年后18岁的玛丽安与男友又生育了一个孩子,这时候两人已经成年,本可以结婚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可是这时候她的男友却在她孕期出轨,并且还声称这个孩子不是他的,随即男友消失的无影无踪,玛丽安很绝望,最后没有能力抚育孩子的她只能被迫又把第二个孩子送给了别人。 后来玛丽安为了生活在酒吧工作并与一名酒吧经理相爱,在1972年11月14日玛丽安生育了一个女孩,但是生完孩子之后不久,玛丽安与酒吧经理男朋友就分手了。 虽然当时玛丽安的经济条件并不富裕,但是她出于对之前送走两个孩子的愧疚,她决定不论多么艰难这一次一定要把女儿抚育长大,因此她给女儿起名为安娜·巴赫迈尔(Anna Bachmeier)。 玛丽安为了表示自己要把全部的爱都给女儿安娜,年仅23岁的她为此做了绝育手术,她对亲友表示此生除了安娜不会再要别的孩子了。 后来玛丽安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了一名酒吧合伙人,她的收入也逐渐丰厚起来,她和女儿安娜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但是好景不长,所有的幸福在1980年5月5日这一天改变了,这一年安娜已经7岁上学了,玛丽安依旧从事着酒吧工作,本来玛丽安独自抚养女儿压力就很大,而且酒吧工作压力也不小,所以那一阵她的心情很烦躁。 偏偏这一天安娜由于头天晚上没有听玛丽安的话睡晚了,导致早起时起晚了,眼看着安娜上学要迟到了,玛丽安的火就上来了,她就说了安那一顿,这让处在叛逆期的安娜也很不高兴,安娜匆匆吃了早饭就与玛丽安赌气,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事后玛丽安也觉得对安娜发火有些过头了,因此她决定下午给安娜做一顿大餐,来弥补一下,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和安娜早起这一次却是天人永别了。 玛丽安一直到下午做好饭之后还不见安娜放学回来,她就有些着急了,于是她给安娜的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却被老师告知安娜这一天都没有上学,这一下玛丽安慌了,她赶紧去报了警。 起初警方并没有太重视,警方以为只是小孩子跟家长赌气吓唬人,天黑了自己就会跑回家的,可是一直到天黑安娜都没有回家,警方开始重视这件事,于是组织警力并动员社区一起帮忙寻找安娜。 就这样警方搜寻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安娜,警方甚至还向上级请求了第二天协调外地警力支援,而玛丽安这一夜也是十分焦急的睡不着,她很后悔为什么要对安娜发脾气。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玛丽安的一个女邻居向警方报案,称是自己的未婚夫用丝袜勒死了安娜,并将安娜的尸体藏入纸盒埋在了河边。 警方当即予以重视,按照女子交代的地址,果然在河边发现了被藏入纸盒的安娜尸体,随即警方又在女子家中发现了她的未婚夫给她留的字条,想约她在酒吧见面详谈,于是警方在酒吧顺利将女子的未婚夫克劳斯·格拉博夫斯基(Klaus Grabowski)抓获。 当时35岁的克劳斯是一名屠夫,据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性格古怪,关键的是他有犯罪前科,在1973年时,他就因试图侵犯未成年女童以及谋杀未遂被判过缓刑,然而两年后也就是1975年时,他再次翻案,罪名是猥亵未成年女童罪,但是他向法院表明自己系精神疾病患者,不能自控,犯案时属于发病期不受控制,因此逃脱了法律制裁,法院只判将他移交精神疾病医院并进行化学阉割结案。 很快克劳斯就因为表现正常被精神疾病医院批准出院,并且他被化学阉割后的表现也很不错,定期接受社区和警方的监督,他还在1978年时谈了一个女朋友,也就是女报案人。 有了女朋友之后,克劳斯就想恢复自己的身体,化学阉割是可以逆转的,只要注射雄性激素就可以恢复他本来的身体素质。因此克劳斯以谈恋爱和自我改正良好为由,向法院申请逆转化学阉割。 法院并没有仔细追踪复审克劳斯,只是通过询问社区和监督克劳斯的警局提供的资料,批准了逆转克劳斯化学阉割的申请,就这样克劳斯恢复了正常。 实际上克劳斯根本没有改变,他恢复正常之后不久就把魔爪伸向了安娜。 那天安娜与玛丽安赌气离开家之后,她没有想去上学,又没有找到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于是她就在街上溜达起来,正好遇到了克劳斯。 由于克劳斯是她的邻居,之前也都见过,而且克劳斯家中有一只猫,安娜很喜欢,而案发当天克劳斯的未婚妻在单位上班,克劳斯自己在家里,他在出门倒垃圾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安娜,于是邪恶的念头就涌上了他的心头。 克劳斯先是询问安娜为什么没去上学在街上溜达,安娜就说了自己与母亲玛丽安吵架的事情,于是克劳斯就趁机邀请安娜去自己家里撸猫,天真无邪的安娜就跟着克劳斯来到了他的家里。 随后克劳斯对安娜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侵犯和虐待,最后克劳斯用未婚妻的连裤袜将安娜勒死。 至此安娜案总算是水落石出,而玛丽安却陷入了痛苦和自责之中,她很后悔自己与安娜吵架,更后悔自己没有亲自把安娜送到学校。不过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玛丽安只能寄希望于法律,希望克劳斯能得到应有的法律审判。 在等了10个月后,玛丽安终于等来了法律对克劳斯的审判。但是克劳斯是一个很善于应对法律询问的惯犯,他对法官称:“我并没有想杀害安娜,我只是热情的摸了她一下,她却居然要勒索我5马克,她对我说如果不给她5马克,她便把我摸她的事情告诉她妈妈,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我很害怕我会再重新回到监狱里,所以激动之下我不能控制自己伤害了她。” 克劳斯的狡辩让在场的玛丽安愤怒不已,连侦办案子的警察都对克劳斯的这番言论嗤之以鼻,而更可气的还在后面。 克劳斯的辩护律师以克劳斯有过往精神疾病,而且克劳斯之前受过化学阉割,造成了荷尔蒙失衡,从而诱发了他的精神疾病,所以克劳斯所犯的罪恶一切都归结于化学阉割带来的副作用,因此克劳斯的辩护律师建议让克劳斯继续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无罪开释。 当续的医学治疗逆转并恢复的,当时的法院和警方实际上对这些罪犯监控都不到位,这就使得很多罪犯都选择接受化学阉割从而达到减轻刑罚的目的,然后再慢慢通过医学治疗逆转恢复身体,这样法院和警方也监管不到他们,他们就算是逃脱了法律制裁。 克劳斯就是利用了这一点逃脱了之前犯罪的法律制裁,玛丽安很生气,因此她将帮克劳斯逆转恢复身体的医生也一起诉讼,但是她败诉了,法院不支持她追究逆转恢复克劳斯身体的医生责任。 随着十多天的庭审,控方和辩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但是克劳斯身患精神疾病以及他接受过化学阉割,谁也无法证明他犯罪时是否身体受到化学阉割带来的副作用诱发了精神疾病,所以控方最后遗憾的告诉玛丽安,克劳斯很可能会逃脱法律制裁,希望玛丽安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于是在最后一次庭审时,也就是3月6日那天,玛丽安淡然的听到最后法官宣判克劳斯无罪释放,并要求克劳斯进入精神疾病医院接受治疗,她很冷静,因为她清楚的知道这次庭审结果,所以她冷静的站起身,径直走向受审席的克劳斯,在距离克劳斯3米左右的距离,突然从风衣兜中逃出微型手枪,对着克劳斯连开八枪,直到清空弹夹为止。 本以为再次逃脱法律制裁的克劳斯正暗自高兴时,他万没想到玛丽安敢在法庭大厅观众之下掏出手枪打他,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身中六枪(有两枪没有打中)倒地身亡了。就这样法律没能制裁克劳斯,受害者的母亲对他执行了死刑。 直到玛丽安清空弹夹之后,法警们才反应过来扑了上去制止了,不过此时的克劳斯早已经当场断气。 随即玛丽安被捕,这件事很快轰动了整个德国,玛丽安也登上了德国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一夜时间全德国人都知道了玛丽安的名字,很多人对玛丽安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悲愤,德国人称她为复仇母亲。 当时很多德国民众都表示非常支持和理解玛丽安的犯罪行为,都认为她是可怜母亲,为女儿报仇没有错,还有很多民众自发为玛丽安捐款帮她聘请律师打官司。 甚至还有很多支持玛丽安的人给法官寄威胁信,如果法官判处玛丽安有罪,这些人将疯狂的报复法官。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玛丽安当庭枪杀已经被宣布无罪释放的克劳斯就是犯罪,所以她必须要接受审判,这也是对法律的尊重。 其实审判玛丽安主要在于是判定她故意杀人还是受激失控杀人,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玛丽安在得知克劳斯有可能会逃脱法律制裁后,曾请求一位当警察的邻居学习射击技术,不过根据她的警察邻居证词交代,玛丽安向他求教射击技术说是为了自保,就怕以后她自己遇到像克劳斯这种恶魔,所以他出于好心教授了玛丽安射击技术。 而德国是枪支合法化国家,玛丽安随后购买了微型手枪,并在工作的酒窖中进行射击训练和学习。 因此控方认为玛丽安提前买好手枪并学习射击属于蓄意谋杀,以此向法院提起公诉。而搞笑的一幕很快出现了,玛丽安的辩护律师用魔法打败了魔法,辩护律师学着克劳斯的辩护律师那样,在法庭上称玛丽安买手枪并学习射击完全是为了自保,这一点教授她射击技术的警察邻居可以证实,而玛丽安由于爱女安娜被残杀,精神和心理遭受了重大创伤,而克劳斯在庭审期间一再称是安娜为了5马克先勒索他在先,所以眼看爱女死后名声还受到羞辱,这才使得玛丽安心里崩溃,激动之下失去控制开枪打死了克劳斯。 并且玛丽安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对玛丽安进行心理健康鉴定,最终在第三方心理医生的鉴定下,出具证实了玛丽安心理遭受了重大创伤,可能会导致行为失控的报告,法院最终从轻处罚了玛丽安,以激愤过失杀人罪判处玛丽安入狱六年,并接受心理辅导和治疗。 这个审判结果让各方都很满意,最终玛丽安入狱服刑三年多之后由于表现良好被减刑释放,出狱之后的玛丽安与一名尼日利亚籍男教师相恋,后来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她也移居到了尼日利亚。 不过在1990年时,由于玛丽安不想再生育,两人感情不和最终离婚,玛丽安移居到了西西里岛。在之后玛丽安身患胰腺癌,为了治疗身体,她重新回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德国居住,1995年时,玛丽安在德国一档脱口秀栏目中亲口透露了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开枪射杀克劳斯,因为克劳斯一再污蔑安娜勒索他5马克,她不希望女儿死后还遭到污蔑,于是开枪射杀了克劳斯。 当然,那时的玛丽安即便承认了自己蓄意杀害克劳斯,法律也制裁不了她了,因为她身患胰腺癌,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1996年9月17日,玛丽安因胰腺癌恶化,在吕贝克市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46岁,按照她生前遗愿,她的亲朋好友把她和女儿安娜合葬在了一起。 至此玛丽安终于可以去另一个世界守护女儿安娜了,也许,死亡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她终于可以永远的陪伴在女儿身边了。 安娜案至今已经过去40多年,但是对德国司法界的影响依旧是十分巨大的,德国司法界也因此反思该如何善后监督接受化学阉割的罪犯后续行为。 而很多身为父母的人看完这个案子也会感慨良多,就像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彷徨之刃》中写的那样:我一想到杀害我女儿的人,现在还活在这世上某一个地方,哪怕是监牢,能呼吸,吃饭,睡觉,甚至还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就痛苦地要死。 任何一位父母置身于玛丽安的处境,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像玛丽安一样的选择。

5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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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日本和歌山无差别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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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25日,日本和歌山市发生一起震撼全国的毒咖喱事件。当天正是和歌山市的夏日祭典,由于在祭典中分发的咖喱里掺入剧毒的砒霜,导致4人死亡,63人急性中毒,光治的母亲林真须美以杀人和杀人未遂的嫌疑于同年12月被捕,此后被判死刑。 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23年,今年6月9日,林真须美的长女(37岁)带着4岁的女儿跳下日本关西机场的联络桥自杀了。 如今,作为死刑犯的长子,光治也讲述了自己23年来的生活。 无法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7月25号的事件发生后不久,我们过的日子还算平静。有很多记者到附近的人家去打听情况,后来我们让他们都到家里来。记者们围坐在餐桌旁边,有时候还会问我‘作业做了吗?’。当时爸爸也非常坦率地跟他们聊天。” 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有新闻报道了光治的父母涉嫌诈骗保险金,据称林真须美曾故意对他人投毒以骗取受害者保险金。 自此,周围人也开始有些过度反应。“也许他们是觉得这样就可以毫不留情地追究我父母的罪责了吧。有时候会有人爬上铁栏往家里看,家里的垃圾扔出去后,马上有人会打开看看里面的东西,也会有人随便拆门口信箱里的信。”光治说,连日来有200多家媒体不分昼夜地盘踞在家门口。 暑假结束后,光治回到学校,但朋友们也不再和他玩了。姐姐和父亲有时候会质问母亲,和母亲争吵。过去关系好的邻居也会向媒体透露“那个家以前就很奇怪”。 1998年10月4日早上,当时已处于事件漩涡中心的父母,因诈骗保险金的嫌疑被逮捕。那天早上光治被姐姐叫自己名字的声音吵醒时,父母已经被警察带走,光治和姐姐也被警察要求收拾行李。 “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还打算带着最喜欢的钓鱼竿走,结果被在场的女警官说‘别带那种东西了,这辈子估计也没法再钓鱼了吧’。” “被送到儿童福利院的那天,那些孩子们就围住我拳打脚踢了一个小时,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有的人用玩具枪打我的脸,有的用铁棒打我的头。因为上学也和他们在一起,我无处可逃。” 上初中后,光治还遭到过福利院女职员的性暴力,他说那是“不愿回忆的记忆”。光治高中时去了远一点的学校,一开始过得很开心,但很快他作为“死刑犯长子”的身份就暴露了,因此又一次失去了容身之处。即使工作了,身份一旦暴露他就很难在公司待下去,所以反复换过很多工作。 “小时候,我以为有一天我们家人还能一起生活在那个家里,但老家在2000年被纵火烧毁了。” 迈入社会后,光治也想过结婚,但每次告诉对方父母自己是死刑犯的儿子之后,对方就会解除婚约。“以前一直对我很温柔的人,听我坦白了身份之后,就一边骂着‘不能把女儿交给死刑犯的儿子’,一边往我身上扔东西。” 是犯人,也是家人 在当年的法庭审判中,被告林真须美否认全部指控,并在庭审过程中保持沉默。一审在和歌山地方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时,共有5220人希望旁听,创下了日本非名人受审旁听纪录。 此后,一审(和歌山地方法院)和二审(大阪高等法院)都认定林真须美有罪,并判处死刑。 (林真须美照片) 2009年4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林真须美要求重审的上诉,并于同年5月18日颁布终审判决书,确定判处死刑。林真须美成为日本二战之后第11个女性死刑犯。 即使如此,对于光治而言她永远是“母亲”。23年的经历,没有让光治对父母心生怨恨。因为直到父母被捕前的那11年,对于光治而言都是与家人在一起的幸福记忆。 “和家人一起吃饭很开心。就在逮捕的前一天,妈妈还竖着大拇指笑着对我说:‘明天我会给你做很豪华的便当,运动会加油哦’,非常温柔。”光治说,“现在我去看望她,她也会关心我说‘有女朋友了吗?’‘最近要小心新冠疫情啊’之类的。” “结果,会对我说这种话的人只有妈妈。在福利院生活的时候,我隐约感觉到两个姐姐和妹妹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坚持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大家生活得很快乐。兄妹之间也经常互相汇报近况,虽然现在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并不是关系不好。” 今年6月自杀的长女此前在没有告诉家人的情况下改了名,她想要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必须隐瞒自己是林真须美的女儿的事实。 “妈妈确定被判了死刑,对于姐姐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我觉得就算我们说‘母亲并没有犯罪’,世人也不会这么认为,法院也不会采用我们的证词,而是将我们当做骗子对待。但是,如果不和父母断绝关系,也没办法过普通人的人生。我觉得,姐姐是在想要救妈妈和想要离开妈妈的两种感情中间痛苦挣扎着。” 这23年来,光治一直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现在认为,我只能接受这样的人生了。这不是‘能够走在大路中间’那样坦坦荡荡的人生,而不得不一边辩解一边活着。我们所有的家人大概都已经死过一次心了。” 而面对记者进行自白,光治则觉得“很轻松”。“能够不隐藏自己的身份,也不为此说谎,这样我也能休息一下了。” 目前,光治母亲的死刑还没有执行,“执行死刑”的不安也始终支配着他的生活。如果有不认识的电话打来会让他吓一跳,以为死刑已经执行了。东京奥运会举办之前,他担心如果奥运会取消了,政府会为了转移国民的注意力而执行他母亲的死刑。 即使过了23年,这种不安也一直持续着,每年夏天“和歌山毒咖喱事件”都会成为网络话题,让人们想起他的家人。光治说:“虽然想尽快结束,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光治迈入社会之后之所以没有搬到其他地区,而是继续住在留有痛苦记忆的和歌山,是因为父亲健治(76岁)的缘故。 “虽然也是因为老人需要有人照顾,不过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爸爸,他是昭和时代的人。出狱后,他去超市买东西,看到300日元的西红柿,会说‘好贵啊’然后又放回架子上,有人就会说‘喂,诈骗了8亿日元保险金的人,还会把300日元的西红柿放回去吗’。” 过去家人花钱很大手大脚,但现在金钱观念也回到了原本的正常状态。光治表示想看到母亲临终。“如果和父母断绝关系,我也许可以自由地生活,但我不会选择断绝关系的道路。” “当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结婚成家的时候,看到妈妈被执行死刑的新闻报告,我一定会后悔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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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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