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的《作家酒馆》 - 节目列表

在第一篇散文里，他问：为什么人要用烟酒，用毒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托尔斯泰说，你随便问一个人为什么抽烟，为什么喝酒，他都会说：啊，抽烟喝酒让我快乐，别人也抽，别人也喝。 那托尔斯泰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他说人心中是有种东西一直在当裁判的，这种东西就叫良知。良知会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对他做出是非判断，那么嗜好烟酒毒品，是为了使自己固守之前的活法，从而忽略良知的干扰。 托尔斯泰特别多地分析香烟，因为他自己就经历了痛苦的戒烟过程，他说香烟跟酒精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轻便，带一瓶酒在身上远不如带一根烟那么容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抽烟，脑子清醒时，脑子糊涂时，正常工作时，或者想做坏事时，都可以抽烟，等你实际上已经有了烟瘾，你还会觉得，其实我抽得一点都不多，因为每一根烟，都很轻便很小。 那时我淘了这本《托尔斯泰散文三篇》，薄脆的页面，铅字排版，偶尔会有个错字。那时我还想内容太少了，才三篇，像一座泰山上掉下来两块石头。 泰山文中的有些话，念出来，听起来，似乎有鸡汤之嫌，或者说教之嫌。 但面对着书，就可以相信那真的是一个经历和良知的搏斗的人在讲话。他的话语中都是画面——一个伯爵在沙发缝里找烟屁股，一个画家嚼着烟斗，在画上欻欻改两笔，一个人在良知的伺候下，通宵达旦地睁着眼。

莫里斯的整个思路就是：对人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动物，参照灵长目来解释，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方，不是没进化干净，而是根本就谈不上进化，我们只是外表上没有长长毛，内在的行为机制，神经机制，对待外界的反应模式，都没变过。 《裸猿》赶上了科普需求剧增的时节，又写得坦率直露。不过，留心观察，是莫里斯最大的本事。观察动物，观察人。 1959年他31岁的时候，被伦敦动物园任命为哺乳动物馆馆长，他在这里干了八年。工作的日常，他自己说，就是站着看：看猴子，也看看猴子的人。当游客都在看，都在说，这两个猴子在聊天，那个母猴在喂奶，那个猴王像皇帝一样……的时候，他就在看人。

我就举宇文先生在《追忆》这本书中对《赤壁》的解读。简短的解读，但已经足够让我爱上中国古诗。 很多年前我读《追忆》，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宇文先生的书，写了这样一段心得： 他在数个文本、若干作者、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穿行；他把画像、信物、砚台、发束这些细小之物，视为记忆的开关，追索古人“触景生情”时与更早的古人之间的关系。时间在他笔下像地下河：每个写怀旧怀古的人，都在暗暗把自己挂到一根时间轴上——希望名字能缀在前人之后，也希望后人有一天来缀在自己之后。于是，“名垂青史”不再是口号，而是一种从有限通向无限的欲念。 看一首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懂”它，看一首诗的目的是看，是“重看”，是一再地看：有时会看见沙里埋的铁；有时看见一阵东风，和荒废的铜雀台；并且，看见诗不急着给出结论，它只是把可能性递到你手上。

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 曾这样说《呼啸山庄》： 我承认，《呼啸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在它那风雨如晦的带电的大气里，我们有时仿佛嗅到雷电的硫磺味；不过现在，让我指出一些地点，那儿朵云的天光和半隐半现的太阳，依旧证明它们本身的存在。要找一个真正慈爱的忠心耿耿的典型，请看奈莉·丁的性格；要找一个爱情专一、温情脉脉的例子，请注意埃德加·林敦的性格……只有希思克利夫是无可救药，因为…… 今天和小仙聊一聊这本书，以及电影，以及种种其他。

法国戏剧导演让·贝洛里尼 正带着他执导的一版《小王子》在中国巡演， 他说：“我的《小王子》绝非天真， 他的洞察力会修补你，也会撕裂你。” 我和闹小仙都很感兴趣这个讲法， 于是，我们再一次聊开了已经聊了多少次的《小王子》， 再一次说起了与它的初遇， 说起了翻译，说起了最好的文学作品为何很难具象地表现， 说起了火车和电梯， 说起了作家在故事中避开的词语——爱。

这是3.8那天，和我的小同学猫眼做的一次连线， 缘起于她读了一本一位传奇女性的传记《野玛丽》。 我说那正好，有一期酒馆的主角适合“野性女人”这个话题： 苏珊·桑塔格。 当然话头也是因爱泼斯坦案而起。 就像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 爱泼斯坦之后，怎样来谈论女性的话题？

周末酒馆，这一次和闹小仙 找了一个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王计兵的诗。 话题因我写了这篇而起，原文如下： 2025读书回顾 一夜之间，工作成了不可忍受的事 云也退 “娜拉走后怎样？”——在读《“娜拉”在中国》（许慧琦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7月版）一书时，当然要想起鲁迅的发问。易卜生戏剧在1910—20年代登陆剧变中的中国，鲁迅在1923年做了一场演讲，这演讲，和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谈到的女性自由的条件时，抵达了十分相似的结论：经济独立。鲁迅讲，出走后的娜拉，如果不堕落风尘，就只能回到旧家庭，否则无法生存。 结论很悲观：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要觉醒。结论也很简单：女性要有钱。 去年参加过不止一次女性为主的论坛，在坛上，发言人不止一次地说起，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她们的乐观使人感动，她们的自信源于有钱了，源于至少看到了独立的钱景。凭着自己的本事，露脸，讲话或表演，大量吸收关注，变现——这时代给出的就是这么一条路径，走不通就换一条，仍是这个自由流程。资本在后边盯着，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被选中的可能，只要你肯干、放得开，并且干得得法。 [图片] 安妮·埃尔诺，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书继续在翻译出版，我也继续在读。埃尔诺曾坦言，她获得诺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女性声音强大的时代。她的书都是赤裸裸的自传体，从月经到堕胎，从家暴到婚变，和盘托出，她的叙事风格和笔触，几乎都不给人留下怀疑其中有虚构的余地。 我念了她的一本访谈录：《真正的归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再一次看她写自己的事，还是有很多喜欢的地方，比如她说到，父母是开杂货店的，她上学后，常听父母说的一句话是“你以后肯定比我们强”。 上一代都希望下一代比自己强，尽全力供养他们。可是矛盾的是，受教育程度高了，人也就越不安分。到十六七岁时，埃尔诺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之间有一条很深的代沟。女儿爱上读书，使从不读书的父亲陷入两难：“或许他（父亲）更希望我不要念那么多的书”——因为两代人疏远了。 女儿越读书，越感到父辈的桎梏。娜拉觉醒了，继而是痛苦。 埃尔诺做过很久的老师以谋生计；她在读者，尤其是在女性读者的心中鼓起了持续写作的勇气。不过，无论是在访谈还是其他书里，谈到写作给自己带来的回报，她都喜欢谈论确立身份和自信这一面：“我写作，不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不太说起写作换来的收益，更不会使用“变现”这种粗暴的词语。 “变现”暗示了行为就是冲着钱去的，如不能得到钱，则行为也不发生；而对埃尔诺这样的（老一代）人来说，经济收益应该是“顺带”而来的，这个立场，这种与金钱保持矜持的心理距离的做法，对一个人保持优雅是最重要的。但无疑这也是背时的坚持。以价格为指标，以数字来衡量成败，有时是今日的人只此一途、别无选择的思维方式。 在《过渡劳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一书中，作者对外卖员、快递员的人类学考察，把这个行当揭示为时代气质的某种缩影。“外卖小哥”们的日常节奏，就是被派单、接单、送货所限定的，脑子里唯一的挂念就是数字，是每一单赚多少。平台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类似游戏一样的系统，让他们卷在一场没有上级压迫、全靠自我剥削的竞赛之中。这是一种因许多新技术的使用而催生的新型劳动，它既辛苦又危险，但又和二三十年前的社会里，人们能看见、能听说、并且会公认的那种辛劳和危险的职业大不相同。 [图片] 他们的辛苦不是不被承认的，但整个现实突破了原有的分析框架，让人无法把握。去年我在一些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生活过。在一个冷飕飕的连锁咖啡店，我坐过一上午，没有见到一个顾客，进来的都是外卖员，他们无不穿着厚厚的黑风衣，戴头盔，蒙面，他们无不进门就取了一个拎袋，一言不发，转身便走。他们的背上印有不同的字样：xx跑腿、xx闪购，xx速递，xx急购……一个背着这样的字样出门工作的人，他的心情是如何的？他还有没有心情去想自己的心情如何？ 当我们日常所见的劳动者群体，几乎全由快递和外卖构成的时候，那只能说明，这是个彻底的、城市化的消费社会，而且十分地疯狂，“闪”、“速”、“急”是商家（平台）对消费者的首要承诺。下单购物的人都获益，第一时间享受到购买的东西，但快速便捷带来的舒适却几乎是个幻觉，因为消费者往往也受这一套标准所衡量，他们会活在对自己不够快、不够好、不够优秀的频繁暗示之中。 在《揭秘煤气灯效应》（艾伯拉姆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版）、《一忍再忍》（洪仁毅著，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8月版）中，我读到了大量对“pua”、对“自我剥削”这类流行词语的分析，它们反映了时代气质之下个体的典型痛苦：便捷带来的舒适、闲暇，被蚕食一空，你所获得的便捷，迅速被用作某种名义，要求你更加投入、更加出色地工作，交出更好的成绩；就连不用工作和学习的人，也会被要求继续消费，因为消费很便捷；就连去某地旅游，景点也在要求人第一时间给出关注，给出某种表示，因为关注只是抬头举手之劳。 [图片] 我觉得，深陷自我剥削的劳动者，定然是一面挣钱一面厌恶钱的，同时，对于用最便捷的方式挣到大笔的钱，则会无比向往。以《一忍再忍》为代表的一大批新书，都在探讨为何上班在今天变得不可忍受：简言之，有一些新的机制，诱使“劳动者用自己的身体、时间和劳动换取激情工作的幻想或自我剥削的快感。” 此刻，那些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家纷纷复活，在响应我们的困惑，例如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他1962年去世，生活在一个尚以生产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在1930年代就写出了《耗费》（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3月版）这样的论文集，他说，驱动所有的经济体系运转的，不是生产，而是过度的耗费，是非生产性的支出。 去年我在一些山川明秀的地方待过，那期间，我每天都有机会看着狗在草地上奔跑，看着落羽杉排列成行，红棕色和绿色错杂渐变，看着湖水内外优哉游哉的鹭和鸭子，看着鹎鸟欢闹，看着自然界里种种美好向我展开，我看，直到我开始怀疑眼前的自然界是有意图的，觉得它们在要求我第一时间给出赞美，第一时间拍照，并且为此而为我排除所有的障碍：我不用防蚊，不用卷起裤脚蹚水，也不用经常掸去脚面上的土——只要拍照就好；它们甚至连在哪里拍鸟、在哪里求爱都给我安排好了地点。 [图片] 乔治·巴塔耶 它们让我想起了巴塔耶的《耗费》：就像平台过度地满足消费者对快捷的期待那样，景点的设计也过度地满足人对“美”的期待，当舒适过后，人会陷入更大不满足；我也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所说的“对自然的重大干预”——他是在《美女与野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1月版）一书中，在分析整容、抽脂、变性手术的时候，谈到这一点的。 [图片] 女性（以及书中所说到的一些男性，比如经常需要改头换面的南美毒枭和军阀首领）利用整形技术来挑战永恒的盛衰节律，试图把自己的身体“留在永续的春天里”，这多么像我看到的风景：我完全相信它们是抗季节的，过几个月来看，斑斓如此。 也许，像韩炳哲这类以词句简单易懂为特色的“哲学家”，是思维和表达趋于简单粗暴的当下人所乐见的，“绩效社会”、“倦怠感”之类的词语，随着韩著的流传而进入网民的口头。但更为深刻的诊断，来自被誉为“后现代”预言者的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专著正在修订重出，他的访谈得到新译，如《生而液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如《自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版）。 鲍曼也创造了很多新词如“液态社会”、“废弃的生命”，但他的一个重大洞见，是现代身体和后现代身体的区分。他说，现代身体是士兵/生产者所代表的，他们的价值在于被严格规训的工作和战斗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父辈，还有像安妮·埃尔诺这样1940年代出生的人，为何会把工作看为理所当然，因为人活着，去生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工作中的身体体现了价值。 [图片] 1948年，鲍曼在一场游行中举旗 鲍曼又讲，当身体进入“后现代”，它的价值就不同了：它根据消费能力来衡量。 他揭开了众多当代现象的迷雾。消费能力是什么？是“一种被诱惑的能力，一种对使人愉悦的刺激的高度敏感，随时准备去吸收新鲜的快感，拥抱新奇的、未经检验因而令人兴奋的体验。”后现代的身体不是生产的主体，而是享乐的工具，正因此，上班，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情，不值得付出半点的耐心；正因此，服装业、奢侈品的下滑，伴随着唇钉、鼻环、纹身，乃至整形、变性以及小众探险的方兴。身体只要寻求刺激，感官则永远在追逐图像和刺激性的言语。而冷静思考着这一切的头脑，则依然只有最陈旧的阵地——文字与书章可以驻扎。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3（总No.73） 他吸收了最好的营养， 却活到了一个最坏的时代。 崇高的审美，丰沛的情感，世界性的关怀…… 束缚了他的手脚， 使他难以接受、更难以融入时代的剧变。 罗曼·罗兰，他那听贝多芬和巴赫长大的耳朵， 听到了摧毁古老建筑的炮响。 《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他就进入了一场 漫长的退出， 退出，对他而言，意味着坚守。

最近我在作家酒馆共读群 荐读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的《能干的法贝尔》。 这个周末就聊聊这本书和相关的电影。 让我们从《阿凡达3》开始， 聊聊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 聊聊勒庞的《乌合之众》、 聊聊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 聊聊坐飞机、苏黎世、乐高玩具， 聊到《能干的法贝尔》。 总之，聊聊一个严丝合缝的技术世界的样子，在其中， 人会为自己仍然需要大小便而感到羞愧。 施隆多夫导演《能干的法贝尔》（1991）剧照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2（总No.72） 杰克·凯鲁亚克，“垮掉一代”的领军人物， “公路浪游写作”的开山者， 在1950年代末，当他因《在路上》名盛一时、也被千夫所指时， 他便隐居，与酒精、药物和母亲为伴。 朋友在他的书中都能认出自己， 他不赞美人或嘲讽人，却熟悉每个人的表达， 他刻画出朋友们的声音 就像从嘈杂的芸芸人声中提炼出一支支乐曲。

这期周末酒馆， 闲聊一番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赫拉巴尔。 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是我无比珍爱的小说。 他说他的人生格言，是从一个洗衣店里的“温馨提示”里看到的： 染上的脏污往往是洗不掉的，这时就得把衣物一起丢弃。 这是赫拉巴尔工作过的那家波尔蒂钢铁厂，门口的厂徽是一个侧脸女子。

卡夫卡会给每一个愿意耐下性子， 亲自去读他的人， 提供瞬息万变的感受—— 没有第二个作家是像他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