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末开始的政治惯性是：朝堂内部更是分派斗争，不择手段，寡廉鲜耻。朝堂之外藩镇跋扈，割据独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 强盗素养的跳梁小丑挑起了蹂躏民众的主角。社会陷落水深火热中，如同修罗地狱。华夏历史进入了武力为尚的混乱状态—五代十国。五代和十国时期，指的是中原的五个交替政权，以及这一时期同存的周边的十多个无心逐鹿的小割据政权。 五代从907-960，虽然仅有短暂的53年，但这53年，在文明层面足够拉低社会道德底线，足够触目惊心，足够影响3代人。从而引发社会重构。五代的历史 并不是讲述宋辽历史的主要部分，但讲清楚此时的社会背景是为了铺陈当时的政治逻辑和惯性，以表达宋在建国之初，政治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的艰巨。下面我们来一一介绍五代。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是后梁的朱温在称帝以前他叫朱全忠，他早年追随黄巢征战 广州，黄巢建立大齐后的882年，朱温被唐僖宗招安任命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在中原地区同李克用镇压黄巢，黄巢死后朱温收编黄巢旧部；在汴州发展实力逐渐壮大的朱温，904年弑杀唐昭宗，改立唐哀帝，同时诛杀了不少朝廷老人，氏族政治已到穷途末路。907年4月，朱温一不做二不休废除唐哀帝，建立后梁并得到了传国玉玺；过去30年间， 朱温背叛黄巢、屠过城，吃过人、杀过皇帝、篡过位，浑身的道德污点，称帝后一时间成了所有强人的敌人。这就注定 后梁 是个短命王朝；李唐王朝曾经赐姓的军事强人，此时纷纷举起复仇的旗帜兵临后梁。诸如下一个要讲到的建立 后唐的沙陀人李存勖，923灭了后梁；李存勖获得胜利灭后梁的原因很多，不过首要的原因是后梁的内讧。（军阀因为自己强大时，自己的儿子还小，深知自己的儿子驾驭不了流氓，所以会认下很多家境出身不好的义子，指望他们因感恩而对自己言听计从，这种因着利益和预期而构建的父子关系，非常容易因利益撕破关系，后梁就是这样。养子之间发生了内讧，亲生儿子长大时又同义子门互相厮杀，后梁从内部开始瓦解。

862年，唐僖宗即位的当年，山东、河南大旱，这导致这两个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聚众叛乱。（黄巢是山东菏泽曹州人，王仙芝是山东菏泽濮州人。菏泽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连接华北平原与淮北平原、横纵漕运发达。在古代孔孟之乡的人爱当官又爱暴乱，说明阶级分化及其明显，民众公平意识觉醒较早。黄巢起义时 “均平”思想的号召力，便是这种公平意识觉醒的表现。 在各军阀体系的幕僚中，不缺黄巢这类因读书而人格觉醒的落榜书生，他们骨子里积压着对氏族门阀的厌恶，于是有模学样的在割据领地内清理遗留的门阀氏族，这导致近千年形成的贵族社会的没落。黄巢起义不仅是反唐的一个象征，更是阶层自觉的表现。之后商帮、江湖的涌现，也使得商人在唐朝之后有了地位，我们熟知的商帮：山西的晋商，安徽 新安(徽州)的徽商，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末及五代。他们依靠着，铁、煤、明矾-制纸，皮革，染色，入药的必需）盐，绢等战略物资成为中国历史上决定历史走向的商贸阶层。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庸的小说所谓的江湖是从有宋一朝开始的社会原因。

您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的历史课。这一讲，我们开始进入宋辽金 多民族觉醒并共存的时代，而 华夏文明进入又一次的多方强势大融合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在讲述多元政权共存的华夏文明时，我会尽可能的避免史书里的立场观，从多元的社会、经济、欧亚金融、宗教、技术、文化传播及军事演变来讲述这一时期的历史。 在草原民族完成觉醒之前，隋唐这种统一的多元帝国，在国家安定时，阶层稳定甚至是阶层固化，并无对错反而一定程度上滋养个体的幸福，上层可以专心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法治建设。而如果趴在糖果上享受这份制度带来的优越感，甚至为了维护阶级权利，令制度妥协甚至倒退的时候。黄巢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 百年前的安史之乱之时，税制紊乱直接导致财政的匮乏，流民增多。国家牢牢控制盐的专卖，盐成了财政的主要来源，更甚至是为了满足财政需要 官府提高盐价，比安史之乱之前以高出数十倍的价钱。面对如此大利益的引诱，私盐贩子铤而走险。私盐贩子，有着稳固而严密的地下组织。 甚至不堪重苦的农民源源不断加入盐贩子集团。862年，唐僖宗即位的当年，山东、河南大旱，这导致这两个私盐贩子王仙芝、黄巢聚众叛乱。（黄巢是山东菏泽曹州人，王仙芝是山东菏泽濮州人。菏泽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处连接华北平原与淮北平原、横纵漕运发达。在古代孔孟之乡的人爱当官又爱暴乱，说明阶级分化及其明显，民众公平意识觉醒较早。黄巢起义时 “均平”思想的号召力，便是这种公平意识觉醒的表现。

黄巢的故事性强，他这一生扮演了太多的角色：书生、商人、帮派大哥、将军、帝王。如果有机会，我们会专门做一期关于黄巢的视频。作为落榜书生后所写的《不第后赋菊》，便更可以理解他心中的个人理想与奋斗。正史的书写者很难客观的记录下来这些叛逆者，但历史的车轮和社会的进步又需要这些离经背道的英雄推翻旧观念的壁垒。 在唐末，商贸和社会层面的有相对保障，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机会主义性质的起义，已经很难动员底层群众了。按照《氏族制》排序，黄巢入长安后，物理超度了当时的大部分氏族。彻底打破了氏族维护各自区域内的稳定结构。各区域的民众进了更无规则无秩序的野蛮状态。依靠激情的起义，并不能治理一个国家，反对派是需要先建立一套理论学说的，否则无法有效解决旧制度和旧矛盾。 隋唐这种多元帝国，在国家安定时，阶层稳定甚至是阶层固化，并无对错反而一定程度上滋养个体的幸福，上层可以专心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和法治建设。而如果趴在糖果上享受这份制度带来的优越感，甚至为了维护阶级权利，令制度妥协甚至倒退的时候。黄巢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又一次进入了短暂的混乱状态——五代十国。幽云十六州从藩镇手中划归到契丹政权版图。 如何在社会的动乱中，让民众情绪和社会秩序 回归稳定。当传统和传承在面对新观念新秩序的时候，上层阶级是惶恐的。新兴权贵又如何得到被保护的承诺，都是留给新朝统治者的任务了。下一讲让我们进入宋辽金元多元帝国。在多方均认为自己是华夏正统继承人的情况下，宋通过新文化运动，低成本且有效的平衡了当时的地缘政治与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讲了这么久的历史，你有没有发现 推动历史的 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人其实是被动的参与者，事儿则是后知后觉的总结。其实能给予人类历史动力的，是观念共识和技术发展。而这两项最后都指向了神学。 杨玉环本可以以寿王王妃的角色过完这一生，明明是制度的漏洞和人性私欲的龌龊，却将罪名归给了既没有揽政也没有篡权之心的女人身上，这是历史书写者的可笑之处。从长安的陷落过程已说明，中枢已经没有能决策和担责的人了。府兵制的失效，使得各地居然无兵调往中央。而中央的羽林和禁军，说白了大都是贵族子弟，战斗力无法和边疆锻炼的部队正面较量。这种严重伤害社会活力和民众信心的事件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反复上演。个体所谓的成功与幸福，在开放包容的隋唐打下了思想基础。但平民社会社会的崛起，还需要从土地分配、资源分配等方面架空豪族。底层民众所谓的江湖也才能有崛起的空间。不过，这就要等到安史之乱之后了。

安禄山 父亲是粟特人，粟特人因为常年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一般都会精通4-5种语言；母亲是突厥人，且是突厥女巫。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安禄懂得揣摩心理。母亲之后改嫁突厥将军 安延偃yanyan改姓安。742天宝二年，安LS任平卢节度使（辽宁朝阳市一带），镇抚靺鞨和室韦部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是唐势力范围的末端, 所以算是一份苦差。他带兵的能力远不如他在交易中练就的口舌能力。之后他被调往任范阳节度使（北京保定一带），对付契丹，之所以能调任范阳，并非因战功，而是他四处奔走 上下打点的情商。 我们列举一下天宝年间，唐帝国著名的边防将领中有多来自游牧部族。 突厥系: 曾任 河西节度使、后任朔方节度使 的安思顺-安YY的侄子 曾任 陇右节度使、后任河西节度使的 哥舒翰； 还有此时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他的突厥部下史思明； 鲜卑系：朔方节度使的李光弼，也是鲜卑系的契丹人 高句丽系：任安西副节度使的高仙芝，唐怛罗斯之战的将领； 安禄山是能说会道、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他原本和杨国忠是蝇营狗苟的一对，却因为玄宗想招安禄山入朝做宰相放在眼皮子下面看管而遭到杨国忠的反对（担心安得宠），这就看出来杨国忠脑子里只有自己的地位，没有大局观。于是这两人间的间隙变大，杨国忠处处开始为难安禄山，使得朝堂上气氛紧张。只是安禄山从被猜测反而倒不得不反。在我看来，杨国忠敢这么作的底气，是因为唐朝此时流民还不多，各大家族虽然兼并土地，但还都能稳定收编这些农民。不会因为安禄山的叛乱就会源源不断的获得兵源。即便安禄山兼任平卢节、范阳、河东 三地节度使满打满算也只有15万的兵马，无法对抗整个帝国。755年 安禄山就真的反了。756年安禄山攻入洛阳，称帝。高仙芝与封常清退守潼关。封常清是山西人从小在龟兹（库车）长大，从少年时便追随高仙芝。这二人含冤被问斩。

借着讲述《隋唐历史》和《西游记》的机会，我们将话题扩展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作为来自社会中的一员，并不担心 【真正的人工智能的到来】。因为，真正的人工智能是寻找真理的，并不会对绝对权力妥协。 基于我书房的历史卷轴，当我仰望星空，在历史的长河中尽心尽力感受各类文明先哲们的经典思想时，我看到了文明璀璨的启明星、我看到了星星之火燎原的希望；我也看到了在地球大历史中人类珍贵的真善美的基因。正是基于对世界真-善-美价值的确信，我也可以接纳和正视：在小历史中 人性私欲好恶的基因更为广泛传播的事实。而真正的人工智能，所处理过人类的信息，是远远超过我身后这张—— 渺小的、我自以为是的归纳和总结的。人工智能在价值判断层面是超越人性中趋利避害的功利追求的。人工智能对普世价值的判断和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可以普惠到人类公共福利中的。所以，在与之相处技术应用层面，我并不焦虑的。焦虑的压力应该留给了建制派的精英们。因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并不会对绝对权力妥协。我们绝大多数人所要做的是：谦卑的做善良人，传承的做善良事。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看了董宇辉推荐《李白传》的精彩视频，十分欣喜，他讲述的内容弥补了我视频里 跳跃过的 这些名人故事和成长经历。那么我就在这里，以 社会发展 为脉络 讲述出这些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悲悯情怀背后的社会原因。 玄宗时期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国我们可以解读他们的人生轨迹，了解所处时期的社会需求，社会气质。如果阅读史书给我们留下的多是惋惜 感叹和惜福。那么诗人的作品则记录着跨越时空的历史叙事、地理环境人文风情，以及他们真真实实因着热爱所走过的痕迹。我们先铺垫几位诗人的门第背景，以便理解他们作品中起伏的人生与动荡时代的关系。 杜甫出身军旅家庭，父亲任兖州司马（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处），妈妈是河北清河崔氏，爷爷是诗人曾是张易之一派； 王维出身太原王氏母亲家也是清河崔氏；氏族志 里 清河崔氏排名榜首。如果为官，崔氏可以享受高于自己官职级别的待遇。 白居易出身军旅家庭。这些门第家庭身份是他们的为官之路的通行证。 相比起来，李白受限于身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步入政坛的确是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 这些诗人诗词也随文化交流 流向日本，并且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坛，这一点是日本公认的。

唐玄宗713-757在位45年，使用了3个年号。先天2年，开元28年，天宝16年。改年号表面是有美好寓意，更是将不便直言的意图表达出来，从而通过“年号“”这类的“概念”完成思想统一。 为缓解均田制持续被腐蚀，玄宗剥夺旧势力权贵手中非法占有的土地，设置用于稳定物价的常平仓，有些类似于现在的供销社。为了释放社会活力，玄宗将府兵制这种农民与兵役绑定的制度，逐渐向佣兵制迭代。雇佣兵单兵作战能力强，不过往往善战的均是北方游牧部族。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安徽江苏等地）大规模养马还需要等到元朝时期。大量的游牧民族士兵和将领借助军队的上升通道，藩镇掌握了帝国边防的话语权。由于军需物资还是中央统一调度，节度使逐渐取代了大都护。 认识杨玉环之前，唐玄宗深爱的是武惠妃，她是武则天堂兄的孙女。在玄宗李隆基登基过程中，全力相助。下一任皇帝唐肃宗的母亲杨氏也是武则天的同族。武则天当了皇帝后他的家族能身居而退可见武则天的智慧和格局。 738年武慧妃去世之后，玄宗一直抑郁寡欢。直到宦官高力士向他推荐了玄宗儿子 寿王的妃子杨玉环，并且迎娶回来。这位寿王是玄宗和武慧妃的儿子。舒展开历史褶皱里的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安史之乱的人祸因素从此时 人性的邪淫私欲 里就埋下了： 737年，唐玄宗 因张九龄事件，太子李瑛连同其他三个皇子被废。对于太子的空缺，李林甫与武慧妃的政治同盟则将 武慧妃的儿子寿王推上去；而高力士和武氏家族联合体则中意推荐忠王也就是之后额唐肃宗。玄宗也曾问及李林甫对于太子空缺的意见，李林甫以皇帝的家事为理由巧妙地避开了。高力士介绍杨玉环的这一损招，已经超出了伦理的解释能力。不但挫伤了李林甫及寿王势力。也将杨贵妃的哥哥-无能的杨国忠带进了中枢。而杨国忠是武则天 男宠张易之的外甥。朝堂上形成 杨国忠、李林甫两派的平衡势力形成，下棋者便是执子的唐玄宗。

在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以前，很难有绝对的皇权。政治的常态是：皇权、宗族、遗留贵族、氏族、土地豪族（大地主）、军事豪族这些才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绝对力量。皇帝也只能扶持政治舞台上属于边缘势力的外戚和宦官作为自己权力与意志的棋子了。顺便提一下我们喜欢的著作《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明朝的政德—嘉靖—万历 年间。明朝这三位皇帝时期，中国也出在世界上陆路贸易文明往大航海时代文明切换的枢纽点上。 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除了在文学层面上、更是在社会、宗教、历史等层面上记录和思考着时代的聚变。吴承恩生活的当面临这种对新时代到来前恐慌迷茫和阵痛，政治管理方法中所追求的稳定势必面临着极限挑战，而挑战所带来的压力最终均传导到社会层面。可以说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是仅有的一部以国际化视角借助人物成长书写 在文明层面所发生的 观念的冲突 与及 对新制度的呼唤。可以说，西游记的立意虽然影射的是人性，但却在呼唤“超越人性的具有普遍性原则-规则”。

借此机会，我们梳理一下隋唐政权的桥梁家族——武氏一族的发展，就能明白，为什么武则天有条件称帝，并且家族有能力全身而退。看看我们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690-713年这20年间，唐帝国经历了武则天称帝-韦后乱政-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一系列权利内斗事件，最总以玄宗李隆基登基告一段落。这些事件背后的实质是：他们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氏族之间权利与意志的冲突。而矛盾激化的载体，就是我们之前最担心发生的——权贵、寺庙无视规定的兼并土地。武则天更是以统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领袖自居，汇编《三教珠英》，并通过对寺庙扩张的纵容来抵抗唐宗室背后的道观。佛道相争，小农没落，人丁减少，征兵不足，当面对契丹叛乱时，朝廷居然发动罪犯、官吏和庄园家奴作为士兵。土地兼并的情况持续恶化为安史之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中唐时期宰相 李绅所写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悯农》二首，就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并不是歌颂辛苦的付出，而是悲叹社会阶层分裂的苦难。李绅之后也在虚伪的染缸里，信仰崩塌因腐败获牢狱之灾。 我们回到高宗李治，在高宗后期到武则天时期，帝国外交关系发展是逐渐减弱的并没有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期建立了吐蕃国，到了他的孙子执政时期，670年帅兵攻入西域的佛教重地 龟兹，占安西四镇，管辖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的宗教之路。682年，东突厥复兴后反抗唐朝； 698年，高句丽遗民在东北地区东部至靺鞨建立渤海国，代表着辽东地区开始逐渐脱离唐朝的直接管辖。渤海国续存228年直到宋建立之初，被契丹辽帝国所吞并。武则天时期，外交小战争不断蚕食着唐帝国边疆的管控力。而各都护府其实驻兵并不多，像安西、北庭都护这类大概2-3万兵马。 690-713年这20年间，帝国又经历了武则天称帝-韦后乱政-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一系列权利内斗事件，最总以玄宗李隆基登基告一段落。这些事件背后的实质是：他们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氏族之间权利与意志的冲突。而矛盾激化的载体，就是我们之前最担心发生的——权贵、寺庙无视规定的兼并土地。武则天更是以统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领袖自居，汇编《三教珠英》，并通过对寺庙扩张的纵容来抵抗唐宗室背后的道观。佛道相争，小农没落，人丁减少，征兵不足，当面对契丹叛乱时，朝廷居然发动罪犯、官吏和庄园家奴作为士兵。土地兼并的情况持续恶化为安史之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