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反的是今天看到的两组数据，一组出自电子杂志《人物》2月的一篇文章《孩子抑郁症离开后》，“根据《国民抑郁蓝皮书（2022～2023）版》的数据，在收回的6670份抑郁症患者群体的有效问卷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这里面有一半人都是在校学生。”； 一组是丁香园3月的文章《急诊收了个自杀6次的17岁女孩，家人却坚持要求出院》中，“作为抢救自杀未遂患者的首诊科室，急诊科面对的不只是成年患者。一项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的回顾性分析[1]表示，2016～2018 年急诊科收治的 217 例自杀患者中未成年（≤18 岁）达到 15.20%。” 再增加一组数据：“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未成年人的比例如下：0-14岁的人口为25338万人，占总人口的17.95%。”，因为没有找到0-18岁的人口数据，但考虑5岁以下抑郁症/自杀的低发病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5-18岁的人口比例也接近18%这个数据。在数据有限的情况下，粗略的推算可以得出，5-18岁的少年们的自杀率、抑郁症发病例都是很显著的。

①“生命中限制我们的事物，也让我们与世界产生了联系。” ②挣脱、抗击这个x蛋的世界。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个体和世界毫无关系？未必。首先，虽然我们未必能影响世界这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能影响我们身边的一部分生活秩序。其次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和角度，决定着我们生存的信心和决心。 前者塑造生活秩序这部分，需要我们通过觉察、失序、迷茫和突破，再到认知调整，然后在下一次波动产生的时候，又经历再次循环的过程。这一部分在上一篇讲过了。 那后者观察世界的角度，又是如何操作的呢？ ①大脑责无旁贷的帮助我们定义自己。 ②定制我们的思维方式。

唐诺关于思想的丰富性的评价：“我们无意把所有不同的思想一家伙抹平掉，等于是虚无地不去细究每一种思想的独特关怀、视野、具体内容、目标结论、可能的实践和使用方式，以及它的历史落点和机遇。事实上，不同的思想的确有着不同的“危险指数”…开放封闭的程度不一，误读误解误用的几率也不一；同时，不同思考亦从不间断地彼此质疑、辩论甚至没风度地仇视攻讦，时时爆出激烈的火花….但我们得这么说…那就是我们愿意承受这些风险，也必须去承受这些风险，甚至直接将它视为人的基本处境来接受它。”

迷茫更多的是因为“大脑要修正自己构建出来的世界运转的模型”，毕竟我们所经受的教育，不足以应对社会上五花八门的需求和折腾。我们需要不停的修正模型的精确度和细节，这个过程是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也常会让我们觉得身处一片迷茫之中，无法看清楚所行进的方向。 ①找到一个方向去做，哪怕用碰壁代替方向转换。 ②人生的境遇就是适应、掌控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铲除它。 伏娃在其作品《模糊的道德性》中进行了阐述“我们必须要同时完成两件近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明白我们会受到环境的掣肘，但又要像一切真的都在我们掌控之中一样，继续追求我们的计划。”

大脑在回忆的时候，实行的就是双轨制记忆系统。眼睛之所以是五官之首，不是因为明显或者好看，而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处理视觉图案信息，被我们关注的视觉信息很容易被转化成长期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容易在人群中识别熟悉的面孔。 而人的名字属于听觉信息，我们的大脑更倾向于把听觉信息保持为短期记忆，而短期记忆保存的时限更短，也更难以提取出来。这就导致了我们为什么先认出熟人，后想起名字。

①沟通的双方都有能力打破自己与对方的“固执的认为”，能接受对方的影响，也能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②随着子女成长，父母愿意进行权力传递与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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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休息就是让交感神经休假。 ②让生活产生更多链接点，而不是工作。 ③面对面，才能唤醒身体的记忆。

小说的技巧有高低之分，但是立意不应该有，因为小说应该是“生活某个面的反映”，而生活的主旨是什么，肯定不是顺从、听话、服从，人性要在故事里擦出火花，就需要表达不顺从、不听话、不服从，也就是“反抗”。 根据小说的类型可以有各种反抗的表达，爱情中有对于对方侵入自己领地的反抗，亲情中有对于感情绑架的反抗，生活中有对于环境、他人，甚至对自己的反抗。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反抗、折腾，成就了《繁花》，人们对于环境、他人和自己的反抗中，成就了《一句顶一万句》。反抗失败了是一种故事，反抗成功了又是另一种故事。

①一定范围的、开诚布公的讨论。 ②接受未来是不确定的。 ③再次经历相同的事件，可以让我们修复自己。

①自由是可以果断的支配自己的行为。 ②软弱和坚硬都具有两面性。 ③思考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