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又来到了杭州，摇摇欲坠的互联网老工业基地一跃变回了sleepless AI科技城。阿里恢复正常了，六小龙崛起了。牛马加完班堵车在文一西路上，也不烦躁了，毕竟堵车的时候股价也在涨。 这种莫名其妙的乐观，一方面让你认识到“国运”是真实存在的，它和每一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另外一方面又感受到恐慌，经过了过去几年的毒打，互联网大厂人们成熟了，担心好日子不会来了又走了吧。 我和这些阿里的老同志们每年固定聊一期节目，2023年标题是“多年来我投资中丐，现在人还好”，2024年的标题是“经过了失去的三年，老阿里们意难平”。 这一次的标题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从翻倍的阿里腾讯股票开始聊，聊到AI浪潮从上游到下游可能的变化。最后不可避免从乐观起来，聊到了中国未来的“七姐妹”。和国运相关的阿里、小米，有坚实业务逻辑的腾讯、美团、拼多多，最后还没有上市的字节、小红书和大疆。以及在黑悟空神话和哪吒140亿票房奇迹背景下，是否会再出现一家中国的迪士尼。 听众们未必都像嘉宾一样收获了股价的涨幅，但是这份快乐相信可以感染你们……

当社会进入一种危机状态时，合法性危机就要超过生存危机，成为企业理解自身的基石。也是外部评价企业的，对企业加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标准。 美国人涌入小红书，目前这个相对松弛的现状，和社会目前的几个合法性论述有关，China Travel，文化输出，演唱会经济……这个科技公司需要轮流表演节目的时间窗口里，小红书意外捡到了一种应对互联网企业合法性危机的钥匙。 而相反的，很多企业屡屡陷入麻烦。比如比亚迪，就是没有把合法性论述从“外王”转入“内圣”。“低价打合资”这个合法性论述，在比亚迪销量超越南北大众，二线合资纷纷垮台的今天，已经余额不足不能再提款了。 过去跨国企业丰厚的全球化利润，足以支付各种合规成本。如今市场被分割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满足合法性要求，似乎只有一种“胖东来”模式：就是分配更平均，员工和供应链得到更好照顾。 连一向火星视角，要办一家宇宙企业的小眼镜片，现在也要到微博上刷存在感了。 总之，“合法性危机”将会长期成为理解中国企业行为的概念。节目里面推荐的两本书： 《红星——世界是如何知道毛……》石川祯浩 《合法性和正当性》卡尔·施密特

好像今天都需要做一个年终总结，虽然我这一年的成果大家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很满意。 因为我重新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把自己的作品从文字转到影像。它让我开始获得一种婴儿牙牙学语一般的幸福感。 另外，雷军造车成功对我的鼓励很大。即将到来的新能源汽车的大决战，AI爆发在原子世界这一侧的投射，都让我对这个世界抱有一些模糊但是确定的期待。 明年应该会更好。

最近直播面对潘乱的时候，李斌来了个躲闪三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次就这样了”，“下次再说吧”。 乐道爬坡让人失望，蔚来12月政策没有真金白银，背后的事情是一个，蔚来没有多余的子弹了 关于蔚来屡屡让人燃起希望又让人失望，很多原因都是老生常谈了，我这次不妨把话说得直白一点。 他的号召力，他身边的人才，不足以做一家苹果或者特斯拉那样先知一样的企业。 什么时候他像李想和何小鹏一样放弃幻想，他才能真正松弛下来。

钟睒睒，于东来，梁建章最近的言论都有所争议。单独看都是偶然的，情绪化的，合在一起可能预示着一种企业家的父权觉醒。大洋彼岸的马斯克，已经开始化身为MAGA运动的领导者了。 五年十年后再看，可能传统企业家们今天饱受批评的言论都算不了什么。危机导致人们对黄金时代的不断迷恋和投射，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现代的企业家，Mark Zuckerberg和Sam Altman，还有我们的Mark Zuckerberg和Sam Altman，他们工具理性的方法论和虚无的道德形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而传统行业里面，大量企业家身上的返祖型人格又开始受到追捧。 在父权彻底觉醒之前，目前类似雷军的“好大哥”人设，比较谦卑包容在乎女性感受的兄长形象，可能是大家比较能接受的一种。所以他现在无论是流量还是形象，都重回顶峰。 在时代发生巨变之前，很多事情会被人们视为是寻常。就像三个首富之间的一台戏，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极氪和领克合并，说明第一轮淘汰赛结束了。威马、高合，还有乐驰远航一类，甚至包括飞凡都算出局了。还有另外一家，过去和零跑并列，目前恐怕时间也不多了。

在上海参加狂喜播客节，一狂plus，几位媒体人潘乱，阑夕，卫诗婕聊了聊“不上班”这个话题。 上班的时候你想要的自由是“免于睿智领导”的自由，而真的不上班了，你要的自由就无法轻易定义了，如何建立意义感和作品感困难得多。更别提大部分人，不上班的时候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都难以解决。 不上班之后，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是三个月后，焦虑就围上来了。如果在6个月的时候你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今年的猎物，第一个回去上班的时间点就来了。如果再用半年，你打光手里的子弹还没捕捉到猎物，这时候第二个上班点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大部分离职博主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尤其是那些还在追求“高成长”，想要赶上下一个风口和红利的奋斗bean们。 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以为是观点之争，如今更清楚地意识到都是年龄问题。如果到了35岁，自己的周期和行业的周期都进入下行，你才能真正有机会进入到不上班的状态：不追求过分明确的目标，不追求成长，追求的是平衡和自洽…… 不如我，今年只做了一件事，“回到现场”。 在上海参加狂喜播客节，一狂plus，几位媒体人潘乱，阑夕，卫诗婕聊了聊“不上班”这个话题。 上班的时候你想要的自由是“免于睿智领导”的自由，而真的不上班了，你要的自由就无法轻易定义了，如何建立意义感和作品感困难得多。更别提大部分人，不上班的时候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都难以解决。 不上班之后，大概会有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是三个月后，焦虑就围上来了。如果在6个月的时候你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今年的猎物，第一个回去上班的时间点就来了。如果再用半年，你打光手里的子弹还没捕捉到猎物，这时候第二个上班点就不可避免了。所以大部分离职博主的生命周期不到一年，尤其是那些还在追求“高成长”，想要赶上下一个风口和红利的奋斗bean们。 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以为是观点之争，如今更清楚地意识到都是年龄问题。如果到了35岁，自己的周期和行业的周期都进入下行，你才能真正有机会进入到不上班的状态：不追求过分明确的目标，不追求成长，追求的是平衡和自洽…… 不如我，今年只做了一件事，“回到现场”。

情绪价值贯穿整个蔚来体系内部，过去是要卖一台比Model Y更贵的车，所以在技术指标没有超越的情况下，必须依靠设计、颜值，包括Nio life、Nio House、蔚来社群提供的独特体验来说服用户。但是也留下了大量的产品硬伤，让蔚来的交付量迟迟不能突破两万台。 消费降级时代，你很难单纯以正面或者负面的态度看待这种情绪价值。它好像在被更务实的选择代替，但是它本身也是务实的。相比BBA等传统豪华品牌需要用十万甚至二十万提升级别，蔚来的世界里你只用购买一个无忧服务或者完成一次换电就能有获得感。 如今，乐道第一次以便宜、量大、管饱的性价比姿态出道。但是BaaS和换电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仍在发挥着作用…… 而且“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在蔚来内部，蔚来和用户之间，蔚来的KOC和用户之间都是“硬通货”。智驾、交付这样的基础能力依然很难交卷。只有Nio Power，以使命必达的姿态承担着一切。

首先我说三个问题。我完全尊重杨笠作为脱口秀演员冒犯男性的权利，甚至因为知识分子通常的解构和批判倾向，我还挺喜欢听她骂男人的。但是这一次掀起这么大的负面，我也完全能够理解。过去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强势阶层的中产男性，在今天经济下行的周期里，承担了更多支撑家庭经济状况的责任。甚至因此看起来像一个“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嘲讽，在任何社会环境里，都是很刺耳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杨笠的争议由来已久。京东这次不容有失的双十一，却没有评估到风险。因为过去一年多时间，京东完成了管理层的更迭。这是全新阵容的第一次双十一。刘强东个人对京东的掌控从来是毋庸置疑的，收权和放权的循环在京东发展过程中多次上演。这一年多来，炮打管理层，提拔年轻管培生，给京东采销加薪，都是老戏码了。所以有些评论，让淡出了快两年的徐雷背锅我是真没想到。 第三个问题，也最重要。负面舆情发酵过程中，大量京东的负面都被翻出来，比如一线快递员的降本增效，比如管理者在特定问题上的发言。但是这些无法掩盖京东这家公司底子上是一家好公司。无论新业务还是老业务，京东的发展还是需要向城市中产提供优质服务，带动更多小镇青年进城，最后实现所有人都变得更好。 刘强东本人对公司的掌控，还是京东完成转型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京东的模式被推翻了，电商活下来的只剩那种“以万物为刍狗”的平台，对于所有人，无论商家、员工还是客户，都是一个悲剧。

新疆的行程结束后，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还在路上。三次返回新疆，两次穿越青甘，从陕北到银川，拍摄路遥、史铁生、张贤亮的文学现场，还跟踪了一只地质队和它年轻的项目经理。一个困扰着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可以把工作和生活本身当成是意义，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愿意把意义寄托在别处？直到巴黎，我大概得到了一个早就应该获得的答案。如果人们长期按照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生活，那生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工作本身抱着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所以我们总是在生活的真实现场焦虑，然后幻想别处的生活。 更多关于“文学的现场”和“作家的故乡”，欢迎大家订阅我的星球。

光合大会第一天上午的演讲听完，我去餐厅吃饭，在电梯里“偶遇”了快手创始人程一笑。当时情形很有意思，一个快手的同学要进电梯，她看到电梯里有人犹豫了一下，我以为她只是想把电梯让给媒体老师，所以用手挡了一下电梯门，让她赶快进来吧。没想到，她身后跟着的是程一笑，就这样呼呼啦啦上来了很多人，程一笑就被挤在了角落里。快手的员工们有说有笑，老板被晾在一边，电梯里充满了快乐的空气。其实这放在早年的互联网公司不算什么事情。但是我已经在汽车行业跑了两年的活动，见过太多老板出场，那排场可以直接配上《英雄本色》和《纵横四海》的BGM做短视频。所以这种松弛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像一股清新的空气…… 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了太久，很多事情本来的面目都被模糊了。比如创业者的故事是一个少年成长的故事，产品的壮大是坚持追求社区氛围的结果，公司员工以及平台上的商家是一起成长的。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结果导向”、“数据驱动”、“工具理性”的单一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万物为刍狗，反而成了格局和认知的代名词。胜利者的光环有时候太过眩晕，甚至13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被浓缩为一句，“XX牛逼”。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敢抛出这样的结论，一家有“腾讯味儿”的公司是一家好公司，这种公司该谈直觉的时候谈直觉，该谈数据谈数据，该谈价值观坚决谈价值观……

余承东几个月前在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了一个演讲，总结了自己在华为干了三件大事，无线拿下欧洲市场，手机（制裁前）干成世界第一，汽车大卖超过了BBA。 这是余承东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也是对华为造成阶段性成功的宣传。但是仅仅一年多前，在中国汽车百人会的年会上，当时问界销量低迷，华为重申不造车。余承东来得最晚，走得最早，发出了最委屈的抱怨，“合资主机厂因为灵魂论不愿意跟我们合作，蔚小理新势力们都要自研，我们的产品卖给谁呢？” 在这次母校演讲中，余承东这么形容这次低谷时刻，“在公司有的时候有些领导不让你干，或者亏损了就要卖掉，我不善于沟通，不善于表达，有时候会受一些委屈。” 但是很快他回到了正能量场：立大志，干大事，什么都要当世界第一。是金子总会发光。 余承东和雷军入局造车从时间上看很接近，在销量爆发前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被质疑的时刻。余承东如上，雷军则是SU7发布前，媒体们说，“军儿收手吧，外面都是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