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混响 - 节目列表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十二期。上一期我们讲了商朝，一个以甲骨占卜、人祭和青铜器闻名的王朝。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纣王，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但一个王朝的建立，不仅仅是换一个国王那么简单。周朝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如何统治一个比商朝疆域更广阔、民族成分更复杂的国家？周人不像商人那样有几百年的统治经验，他们来自西方，被商人视为“西土之人”。靠武力可以打天下，但靠武力坐不了天下。这个难题，被一个人解决了。他就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也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位被后世反复称颂的人物。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周公制礼。这一讲的时间段，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也就是西周初年。 周公旦，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伐纣之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继位的周成王年纪太小，周公便以摄政的身份代理朝政。当时周朝刚刚建立，局势非常不稳。商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东方蠢蠢欲动，武庚联合了管叔、蔡叔等周公的兄弟发动叛乱。周公先是率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平定了叛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武力镇压之后，更艰巨的工作开始了——如何让天下人心服？ 周公的办法，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制礼作乐”。礼和乐是两个概念，但密不可分。礼是一套行为规范，规定了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场合该怎么做、该穿什么、该用什么、该说什么。乐是配合礼仪的音乐和舞蹈，用来调节气氛、陶冶性情。礼乐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秩序体系。 周公制礼的核心，是确立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解决了“谁说了算”的问题。它的基本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的长子有优先继承权，其他儿子则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这样一来，继承权有了明确的规定，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内乱大大减少。宗法制把血缘关系和权力关系绑定在一起，用家族伦理来支撑政治秩序。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诸侯是一国的大宗，卿大夫是家族的大宗，层层嵌套，像一棵大树，根干枝叶，层次分明。 分封制则解决了“怎么管”的问题。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再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分封给士。每一个层级都对上一层级负有义务：诸侯要定期朝贡、随从作战；卿大夫要管理土地、征收赋税；士要服兵役、保卫国家。这样，周天子不必亲自管理每一个地方，而是通过层层分封，把权力分散到各地，同时通过宗法血缘关系维持凝聚力。据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五十三个是姬姓同族。这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让自己的亲戚到各地去建立封国，作为王室的屏障。 除了宗法和分封，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不同等级的人，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鼎是用来煮肉的，簋是用来盛粮食的，鼎和簋的数量直接标志身份。再比如天子的舞队可以用八行八列六十四人，诸侯只能用六行六列三十六人，卿大夫只能用四行四列十六人，士只能用二行二列四人。孔子后来看到鲁国的权臣季氏在家里用了八行八列的舞队，愤怒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意思就是，这种事都能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忍？可见礼制的严肃性。 周公制礼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天命观的革新。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神，商王的权力是神授的，永远不会被剥夺。但周人推翻了商朝，这就产生了一个理论问题：如果说天命不变，那周人凭什么推翻商朝？周公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天只保佑有德的人。商朝晚期纣王失德，残害百姓，荒淫无道，所以天就收回了天命，把它交给了周人。周人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保民”，也就是谨慎地修养德行，爱护百姓。这个理论的意义非常深远：它第一次把统治的合法性从神那里转移到了德行和民意上。虽然“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 周公摄政七年后，周成王长大了，周公还政于成王，自己退居臣位。他去世后，成王以天子的礼节安葬了他，并允许鲁国世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孔子对周公极为尊崇，他说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言下之意是感叹大道不行。孔子一生所追求“克己复礼”的“礼”，就是周公所制的礼。儒家的核心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尽管成书年代较晚，但都托名周公，可见后世对他的推崇。 周公制礼的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西周一代。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们不再遵守周礼，但礼制的基本框架——宗法、等级、名分、德治——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后世的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周礼的精神。皇帝穿什么颜色的龙袍、大臣戴什么样的帽子、祭祀用什么样的牲畜、婚礼该怎么举行、葬礼该停灵几天，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周公所确立的礼制传统。甚至到今天，中国人讲的“礼貌”“礼节”“礼尚往来”，依然带着三千年前那个时代的印记。 当然，周公制礼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套制度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等级秩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用一套繁琐的规矩来固化社会地位。它对人的束缚也很重，一举一动都有规范，越界就是“非礼”。孔子一生困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于那个“礼崩乐坏”的现实，坚持要恢复周公的礼制。但正因为如此，周公和他的礼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它既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文化的原型之一。 回顾今天的内容，周公在周朝初年制礼作乐，确立了宗法制和分封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礼仪规范，并革新了天命观，强调德治和民本。这套制度不仅稳定了周朝的统治，也为后世的王朝提供了政治和文化的范本。周公因此被儒家尊为元圣，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位奠基性的人物。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从东方转向西方，讲一个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发明——字母表。腓尼基人是谁？他们如何把复杂的文字简化成二十多个符号？字母的诞生为什么比任何一项技术发明都重要？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十一期。上一期我们讲了迈锡尼文明和特洛伊战争，那个时代的英雄史诗虽然动人，但留下的是神话与历史的混合。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在遥远的东方，黄河流域的商朝人却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记录他们的世界——他们不是用诗歌传唱，而是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埋入地下。三千年后，这些甲骨被挖了出来，一个被遗忘的王朝重新开口说话。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代文字证实的王朝——商朝。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商朝的故事，曾经和夏朝一样，只存在于后世的文献记载中。《史记·殷本纪》详细记录了商朝历代君主的名字和大致事迹，但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据，很多学者对商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一八九九年，一个叫王懿荣的官员在北京的中药铺里，发现了一种叫“龙骨”的药材上刻有古老的符号。他意识到，这些符号可能是古代的文字。此后，学者们追踪这些骨片的来源，最终找到了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这里就是《史记》中记载的“殷墟”——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考古学家对殷墟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甲骨片，上面刻满了文字。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甲骨文的内容主要是商王占卜的记录。商王几乎无事不问：明天会不会下雨？出征能不能胜利？今年收成好不好？王后的病会不会好？甚至“今天会不会有灾祸”这种问题也要占卜。占卜的方式是在龟甲或牛肩胛骨上钻一个孔，用火烧灼，看背面出现的裂纹走向来判断吉凶，然后把占卜的事由和结果刻在旁边。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成了我们今天了解商朝最直接、最可靠的资料。 甲骨文的发现，意义极其重大。它第一次用当时的文字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商朝王系的记载基本准确。学者们从甲骨文中整理出了商王的世系表，发现和《史记·殷本纪》的记录高度吻合，只有个别顺序上的出入。这意味着，商朝不再是传说，而是信史。这也是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进入“信史时代”的分水岭。 甲骨文里记录了一个什么样的王朝？商朝是一个以王权为中心、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早期国家。商王既是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的祭司。他通过占卜与祖先神和自然神沟通，传达神的意志，也利用占卜的结果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商王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官职，比如管理农业的、管理军事的、管理祭祀的、管理奴隶的。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甲骨文中经常记载商王亲自出征，或者派遣将领讨伐不服从的方国。 商朝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形的。最顶层是商王和王族，下面是贵族和各级官吏，再下面是平民，最底层是奴隶。平民主要是农民，他们耕种土地，为贵族缴纳粮食和服劳役。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和罪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买卖、被杀戮。在殷墟的祭祀坑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人殉和牲殉，就是把人作为祭品杀掉，埋入王陵或建筑地基下。一次祭祀可能杀掉几十甚至几百人。这在今天看来极其残忍，但在那个时代，人祭是一种普遍现象，商朝人相信，用活人祭祀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 商朝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主要农作物是粟，也就是小米，还有小麦、稻、大豆等。商朝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农具，但数量不多，大多数农民用的还是石器和木器。畜牧业也很发达，养牛、养羊、养猪、养狗，马和车被用于战争和贵族出行。手工业中最突出的是青铜铸造。商朝的青铜器种类繁多，有礼器、兵器、工具、乐器。最有名的是司母戊鼎，也就是现在叫后母戊鼎的那个大方鼎，重八百多公斤，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重的青铜器。铸造这样一件巨鼎，需要几百名工匠分工协作，从采矿、冶炼、制模、浇铸到打磨，技术难度极高。商朝的青铜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商王和高级贵族才能使用大型青铜礼器，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 商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频繁的迁都。根据文献记载，商朝在立国之前就迁了八次，立国之后又迁了五次。直到盘庚迁殷，也就是迁到今天的安阳殷墟之后，都城才稳定下来。为什么会频繁迁都？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为了躲避洪水，有的说是为了摆脱旧贵族的势力，也有的说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青铜原料产地。无论原因是什么，盘庚迁殷之后的两百多年，是商朝最稳定、最繁荣的时期，殷墟也因此成为商朝晚期二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叫帝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商纣王。按照后世的记载，他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君主，宠信妲己，残害忠良，滥杀无辜，修建酒池肉林，最终被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击败，自焚于鹿台。这段故事被写进了《封神演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甲骨文和考古能印证这些记载吗？部分能。甲骨文中确实记载了商朝晚期对外战争频繁，奴隶大量逃亡，社会矛盾尖锐。考古发现也表明，殷墟的祭祀坑里人殉数量在晚期明显增加，说明统治者的暴虐可能是事实。但“纣王”这个称呼是周朝人给他加的恶谥，他的本名叫帝辛。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周朝人把商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帝辛一个人身上，这是很常见的做法。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周武王率领联军在牧野之战中击败了商军，商朝灭亡。但商朝的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周朝继承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文字系统、天文历法，甚至很多礼仪制度。特别是甲骨文，经过周代的演变，发展成为金文、篆书，最终演变成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站着三千多年前那位在龟甲上刻下第一笔的商人。 回顾今天的内容，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同时代文字证实的王朝。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史记》中关于商朝的记载基本可靠，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信史时代。商朝是一个以王权和神权为中心、青铜铸造高度发达的早期国家，它的社会分层明显，人祭现象普遍，军事力量强大。商朝创造的甲骨文是中国汉字的源头，奠定了中华文明三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文字基础。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此后三千年的历史事件——周公制礼。周朝建立之后，周公旦如何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来稳定政权、塑造文化？这套制度为什么能延续这么久？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十期。上一期我们讲到，赫梯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率先掌握了冶铁技术，改变了整个古代世界的军事和经济格局。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在爱琴海的另一端，一个以英勇善战和宏伟城堡著称的文明也在崛起。这个文明后来被一位盲诗人写进了史诗，流传了三千年。它就是迈锡尼文明。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迈锡尼文明和那场著名的特洛伊战争。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 迈锡尼文明是希腊大陆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它存在于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一百年之间，比我们熟知的古希腊城邦时代早了五六百年。这个文明的中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迈锡尼城，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城墙、宏伟的宫殿和无数黄金打造的陪葬品。城墙的巨石大到后世希腊人认为那是神话中的独眼巨人建造的，所以这种建筑方式被称为“独眼巨人式”砌墙。 迈锡尼文明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城堡和武士文化。每一座迈锡尼城堡都建在山丘上，用巨大的石块垒成厚厚的城墙，城墙内是王宫、仓库和工坊。迈锡尼人似乎时刻准备着打仗，他们的艺术品上最常见的是战车、弓箭、长矛和盾牌。出土的青铜武器数量巨大，说明这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迈锡尼的国王被称为瓦纳克斯，意思是“主人”，他既是军事首领，也是最高祭司和法官，拥有绝对的权力。 迈锡尼人还发展出了一种早期的希腊文字，叫线形文字B。这种文字刻在泥板上，主要是用来记录账目和物资分配，比如收了多少橄榄油、发了多少羊毛、哪个工匠领了多少粮食。线形文字B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成功破译，证明它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这就证实了，迈锡尼人是说希腊语的民族，他们是后来古希腊人的直接祖先。 迈锡尼文明最著名的故事，就是特洛伊战争。这场战争被荷马写进了《伊利亚特》，成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故事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访问斯巴达，拐走了斯巴达王后海伦，希腊各城邦在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的统帅下，组成联军，乘船跨过爱琴海，攻打特洛伊。战争持续了十年，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两位英雄先后战死，最后希腊人用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伊，城毁人亡。 这个故事是神话还是历史？十九世纪以前，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特洛伊战争完全是虚构的，就像中国的《封神演义》一样，是后人编出来的。但有一个德国人偏偏不信。他叫海因里希·施利曼，是一个商人，从小痴迷荷马史诗，坚信特洛伊真实存在。他中年发了大财，然后放弃生意，拿着钱跑到土耳其去寻找特洛伊。 一八七零年，施利曼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希萨利克山丘开始挖掘。他雇了一百多名工人，挖了三年，挖出了九层古城遗址，一层叠一层，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罗马时期。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二层，他发现了一个被烧毁的城门、大量武器和金银器皿。他兴奋地宣布：我找到了特洛伊！这就是普里阿摩斯国王的宝藏！ 施利曼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后来的考古证明，施利曼搞错了层位。他发现的第二层，年代比特洛伊战争早了近千年。真正可能属于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是第六层或第七层。这两层都有被大火烧毁的痕迹，城墙高大坚固，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三到前十二世纪，正好和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时间吻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层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箭镞、投石和未及带走的金银器，表明这座城市确实经历过一场惨烈的围攻。 那么，特洛伊战争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今天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荷马史诗是神话和历史的混合体。特洛伊这个城市确实存在，它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确实被攻陷过，但攻陷它的可能不是希腊联军，而是来自巴尔干或其他地方的入侵者。荷马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和民间传说，编织成了一个宏大的叙事，塑造了阿喀琉斯、赫克托尔、阿伽门农这些不朽的英雄形象。战争本身可能持续不了十年，但荷马的史诗让它成为了永恒。 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场战争，更因为它塑造了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价值观——勇敢、荣誉、荣耀、忠诚——成为后来希腊教育和罗马教育的基础。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希腊人都能背诵《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像中国文人能背诵《诗经》一样。特洛伊战争，是西方文明源头的神话。 然而，就在特洛伊战争发生前后不久，迈锡尼文明本身也走向了崩溃。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经历了一场大动荡。赫梯帝国崩溃了，埃及遭到海上民族的入侵，迈锡尼的城堡一座接一座被焚毁。考古学家在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等遗址都发现了大火烧毁的痕迹。人口急剧减少，许多定居点被废弃，线形文字B也消失了。希腊大陆进入了一个长达三百多年的黑暗时代，没有文字，没有大型建筑，甚至没有像样的陶器。 迈锡尼文明为什么会崩溃？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说。有的认为是内部叛乱，农民推翻了武士贵族的统治；有的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和饥荒；有的认为是多利亚人从北方南下，摧毁了迈锡尼城堡；也有的认为是一连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原因是什么，迈锡尼文明的崩溃都是人类早期文明史上一次深刻的断裂。那种宫殿、文字、官僚体系和宏伟建筑所代表的复杂社会，在希腊大陆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的村落和口口相传的民间记忆。荷马史诗，正是这个黑暗时代的产物——它是那些失去宫殿、失去文字的人们，用歌声留住的对过去辉煌的记忆。 回顾今天的内容，迈锡尼文明是希腊大陆上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以巨石城堡和武士文化著称。特洛伊战争是迈锡尼文明最著名的故事，被荷马写进史诗，成为西方文学的源头。考古发现证实，特洛伊确实存在，并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被攻陷过，但史诗中的细节是神话与历史的混合。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崩溃，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但荷马的歌声让这个文明的故事流传至今。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爱琴海转回东方，看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凿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甲骨文里的那些神秘符号，究竟记录了怎样的世界？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九期。前几期我们讲了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法典、印度河的古城、中国的夏朝。这些文明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处于青铜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最锋利的刀剑、最坚固的盔甲、最精美的礼器，都是用青铜铸造的。但青铜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铜和锡这两种原料，在地球上的分布极不均匀，很多地方根本没有锡矿。谁控制了锡矿的运输路线，谁就掌握了青铜的命脉。这个局面，在大约三千五百年前，被一个不太起眼的民族彻底改变了。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改变世界的民族——赫梯人。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 赫梯人是谁？他们发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中部。公元前十七世纪，赫梯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定都于哈图沙，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博阿兹柯伊村附近的一个遗址。这个王国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它处在两河流域、埃及和爱琴海三大文明圈的交汇处，周围强敌环伺，但正因如此，赫梯人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技术和新的武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赫梯人最大的贡献，是率先掌握了冶铁技术。在赫梯人之前，人类不是没有见过铁。陨铁是一种天然的铁镍合金，早在青铜时代早期，人们就用陨铁制作过一些小饰品和匕首。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墓里，就出土过一把陨铁打造的匕首，刀刃锋利，镶嵌着黄金，工艺精湛。但陨铁太稀少了，根本无法大规模使用。赫梯人的突破在于，他们学会了从铁矿石中冶炼铁。 铁矿石在地球上的分布远比铜和锡广泛，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但冶铁的难度比冶铜大得多。铁的熔点比铜高，达到一千五百多度，早期的炉子很难达到这个温度。而且铁在高温下容易和氧气反应生成铁渣，需要反复锻打才能去除杂质。赫梯人经过长期的摸索，发明了一种技术：用小型的块炼炉，在较低的温度下把铁矿石还原成海绵状的铁块，然后反复加热锻打，把铁渣挤出去，最终得到致密的铁器。这个过程非常耗时耗力，每一件铁器都要经过工匠成千上万次的锤打，才能成型。 赫梯人把这项技术当作最高机密，严格保密。他们用铁制作武器和工具，装备自己的军队。赫梯人的铁制刀剑比青铜刀剑更硬、更锋利、更耐用，在战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公元前十六世纪，赫梯人曾经用这种优势，一路南下，攻陷了巴比伦城，终结了汉谟拉比的后代建立的巴比伦第一王朝。虽然赫梯人没有在巴比伦停留太久，但这次远征，让整个近东世界都知道了赫梯人的名字。 赫梯人的冶铁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他们的独家秘密。但秘密终究是守不住的。公元前十三世纪末，赫梯帝国在内忧外患中崩溃，赫梯的工匠和铁匠四处流散，把冶铁技术带到了周边地区。从此，铁器开始向整个近东世界传播。 铁器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铁比青铜还要昂贵，因为它制作起来太费工夫。但铁器的优势在于原料易得，一旦技术成熟、产量提高，成本就会迅速下降。青铜时代的武器和工具，只有王公贵族和职业军人用得起，普通农民只能用石头和木头。但铁器的出现，让普通人也能拥有金属工具。铁制的犁铧可以深耕土地，铁制的斧头可以砍伐森林，铁制的锄头可以开垦荒地。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人口开始增长，新的土地被开垦，森林被清除，欧洲和亚洲的大片地区，第一次被纳入农耕文明的版图。 铁器对战争的影响更加深远。青铜武器成本高昂，只有少数精英战士才能配备。但铁武器成本低廉，可以大规模装备普通士兵。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战争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事，平民开始被征召入伍，成为步兵方阵中的一员。这种变化，在古希腊城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开始大规模装备铁制武器，重装步兵成为城邦军队的主力。这些步兵是自备武器的公民，不是贵族的附庸，他们在战场上保卫城邦，在政治上也就有了发言权。铁器时代，和民主政治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 铁器革命还有一个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青铜时代的地缘政治格局。在青铜时代，谁控制了锡矿的运输路线，谁就能垄断武器生产。埃及、两河流域、希腊、印度，这些文明都要依赖远距离的锡矿贸易。但铁器时代不同了，铁矿石几乎无处不在，每个地区都可以自力更生。这就意味着，边缘地区开始有了挑战中心地区的能力。欧洲的蛮族部落、中亚的游牧民族、东亚的边陲国家，都可以用铁器武装自己，对旧有的文明中心构成威胁。铁器时代，是一个权力分散化的时代。 回到赫梯人。虽然他们最早掌握了冶铁技术，但赫梯帝国本身并没有延续太久。公元前十三世纪，所谓的海上民族入侵，席卷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赫梯帝国在这场动乱中土崩瓦解，哈图沙被焚毁，王宫和神庙化为废墟。赫梯人的文字和宗教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十九世纪末，考古学家在哈图沙发现了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才把这个被遗忘的帝国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 赫梯人留给世界的，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可能性的开启。在青铜时代，技术和资源的垄断，让少数几个文明中心统治着广大的地区。而铁器的普及，打破了这种垄断，让更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武器，更多的地区有了自己的文明。铁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技术民主化。 回顾今天的内容，赫梯人是古代世界率先掌握冶铁技术的民族。他们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用铁器武装自己的军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铁器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铁器的普及，让农业工具成本下降，土地开发加速，人口增长；让平民可以装备武器，打破了贵族对军事的垄断；让边缘地区有能力挑战中心，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从青铜到铁器的转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深刻的变革。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从安纳托利亚高原转向爱琴海，讲讲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文明——迈锡尼，以及那场被荷马史诗传颂千年的战争——特洛伊战争。我们下期见。

*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八期。前几期我们讲了古埃及、苏美尔、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些都是有确凿考古证据和文字记载的古老文明。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来到黄河中下游的这片土地上时，情况变得有些不同。这里也有古老的传说，也有古老的遗址，但传说和遗址之间，究竟能不能对上，成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持久的一个谜题。 *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两千零七十年左右。 * 在中国古代的史书里，夏朝是第一个世袭制王朝。按照《史记》的记载，夏朝的开国君主叫禹，他因为治水有功，被舜禅让为部落联盟的首领。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夏朝传了十四代、十七个王，最后一位君主叫桀，因为暴虐无道，被商部落的首领汤推翻，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 这段故事，中国人从小就在历史课本里学过，似乎天经地义。但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问题：《史记》是西汉司马迁写的，距离夏朝的灭亡已经过去将近两千年。司马迁写夏朝时，依据的是更早的文献，比如《尚书》《竹书纪年》这些先秦古籍。但这些古籍本身，也是在夏朝灭亡几百年后才写成的。那么，夏朝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学者一百多年。 *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古史辨”运动，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质疑。他们认为，很多先秦古籍是后人伪造的，夏朝的历史很可能是周代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当时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也促使学者们意识到，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不能只靠文献，必须靠考古。 * 1959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西部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目的是寻找夏朝的遗迹。他在偃师市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巨大的遗址，面积超过三百万平方米，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到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之间，正好在文献记载的夏朝纪年范围内。此后六十多年，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宫殿基址、青铜器、玉器、陶器，还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宫城城墙。 * 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让学者们兴奋不已。这里有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有中国最早的宫城，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从规模和等级来看，二里头无疑是一个王都级别的聚落。它位于洛阳平原，处在文献记载中夏朝活动的核心区域。它的年代，正好在夏朝纪年之内。而且，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从河南西部延伸到山西南部，和文献中夏朝的疆域大致吻合。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极有可能是文献中提到的“斟鄩”。 * 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二里头遗址虽然规模宏大，却没有发现任何文字。没有文字，就没有办法直接证明二里头就是夏朝。学者们只能通过遗址的位置、年代、等级和文献进行比对，做出推论。有些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只能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时期的文明，但不能说它一定就是夏朝。还有些学者持更激进的观点，认为夏朝根本不存在，二里头文化属于另一个未被文献记载的王朝。 * 为什么二里头没有文字？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答案。一种可能是夏朝还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文字只写在容易腐烂的竹木材料上，没有保存下来。另一种可能是夏朝的文字还没有被我们发现。二里头遗址只发掘了不到百分之二，地下还有大量的未知等待考古学家去揭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二里头的某个角落里，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或青铜器，上面写着“夏”字，那一切争议就会尘埃落定。 * 抛开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二里头遗址本身，已经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里出土的青铜爵，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工艺复杂。这里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由两千多片细小的绿松石拼镶而成，龙身蜷曲，栩栩如生。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宫城，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城墙用版筑法夯筑而成，坚固厚实。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道路宽十几米，车辙印清晰可见。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在商朝之前，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有强大的王权，有严格的等级，有复杂的礼仪制度。无论我们叫它夏朝还是别的什么名字，它都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 夏朝的故事，还有一个尾声。按照文献记载，夏朝的最后一个王叫桀，是一个著名的暴君。他宠爱妹喜，建造酒池肉林，压榨百姓，最后被商汤推翻。这个叙事模式，和后世的“昏君亡国”故事如出一辙：开国之君英明神武，亡国之君荒淫无道。这种模式化的叙述，让很多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但考古发现似乎也提供了一些旁证。二里头遗址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确实经历了一次衰落，宫城被废弃，人口减少。与此同时，豫北地区的先商文化开始向南扩张，最终取代了二里头文化。这个过程，和文献中商汤灭夏的记载，在时间和方向上是一致的。 * 夏朝的故事，目前还处在传说与史实之间。我们有文献的记载，但没有确凿的文字证据；有规模宏大的遗址，但没有自证身份的遗物。这是中国早期历史研究中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让人纠结的地方。它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一个不断被探索、被修正的过程。也许有一天，新的考古发现会彻底解开这个谜团。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夏朝将一直存在于传说与史实之间，等待我们去发现。 * 回顾今天的内容，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按照文献记载，由大禹建立，延续了约四百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夏朝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但由于没有发现文字，夏朝的真实性仍然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无论夏朝是否存在，二里头文化都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它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个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技术革命——铁器的出现。我们要讲的，是赫梯人，这个在古代世界率先掌握了冶铁技术的民族，以及铁器是如何改变战争、农业和整个社会的。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七期。前几期我们讲了尼罗河畔的古埃及，讲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宏伟的建筑，我们对它们的了解相对充分。但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同样古老、同样发达的文明，却像一个沉默的巨人，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谜团。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神秘的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 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今天的巴基斯坦，最终注入阿拉伯海。在这条大河的两岸，五千年前，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它的范围比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要大，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麓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阿拉伯海沿岸，东西跨度超过一千五百公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上千处遗址，其中最著名的两座城市，一座叫哈拉帕，一座叫摩亨佐-达罗。 摩亨佐-达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死亡之丘。这座城市的规模令人惊叹，占地超过两平方公里，人口估计在四万左右。它的城市规划显示出一种惊人的理性和统一。整座城市分为两部分：西边是建在高台上的卫城，东边是下城。街道笔直宽阔，呈网格状布局，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道交叉成直角，把城市划分成整齐的街区。这种规划方式，在世界其他早期文明中极为罕见。 摩亨佐-达罗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排水系统。每一条街道下面都铺着砖砌的排水管，每家每户都有浴室和厕所，污水通过管道汇入主下水道，排到城外。这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直到两千多年后，古罗马才建起了类似的排水系统。摩亨佐-达罗还有一个巨大的公共浴池，长十二米、宽七米、深二点四米，用沥青和石膏做了严密的防水处理。这个浴池可能是用于宗教仪式，也可能是公共洗浴场所，但无论如何，它的存在说明，这个城市有强大的公共设施和精细的社会管理能力。 摩亨佐-达罗的房屋也很有特点。绝大多数房屋都是用烧制的红砖砌成的，这种砖的尺寸标准统一，说明有严格的规定。房屋大小不一，富人的房子有两三层高，有庭院、水井、浴室，甚至还有专门的仆人房；穷人的房子则简陋得多。但总体来看，摩亨佐-达罗的贫富差距不像其他文明那么悬殊，没有发现像金字塔那样的巨大建筑，也没有发现特别豪华的王宫和神庙。考古学家因此推测，这个文明可能没有强大的国王和祭司阶层，社会管理可能依靠的是商人或长老组成的议会。 摩亨佐-达罗的居民使用一种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刻在印章上，至今已经发现了四千多枚。每枚印章大约两三厘米见方，上面刻着几个符号，旁边还刻着动物图案，最常见的是独角兽、大象、犀牛、水牛。但这些文字至今没有被破译。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不同，印度河流域的文字没有留下任何双语对照的材料，学者们不知道它属于什么语系，不知道它的语法规则，甚至不知道它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有学者推测，它可能是一种德拉维达语，和今天南印度的语言有渊源，但始终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文字记载，就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文明的人信什么神、说什么话、发生过什么故事。摩亨佐-达罗是一个沉默的文明。 除了城市规划，印度河流域文明还有一项重要的成就——远距离贸易。考古学家在摩亨佐-达罗的遗址里，发现了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来自伊朗的绿松石、来自印度南部的黄金，甚至还有来自两河流域的滚筒印章。反过来，在两河流域的遗址里，也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的印章和珠子。这说明，这个文明和当时的其他文明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有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网络之一，商人们用船沿着印度河出海，再沿着阿拉伯海岸向西，把货物运到波斯湾，再转运到两河流域。 然而，这个繁荣的文明，在公元前一千九百年左右，突然走向了衰落。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等城市的人口逐渐减少，建筑年久失修，街道变得杂乱无章。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这些城市基本被废弃了。 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假说。有的认为是气候变化导致印度河改道，农田失去了水源；有的认为是过度开发导致土地盐碱化，农业崩溃；有的认为是雅利安人入侵，摧毁了城市。但考古证据并不支持入侵说，因为城市遗址里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战争痕迹。更可能的原因是环境变化：印度河改道、季风减弱、干旱加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农业难以为继，城市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人口逐渐分散到农村和小城镇，城市文明就此终结。 印度河流域文明衰落后，它的遗产并没有完全消失。印章上的动物图案、浴池的习俗、某些手工业技术，可能被后来的印度文化吸收和继承。但由于文字没有被破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文明的具体历史，无法知道它的居民是谁、他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如何看待自己。摩亨佐-达罗成了一个沉默的谜团。 今天，摩亨佐-达罗的废墟仍然矗立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它于198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学者。站在那座两千平方米的大浴池旁边，走在那些四千多年前的街道上，你很难不产生一种感觉：这是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城市，有人在街上行走，有人在浴室里沐浴，有人在印章上刻下符号，有人用船把货物运到远方。但这一切，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只留下沉默的砖石，供后人凭吊。 回顾今天的内容，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城市文明之一，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并立。它的城市规划、排水系统和远距离贸易，都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平。但它的文字至今未被破译，它的衰落原因至今众说纷纭，它的历史和信仰，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谜。摩亨佐-达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是单线的，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轨迹，有的延续千年，有的悄然消逝。但即便消逝了，它们留下的痕迹，仍然在提醒我们，人类曾经有过多么丰富的可能性。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方，看看中华文明的起源。我们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看看传说与史实之间，到底隔着怎样的距离。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五期。上一期我们讲到，在尼罗河畔，纳尔迈统一了埃及，法老们建起了金字塔，开启了延续近三千年的古埃及文明。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另一条大河的岸边，另一个伟大的文明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兴衰起伏。这个地方就是两河流域，这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古巴比伦王国，以及那位留下最早成文法典的国王——汉谟拉比。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七百五十年左右。 在上一期我们讲过，两河流域的南部，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是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诞生地。苏美尔人在这里建起了乌鲁克、乌尔、拉格什等一系列城邦，发明了楔形文字，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苏美尔人的城邦时代并不太平，城邦之间打来打去，先后被北方的阿卡德人征服，又被东方的库提人入侵，几经起伏。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一支来自叙利亚草原的游牧民族——阿摩利人，逐渐渗透进了两河流域，在苏美尔人的城市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王朝。其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就是巴比伦。 巴比伦最初只是幼发拉底河畔的一座小城，默默无闻。但公元前十八世纪，一位叫汉谟拉比的国王登上了巴比伦的王位，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两河流域的命运，从此被改写。 汉谟拉比即位时，巴比伦只是两河流域众多小国中的一个，周围强敌环伺。北边有强大的亚述，东边有埃兰，南边有拉尔萨，西边有马里。汉谟拉比刚当上国王的头几年，并没有急着打仗，而是把精力花在内政上。他修筑城墙、挖掘运河、整顿税收、发展农业。巴比伦在他的治理下，逐渐富庶起来。 等到国力充足之后，汉谟拉比开始了他三十多年的征战生涯。他先与拉尔萨结盟，吞并了南方的几个小国。然后转向东方，击败了埃兰。接着又挥师北上，征服了马里和亚述。到公元前一千七百五十年左右，汉谟拉比已经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个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的大帝国。巴比伦，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一跃成为整个两河流域的中心。 但汉谟拉比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不是他的军事征服，而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两米多高，顶部刻着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下面密密麻麻刻着二百八十二条法律条文。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 这块石碑于1901年被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朗的苏萨遗址发现，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它之所以出现在苏萨，是因为公元前十二世纪，埃兰人入侵巴比伦时，把这块石碑作为战利品掠走了。但正是这次劫掠，让这块石碑得以保存至今。 汉谟拉比法典的内容涵盖面极广。从刑事犯罪到民事纠纷，从婚姻家庭到商业契约，从奴隶买卖到工伤赔偿，几乎无所不包。它的核心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在法律史上被称为同态复仇原则。比如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弄瞎了另一个人的眼睛，就要弄瞎他的眼睛；如果一个人打断了另一个人的骨头，就要打断他的骨头。这种原则在今天看来有些残酷，但在当时，它确立了罪与罚之间的对等关系，限制了复仇的无限升级。 汉谟拉比法典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法典把人分为三个等级：自由民、平民和奴隶。同样是打伤了人，受害者如果是自由民，加害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受害者是奴隶，加害者只需要赔偿一点钱就可以了。这种不平等，反映了巴比伦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 法典中也有不少关于商业和财产的规定。巴比伦是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贸易发达，法典对借贷、利息、抵押、合伙经营都有详细的规定。比如它规定，商人在出海贸易时，如果遇到海难，损失由大家共同承担；但如果商人自己挥霍了钱财，就要加倍赔偿。这些规定，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汉谟拉比法典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序言和结语写得很长。汉谟拉比在序言里宣称，他是众神选定的君主，受命于神，要让正义在土地上彰显，要保护弱者和穷人不受强者的欺凌。在结语里，他又警告后人，不许篡改法典，否则会遭到众神的诅咒。这些话语表明，汉谟拉比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征服者，他还想通过法律，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让强者不能随意欺凌弱者，让统治者不能任意处置臣民。 汉谟拉比法典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一套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法律公之于众。在汉谟拉比之前，法律是国王和祭司的秘密，统治者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没有标准，没有约束。而汉谟拉比把法律刻在石碑上，立在神庙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从此，法律不再是统治者随意伸缩的工具，而是一套公开的、确定的规则。任何人都可以指着石碑说：按照法典，你应该这样做。 汉谟拉比死后，他建立的大帝国很快走向衰落。后来的巴比伦王朝被赫梯人攻破，城市被洗劫，但巴比伦的名字没有被遗忘。六百年后，另一位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重建了巴比伦城，把它建成了古代世界最宏伟的城市之一，那就是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修建了空中花园，扩建了伊什塔尔门，让巴比伦成为“万国之城”。但新巴比伦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攻陷巴比伦，两河流域的独立历史就此终结。 然而，汉谟拉比和他的法典，却被后人铭记。这块刻着法律的黑色石柱，穿越了三千多年的时光，从巴比伦到苏萨，从苏萨到巴黎，最终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早期法治的雏形。今天，当我们谈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这些现代法治原则时，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谟拉比那个时代，追溯到那块刻满楔形文字的黑色石头。 回顾今天的内容，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王国的第六位国王，他在位四十三年，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但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是刻在石碑上的汉谟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是人类历史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成文法典，它确立了同态复仇的原则，规范了商业和社会的秩序，更重要的是，它把法律公之于众，让所有人都有法可依。汉谟拉比和他的法典，标志着人类从人治向法治迈出的重要一步。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畔离开，转向东方，看看在遥远的印度河流域，另一个神秘的文明是如何兴起和衰落的。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四期。上一期我们讲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建起了最早的城市，发明了文字，创立了国家。但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个角落，另一条大河的岸边，另一个伟大的文明也在悄然崛起。这个地方就是埃及，这条河就是尼罗河。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古埃及的统一。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 在讲埃及统一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尼罗河。这条河发源于非洲内陆的高原，每年夏天，上游的暴雨和融雪会让河水暴涨，洪水裹挟着泥沙一路向北，漫过埃及两岸的平原。等洪水退去，留下一层肥沃的黑土，农民只需要把种子撒下去，就能收获粮食。这种自然条件，让埃及成了一个天然的粮仓。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一句话，后来被无数人引用：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这句话说得很准。没有尼罗河，埃及就是一片沙漠。有了尼罗河，这里才能养活人口，才能诞生文明。 但在统一之前，埃及并不是一个国家。尼罗河沿岸散布着几十个小部落，各自为政，互不相属。按照古代埃及人的说法，最初的时候，整个埃及分成两个部分：北边的下埃及和南边的上埃及。下埃及是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地势低平，水道密布，这里的居民崇拜蛇神，国王戴红色的王冠。上埃及是尼罗河谷地，两边是悬崖峭壁，河谷狭窄细长，这里的居民崇拜鹰神，国王戴白色的王冠。两个地区风俗不同、信仰不同、统治者不同，经常为了水源和土地发生冲突。 但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一个人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叫纳尔迈，他是上埃及的一位国王。关于纳尔迈，我们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但他留下了一样东西，让我们能够一窥那个时代的风云。这件东西就是纳尔迈调色板，一块六十三厘米高的石板，现存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 纳尔迈调色板是什么？它看起来像一块化妆用的调色板，但实际上是一件ceremonial artifact，也就是礼仪用品。石板的正反两面都刻满了浮雕，刻画的内容，是纳尔迈征服下埃及、统一整个国家的场景。 我们先来看石板正面。画面中央，纳尔迈头戴下埃及的红色王冠，正在检阅一批被斩首的敌人。他的前面，是一个手持纸莎草的人，纸莎草是下埃及的象征。最上方，有两个牛头人面的女神，那是上埃及的保护神。画面的解读很清楚：纳尔迈戴上了下埃及的王冠，说明他已经征服了下埃及，成为了上下埃及共同的国王。 再看石板的反面，画面更加震撼。纳尔迈头戴上埃及的白色王冠，右手举着一柄权杖，左手揪住一个敌人的头发，正准备击打。他的脚下，还有两个逃跑的敌人。最上方，是一只鹰，那是上埃及的保护神霍鲁斯，鹰爪抓着一条绳子，绳子穿过一个人的鼻子。这个人的旁边，有几个象形文字，写着北方。整幅画面在告诉我们：霍鲁斯神把下埃及人交给了纳尔迈，纳尔迈完成了统一。 纳尔迈调色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实物之一。它告诉我们，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左右，上埃及的国王纳尔迈征服了下埃及，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从此，埃及进入了法老时代，开始了持续近三千年的王朝统治。 纳尔迈统一埃及之后，在上下埃及的交界处建立了一座新的都城，叫孟菲斯。这座城的位置选得很巧妙，正好在尼罗河三角洲和河谷的连接处，既能控制北方，又能控制南方。纳尔迈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延续了统一的局面，建立了古埃及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这段时期被称为早王朝时期。 到了第三王朝，一位叫左塞尔的法老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让他的大臣伊姆霍特普为自己建造一座陵墓。过去法老的陵墓是长方形的土坯墓，叫马斯塔巴，低矮朴素。但伊姆霍特普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他把六个马斯塔巴一层一层摞起来，越往上越小，最终建成了一个六层的阶梯状建筑。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金字塔——阶梯金字塔。左塞尔金字塔高六十二米，用石灰石砌成，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比它更高。阶梯金字塔的建成，标志着金字塔时代的开始。 但真正让金字塔成为世界奇迹的，是第四王朝的法老们。公元前两千六百年左右，斯尼夫鲁法老建造了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角锥体金字塔。他尝试了三次，第一次建到一半发现角度太陡，改成了折线形，叫弯曲金字塔。第二次完全成功，叫红色金字塔，因为用的石材是红色的石灰岩。他的儿子胡夫，继承了他的经验，建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石质建筑——胡夫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原高一百四十六米，由二百三十万块巨石砌成，每块石头平均重二点五吨，最重的超过五十吨。它屹立在吉萨高原上，四千五百年过去了，仍然俯瞰着脚下的沙漠。胡夫的儿子哈夫拉接着建了第二座金字塔，虽然没有父亲的高，但旁边多了一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用一整块天然岩石雕成，长七十三米，高二十米。哈夫拉的继任者门卡乌拉建了第三座，虽然矮一些，但同样精致。这三座金字塔，加上狮身人面像，构成了吉萨金字塔群，成为古埃及文明的象征。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要建造金字塔？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古埃及人相信，法老是神在地上的化身，死后灵魂会升天，与太阳神合一。金字塔是法老通往天堂的阶梯，也是法老权力永恒的象征。为了建造这些庞大的建筑，古埃及人动员了数以万计的工匠和劳工，从采石场运来巨石，用斜坡和滑轮把它们一层层垒上去，再用铜制的工具打磨光滑。这一切发生在四千五百年前，没有铁器，没有机械，只有人力和智慧。 古埃及的统一和金字塔的建造，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新高度。在纳尔迈之前，人类的社会组织还停留在部落和城邦的阶段。纳尔迈之后，人类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横跨数千平方公里的大国。这个国家有法老，有官僚，有军队，有祭司，有数以万计的工匠和农民。这个国家能够组织起巨大的人力物力，完成那些单靠一个城邦永远无法完成的工程。 埃及的统一和繁荣，持续了近三千年。在这三千年里，法老的权力起起落落，外族入侵时而发生，但古埃及文明始终延续着，从早王朝到古王国，从中王国到新王国，直到公元前四世纪被希腊人征服，再到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人吞并。当罗马人来到埃及时，他们看到的金字塔，已经屹立了两千多年。 回顾今天的内容，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一百年，上埃及国王纳尔迈征服了下埃及，统一了尼罗河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他的功绩被刻在纳尔迈调色板上，流传至今。几百年后，古王国的法老们建起了金字塔，用巨石堆砌起权力的象征。古埃及的统一和金字塔的建造，是继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它告诉我们，当人类能够组织起数万人的劳动力、调动起数千公里的资源时，他们能做到的事情，足以让后人仰望千年。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回到两河流域，讲讲那个写下最早法典的国王——汉谟拉比，看看古巴比伦王国是如何崛起的。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三期。上一期我们讲到，农业革命让人类从狩猎采集走向了定居生活，从漂泊不定的迁徙者变成了扎根土地的农民。但农业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当一群人长期定居在一片土地上，种出的粮食除了自己吃还有剩余，村庄就会变大，人口就会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当村庄大到一定程度，一种全新的人类组织形式就诞生了——城市。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国家。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之间。 在农业刚刚出现的那些年里，人类居住的地方还只是村庄。几个家族聚在一起，几十号人，种地、养牲口、生孩子，日子简单而平静。村庄里没有专门的管理者，没有警察，也没有法律。谁家多占了邻居的地，两家吵一架，或者找村里的长辈评评理，也就过去了。但村庄越来越大，几十人变成几百人，几百人变成几千人，原来那套简单的人际规则就不够用了。这时候，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 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也就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里有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水定期泛滥，把肥沃的泥沙带到两岸。人们在这里种出了多得吃不完的粮食，人口迅速增长。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这里出现了一批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叫乌鲁克。 乌鲁克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城墙，周长将近十公里，把整座城市围了起来。城墙里面，有密密麻麻的民居，有宽阔的街道，有专门的手工作坊，还有宏伟的神庙。乌鲁克的人口，在最鼎盛的时候，估计达到了五万人。五万人在一个地方生活，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在乌鲁克，人们不再是清一色的农民了。有些人专门制作陶器，有些人专门冶炼金属，有些人专门编织布料，有些人专门建造房屋。还有一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工作不是生产东西，而是管理人和记录事。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官僚和文书的雏形。 为了管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人类发明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文字。在乌鲁克的遗址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泥板，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这些符号最初是用来记录粮食和牲畜的数量，比如今天收了多少大麦，仓库里还有多少只羊。后来，符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慢慢发展成了能够表达完整句子的文字。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楔形文字。有了文字，人类终于可以把知识记录下来，传递给后人，而不只是靠口口相传。历史，从这一刻起，正式开始了。 城市出现了，但城市里住着这么多人，总得有人说了算。在最开始，城市的管理者可能是神庙里的祭司。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丰收是神的恩赐，而祭司是神的代言人，所以祭司自然拥有了权力。祭司们组织修建神庙、分配粮食、调解纠纷，甚至组织军队保卫城市。但后来，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另一种权力崛起——军事首领。那些能带领军队打赢仗的人，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权力，最终取代了祭司，成为城市的最高统治者。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国王。 国王的权力和祭司的权力不同。祭司的权力来自神的认可，而国王的权力来自刀剑和军队。但国王也需要神，所以他们往往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神选定的统治者。这样一来，神权和君权就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君主制度。 有了国王，就需要一套管理国家的体系。国王不能一个人管所有的事，他需要有人帮他收税、判案、征兵、记账。于是，官僚系统出现了。国王也不能光靠自己的亲信维持秩序，他需要一套人人都得遵守的规则。于是，法律出现了。公元前十八世纪，巴比伦王汉谟拉比颁布了一部法典，刻在一块两米多高的黑色石柱上，上面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条文，从杀人、偷盗到离婚、债务，无所不包。汉谟拉比法典最著名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次有了成文的法律，法律不再是国王随口说的，而是写在石头上，所有人都能看到。 就这样，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从村庄走到了城市，从部落走到了国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中慢慢形成的。有些城市发展成了强大的国家，有些城市被征服、被毁灭，有些国家崛起又衰落，但整体趋势是清晰的：人类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层次。 为什么人类会走上这条路？回到最初的问题：当一个村子里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大家认识每一个人，有事商量着办，不需要国王，不需要法律。但当人口达到几万、几十万的时候，你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不可能靠商量解决所有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管理，需要一套制度来维持秩序。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诞生，本质上都是人类应对大规模社会生活的必然选择。 但国家的诞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部落时代，人们是平等的，虽然有酋长，但酋长的权力有限，遇到大事还得和族人商量。但国家出现后，权力集中了，等级出现了，有些人成了统治者，有些人成了被统治者，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有些人自由，有些人成了奴隶。社会的不平等，从国家的诞生开始，成了人类历史的常态。 回顾今天的内容，从公元前四千年乌鲁克城的出现，到公元前三千年苏美尔城邦的繁荣，再到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人类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村庄到城市、从部落到国家的跨越。城市让人类学会了分工合作，文字让人类学会了记录历史，法律让人类学会了遵守规则。这一切，都建立在那片被两河滋养的平原上，建立在那些从农田里长出的人口和粮食之上。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把目光从两河流域转向尼罗河畔，看看古埃及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看看金字塔和法老背后的故事。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我们历史365系列的第二期。上一期我们讲到，智人从非洲走向了全世界，到一万五千年前，已经遍布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他们学会了制造工具、使用火、缝制衣服，还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下了精美的壁画。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我们今天完全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农田，没有牲畜，每天的生活就是追着猎物跑、找野果吃、随着季节迁徙。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时期——狩猎采集时代。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一个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革命”的事件——农业革命。这一讲的时间段，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年到公元前四千年之间。 在农业出现之前，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超过二十万年。这二十多万年里，我们的祖先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相当成功。有研究显示，狩猎采集者的营养状况比早期农民要好得多，他们的食物来源更多样化，工作的时间反而更短。现代人类学家观察过非洲和南美洲的狩猎采集部落，发现他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到五个小时就能养活自己，剩下的时间用来聊天、讲故事、做游戏。从某种角度说，他们过得比我们轻松。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无法养活大量的人口。一块土地上的野果和猎物是有限的，狩猎采集者必须控制人口，保持小规模的族群。一个女人要隔好几年才生一个孩子，因为母亲需要背着孩子迁徙，一个孩子还没学会走路，不能再生第二个。这导致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全球的总人口，在农业革命前夕，大概只有五百万到一千万人，和今天上海这座城市的人口差不多。 但大约一万年前，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有一个叫哥贝克力石阵的考古遗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东西：巨大的石柱排成圆圈，上面刻着精美的动物浮雕，有野牛、狐狸、鹤、蝎子。这些石柱每根重达十几吨，最高的有五米多。碳十四测年显示，这些建筑建于公元前九千五百年左右，比金字塔还早七千多年。但最让考古学家困惑的是，在哥贝克力石阵附近，没有发现任何居住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农田和农作物。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建造这个巨大石阵的人，可能还是狩猎采集者。他们还没有种地，就已经能够组织起上百人的劳动力，从几公里外的采石场运来巨石，雕刻出精美的图案，把它们竖立起来。 哥贝克力石阵的出现，让很多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被推翻了。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农业的出现是因为气候变化，或者因为人口增长，迫使人类不得不种地。但哥贝克力石阵给出了另一种可能：也许是人类先有了信仰，先需要建造神庙，然后为了养活建造神庙的人，才开始种地。换句话说，是信仰催生了农业，而不是农业催生了信仰。 无论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农业确实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在世界的几个地方几乎同时出现了。 在西亚，今天的以色列、约旦、叙利亚一带，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在东亚，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人们分别开始种植水稻和粟。在中美洲，人们开始种植玉米和豆类。在新几内亚，人们开始种植芋头和香蕉。这些地方的农业都是独立起源的，没有互相影响，这说明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 最初，人们可能只是随手撒一些吃剩的种子，发现来年会长出新的植物。慢慢地，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育那些颗粒饱满、容易脱粒的品种，把它们种在更适合生长的土地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初的试验到大面积种植，可能用了好几千年。 与此同时，动物也被驯化了。西亚的野山羊和野绵羊被驯化成家畜，中国的野猪被驯化成家猪，中亚的野马被驯化成家马。有了动物，人类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肉食来源，还获得了奶、毛皮和畜力。牛可以耕地，羊可以提供羊毛，狗可以看家护院。 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这一刻起，人类不再需要追着猎物跑了，他们开始定居下来，在农田旁边建起永久性的房屋。定居带来了很多变化：人们开始储存粮食，开始制造陶器来盛放食物，开始有了更多的私有财产。随着人口的增长，一个个村庄出现了，然后是城镇，再然后，是城市。 但农业革命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营养和健康。早期农民的食物来源比狩猎采集者单一得多，主要靠几样谷物和少量的肉类，导致营养不良、身高下降、牙齿变差。考古学家发现，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人类的身高平均下降了十厘米左右。同时，人口密度的增加，也让传染病更容易传播，动物身上的疾病也开始传染给人类。 更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在狩猎采集社会，人们是平等的。大家吃同样的食物，住同样的房子，没有谁比谁更有钱。因为狩猎采集者很难积累财富，所有东西都要随身携带，没有人能比别人多攒下多少。但农业社会不同了。土地是有限的，收成有多有少，有些人积累的粮食多了，有些人遭遇了歉收，贫富差距开始出现。那些拥有更多土地、更多牲畜的人，开始支配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阶级、奴隶、战争，这些在狩猎采集社会里很少见的东西，随着农业的出现，都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农业革命让人类开始控制自然，但自然也开始控制人类。狩猎采集者如果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收拾行囊就走，他们是自由的。但农民不行。农田在这里，房子在这里，粮仓在这里，所有的财产都绑在这块土地上，走不了。农业意味着投入，投入意味着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意味着束缚。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小麦要求人类除草、浇水、施肥、收割，人类为小麦付出了无数的时间和劳动，而小麦只需要安安静静地长在地里。 尽管如此，农业革命的意义仍然是根本性的。没有农业，就没有剩余粮食；没有剩余粮食，就不可能养活那些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工匠、商人、祭司、官员、士兵、艺术家、科学家。没有这些人，就没有城市，没有文字，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没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农业革命，是人类走出非洲之后，第二个最关键的一步。 回顾今天的内容，农业革命发生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在世界多个地区独立出现。它让人类从迁徙走向定居，从平等走向分层，从依赖自然走向改造自然。它带来了人口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诞生，也带来了疾病、不平等和战争。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所有后来的一切，都建立在这片农田之上。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看看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是如何从村庄走向城市、从部落走向国家的。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板块——历史365。这个系列，我想和你一起做一件事：用365期节目，沿着时间线，从远古走到今天，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讲一遍。从史前到2025年，每天一集，用一年的时间，走完万年文明路。无论你是历史爱好者，还是偶尔想了解点背景知识，这个系列都为你敞开。不需要基础，每天打开一集，就像翻开一页历史日历。 今天，我们要从最遥远的地方讲起——人类的起源。在正式开讲之前，我想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如果把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天，人类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午夜前的最后几分钟。而整个人类文明史，不过是最后几秒钟的事。我们就是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从非洲的草原走向了全世界，从石头和骨头走向了城市和国家，从只会发出简单声音走向了能写诗、能造火箭。 人类的故事，要从七百万年前说起。 那时候，非洲大陆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茂密的森林逐渐退去，草原不断扩张。一群原本生活在树上的古猿，开始被迫走出森林，到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就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科学家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叫南方古猿。这个名字里没有“人”字，因为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但它们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直立行走。 为什么直立行走这么重要？你可以想一想，四足行走的动物，视野被限制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而直立起来之后，视野开阔了，能更早发现远处的猎物和危险。前肢解放出来，可以携带食物、使用工具。虽然直立行走让人类的骨盆变窄、生育变得困难，但这一步的收益，远远大于代价。 1974年，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南方古猿骨架，她生活在三百二十万年前，身高只有一米出头，考古队给她取了个名字叫“露西”。在发现露西的那个夜晚，营地里反复播放着披头士的歌《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于是这个名字就留了下来。露西的大脑容量只有现代人的三分之一，但她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她是我们目前所知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也是我们了解人类起源最重要的一扇窗口。 从露西之后，人类的演化之路开始加速。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在东非，出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科学家叫它能人。能人的大脑比南方古猿更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制造石器。那些被打磨出锋利边缘的石片，可以用来切割兽肉、刮去树皮、挖出地下的块茎。这是人类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也是技术史的起点。从那一刻起，人类不再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开始主动地改变环境。 又过了几十万年，能人演化成了直立人。直立人是一个划时代的物种。他们的大脑进一步增大，体型也更高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火。火能取暖、能驱赶野兽、能烤熟食物。熟食让人类的消化系统负担减轻，更多的能量可以供给大脑发育。这是一个正循环：更大的大脑让人变得更聪明，更聪明的人能更好地利用火和工具，更好的工具和食物又促进了大脑的进一步发育。 直立人还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人类。从大约一百八十万年前开始，他们一路向东，穿越中东、进入亚洲，一直走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进入了中国。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的一支。他们在周口店的山洞里生活了几十万年，留下了大量的石器、用火的痕迹，还有被啃食过的动物骨骼。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上展开了自己的版图。 但直立人并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大约三十万年前，非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科学家叫它智人，也就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的直系祖先，就是智人。智人比直立人更聪明，他们的脑容量已经和现代人差不多，能制造更精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能力——语言。 关于语言的出现，人类学家有很多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智人的语言不是简单的叫声，而是能够表达抽象概念的符号系统。有了语言，智人可以传递复杂的信息，可以讨论过去和未来，可以编故事，可以凝聚起成百上千人的合作。正是这种能力，让智人在与其他古人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大约七万年前，智人第二次走出非洲。这一次，他们的脚步再也没有停下。他们沿着海岸线向东，进入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一直到达澳大利亚。几万年后，他们又向北进入欧洲和亚洲内陆。所到之处，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其他古人类，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亚洲的丹尼索瓦人，逐渐消失了。尼安德特人比智人更强壮、脑容量更大，但他们没有智人的语言能力，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合作。当智人以几十人、几百人的群体出现时，尼安德特人的小家族部落根本无法抵抗。现代基因研究还发现，今天的非洲以外人群，体内都携带着百分之二左右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说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曾经有过混血，但最终，只有智人存活了下来。 到大约一万五千年前，智人已经遍布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陆。他们学会了缝制衣服抵御寒冷，发明了投枪和弓箭捕杀猎物，在洞穴的墙壁上画下了栩栩如生的野牛和猛犸象。这些壁画至今还能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洞穴里看到，线条流畅、神态生动，你很难相信那是一万多年前的人用矿物颜料画出来的。那时候的人类，虽然还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但他们的心智已经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了。 回顾这段漫长的史前史，从七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到二百五十万年前的能人，到一百八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再到三十万年前的智人，人类的演化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错和淘汰。我们的祖先不是最强大的，不是跑得最快的，也不是最适应环境的。但他们会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他们会制造工具，改变了自然；他们会用火，获得了能量；他们会说话，凝聚了族群。正是这些能力的叠加，让一种本来不起眼的灵长类动物，一步步走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最终成为改变整个地球面貌的物种。 今天这一集，我们讲的是史前史，是人类还没有文字记录的那段漫长岁月。这段历史没有具体的时间，没有有名有姓的人物，但它是一切故事的起点。没有这些在草原上踉跄站立的古猿，就没有后来的农耕、城市、帝国、科技，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下一期，我们要讲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农业革命。我们下期见。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我们继续全球太空航天发展史系列的第四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1965年到1980年代，卫星如何从国家宣传工具变成了进入普通人生活的实用工具。而就在同一时期，另一种更庞大、更复杂的航天器正在孕育之中——它长得像飞机，能重复使用，能载着七八名宇航员飞向太空，还能在跑道上像普通飞机一样降落。人们叫它航天飞机。 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航天飞机的故事。从1981年第一次升空，到2011年最后一次着陆，这三十年里，它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两次灭顶之灾。有人说它是人类航天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也有人说它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战略性错误。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成败得失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系列能顺利推出，特别感谢地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对我们的支持。地卫二是一家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代太空科技企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用AI让卫星变得更聪明，让太空数据更好地服务地面。这家总部在杭州的公司，也是中国第一家参与探月工程的民营企业，业务已经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四十多个国家。感谢地卫二和我们一起，回溯这段充满荣光与悲情的航天史。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72年。那一年，阿波罗计划还在进行中，但美国人已经在思考一个问题：登月之后，下一步去哪？阿波罗飞船虽然能把人送上月球，但每次都是一次性的，造价高昂。有没有一种航天器，能像飞机一样反复使用，能带着更多人、更多货物往返于天地之间？ 那一年，尼克松总统正式批准了航天飞机的研制计划。设计目标听起来很美好：一架航天飞机至少能飞一百次，每次发射成本可以降到一千万到三千万美元，每周都能飞一趟。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数字乐观得近乎天真，但在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相信，太空时代即将到来，航天飞机就是通往那个时代的班车。 接下来的九年，美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航天飞机由三个部分组成：两个固体火箭助推器、一个巨大的橙红色燃料箱，以及轨道器本身——就是那架长得像飞机的部分。轨道器上覆盖着两万多块隔热瓦，每块的形状都不一样，手工贴上去，用来抵御返回大气层时上千度的高温。这套系统有多复杂？它有两百五十多万个零部件，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复杂的飞行器。 1981年4月12日，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第一次点火升空。这一天恰好是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二十周年。两天的飞行，主要验证它能不能安全上去、能不能安全回来。它做到了。当哥伦比亚号像一架普通飞机一样降落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跑道上时，现场围观的人群爆发出欢呼。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此后的几年，航天飞机频频亮相。1983年，挑战者号上的宇航员首次进行了不系带的太空行走，像一颗人肉卫星一样在太空中自由飘浮。1984年，发现号首次飞行，同年挑战者号搭载七名宇航员升空，创下纪录。1990年，发现号把哈勃太空望远镜送上了轨道，人类从此有了一只观察宇宙的巨眼。1995年，亚特兰蒂斯号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首次对接，冷战的对手在太空中握手。1998年之后，航天飞机开始建造国际空间站，一块一块地把这个庞然大物组装起来。 用一位宇航员的话说，航天飞机做的事情太多了：释放卫星、维修哈勃、建造空间站、做科学实验。它像一辆太空卡车，也像一个太空实验室，还像一个太空工厂。到2011年退役时，五架航天飞机一共飞了一百三十五次，把三百五十五名宇航员送入了太空，飞行总里程超过八亿公里。 但是，这份耀眼的成绩单背后，始终笼罩着一层阴影。 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准备进行第十次飞行。这一次，乘组里有一位特殊成员——中学女教师麦考利夫，她计划在太空中给全美学生上课。那天早上，佛罗里达异常寒冷，气温降到零下几度。工程师们担心，低温会让固体火箭助推器连接处的橡胶密封圈失效，他们向管理层提出推迟发射的建议。但建议被驳回了。 上午十一时三十八分，挑战者号点火升空。七十三秒后，直播画面里突然出现一团巨大的火球，航天飞机在高空解体，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后来调查发现，正是那个被冻坏的O形密封圈导致了这场灾难。现场观看发射的人群中，有麦考利夫的学生和家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十七年后，悲剧再次降临。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完成第十六天的飞行任务，准备返回地球。十六天前发射时，一块手提箱大小的泡沫绝缘材料从燃料箱上脱落，击中了航天飞机的左翼前缘。地面工程师看过录像，知道这次撞击，但他们相信，泡沫材料很轻，应该不会造成严重损伤。 上午九点，哥伦比亚号以超过二十倍音速的速度冲入大气层。高温等离子体从左翼的破损处涌入，机翼结构迅速融化。几分钟后，航天飞机在得克萨斯州上空解体，七名宇航员再次全部遇难。 两次事故，十四名宇航员献出了生命。一位在哥伦比亚号事故中失去妻子的医生后来说，这付出了我妻子的生命，我的儿子失去了母亲，但尽管如此，我和儿子都觉得，这份损失是值得的。想想那些早期的探险家，如果他们每次失去一个人就掉头回去，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超越自己的边界，那将是多么可悲的物种。 但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航天飞机会接连出事？ 答案可能藏在它的设计理念里。航天飞机太复杂了，复杂到难以确保万无一失。两百五十多万个零部件，任何一个出问题都可能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没有设计逃逸系统——那枚巨大的固体火箭一旦点火就无法关闭，航天飞机本身也没有弹射座椅。这意味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宇航员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还有成本。最初设想的每周一趟、每趟几千万美元，从来没有实现过。实际上，每次飞行的成本高达五亿美元，整个项目耗资约两千亿美元。高昂的费用挤占了其他航天计划的预算，也让航天飞机本身成了难以维系的负担。 2011年7月21日，亚特兰蒂斯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为三十年的航天飞机时代画上了句号。从此，美国再也没有用自己的航天器送宇航员进入太空，直到九年后商业载人飞船出现。 回顾这三十年，航天飞机留给我们什么？它证明了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可能性，为后来的商业航天积累了技术；它发射并维修了哈勃望远镜，让我们看得比以往更远；它建成了国际空间站，让人类能在太空中长期驻留。但它也告诉我们，有些理想可能过于超前，有些代价可能过于沉重。 一位航天专家在哥伦比亚号事故后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对这三十年最好的总结：这是人类航天史上最恢弘壮丽、也最有争议的航天器。它成功了，也失败了。它带我们飞向太空，也让我们付出了生命。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我们讲了航天飞机的故事，讲了它的辉煌与悲情，讲了十四位宇航员的牺牲，也讲了它留给后人的教训。 最后，想问问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你觉得航天飞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 A. 它是伟大的成功——虽然付出了代价，但它让人类学会了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 B. 它是昂贵的失败——成本太高、牺牲太大，当初的承诺几乎没有兑现 C. 说不好，但它让我明白了探索未知从来都不容易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也欢迎说说你的理由。下期节目，我们会把目光从航天飞机转向另一个方向——人类如何在太空中生活。我们要讲的是空间站的故事，从礼炮到和平号，从国际空间站到中国的天宫。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