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嘉宾 ·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 杜佳峰，《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大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后 01 银行的特点、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引言：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杜佳峰：借贷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非常早，但狭义的银行直到中世纪晚期（12世纪）才出现，但一经出现发展速度很快、发展程度高，在整个近现代人类社会活动中起核心的作用。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刘晓春：不能拘泥于银行（bank）的名词概念，要回归到历史事实去考察。第一，要从银行业务的本质形态借贷、货币兑换去考虑。借贷和货币兑换出现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如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城邦之间发达的贸易会促使这些业务的产生；又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出现了铸币（是一种大于其金属价值的信用货币），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换也必然产生货币兑换业务。第二，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才能催生银行的产生。人不再世代束缚于某一职业，工商业不再局限于“士农工商”某类固定人的群体，只有社会阶层藩篱被打破后，当平民经济崛起，社会平民化，全社会的工商业环境开始发展。所以，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迫切产生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也正是金融能提供的。第三，更多的人从农业中剥离，依靠劳动换取报酬，更多的人产生对商品交换的需求，也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杜佳峰：您从银行业务的实质、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分工产生商品交换的金融需求等角度，把狭义的银行（现代意义的银行）延伸到了广义银行的概念，打通了晚近人为定义的银行概念与古早事实存在的银行活动。 银行的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杜佳峰：狭义的银行产生与12世纪，13-16世纪是中世纪银行大发展时期。一般研究认为，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不是借贷业务，而是货币兑换业务。它的分类是：第一类是不合法银行——典当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高利贷，提供小额抵押贷款，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第二类是合法银行——钱币兑换商，之后超出换钱业务，为政商界的教会、国王、大商人提供金融服务。 刘晓春：从高利贷的角度看，因为高利贷给普通百姓带来很重的负担，会造成家破人亡的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古代都通过教规、政府立法等方式打压。从借贷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就有政府就向农民进行粮食借贷，以低利率保障农民能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存款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钱庄、票号；钱庄业务是存款业务、货币兑换；票号业务是汇款业务。但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官员和富豪，钱庄的庄票是对人的资产实力的象征，如果庄票票面额度和存款数一样，这相当于“本票”；如果庄票面额大于存款，那多出部分就是授信额度，这相当于“支票”。虽然庄票、本票、支票的名称不一样，但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回顾中国的近代金融史。第一波是外资银行进入，它服务于外国商号，做外汇兑换、外汇兑换、国际贸易结算。第二波是华资银行的开办。中国学金融的留学生将银行概念带回中国，在上海开办了华资银行，它降低了服务对象的门槛，吸纳上海平民百姓的储蓄，同时，其贷款服务于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商业企业；华资银行的人事结构，行长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留学归来的，行员多出生于钱庄。各种银行的业务原理和方式是一样的，但服务对象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式不同，钱庄是熟人经济，看重官位家底，华资银行更看重企业营运的业务内容。至此，银行既满足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满足了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资产安全和增值的需要；银行开始为不同层面服务，开始为全社会服务了。 银行在市中心造摩天大楼与树立可信形象。普通公司的业务是瞬间完成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提供服务，不需要很大的信任。但银行的业务却是长期的，需要可靠的信誉，普通百姓把钱存入银行后，钱的产权还是属于储户，钱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属于银行。储户为什么要信任银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银行呢？那么银行就要在公众心中树立可靠的形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昂贵的城市中心地段，盖一座昂贵的固定资产（摩天大楼）。 02 中世纪银行的运营方式与组织结构 中世纪银行的三种运营方式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陈述中世纪银行主要运营的三种业务方式。 第一种，利用教会税进行贸易。以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例。银行在取得教会税收代理权之后，在伦敦开设分行，从英国的修道院和农民那里征收教会税，再拿这些钱向修道院和农民收购羊毛，把羊毛运回意大利，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城市里的毛纺织手工工场，把羊毛变回钱，最后把教会税给罗马教廷。这是一个税收变成羊毛，羊毛又变回税收的过程；英国和意大利羊毛的差价产生了利润。 第二种，王室贷款。伦敦分行放贷给英国国王，为了回避高利贷问题，国王为了嘉奖银行家为王室提供的优质服务，把羊毛税和港口税奖励为意大利银行家，还恩赐给他们羊毛出口特许证。 第三种，国外销售。运输羊毛的船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不会空载而归，会带着意大利精致的呢绒、明矾回程，伦敦分行把这些货物在英国市场上销售，获得货款。 综合这三种业务来看，中世纪银行不单纯是一家金融公司，而是一种贸易金融复合型公司，包含包税人+进出口贸易商+银行家等三种身份。 [图片] 刘晓春：在复合身份上，现代银行与中世纪银行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要拘泥于银行正宗或不正宗问题，银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中西国家形态的差异。西方银行大量借款给王室，还是跨国借款给外国王室；而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但这不能认为中国不如西方。西方很长时间内国家形态是城邦和分封的，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城邦和分封的国家形态，国王的开支依靠自身领地收入，而大一统政府是有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系统。 其次，文化的差异。西方是家天下的概念。王室可以选择直接雇佣管家管理庄产，但要增加薪水支出，也可以选择外包，以赏赐奖励税收的方式给予实际上的利息。西方的整个国家是国王的私产。意大利银行家发挥创新精神，找到了英国王室的需求点开展业务。 最后，中世纪没有工业化时代后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中世纪银行面对的金融需求主要是时间差的需求，国王为了战争临时需求资金，而把日后的税金支付。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所以，现代银行没有那么复杂的身份。 中世纪银行的两种组织结构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讲述中世纪银行的两种公司组织结构：早期银行的单一实体公司、后期银行的合伙公司。 第一，早期佛罗伦萨的银行组织方式——单一实体。13-14世纪的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它们的佛罗伦萨总行和国外分行是一家公司。银行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国外分行行长多数是由家族成员担任的，少数分行行长由外人担任，不重要的分行行长是雇员。 第二，后期银行的组织方式——合伙公司，如14-15世纪的美第奇银行。分行子公司和总行母公司既是独立的，又是受母公司控制的组合体。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主要资本控制合伙子公司，母公司不承担出资以外子公司的债务。最值得注意的是，每笔借贷业务都会签一份三方协议，三方是借款人、子公司和母公司，协议规定了这笔业务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以及这笔业务产生利润的分配比例。 对比两种模式。其一，单一实体模式的管理更偏向家族式，其控制性更强，这体现在佩鲁齐银行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家族成员，而美第奇银行只有总行长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余的分行行长都不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其二，合伙公司模式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分行行长的为了自身的投资安全，要更多地控制贷款的风险。与之对比，现代银行的组织方式又是怎样的？ 刘晓春：现代银行的组织结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化而来的，最早的是从家族的、独有的，之后变成合伙的。 第一，契约与责任。首先，合伙模式为了界定责任，需要拟定一个协议。中国小说中就有合伙做生意的记载，既有仅同路的，也有约定共同分配盈利、承担损失的那种。西方表现出来的是合同条款的约定，中国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民间习惯法的约定。其次，现代的银行与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古代大多是无限责任的。 第二，监管强化与风险分担。因为金融成为经济中枢，所以监管强化了；因为监管强化了，所以风险责任的分担就不能单纯以股权结构或治理方式来定义。当然整体上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来定义，现代银行很少是国有全资，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虽然是合资银行，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要进行强监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也承担了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要出面来处置救市。 尤其是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储蓄存款都与银行挂钩，所以，一旦发生银行倒闭将影响每个人。银行从私人银行，到公共银行，再到国家的监管，社会与国家一步步用制度化方式去解决银行的风险。 03 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政治带给金融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先讲述政治给中世纪银行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接着讨论现代金融业如何把控这种政治影响。 第一，政治给金融带来的红利。首先，与教廷保持友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中世纪的银行资金不是来自于全民储蓄，而是来自于创立者出资。同时，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修道院土地属于教会的，每个农民也都要交十一税，这是一大笔钱。因此，代理教会税能极大地增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其次，贷款给英国王室与“金羊毛”的诱惑。因为当时羊毛是支撑佛罗伦萨城市主要制造业——毛纺织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需求量非常大；意大利各个银行“前破（产）后继”给英国国王贷款，比起羊毛税和港口税这些贷款利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英王颁发的“出口羊毛许可证”的诱惑。 第二，政治给金融带来的风险。首先，银行的风险来自城市与教会政治立场的向背。在13世纪初，意大利银行业的头部是锡耶纳的银行。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争中，锡耶纳支持皇帝，于是，教廷不仅收回了代理征税权，还对锡耶纳进行绝罚（停止该城的圣事，宣布锡耶纳人为异端，号召欧洲基督教各国打击异端），结果各国政府乘机抵赖异端银行的债务，还充公了异端分行的资产，导致锡耶纳银行彻底破产。其次，王室贷款风险。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1455年玫瑰战争爆发，都导致了王室贷款坏账的发生。 所以，我们综合政治带给银行的两方面影响，红利与风险并存。对金融的分析中必须加入政治系数的考量。那么现代银行是否有某种评级体系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呢？ 刘晓春： 现代银行是存在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的。从宏观上看，金融和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定是和政治、军事，甚至是社会负面的东西相关联的。虽然，从技术上是数据与理论的分析，但放到现实中，它一定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其他方方面面相关的。 无论是银行金融，还是经济都是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2世纪现代银行起源开始，银行都是与政治相关。它们大多贷款给王室，而且与国王战争有关。进一步放大，财团和金融也是与政治挂钩的。东南亚的一些财团与政府互动，政府把某一类行业给予财团，如把面粉或糖的经营牌照发给他们；财团经营获利后，为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又如美国的经济政策，美联储主席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蛛丝马迹也可以发现端倪。 银行有一项国别风险。跨国经营时，银行与外国、外企打交道时，有一项国别风险，这就是对政治因素的考量。有研究建立模型去计算，但实际上很难用做到精确量化。在银行拆借中，信用额度评估过程中，既要评估对方外资银行的稳健性，也要对对象国进行国别风险评估。 银行还有一项政策风险。随着经济的变化，许多经济政策会发生改变，有些产业从开始的鼓励到之后的禁止，如果银行无法预估这些政策变化，其业务也会发生风险。 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政治金融学不能单纯讲政治对金融的影响，金融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力，这一部分要讲述中世纪金融能给政治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 第一，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美第奇家族凭借银行财力，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前后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罗马教皇、法国王后等。第二，金融带给政治的风险：由于银行竞争诱发的政治风险。帕齐家族银行是佛罗伦萨第二大银行，1478年帕齐阴谋很重要的诱因是帕齐银行的崛起与美第奇银行的衰落。 刘晓春：总体上讲，金融对社会起资金融通的作用。从早期的时间差，提前消费；到工业化后，起到催化和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起非常大的作用。单纯有科技，科技的自然转化将非常缓慢，有了金融的催化，能迅速落地。 金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枢，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转。货品要顺畅流通，金融就站在中间人的角色，能够使得社会运作效率最高；反过来，它一旦发生问题对社会的破坏力也最大。 金融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金融中枢加强流通，提高交换效率，加强资金集聚，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在起决定性作用，能影响哪些行业的发展速度。 结论：银行业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杜佳峰：总结起来，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从学科角度看，需要进行政治金融学的建设。 刘晓春：就金融论金融也好，从政治看金融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真空、独立的存在。 我们获得重要的经验是：金融问题不能割裂来看。很多时候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金融本身，而是其他方面政策传导过来，所以金融产生问题，不能只治疗金融，还需要找到源头，多方面同时调整。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杜佳峰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将来养老资金的筹集、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总量下降等问题。然而，人类遇到的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悲观。就人口结构而言，人类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遭遇的是千万年不遇的大转折。 人类历史上各个区域、各个群落经历过无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因为自然灾害、瘟疫、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战争，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会带来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但随着这些特殊事件的结束，人口结构很快就会恢复我们认为的常态。马尔萨斯等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物质供应会更加丰富，但这增加的供应很快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会出现灾害、瘟疫、战争等调节人口数量，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自觉地改变生育数量和频率，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而调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人口结构虽然总是在变化中，人口总量随着物质供应的丰富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结构的常态。 现在进入的“老龄化”社会，是在这样一系列背景下出现的：首先，人类科技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供应约束，可以说，现在在总量上不存在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还存在饥饿和贫困现象，是人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生育意外和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数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第三，因为营养充足、居住环境改善、医疗发达，人类意外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不仅是平均寿命这个数字，而是人们普遍的长寿。在前现代社会，长寿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类没有机会长寿。所以，只要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人类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长寿。除非发生毁灭性的气候灾害和战争，否则，在主要国家和区域，65岁以上人口占25-30%将会是常态，促进生育也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既然是常态，那么，在未来也就无所谓“老龄化”了。 因为人口结构这样的大转变，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养老资金这么一个问题。 一、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 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美国人没有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退休后的赡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让人民养成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但是没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统。社保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 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更将“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矜寡孤独皆有所养”列为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或标志。“矜、寡、独”也是老去的状态，并且是无法实现家庭赡养的状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养老”，包括弱势人群的赡养就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孟子希望从道德层面倡导，《礼记》并没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如何养的问题，需要社会机制来解决。历史上，西方教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则是宗亲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孝道”、养儿防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等文化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以往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庞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定难题；其次是每个个体需要赡养的时间长度大大延长。以前社会一般可能需要赡养10年左右，现在起码是20年；第三是由于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制约家庭赡养的环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虽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退休进入被“养老”的行列，会赫然发现，他上面还有需要赡养的父辈，而对于他的下一代来说，则有两代老人需要赡养。如果再考虑独生子女因素，压力就更大了。 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 经济，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年轻人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占比较高且庞大的、低收入年轻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有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人口红利的因素，但其并不是绝对因素，占比较高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 如果因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就会有“人口红利”，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产生这样的人口红利，更不能解释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将“一孩”政策作为国策。同样不能解释目前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单纯就人口红利的理论说，产生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没有这个转移过程，就只有农村过剩人口，而没有红利。一旦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结束，就来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对人类经济现象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与人口老龄化无关。如果脱离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就不应该再是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理论不能解释人口老龄化。我国前4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为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就这一角度说，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的。 没有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其他状态下，就没有刘易斯定义下的“人口红利”，但人类的经济也还是需要增长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即使是刘易斯理论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其重要前提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才能产生“人口红利”，实现有序转移就业，保证社会安定。 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没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灾害、流行瘟疫、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就人类已有的科技能力、医疗卫生水平，人类依然会进入绝大部分人健康长寿的状态，60岁以上人口占相当高的比重。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在任何年龄段都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当高的死亡率，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没有机会成年。 有没有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提高年轻人的占比？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前现代社会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为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高，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相对很少。现代社会绝大部分人类都能进入老年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出生率确保老龄人口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婴儿未来都会老去。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会越来越庞大，同样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来确保老龄人口占比的稳定。这样的趋势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以这样的策略来阻止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愚蠢的。人类即使现在殖民火星，火星很快也会承受不起的。 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人类社会在物种数量上可能有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条件好，恰恰是因为要对冲各个年龄段死亡率高的风险。斯密在《国富论》写到他的观察，穷人生孩子的数量往往多于富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穷人由于生活困难，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有获得医疗的能力，存活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妇女走出家门等或许是生育率降低的显性经济原因。但现代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拉长等，何尝不是对人类普遍寿命延长的一种自我调节呢？这或许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尽管放开生育，让这只调节人口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吧，进入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总比靠战争、灾难、疾病等方式来调节好。 三、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 《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短短的107个字，很平淡，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难以企及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没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其中关于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人的安置就有42个字，占了近40%。“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可见，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适当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安身立命”，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身”“心”获得一个合适的寄托与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空间。 这些年，“中国大爷”、“中国大妈”成了新的流行词。中国大爷们背着单反满世界寻找美景；中国大妈们披着丝巾周游列国摆POSS。广场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镇的景观，这与老年人默默坐在路边墙根是完全不同的画风。表面兴奋热闹中，中国大爷、中国大妈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身”安处和“心”安处。 如果说以前60岁以上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陡峭的圆锥形，现在则是一个胖胖的秤砣型。60-80岁与40-60岁，是差不多庞大的群体。这其中，60-75岁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思想活跃，与传统印象中这一年龄层次的老态龙钟完全不同，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靓丽风景。他们退休之时，既感到兴奋与幸福，又感到震惊与迷茫——因为终于可以轻松潇洒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兴奋，都有信心活过90岁而感到幸福；但他们也突然震惊地发现，退休以后居然还有30多年的日子，几乎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当看世界变成打发日子，兴奋充实中也难免空落落。 可以说，现在与今后，60-75岁人群与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落。所以，有必要对人类不同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但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阶段的年龄拉长，比如把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到50岁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类。比如在传统的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间，再增加一个档次，把65岁到80岁称为“年轻老人”或“壮年”。“年轻老人”是客观描述，也有双向的心理暗示，“壮年”也是客观描述，身体依然强壮，壮怀依然激烈，当然更是鼓励。既然有了这一类别，就需要有相应的安置。 现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还有建议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些都需要考虑，但也要注意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年轻老人的总量与中年人、青年人的总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龄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将会被严重堵塞，严重影响企业、机构和社会活力，这会成为企业、机构乃至社会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层出不穷，一些企业不仅只招聘35岁以下人员，甚至不断在淘汰35岁以上员工。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增加这方面的就业压力。第三，如果开设专招年轻老人的企业，作为特例或许可以，但考虑到企业的活力，恐怕很难成为主流模式。 年轻老人的身心安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前的无业游民，主要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数量过大，就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庞大的年轻老人，身心无定，同样有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安置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发现。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必操之过急，可以考虑退休人员创业或再就业。“银发经济”不应该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包括老年人口创造价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先退休，调适一下身心，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欢的工作，创业或就业，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一群体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励，市场一定会为这部分人群找到发展空间。农村过剩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能够产生“人口红利”，那么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打开市场，年轻老人这一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 政策上可以考虑：（1）允许并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2）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期间，照样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员再就业、创业的工资收入免税；（4）退休人员创业，根据不同企业类型给予税收优惠；（5）退休人员创业，投资款退还已缴纳的所得税；（6）企业招聘退休人员再就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方式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当这部分人群的安置常态化后，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些政策。 当年轻老人寻找“我心安处”的时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难题。以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趋势，家庭养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选项。首先，从有利于老人身心考虑，康养机构不应该设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虽然空气新鲜，但人气沉闷，老人并不喜欢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气沉沉的人们，他们需要亲人的关怀，也需要看到年轻的世界。所以，康养机构应该设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带，最好是在学校、幼儿园旁边，孩子课间的喧闹正是对他们心的安抚。其次，金融领域，除了提供养老资金上的服务，还要增加养老方式上的服务。比如养老信托、家族信托业务中，增加养老监护信托的服务内容。社会一般会为无人照顾的小孩指定监护人，却很少考虑为在养老院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监护人。金融信托机构可以作为这样的监护人，即受委托对在康养机构养老的老人进行监护，监督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受信托的老人被有尊严地对待。信托机构可以聘用年轻老人担任监护巡视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养老院巡视，并代表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院方面进行交涉。这个工作或许是适合年轻老人的。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人类社会的各类制度，都是为实现某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对人类的行为起到约束或激励作用。人类不仅是生物，更是有思想的物种，会对环境做出主动或被动的反应，以获取最佳的生存状态。制度的作用，会形成人的环境的一部分，人对制度的执行，不会是完全的顺从，一定会从有利于自身出发寻求应对之道，对制度压力实现消解，甚至扭曲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制度制定者为了维护制度的有效性，同样会对制度执行中的扭曲进行主动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有时维持制度本身却成了目的，也就是说，手段被作为了目的，于是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或结果。 咨询机构为银行做战略咨询，往往提出一个战略重点。所谓战略重点一般是指某类战略客户或某种战略业务。然后围绕这个战略重点，制定针对性的考核办法、集中一切资源于这个战略重点。一般来说，办法实施第一年会有非常出奇的效果，全行上下按照考核要求去开拓业务。但第二年开始，被考核部门和个人目光已不再是战略所指向的特定市场，而是开始寻找对付考核办法的策略。第三年如果还不调整战略和考核办法，这套办法的激励能量就会快速衰减。 业务部门完成业绩或任务，就是寻找考核办法的漏洞，利用一切方式玩文字、数字和形式游戏，在获得绩效激励的同时，并没有为银行产生相应的价值回报。仔细分析咨询公司所提供的曾经的成功案例，有不少实际上已经是其他银行失败的案例了。失败的原因，最关键的是把战略重点变成了银行经营的唯一目标，片面把考核倾斜作为战略实施的绝对正确手段，导致决策层和业务层都把完成考核目标当成实现战略目标本身。 银行业务是一个服务体系，虽然可以分为重点业务和非重点业务、盈利业务和非盈利业务，但非重点、非盈利业务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些业务的支撑，重点业务、盈利业务将无以为继。所以，银行不能像一般工商企业，可以简单地把不盈利或微利的产品下架、停产。就客户而言，也不会因为你这家银行聪明，就将高盈利的业务放到你这家银行办理，把微利业务、甚至无盈利业务给另一家银行办理。 银行推出信用卡，是为了满足人们临时消费需求的资金周转，同时也拓展了银行自身的盈利来源。为了发展信用卡业务，就要有考核，最直观的考核指标就是发卡量。一开始，考核效果很好，随后就不断加大考核力度。但一定区域范围内发卡量爆发式增长是非常短暂的，不可能持续性爆发式增长。 在早期发展阶段，许多基层行都把发卡量当作了目的本身。为了增加发卡量，最初是降低信用标准，很快发生比较大面积的不良资产。于是，客户经理为了完成发卡量指标，利用客户信息办理发卡手续，因为卡不是客户申请的，就只能保存在客户经理自己的抽屉里，形成大量睡眠卡。这些卡不仅无效，还增加了银行的发卡成本和账户管理成本，更有甚者，形成了道德风险的隐患。这种因为考核指标不科学而造成的弄虚作假，不仅我国银行有，以提供社区银行服务闻名的美国富国银行也因此而跌落神坛。 互联网普及后，银行很快提供了网银服务。网银服务，从客户的角度讲，首先是不用凡事去银行网点，节约了大量办理银行业务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其次可以更主动地管理自己的账户，随时上网查阅账户变动情况、有效摆布资产配置。 从银行角度说，首先可以减少网点服务压力，减少人员成本；其次，减少现钞交易，降低管理成本。由于是重大的服务渠道的转变，无论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客户，都有一个接受过程，需要进行强势普及。普及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考核。一开始是考核开户数，但许多客户开通网银并没有习惯使用，或者很快就忘记了操作方法而放弃使用。于是对相关业务部门考核网银交易量。但是，由于客户性质不同，无法对每一个客户账户单独设置网银交易笔数指标，所以只能对业务部门设置总的网银交易量增长指标。 理论上，这个指标既能促使客户部门和客户经理营销网银业务，增加开户数量，又能促使客户经理不断动员客户使用网银并不断教会客户使用网银。但，一方面指标任务重，另一方面客户经理也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普及工作，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许多基层行的相关部门就指定一两个工作人员，利用两三个个人账户和企业账户，不断的来回、循环转账。现在许多电商的刷单、评分等，也是这样的套路。 发展农业，发展小微企业，是一国政治、经济的战略重点，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扶持和支持，其中信贷支持是主要方式之一。但以什么手段鼓励银行增加三农贷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却有不少争议。 道德舆论引导，是广泛使用的手段，但效果有限。其次是利益引导，但这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并且需要付出看得见的成本。第三就是指令方式，比如行政命令、监管考核等，这是最粗暴有效的。 目前看，社会面的效果是好的，三农贷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都有大幅度增长。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一是前些年认为大银行天然没有服务小微企业能力的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突然感受到空前的市场压力，大银行严重挤压了它们的市场份额。由于考核指标对大小银行都是相同的，导致银行难以真正实行差异化的客户策略和市场策略，造成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格局。 二是影响中小银行服务基层、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性。中小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本来相对薄弱，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弱。面对大行业务的下沉，为了维持资产存量、获得增量，首先不得不降低贷款利率，盈利能力更加弱化；其次不得不降低风险准入标准，资产质量面临恶化的风险，这又进一步影响盈利能力。 三是加大部分中小企业非理性扩张的风险。一些本来正常经营的优质中小企业，突然遭遇各家银行的送贷上门，不知所措，失去理智，开始非理性扩张，造成企业规模超越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最后资金链绷断的风险。 四是银行在优质客户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监管指标，搞形式主义。比如，银行为了完成监管指标，又怕贷款出风险，只能给没有经营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正常经营并不需要这么多贷款，银行也不想让企业将贷款用于无序扩张，就采取低息放贷款、将贷款资金高息转存款或理财的方法，以获得两全其美的效果。各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很多，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资金空转，浪费了宝贵的信贷资源。 为了压实安全责任，考核发案率、破案率等，都是必须的，但考核指标和方式不当的话，有关部门或单位就有可能忽视安全工作本身，而把心事化在如何完成考核指标上，比如有案捂着不报或不立案。再比如反电信诈骗，最关键的是要打击诈骗人员，消除诈骗源头，同时要教育、提醒公众提高防诈骗意识，对诈骗分子利用的一些渠道和工具加强防范措施以尽可能堵住诈骗资金的通道。但如果把堵住诈骗资金渠道作为主要手段，可能只是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并且还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 银行需要履行防诈骗等安全责任，不过银行更主要的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服务，简单、粗暴地考核银行诈骗案件数量，要求堵住诈骗资金结算通道，结果银行只能简单地给客户网银、手机银行和银行卡等设置很低的转账限额，又没有一一通知客户。 更有甚者，是所谓的“断卡”行动，直接冻结许多账户。客户办理转账汇款，一般都是临时需要，当发现不能转账汇款，必须到网点办理大额汇款，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普遍给客户设置非常低的转账限额，甚至冻结账户，或许防住了一些诈骗行为，肯定没有消除或堵住电信诈骗源头，但却损害了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也有违创新应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初衷，并且还严重影响银行的声誉。 二战后，法国想恢复对越南等国家的殖民统治，至少搞个“法联邦”，以重现法国昔日的帝国荣光。但美国则希望这些国家独立，不主张恢复殖民统治。表面上是因为美国自己的历史，并认为殖民统治是落后的、不道德的，实质上是不希望英法等国再度成为世界霸权，确保自己在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 我们一般以为，“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现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经不是主流。实际上，科技虽然在迅猛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依然故我，“二战”后的一系列会议还是战胜者分赃的讨价还价的会议，分完之后一切从头开始。也就是战胜者有了新的势力范围后开始相互对垒。 “七国集团”就是个奇怪的组合，三个“二战”战胜国、三个“二战”战败国（轴心国）、一个英联邦的半吊子国家。即使是战胜国，英法两国已是半残废。英法在“二战”后还是梦想恢复原有的势力范围包括殖民地，美国作为头号战胜国怎么可能让它们得逞？所以“二战”后美国表面上基于自己的历史，厌恶殖民统治，主张越南等前殖民地国家必须民族独立，实际是要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而，具体到越南，发现越南各个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政治组织，最有实力并最为越南人民接受的是有越共参与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于是让越南人民民族独立之外，不能让共产主义统治越南又是美国的一个目标。但越南其他政治力量中没有一个被越南人民所广泛接受，即使是原国王保大，在人民中并没有号召力，人民反而认为他是殖民者的傀儡。最后选择了经美国主教考察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吴庭艳组成政府。 当时美国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在亚洲，美国绝不参与地面战争。法国趁美国组建北约需要法国配合之机，以抗击共产的名义出兵越南。美国则半推半就，给予武器弹药的支持。 虽然有美国的军火支持，企图重振往日帝国雄风的法国打了几年打不下去了，“法联邦”也没有建成，把印度支那的烂摊子甩给了美国。 美国人当时信心满满，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法国人之所以打不赢，是因为越南人民要独立，不要殖民统治，而法国人就是殖民统治者。美国人不是殖民统治者，是去帮越南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并且还要帮助越南人民免于共产统治，因此，越南人民应该会欢迎美国人的到来。然而，越南人民并不在乎什么主义，在乎的是推翻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越南人民眼里，殖民统治者就是白人，法国人是白人，美国人也是白人，都是必须赶出越南的殖民统治者。越南人民的朴素认知并不错。 美国先是给南越政府提供军火援助，接着是派军事顾问，然后是直接派兵，并且越派越多。新上任的总统都觉得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又不愿意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而美国军方将领，也没有人愿意作为打败仗的将领来结束战争，都期望通过派遣更多的部队，实施更猛烈的进攻，打一场打胜仗后，体面地撤出越南。到这时，战争的目的已经是战争本身，手段成为了目的，与越南人的民族独立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始终有一条底线，就是战争不管怎么惨烈，无论如何不能刺激中国出兵。到最后，美国只是希望通过一次猛烈的进攻将北越暂时打趴下，然后体面撤离，以后让南越政府自己去对付。于是，为了打胜仗，以让靠近北越区域的越南人免于共产统治为由，美国人用汽油弹和化学武器彻底解决了那里的人民，并顺带解决了那一带包括原始森林等在内的各类生命。 到这个时候，美国人实际上已经成了南越吴庭艳政府的炮灰。吴庭艳知道，美国人必须有他这么一个政府邀请才不至于在名义上成为侵略者。所以，他尽情享受着美国的各类援助，牢牢地把控自己的权力，至于和北越打仗，那就全部丢给美国人。美国人武装并训练了吴庭艳的部队，但一上场，这些部队就稀里哗啦败下阵来。无奈之下，美国人只能仓皇出逃。让全世界唏嘘的是，40多年后，还是在亚洲，同样的剧本美国人居然又在阿富汗精彩上演了一遍。 “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是赵孟頫关于书法的著名论断，转用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同样如此。银行最重要的是管理风险，以信贷风险而论，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风险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风险表现，银行不同的信贷产品面对的是不同的风险对象，虽然风险有基本的规律，但具体业务的风险都是个别的，很难有同一的方式进行管理。 某一种工作方式，在某个时期、某个区域、某个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不等于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随时调整。一旦把方式、手段固化，很容易就丢弃目的，而把手段当目的。如果执行层把手段或考核当作目标，就会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或方式来应对上级的要求。所以，当我们确定了战略，确定了目标，就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达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自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美国人提出了与中国“脱钩”的概念。开始还羞羞答答，以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主要手段是提高进口关税、制裁个别企业，到后来就干脆挑明了，就是不能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中国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军事，都不能接近美国的水平，更不用说超越，甚至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初期，美国官员幸灾乐祸地说：正好可以借此与中国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推出“芯片法案”之类，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人这一系列扯下遮羞布的做法，让那些一心想讲道理的人们“无语凝咽”，当然也有不少民粹的人无比愤怒。错愕、愤怒不能解决问题，更没必要针锋相对搞“脱钩”。我们还是要尽可能搞明白他们的脑回路和行为的底层逻辑。 按照当时英国对殖民地美洲的设计，殖民地为母国提供廉价的原料，同时消化母国高价的工业品。因此，鼓励殖民地的富人们炫富、高消费，进口英国的工业制品，殖民地自己搞工业，则门都没有。这是英国的规则。关于“规则”，人们不能就“规则”这个词下道德判断，而是要看“规则”的具体内涵。比如古希腊人说人人都有自由，这是基于奴隶制的自由民所拥有的自由。 重商主义规则一直是英国殖民地制度的本质所在。用当时担任过首相的皮特的话说，就算是平头钉或马蹄铁也不应该允许殖民地自行生产！就是要让殖民地在经济上、政治上始终依赖于英国，并不断为英国提供利益。美洲闹独立，说白了，就是要自由发展经济，包括自由贸易、自主发展工业。杰斐逊在写给佛吉尼亚代表大会的说明草案中说：“英国政府一成不变地对美洲实行了一系列压制措施，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英国在精心谋划并系统实施一个计划，要让我们所有人沦为奴隶。”现在被美国长臂管辖制裁的国家或许也可以像杰斐逊一样地看待美国现在的做派。 正是在美洲闹独立的阶段，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其中篇幅很长的一章专门“论殖民地”。文章一开始，斯密就介绍了殖民地的源起。最早的殖民地是古希腊人建立的。古希腊因为城邦人满为患，就移民一部分人到远处去生活，这部分人到新的地方安家，母邦提供方方面面的帮助，但并不进行统治，而是让其自由发展。 因此殖民地与母邦起源是母子关系，最后则是平等互助关系。这些殖民地因为能自由发展，所以迅速富强，有的甚至超越母邦。两个最古老的希腊学派，达理斯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是产生在古希腊，而是产生于亚细亚殖民地和意大利殖民地。这是第一种殖民地。第二种殖民地是古罗马殖民地。古罗马殖民的起因与古希腊一样，是因为人口过多。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先征服有原住民的地方，然后殖民，同时古罗马对殖民地行使管辖权。因此，古罗马殖民地的发展乏善可陈，往往与母国关系紧张。 第三种殖民地就是西方人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地，它的起因与人口无关，完全是一系列意外。斯密说：“一个与东印度通商的计划，于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发现，一个征服计划，又引起西班牙人在这些新发现的国家里的一切设施。然而使他们去征服的动机，却又是发现金银矿山的计划。这计划，又由于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划人合理的期望，大为成功了。”“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探求金银矿山，足见其痴想；贪图占有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险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 斯密分析了当时西欧各国的殖民地制度和发展状况，认为相比较而言，还是英国对殖民地管理最好，英国殖民地发展速度也最快、最繁荣。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如同古罗马的殖民地制度，而英国的制度介于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即给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虽然是相比较最好的，但斯密并不认为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就是好的。 关于美洲殖民地产品输出，英国设定了目录，目录内的商品，只能输入英国。非目录内的商品，可以直接运往他国，但必须是英国船或英国殖民地的船。而且这种船的所有者必须是英国人，船员必须有四分之三为英国人。有些商品，如谷物、腌制品和鱼类，一般情况下禁止输入英国。这些规定，一方面是由英国人垄断殖民地贸易，另一方面，分类也是考虑不影响英国自身的产业和国家安全。比如，有些非目录产品运往欧洲，只限于菲尼斯特雷角以南地区，因为那里的国家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英国不担心殖民地的船把那里有可能与英国制造业产品竞争的商品输入英国。 目录内的商品，一些是只有美洲能生产的产品，一些是英国国内缺乏的产品，所以只允许输入英国。目录内的另一类商品，其目的是为了损害欧洲其他敌对国家的。一些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优势产业产品，英国要求殖民地此类产品只能输入英国，并给予关税优惠，可以减少甚至不输入其他欧洲国家的同类产品；另一些是军事用品。目录中有些商品英国也有生产，欧洲有市场，那就必须先输入英国，再由英国商人销往欧洲其他国家。 英国以上这些贸易政策，斯密认为相比较已经是非常宽大的政策了。但这些政策大体上仅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物更精致的加工，英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要自己经营，并请求国会，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使这些制造业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亚当斯密用大量篇幅分析批评了这种对殖民地贸易和产业的垄断，认为只有利于少部分人，并不利于国家和大部分人，“富庶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并不能使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或不能维持制造业。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就是工业国了。但自它们占有实际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来，便都不是工业国了。”“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独占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他还说：“对他国产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落在压迫者头上，并以更大的程度破坏它们的产业。” 这些结论，对我们分析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成因，是不是依然有效呢？美国变本加厉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化、法律武器化趋势，或许就是这种“压迫”趋势的自我反馈。 一篇《独立宣言》，完全可以和中国古代的《汤诰》《牧誓》放在一起读，毫无违和感。《汤诰》是商汤打败夏桀后对诸侯的讲话，说明为什么要造反；《牧誓》是周武王伐商纣前召集诸侯的誓师动员。两篇讲话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数落一堆夏桀、商纣的不信、不义、不德，所以我们要造反了。《独立宣言》也是如此。 美国独立，或许是无奈的选择，也或许是必然的选择。关键并不在于《独立宣言》中数落的那些英国的罪状，实在还是如果能摆脱英国的那些束缚，美国人可以更自由地在全世界做生意，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英国当然也不愿意放弃对殖民地独占的利益。于是相互的伤害就开始了。 英国国会要向殖民地收取印花税，以弥补为维持殖民地统治的费用，同时增加国会议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向殖民地征税，许多英国技术工人和制造商有可能被吸引到美洲殖民地去发展，殖民地会很快繁荣，并取得对英国的优势。 一些英国人担心，到时候英国将如何统治他们呢？美国这边认为，殖民地是自治的，殖民地在国会并没有代表，英国议会无权收税，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更何况英国在贸易上已经从殖民地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越加没有理由再向殖民地收税。于是抗议、游行，发表文章、发行宣传小册子。还发动抵制英货运动。176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及1769年罗德岛学院首期毕业生和他们的校长都是穿着美洲殖民地本地织造的粗布服装参加毕业典礼的。英国人则担心，抵制英货运动会鼓励美洲殖民地发展本地工业。 1773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茶叶法案》，意图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原先英国规定，东印度公司销往美洲殖民地的茶叶，必须先运到英国，缴纳英国的关税后再运往美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闹独立的政治家们说，这实际上收的是殖民地人民的税，要抵制。但美洲殖民地人民也喜欢喝茶，于是长期走私荷兰茶叶。这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亏损严重。 《茶叶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茶叶可以直销美洲殖民地，这首先可以挽救亏损中的东印度公司；其次可以让美洲殖民地人民享受到廉价的茶叶，感激英国的善意；第三可以挤出荷兰走私茶叶，削弱荷兰的实力。但这看似美妙的计划，却损害了美洲殖民地经营荷兰茶叶的批发商群体的利益和走私荷兰茶叶的造船厂与船员群体的利益。这立即被美洲的政治家利用，造舆论说英国要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控制美洲，现在是茶叶，以后会扩大到丝绸、瓷器、香料等产品。这引起了类似虎门销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群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船将茶叶统统倒入大海。 “倾茶事件”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极度愤怒，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法案进行制裁，其中包括《波士顿港口法案》，法案规定，在东印度公司得到赔偿、税务部门可以顺利收税前，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所有商业活动。这一系列强制法案引来美洲殖民地更激烈的反应。再加上一系列事件，两边走向了战争。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英国还要时刻提防法国插手。而法国也确实插手了，给钱给武器，送去了“自由女神像”，甚至还出了兵。说白了，就是要削弱英国，这殖民地既然自己失去了，也要让英国失去，自己打不过英国，就支持美洲人打英国人。所谓支持美洲人民的自由事业，只是说辞而已。法国是美国独立前已承认美国独立的国家。 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美国当今一系列的做法，其思维逻辑和做派，和当年的英国、法国没什么区别。这是一种狩猎逻辑。农耕文化和狩猎文化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类型，不宜用道德进行高低评价，但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实大异其趣。农民更关注的是种好自己的地，周围其他人种得好坏，会观察，会学习，可以嫉妒和羡慕，但不能去破坏与抢夺。 狩猎不同，猎人关注的是如何能抢到那猎物，只有自己强大，别人比自己弱，才能保证自己能抢得猎物。所以，不能让对手强大，更不能让猎物变得强大，是重要原则。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凭什么我种地种得好好的，你要破坏我的庄稼，还说我不可以把地种得这么好？这方面，曾经是猎物，后来是猎人，然后被打翻，现在是跟班的日本，应该最有体会。 日本由明治维新崛起成为列强到二战战败，用了将近80年时间，由投降而经济起飞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又将近80年了。日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令多少其他国家羡慕，但安倍晋三这类日本政治家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丢下战败国的包袱，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眼前的富裕，在他们眼里是灰色的。因为日本还是一个被占领的经济巨人、政治矮人国家，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可是，美国怎么可能让到手的猎物重获自由甚至比自己强大呢？没有世界格局的大改变，日本的命运即使再用80年也是很难改变的。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结果日本出人意料的击败了俄罗斯。因为观看了有关这场战争的纪录片，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弃医从文。在中国国内，也激起了人们的希望，认为只要内部团结就能恢复国力，并击败列强。在西方，则引起了新一波关于“黄祸”的想法，西方人警惕日本的崛起是当然的，但更担心的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 《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中记载，美国冒险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1907年写了一个对70年后的想象的寓言：“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这时代的历史学家勇敢地记录到，该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国际礼仪中。而这真正标志的是中国的觉醒……（70年后）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对他们来说，工作像是对其他民族来说到远方流浪、作战和精神冒险那样。对他们来说，获得辛苦工作的机会体现出自由。耕地和永无限制的劳动是他们所有的生活要求及其力量所在。而中国的觉醒给了其众多人民不只是自由，而且是无限制地获得劳动的机会，也获得了最高级之科学机械劳动力的权利。” 70年后的1978年，中国真的开始了这个崛起的进程。在他看来，要对抗主宰世界、如此觉醒且势不可挡的中国，“只能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行动，用种族屠杀的方式来消灭所有中国人。” 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虽然不再追求土地扩张，但是以军事占领为后盾、以科技和金融为手段维持其经济殖民，其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当年英国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它们向来如此。军事占领，但不进行直接统治，利用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等各种手段不断制造地区动荡以达到控制、颠覆、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特别是在经济、金融、法律武器化上，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当它登上这样的帝国高地，傲慢地面对其他族群的同时，更有跌落神坛的恐惧。那种“只有别人都不可能比我好，才是我真正的好”的逻辑就更加夸张的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但是，理解，并不是要合理化它的逻辑，认同它的逻辑，甚至顺从它的逻辑。人类经历过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我们不能评判那个是好的时代，这个是坏的时代。但由那时代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烙印则深刻地影响着以后的人类，就如同我们的味蕾，总记忆着儿时的味道。如今，人类早已超越了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需要有所改变。以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技术能力，是可以不需要再为生存而相互争夺，有了改变狩猎思维的物质基础。 当你关上了屋门，是把别人关在了门外，但也把自己关在了屋内。简单的关门，不是手段，更不是目的。门是用来开和关的，不能一味地关，也不能动不动就关，关门会影响室内的空气和采光。从美国独立的过程看，各种制裁、脱钩措施，所造成的伤害都不是单向的。 美洲抵制“英货”，不久就因为富豪们耐受不住粗布衣服、不愿意饿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而偃旗息鼓。目前的欧洲，包括英国，正面临着制裁俄罗斯、抵制欧罗斯石油天然气与“饿死、冻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的两难选择。英国当年对美洲殖民地的各种制裁，包括出兵，并不能阻止美国获得和发展各种技术，也没能阻止美国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美国独立，只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自主，没有，也不可能在经济上、文化上交往上与英国脱钩。 地理大发现，或者美洲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封锁的结果，或者说是为了突破封锁、寻找新的欧洲通往中国的商贸通道的结果。美国独立，是美洲殖民地为了突破英国的经济禁锢，寻求自主发展工业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平等贸易的结果。面对美国在全世界大搞长臂管辖、经济遏制、科技封锁，与中国搞所谓“脱钩”，我们需要有新的“大发现”，超越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在提升自己科技能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同时，以大开放突破它的大封锁。面对已经瞄准你的狩猎者，自我收缩、自我封闭，结局只能是束手就擒。 — End — 文/主播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干旱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手段，控制了这种疾病，但是满族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竭力回避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的数次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从回报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是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皇太极终止对华北进军的原因之一。崇祯八年（1635）在山海关附近肆虐的疾疫很可能是天花。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其规模之大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这是《哈佛中国史》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最后一章快结束时的叙述。 读到这段文字，非常惊奇，中国人居然在那时就发明接种人痘预防天花。以前一直以为是上世纪初引进西方的牛痘，才有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类一直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持续总结经验，并不莽撞行事。满族人虽然还没有掌握人痘技术，但知道要回避病毒，没有脑残去试试集体免疫。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也无所谓必然，都是许多偶然事件串连的结果。偶然事件，又往往是当事人的个人原因造成的。明清鼎革，同样如此。 如果当时满族人趁明朝因洪涝灾害和瘟疫自顾不暇之际，继续进攻，会是什么结果？一种可能是，如后来那样摧枯拉朽，提前十年入主中原，以后的历史可能没什么不同。也有一种可能是，大量满族军人染上天花，损失惨重，失去锋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念想。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大不相同。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明朝的将帅看出满族军队是因为害怕天花而退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着接种了人痘的大军直捣黄龙，那会是什么结果？当初美洲玛雅人在带着梅毒病菌的西班牙人面前完全垮了。当然，玛雅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梅毒，满族人知道天花的危害，不至于如玛雅人般以为西班牙人是神兵天降。但当有相当多的人员感染天花，这个将各个渔猎、游牧、农牧部落整合成一个民族和国家才几十年的群体，估计很容易就各奔前程，逃离这被天花污染之国，恢复各自的渔猎生活、游牧生活和农牧生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上不仅不会有“清”，连号称继承“金”代法统的“后金”也只是昙花一现。 虽然以上的如果并不成立，但明朝并不是满人打掉的，而是明朝自己垮掉的。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才是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真正关键。李自成起义和崇祯皇帝自尽，都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也与他们个人的行为有关。 李自成本来谋到了一份驿站的差事，也算是体制内的编制，但两年后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裁撤了一些驿站，李自成所在的驿站也在裁撤之列，他于是失业。此后，他当过税吏，投过军。由于连年旱灾，农民成为流民，其中不甘饥饿等死的便揭竿而起，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这些队伍，最终成为领袖人物。假如李自成有朱元璋的能力，在进入北京后，很快就稳定部分地区的局势，招安已经没有皇帝的官方军队，满族军队就没有机会长驱直入。他们可能只是在大顺朝东北部造成长期压力的一股势力。可惜，李自成终究不是朱元璋，不是刘秀。 崇祯皇帝看来有刚烈的一面，居然就在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上吊了。假设他跑路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没有榜样，之前有大唐的李隆基，之后有大清的慈禧太后。只要他活着，明朝的主心骨就在，各路英豪师出有名，平叛与抗清，可以统一协调，像唐朝那样再得中兴也是有可能的。崇祯在，吴三桂也不会无厘头地引清兵入关，清兵更不会贸然打进来。吴三桂即使要勤王，也不至于引清兵勤王。崇祯一死，太子未能逃脱而被叛军俘获，忠臣们没有了尽忠的对象，只能作鸟兽散。勉强要尽忠的，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自寻找皇室后裔匆忙拥立为王，却无法号令天下。虽然看似传承有序的南明，皇帝如走马灯，根本无力整合全国的资源抗击清兵。所以，崇祯上吊是明朝灭亡，改变中国历史的最关键偶然事件。 有意思的是吴三桂，他不知道怎么算计的，居然就引清兵入关了。假如吴三桂当时愣头青一下，重走李渊、赵匡胤的路，以后来南明那些皇帝的不堪一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或者，吴三桂拥立南明的其中一个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曹操那样，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再或者，吴三桂迟疑不决，暂作壁上观。无论哪种情况，当时只要不是吴三桂主动向满人借兵，清兵一下子不敢贸然入关。即使清兵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举兵入关，战况肯定与有吴三桂主动引领完全不同，那么后面的结果就不是必然的。明朝或许还是会因为李自成攻打北京和崇祯自杀所引起动乱而灭亡，但问鼎中原的不一定是清朝。从这个角度看，吴三桂才是改写历史的人物。 后来的历史是清人主持下写的，拔高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好像从太祖就开始了问鼎中原的事业。杀父之仇是确实的，要报杀父之仇，开始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明朝廷，而应该是边关的官员。真实的历史更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无论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还是明朝的农耕民族，都有粮食危机；明朝这边对东北的皮草、人参等需求大量减少，这也意味着满人可以换得的生活必需品大量减少了；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瘟疫，更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这个时候只能向南方的农业社会寻找生机。努尔哈赤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多占领一些地盘，最多能成为第二个“金”。只有到了吴三桂引清兵进关，他们才可能有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或许还是拿下当初金、辽的地盘，当发现明朝已没有共主，国家机器已然散架，皇太极才有了更大的野心和规划。 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个动念，只是时代浪潮中的微沫，但一定条件下，这微沫可能成为推动流向改变的涌浪。这人，可能是当时的大人物，也可能是当时的小人物，有的小人物最后可能成了大人物，有的致死依然是一粒微尘。崇祯是大人物，朱元璋是小人物成了大人物。 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在荷马的吟唱中，都是个人的偶然行为，还包括天上诸神偶然的喜怒哀乐。现代考古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似乎证明有过这么一场战争，但很难想象那时的英雄们会为一个女人持续地围攻一个城池。那时打仗，也可以说是抢劫，是一门生意，装备都是战士们的投资，需要靠战利品覆盖成本并获得收益，因此，都有分赃的规则。十年只有不断的投资而没有正的现金流回报，是不可能的。所以，十年中经常去打是可能的，但持续地打十年是不可能的。十年中，这次是这几位英雄一起去，下次联合另几个一起去，有打了一半离开的，也有在打的过程中加入抢劫行列的，都是各个英雄的偶然算计、偶然决定。英雄们的来来去去，以及来来去去一路上的经历，成就了荷马的史诗。特洛伊战争对历史究竟有什么影响，恐怕很难衡量，但荷马的史诗却是持久地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荷马，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一个为生计而流浪街头的游吟诗人，时代潮流中的一个沫沫，一个小人物。 崇祯死于1644年，17年后，1661年2月5日，清朝顺治皇帝因天花突然去世，只有23岁。皇帝突然死去，往往会引起宫廷内斗，传说遗诏被篡改，选了当时只有7岁的三儿子玄烨继位，也就是带来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之所以选他，一个勉强的理由是，他得过天花，已经有了自然免疫力。玄烨因为偶然得过天花且没有死，被动当上皇帝并开启了康乾盛世。历史上，许多年幼继位的皇帝，大多是当时的权臣、后党或太监把持朝政，为了能继续控制朝政通过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权斗，选择了这些年幼无助的皇子或皇族幼儿。不过给出的选择理由，一定是堂而皇之的。有趣的是，现在来看，选择玄烨的这条理由还挺科学的。顺治得天花，非常偶然，皇上驾崩也很平常，但顺治的天花却可能是改变历史的天花。如果顺治没有早逝，继续执政，以后继承皇位的可能就不是康熙，也就可能不会有康乾盛世。更有可能的是，像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政权，顺治及其善终的可能继承者，其治理方式无法适应农耕社会，不久即陷入动乱，那就不是有没有康乾盛世的问题了。极端天气、瘟疫等偶然事件，同样会成为改变历史的涌浪。 临睡前照例阅读《鲁迅全集》，拉起书签带翻开书本，正是《我的种痘》。文中鲁迅说，有一种中国古法种痘，人说是明末发明的，他不知道是否的确。书中就此注释说：“关于中国古法种痘，相传始于宋代，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已设立痘疹专科。”种牛痘是19世纪末西方传入的，所以那时也叫“洋痘”，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当然是效果更好。因为是引进的，却并不被中国人信任，所以需要宣传。如最初佛教进入中土，需要借用道教话语。鲁迅在文中记录了两种“古怪”宣传方式：一种意思是给小儿种痘，就好比乘强盗羽翼未丰而擒之，比较容易之类；一种是说中国古已有之，叫六道刀法，但已失传。现在的“洋痘”应该就是六道刀法的遗法。现在之所以又恢复了，大约是劫数未满，洋人输入鸦片，害人不可胜记，现在把牛痘传入中国是抵消鸦片的罪孽。因此，必须坚信并遵行，否则有违天命。 虽然有各种宣传，并且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接种牛痘，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鲁迅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鲁迅不禁感叹：“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 鲁迅文章中还穿插小时候玩万花筒和老来因怀念小时候而买万花筒的情节，非常有趣。文章最后说：“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印象中，还在很小的时候，时不时能见到满脸麻子的人，上海话叫“麻皮”，同龄人中则没有见过。最后见到的是在农场，一个大我十来岁的同事，大家叫他“麻郎”。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但对人类社会有影响，却没有根本的改变作用。许多科学创造，往往也来源于人的不起眼的偶然遭遇和灵感。科学能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进步，但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退步，则经常会有反复。现在看伊朗上世纪60年代的照片，你或许以为是当下的伊朗人对未来的畅想。 《哈佛中国史》“元与明”卷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变迁的影响，这主要是受竺可桢有关研究的启发。目前又是极端天气，人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气象季。面对气候转换所带来粮食灾难和瘟疫流行，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的一时兴起或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大变化，可以说没有规律可言。历史上，面对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农耕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注重内部治理的调整，但往往穷于应付，而游牧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善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算计或许精密，但往往出现黑天鹅。不能成为黑天鹅的老百姓，只能被时代所裹挟，尽人力顺天命。 — End — 文/主播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又到了月度墙裂坛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今天阵容非常豪华，不仅有常驻联储首席评论员郑朗老师，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债券专家大卫文老师。文老师身上有很多条精彩的斜杠——他是香港知名资管的债券基金经理，还是一位脱口秀演员，熊市金融段子手。墙裂坛迎来了第一位娱乐圈嘉宾。 几个月来，市场一直在喊叫“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正在亲手制造一场严重的衰退”。看经济数字，似乎确实如此：第二季度GDP增长为-0.9%（环比折年率），加上第一季度的负增长，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从经济学定义上的“技术性衰退”。看生产数字：服务业PMI和PMI生产指数分别跌到荣枯线之下，似乎更印证这一点。看消费信心：密西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看利率预期：十年/两年期国债利率一直处在倒挂状态。再看历史：据史料记载，所谓的“软着陆”非常罕见，美联储在加息抗通胀却不造成痛苦（硬着陆）方面并没有好记录。 但是，我们的感觉上并不像在经历衰退。看就业：截至今年6月，美国增加了274万个就业岗位。看财报季：消费、旅游、航空、酒店需求都在迅速增长，机场和度假地人满为患，美股盈利多数好过预期；虽然亚马逊正在减少库存，但是谷歌仍然赚得盆满钵满。再看欧洲，更是奇怪：增长是正的，却处处可以嗅到衰退的味道。 这一切不由得让人充满困惑。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场“薛定谔衰退”——在打开盒子之前，正在衰退和没有衰退同时存在。现在到底是不是recession？对市场最敏感的债券人是怎么想的呢？ · 本期提纲 · 1. “薛定谔衰退”：现在到底是不是衰退？ 小跑（02:07）：录音之前，7月非农数据刚刚公布，所有人被小小震惊到了——比预期高出一倍还多，就业和失业数据都已经回到了疫情前水平。拜登立刻发言：“现在（我再任时）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就业时期（More people are working any other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所以现在究竟是不是“衰退”呢？ 大卫文（04:11）：所以会产生“薛定谔”的感觉，是因为当下整个市场的方向受两股力量驱动：一股力量是对“衰退”的担忧——它会把整个长端的利率向下推；另一股力量是对“通胀无法在短期内被控制”的担忧，或尚未见顶的预期——它又会把短端利率往上推。 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会让我们的观点每天经历“左右互搏”——今天觉得衰退严重要降息了，过几天数据好了，又觉得经济好像还扛得住。 从利率上来看，其实从4-5月后一直到现在，基本都是处于在一个区间波动，最低由于地缘政治到过2.5%左右（10年期），最高大概3.4%——这就确定了短期内的一个区间，在中间波动时，其实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影响。从中长期看，虽然历史上每一次加息的cycle都会引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现在做判断还太早。 如果大家觉得衰退是由于美联储的利率和政策操作导致，我们可以看它利率政策操作的目的——“控制通胀”是高优先级目标。但是看本次通胀的形成因素，光靠联储操作其实很难解。 大卫文（06:00）：Zoltan最近文章的观点：通胀不仅没有见顶，反而才刚刚开始；经济走向会形成“L”形，最终不可避免会出现衰退（甚至更严重的情况）。抛开观点不谈，Zoltan的一些底层逻辑是正确的，现在的通胀其实跟以前每一轮都不一样。历史上大部分通胀是需求带动的经济过热和价格上涨。但这一次很明显更是由供给端被限制、或结构被改变。同时，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控制移民、贸易保护、还是地缘政治，从前的逻辑都被打破，导致欧美供应被限制住。 这次通胀是更难解的一个结，最终会不会需要靠一场衰退把需求压制到跟供给一致？至少短期内市场需求还在，需求元气没那么快被伤透，我们更需要关注底层逻辑。 郑朗（12:15）：不用纠结“衰退”（recession）的定义。“衰退”本身有很多指标，与其纠结具体指标不如看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尤其是最新的非农数字和预期的比较——“预期”是25万，而公布的数据直接翻了一倍还多，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其他指标：失业率3.5%，预期是3.6%；每小时时薪数字，按月增长0.5%，预期0.3%，按年增长5.2%，预期4.9%——所有数字都在改善，说明劳工市场确实相当强。一切都在显示：尽管联储在加息，我们可能离“衰退”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本次非农就业当中的企业端口径（Establishment Data）数据确实非常强劲，但家庭端口径（Household Data）从3月开始就一直停滞不前。企业端可以认为是工作岗位增加了，而家庭端则说明实际的工作人口变化不大，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兼职的人变多了，或者说一人同时兼顾的职位变多了，这样解释就能与其他一些较为负面的数据对应了，因此非农数据虽然强劲，但也存在一定的“欺骗性”。 小跑（16:36）：非农是领先指标还是滞后指标？最近美国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裁员，或者暂停招聘计划。包括微软、Facebook、Uber等等；不得不让人觉得就业数据也许是个“滞后指标”，裁员效应也许后面才会显现出来。但如果看今天的就业数据，又是一个“普遍增长”——从就业、酒店、专业商业服务、到医疗保险等等，反差极大。这个现象该怎么理解？ 郑朗（17:35）：科技公司更能够占据头条，在整个美国的经济里面，虽然产值很高，存在感很强，但真正雇员数量占比例其实非常低。这次非农数据急升，有可能是因为近期物价上升，很多吃低保、或者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又回到了就业市场。 Zoltan文章中提到的观点：“低通胀世界”的三大支柱、西方国家通缩恐慌的根源、全球主要央行多年QE的“许可证”：（1）让工资下降的廉价移民劳动力；（2）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中国廉价商品；和（3）为欧盟提供能源的廉价俄罗斯天然气——都在消失。所以通胀不仅没有见顶，反而才刚刚开始；它不再是央行创造出来的东西，可能已经成了世界的新范式。 所以，通胀也许不是是周期性的（疫情和过度刺激造成的混乱) ，而是结构性的（多极世界秩序转变中的混乱）。如果是前者，那通胀已经见顶。如果是后者，那通胀才刚刚开始，并正在朝着“战争工具”的方向演化。 可能未来很多年，我们都会面临着一个比历史上更长的通胀，也许不是靠联储能够压下来的——这也许才是“衰退”观点产生的原因——如果真的需要长期把经济压制住，通胀才能够缓解。 大卫文（20:48）：本次就业数据高涨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欧美对疫情基本完全放飞，管控和隔离全部被取消掉——其实也就发生在近两、三个月。现在全球的人员的流动、出行的需求带动了服务业，也推动就业。 小跑（22:49）：文老师的观察应该很正确，这有点像美国经济，面临着无休止的供应问题，但对工人和消费品的需求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欧洲的经济数据（包括GDP）一直都是正增长且好过预期的。可欧洲反而更接近“衰退”，处处都可以闻到“recession”、地缘政治影响的味道。 如果这是一场经济衰退，那真是一场奇怪的衰退。回顾历史，衰退的形式和规模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近期历史上的几次失业高峰： ● 1990-91年衰退期：失业主要在商业地产和银行业，持续了4、5年才回落至衰退前水平。 ●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衰退很特别：GDP在持续增长，很难被视为经济衰退，但是股市下跌，让人感到极其痛苦。 ● 2008-09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其深度和持续时间之长被称为“大衰退”，失业率上升到10%，房地产市场崩溃，个人破产激增。 ● 2020年疫情带来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失业率飙升至接近15%，但随后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支持下迅速反弹。 所以这里似乎有个“Recency bias”（近期偏见）的问题：大家的认知会受到“近期记忆”的影响——因为我们还记得前两次衰退的破坏力有多大，就认为下一次衰退应该有同样的规模。 但如果说过去几年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旧的经济剧本对当下毫无帮助。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前人经历过的，但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因为疫情和地缘突然停滞，大量人工作瞬间停止，但央行和政府铺天盖地的刺激到位，经济市场迅速反弹，数万亿美元直接撒钱补贴，配合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任何预期经济将遵循通常的“繁荣-萧条”模式的人可能都会将感到失望。旧的经济模型其实无关紧要，我们需要找到全新的东西来指导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卫文（25:00）：其实每一次危机、或者每一轮周期来临时，大家都觉得可以根据上一轮周期来预测，比如加息到什么时候结束？但当下市场中可以感受到，很多趋势、驱动因素跟历史每轮周期并不相同。虽然可能会走同样的进程，但是进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幅度、时间、还是整个经济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根据过去几轮经验完全复制。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有“周期”这件事了，大家都看得懂，预期一致，曲线就是平的了。要敬畏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只能帮你做些准备，不能预测。 2. 上次FOMC会议回顾 小跑（28:23）：上次FOMC会议上，联储又加了75点，虽然看起来还是比较强硬，但加完息后，市场反应似乎很正面。这一次，市场普遍对鲍威尔老师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这一次和市场的沟通表现还不错，至少比上一次的“渣男表现”要好。但他确实暗示可能减少未来的加息幅度。市场马上解读为加息高点已经过了。 大卫文（28:26）：在加息的cycle里，其实真正推动市场、推动大家情绪的并不是加息的数字，而是“对于加息的预期”和“预期之外的惊讶”——这两点是最容易推动市场的，而且基本是在加息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当真正产生超预期事件，并且大家开始对于联储既有行为和加息进程预期改变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影响到市场。 这一次加息75个点之后市场其实没怎么动。这次的会议其实已经较好地向市场传递了一个预期，市场心理稳定——一块石头落地了，而且落地的姿势跟自己想的又一样。 这届美联储还是比较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提前引导市场，在引导的时候，市场就会开始“pricing”的过程，最终到会议开始、真正宣布利率决策时，只要跟预期是一致的，市场就会比较稳定，并且去理解联储的操作。 这次的FOMC有一个不同之处，“利率前瞻”会被取消——这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灵活度。其实联储跟我们一样，也是非常短期地在关注市场，通胀也好，就业数据也好，经济动能也好，联储跟我们一样也在关注这“两股力量”的博弈。 郑朗（31:42）： [图片] 这是联储自己做的“衰退指标图”。可以看到，2000年虽然GDP是正的，但其实衰退的指标非常高。 这几次有一个共同特点：虽然GDP有正有负，但是美股基本上每次都是“雪崩”。美股崩意味着需求受到了很大打击，因为美国人很多钱都是放在美股里的，尤其是养老金——美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所以美股对于美国人的需求会有很大影响，所以美股崩盘对于美国来说是伤筋动骨的，它真的会影响到经济动能。 这一次FOMC加息的决定没有产生太大波动。关于取消前瞻指引，我觉得应该对联储相对宽容些，宏观经济预测本身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它和我们一样，并没有什么额外信息，也许有些数据能比我们早一步拿到，但这些数据最后也都是公开的。宏观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多头动态博弈的一个混沌系统，没有人真知道它将来会怎样。 小跑（36:04）：大家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节奏。可能也都意识到了通胀有可能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或者既是“周期性”又是“结构性”的，有可能不仅仅是疫情和过度刺激造成的混乱，而是世界秩序转变中的乱纪元。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我觉得联储到了如此境地，可能也是过去做了太多超出自己职能范围之外的事情。毕竟央行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持金融秩序、货币体系稳定，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股市的稳定也要由联储负责，甚至ESG也和它有关。 郑朗（37:12）：如果我用体育运动来打比方，联储肯定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裁判，也不算是赛事的组织者，他的角色更像是组委会里的一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整个比赛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比赛）。 大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联储身上，这个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缺乏动能的表现。如果回到2000年，信息高速公路带动生产力高速发展时，大家并不会天天盯着联储，投资行为也不会跟着Fed宽松和收紧的节奏走。可能直到下一轮技术突破之前，联储还是会被放在放大镜下面被人死盯。我不看他看谁呢？ 3. 中资海外债券市场的近况 小跑（42:46）：两位老师都是海外债券专家。前段时间市场看起来很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大卫文（43:36）：现在的惨景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哀鸿遍野。而且今年以来，不管是交易量、还是资金赎回，都有进一步蔓延到“卖方”（sell side）的趋势。 现在市场最大的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高收益市场现在基本已经是一个“死掉”的市场了，它已经不再具备帮助公司再融资的功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碧桂园，这么一家现在还算谨慎、暂时没有出现信用风险的房企，它的第一笔明年到期的债，现在交易大概在70块左右；而从明年第一笔之后，交易价格降到30~40块钱；后面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这反映出大家已经完全脱离了真实估值在交易，已经不看收益率是多少，企业基本面怎么样，干脆全部基本上都打在违约价的水平。这已经是一个信心崩溃的市场。 房企曾经占据中资美元债高收益市场70~80%的体量，现在平均交易价格都已经在三、四十块。这个市场其实缺的是信心，大家对于整个中资地产逻辑的改变，可能真的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能恢复，至少在短期内我没有看到曙光。 而投资级市场跟高收益市场两极分化。前段时间中国三峡集团发了一笔三年期美元债，当时二级市场的曲线大概是三年期treasury加65个基点；结果最后定价是加46个点，大幅窄于它的曲线——说明对于这种企业的需求量非常大，市场上没有东西可买了，大家全部冲到这种没有什么信用风险的大央企上，把它的价格会挤成非常窄。这是一个极度避险心态的体现。 这两个市场还是陆续在一个非常分化的极限中继续前行。有人会觉得现在中资美元债的收益率已经处在历史极值了，比发达市场的收益率高不少，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抄底的市场，因为这么高的收益率中依然蕴含了很大的风险。 郑朗（47:56）：这个市场确实是两极分化：不太好标的完全趴在地上爬不起来，资质好的跪到天上去也买不到，而中间地带几乎没有。 我们看看近都是谁在发新债：蚌埠高新投资、丹阳投资集团、长春城市发展、济南高新、绵阳投资控股——基本就是中国市政地图。以前的市场，有央企、有民企、有地产、有城投，而现在的市场只有城投在新发，而且很多还不便宜。某些程度上这是非常畸形的。现在的中资海外债市场好像是一个摔了一个大跟头，跛着脚往前走的感觉，一级二级都很不正常。 最终该合并、整合的还是会整合，可能要到那个时候，这个市场才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此外，还是非常期望看到有一些新类型的发行人，而不只有央企城投。 但现实比较悲观，如果如前所述通胀可能是“结构化”的，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收益率曲线的抬升也是“结构化”的，那么，过去这几年可能真是未来30年内收益最低的时刻了。今年我们还能聊天，也许明年我就得改行了。 小跑（51:49）：欢迎来到web3。 但是在这个乱纪元谁都不好过。加密世界也是一片大熊。我们处在的这个时期，市场全面都“熊”的状态，可能历史上都很难找到。 大卫文（52:48）：所有资产大类都在受影响，所有人的波动都加剧，各个资产也走向也比较一致，不像以前还有“股债跷跷板”，从债流出去到股，从股去到债。今年明显是流动性驱动，联储在缩流动性，除了加息还在缩表。之前Crypto也许还是吸收过量流动性的地方，但当流动性真的退潮时，所有地方都无法幸免。 我想到一个段子：“年少不识城投香，错把地产干满仓”。一切都是因为太年轻，真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会发现还是“无聊”的地方最安全。 — End — 嘉宾 | 郑朗 大卫文 主播 |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今天的话题起源于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事情——自己那渐行渐远、越来越无法集中的“专注力”。生产力以肉眼可见速度下降；大环境剧烈变化，情绪被扰动得越来越频繁，内生消耗越来越严重。 我甚至总结出了一条规律：自己每天的精力和手机上的电量格保持同步比例。每天早上都是100%满格，随着打开手机，在群里和人辩论、看微博唉声叹气、回应别人随时发来的信息——电量格越来越小。等筋疲力尽地处理完这些信息，留给自己“创造”生产力的电量，已经所剩不多。 所以，当你发现别人只花了一半时间和精力就完成一件事，其实只是少花了50%的精力在自己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上而已。 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好受，就像日积月累吃垃圾食品，突然有一天惊觉自己身上已经多出了50斤肥肉一样。这很痛苦，因为意识到了自己需要开始进行漫长痛苦的锻炼——对于丢失掉的“专注力”，我需要锻炼的是自己意志力和专注力这块“肌肉”，过程同样痛苦。 我们目前感受到的很多问题：困惑、不安、生活无意义、前途不确定、政治/经济性抑郁、对大环境的不满——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改造自己”。自己的核心底层代码需要被重写。 · 本期提纲 · 1. 普通人当下和十几年前相比，获得的信息量是压倒性的、前所未有的。 2. 传播媒介（Mediums of Communication）就像“自私的基因”。 ●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解释了进化的基本原理以及三个基本特征：变异、选择、保留（遗传）。首先要有“变异”，生物才会有差异；然后要有一种“环境”，使得一部分生物无法存活下来，而只有能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生存。这个过程中，基因的演化需要有“复制子”和“环境”。 ● 但是演化的“过程”是中性的，并不参与演化的过程。它就像一个写好的算法，“input”的细微改变会造成“output”千差万别，但算法是“不管不顾”的，它没有情绪，没有中心，没有计划，只是踏着自身的产物向上攀爬，以最适合自己传播的方式发展。所以“进化”也不一定是进步的，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也可以突然被抹去，比如恐龙。 ● 信息也是如此，它会“不管不顾”地以最容易自己传播复制的方式发展。结果就是越来越碎片化。推特和抖音打破了人们的大脑习惯，我们本不是被设计成用几十个字符和几十秒短视频来交流的。再加上新闻业本质上是操纵性的：近10-20年，媒体记者才有了“阅读量”这个KPI。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 但这并不是新时代的产物，纵观人类历史，一直在和“文化精神枯萎”做斗争。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图像：伪事件指南）和The Brass Check: A Study of American Journalism（赝品审查：美国新闻业研究）分别从上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早期描述了对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碎片信息的担忧。报纸印刷品出现的时候，人们恐惧书籍的灭绝；广播电视出现后，人们恐惧印刷品的灭绝；抖音出现后，人们恐惧整个文化的灭绝。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专注力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吗？ [图片] 3. 怎么办？解决方法一：对“不确定性”和“干扰”的敬畏应该嵌入到我们的基因中。承认不确定性才是确定，干扰随时会来，加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专注力。 ● 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教我们如何面对震惊，人是一个轻微摇晃就会碎裂的容器，发生任何事情都不用惊讶、分心。 ● 塔勒布以斯多亚学派平静、自制、可承受任何打击的处世哲学为启发写出《反脆弱》：人们无需纠结于短期的预测或理性准则，为长远利益考虑加强反脆弱性才是不二法门。 ● “安宁又稳定”的环境根本不存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基因中就是不完整的，陷入“意想不到”的情境几乎一定会发生。对不确定性的敬畏应该嵌入到我们的基因中，不应该为环境的变化而打乱自己的脚步。 4. 解决方案二：读一读2000年前的正能量鼻祖《沉思录》，看一个君王的自我修养。 ● 想象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处的极端环境——既要应对接踵而来的战争，又要治理整个帝国，却依然能保持专注。“意志力”这块肌肉是可以被锻炼的。 ● 《沉思录》的内容大部分是奥勒留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明确觉知自己所处混乱世界，却能写出冷静而达观。 [图片] 《沉思录》 5. 解决方案三：意志力也是一块需要锻炼的肌肉。 ● 今天哲学家是教授，而古代的哲学家是国王、战士和运动员。身体上体育上的锻炼和折磨，会反映到心灵和意志力上。 ●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智力精英主义，智力比身体更受重视。宅家的码农，办公室里的白领是社会精英阶层；而体力劳动者至少在社会舆论和普遍认知中不是强势阶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生活中的弱者也往往是键盘侠高手，需要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扬眉吐气。 ● 没有身体的强健，意志力这块肌肉也是锻炼不充分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社会上的心灵都脆弱、易怒——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 ● 赛内卡说“我们要严格对待自己身体，这样他才能听心灵的话，不会违背自己的心灵（We treat the body rigorously so that it will not be disobedient to the mind）”。身体上的挑战可以帮助你练习意志力。 6. 解决方案四：静止的力量。处变不惊、不受干扰的自由，放慢速度的能力。“就像岩石或悬崖一样，无论海浪拍打着它们，最终还是会落下来。”“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能力很重要。 7. 解决方案五：保持觉知。鲁迅先生的“长期保持愤怒”也是一种专注力。对世界保持知觉，不让自己沉睡过去。 — End — 嘉宾 | 刘晓春 主播 |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 小跑对话 · 刘晓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最近，村镇银行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也引发了对“村镇银行”这一类别银行的发展现状、方向的很多疑问。 本期对话就村镇银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管思路，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做出详细解读。 · 对话文稿 · 小跑：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村镇银行的历史。据我所知，村镇银行在我国这么多种类银行当中，历史并不算很长。如果我们以原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六个省（区）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为起点的话，也就是2006年末，到现在也只有16年时间。您是如何理解村镇银行的历史和背景的呢？ 刘晓春：在我们国家整个银行体系中，村镇银行还有后面出现的民营银行，可以说是历史最短的，只有十多年时间。当初是为了支持“新农村”建设以及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提出是不是应该有专门的金融机构去支持，这是设立村镇银行的背景。 其实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设立村镇银行的逻辑并不很顺，或者比较牵强。原来我们就有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以后，原来农村信用社的定位就是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为社员之间融通资金服务。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关于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究竟是坚持所谓“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为农村服务，还是应该走向商业化——始终是有争论的。 于是在争论中，发展就一直在两边摇摆。在这种摇摆中，原来的信用社变成了县联社，县联社变成了农商行，甚至许多联社并在一起变成大的农商行。最近有些地方还要把全省的农商行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省级农商行。 这个过程中，农信社从最初直接为农民、农业服务，慢慢开始不断往“上”走——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民，导致大家觉得在新农村建设中似乎没有金融机构在为农民、农村、小微企业服务，于是开始有声音要求成立新的村镇小银行进行服务。 但我们可能没有去仔细研究：为什么当初农村信用社会脱离农村？如果不想清楚这一点，农村信用社或者农商行到底怎么改革，还是没有一个明确方向。比如一方面要求农商行不能离开县，必须以县级为法人单位，但同时又要成立新的村镇银行来为农村服务，这里本身就有一个矛盾。 还有一个认知上的矛盾：似乎只有小银行才能为小企业、个人提供服务，大银行是不会的，所以要成立村镇银行。但是在成立村镇银行的时候，监管还是注意到了一些问题。金融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在成立村镇银行的时候，往往要求现有银行作为发起单位，然后引进其他资本，包括民间资本。 小跑：刚才您提到一点，也是大家对银行认知上的一个误区——认为“大银行”是不服务中小企业或者“大银行”不在乎中小企业，这个认知可能始自2008年金融危机，也可能是银行发展壮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行为让大家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好像大银行天然就不会服务中小企业。就算小银行成立之初的目标是服务于小的实体或者农村，它依然会发展壮大或者产生更大“欲求”，一旦变成大银行，可能又会遇到同样的悖论。 村镇银行成立的初衷还是很明确的：聚焦在小的村镇。因此设立的门槛也非常低：在县、市注册，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而在乡、镇设立，资本金只要100万元。而且对所有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都放开。如果对比后来民营银行设立动辄数亿元的标准，村镇银行的门槛简直太低了。 可能正是因为设立门槛如此之低，它的发展速度也非常惊人，基本上三年之内全国数量就“破千”了。到2021年已经有1600多家村镇银行，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村镇银行的本质，或者它天生的使命、天然的定位到底应该是什么？ 刘晓春：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原来的农村信用社目标是很清楚的，因为它是“合作制”，也就意味着不应该是“商业化”的或者不应该以“盈利”为目标，而主要是为社员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金融、融资需求服务。如果它能够安于这样的定位，可能就不会有后面出现的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正好又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在快速变化。如果所有的农村信用社都拘泥于原来的定位，可能也没办法发展。比如，发达省份的乡镇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原来社员小家庭农业几乎是挣不到钱的；同时，信用社本身的经营模式也导致它不可能迅速扩大，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从经营或者管理信用社的员工角度来看——原来“农信社”和“农行”之间，虽然是两个所有制、两个法人，但是它们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所以有的时候，干部会有一个通道，好的信用社主任、业务骨干可能就会进入到农行国有体制。 如果我们不讲信用社本身，只从个人角度来看，肯定是“人往高处走”。他/她会希望自己的身份能够变成“国有机构”员工，信用社主任也希望能够变成农行员工，比如原来县支行的股长能够当上农行副行长、行长。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上升通道”，农信社的管理者当然希望把银行“搞大”，不会满足于只是一个小信用社的独立法人，这样个人才有发展。所以不管是经济本身发展，还是个人职业发展角度，都有“做大”的动机。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没有其他机制、法规等来限定信用社只能做成什么样。同时，“改革开放”就是要突破思想束缚，信用社也不一定非要“合作化”，不一定只能为农民、农业服务，也应该能够“进城”，所以信用社资金到底是只能用在农村还是可以“进城”也是一直有争论的。在这个过程中，信用社就摇摇晃晃地要“走出去”。 为什么做大后就不能服务小微？正因为几十年经济在发展，经济结构也在变化。从银行角度，其业务结构、客户结构肯定也要随经济结构变化而变化。“变化”是指哪里好赚钱，就往哪里走；而从行长角度，不仅会选择更赚钱、更好做的“大业务”，还在于这样做对机构有利，对个人发展也更有利。从效益来讲，做一笔“大项目”只要几个人，几个亿贷款就下去了；而做小微贷款，每户几万块钱，几十亿业务目标要贷多少户？需要多少员工？如果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变化没有这么快，可能银行就能沉下心，小微也能做起来，毕竟是有利润的。但如果“大业务”有更好的选择，一定还是往那个方向去。 小跑：如果从村镇银行的定位来看，开始确实是扎根于乡村县城的。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经营和业务范围限制也比较严格，不允许跨区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过度发展的势头；贷款的主要投向也明确要服务于农户或小微企业。这些限制似乎确保了村镇银行安心服务自己该服务的对象。如果它的定位如此清晰，限制又如此之多，为什么近些年来村镇银行的风险会抬升呢？ 刘晓春：刚才讲过，村镇银行本身的逻辑是比较牵强的，但因为一些专家研究用一种“推理”方式论证其合理性，也造成了一些社会舆论。对此监管部门还是清醒的，认识到这其中的矛盾，所以对它做了许多条件规定。现在村镇银行有1600多家，但其实在2015年左右就不再批准新的了。 然而，这里依然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所谓“农村地区”现在已经是“五花八门”。很多“农村”已经城市化、工业化了，如果我们用同一套标准设立村镇银行，本身是会有问题的。 第二，村镇银行和原来农信社不一样。原来的农信社全部在乡镇以下、按行政区划，只要有行政区划就有信用社，不管当地人多人少，经济总量有多少。但是现在设立的大多数村镇银行都在县城，某种程度上是远离农村的，又没有或者少有分支机构。所以能不能真正服务到村镇，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第三，当大银行、农商行体系和邮储银行都已经下沉时，网点角度看村镇银行并没有填补任何“空白”。村镇里已经有各大银行、农商行网点，村镇银行还面临其他银行竞争。 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比较保守的观点：作为银行，放贷款是需要有存款的。而我们成立村镇银行包括民营银行时，大家关注的都是怎么能够“放贷款”。比如，成立民营银行是因为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村镇银行也是因为农村农户融资难、融资贵，这些都是“放贷款”的角度。但是，银行需要有存款才能放贷款，而且并不是天然就有存款。老百姓信任你，才会有存款，不信任你是不会有存款的。所以，目前村镇银行也好，民营银行也好，成立以后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存款没有来源。一家新的银行，老百姓对你不了解，尤其是周围已经有各种熟悉的银行，更不会到你这里去存款。村镇银行旁边有农行、邮储，还有农商行，大家首选几乎不会是它。但没有存款就很难去发展，盈利能力也很小。 村镇银行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基本必需的成本都有。比如科技、数字化成本，很多都是母行承担掉。所以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村镇银行确实有一个“必要性”和未来生存发展方向的疑问。 小跑：这几十年来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像制造业、工业、贸易、房地产等往往是在大城市或者大行业中发生。这些经济类别发展迅速，银行也天然会想去服务这些行业。 直到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整个经济结构也开始关注到消费或者居民层面。同时原来的“大项目”由于各种情况，发展放缓甚至停滞，对于信用的需求也慢慢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所有银行都在“下沉”。 我认识到“村镇银行”这个词还是当年在外资银行工作时。外资银行在国内发展网店其实非常难，于是也曾经纷纷把目光投向村镇银行，因为设立标准低。但这几年来，村镇银行几乎都没有什么发展。与此同时，不管是大型银行、中小型银行、农商行，大家全都在“下沉”而且是加速下沉，下沉到县城、村镇、每一个人。几乎所有机构都对村镇银行进行降维打击，它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还有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农村商业银行1596家，农村信用社577家，两个加起来2000多家，已经超过村镇银行了。而且服务对象和定位几乎一模一样，但农信社历史更悠久、根基更深。所有这一切，确实指向村镇银行存在的必要性。 对于村镇银行自己，既然设立了，肯定要发展，但是又没办法跟其他大行竞争。怎么办？只能更下沉，或者去做一些风险更高的业务。无论怎么做，风险似乎都会抬升。但与此同时，资本金又这么低，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没有办法跟其他银行比较。 刘晓春：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专家们可能也要关注到。按照我的体会，村镇银行这样的小区域银行，其生存环境需要一个人口流动不太大、相对比较传统的社会环境，而且当地经济本身也需要是区块化或者区域化的。 小银行如果在熟人社会或相对小的区域经营，所谓“下沉”、做深做透是有存在价值的。但问题是中国社会经过30-4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社会。不要说城市，即使是农村，也有“农民工”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的农民工也是满世界跑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本身就打破了“地域”概念，同时我国整个经济也已经融入到全球化当中，经济交往都不是“区块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家微型银行机构，服务能力是不能够适应经济环境和人口环境的。不仅国内，在香港地区，原来的传统本地银行也早已慢慢衰落，原因在于香港原来的老社区差不多都已经消失了；美国的社区小银行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原因也是这类银行已经失去服务对象和服务环境。 所以不是说银行一定要从“小”做到“大”，或者只为“小”服务。问题是现在的“小企业”也都是在为“大产业”服务，是大产业当中一个环节，小银行也不一定能满足小企业的需求。 小跑：这里还有一个悖论：如果人口流动那么大，我们不是可以用手机银行、互联网银行来服务吗？但是问题又来了：建立互联网、手机银行的基础设施也需要投入成本，但是小银行是投不动的；哪怕投进去了，就服务几个客户，成本收益比是不匹配的。 您刚才提到美国的社区银行，我们的村镇银行模式是否很难找到可以对标的国家？ 刘晓春：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下面的机构相当于我们的农信社；法国的农业信贷银行，其实和我们也差不多——上面一家农业信贷银行，下面是合作机构。但是农业信贷银行相当于一家商业银行，和下面的合作机构是有分工的，业务上井水不犯河水，这是法律体系规定下来的；德国也有类似机构，但是不叫“信用社”，是相对更有一点合作性质的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和德银这些商业银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是分开来的，也是用法律体系分开的。加上服务对象一直是以工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所以一直维持得非常好，非常稳定。 小跑：看来首先必须要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结构逻辑相适应，其次是自己服务的环境、社区需求也要自洽，才是一个好的服务体系。 像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如泰国，也是农业产业、农村面积非常大的国家，但因为泰国的大型商业银行“下沉”得实在太彻底了，以至于几乎整个国家所有角落都是这些大银行集团的分支机构服务。这样的体系会更好管理、结构不复杂，也有集团抗风险能力。 美国的社区银行们也经历大量并购过程，过去30年间减少了一半，也面临如何把“传统”和“现代”结合好这个难题。从这些国家情况看，只要经济增长和结构发生变化，银行的经营都是会遇到问题的。 刘晓春：这是一个思考方式的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变化了，社会信息化数字化，我们确实要去扶持小微企业发展。但是在数字经济、人口高频率流动的条件下，还用30年前的方式去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是不合理的。 再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我们是要用专门机构继续解决“融资难”，还是相应引导政策，使得现有大机构去服务小微企业？我个人体会，今后小银行机构的生存环境会越来越差，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像现在这个数量级别的小银行，生存机会是不多的。所以能不能用其他一些政策，包括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小企业信贷”模式，或者有一些专门管理机构/担保机构，通过这些机制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而不是一定去成立专门机构来解决，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思路的选择。 小跑：您给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在讨论村镇银行未来发展方向甚至是农村金融发展方向时，可能还要再上升一个层面。从服务整个农村金融或者中小企业的层面上，探索整体的服务方式可不可以有一些思路转变？如果还局限于“用小银行来服务小个体”的框架，可能会限制很多想象空间。比如是不是用一个“集团化”的服务方式会更“有底气”一些？比如设立一个“村镇银行集团”。因为集团整体实力强，管理风险能力比较强，也有预算可以做数字化创新，服务各个村镇。 刘晓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因为村镇是相对特殊的领域，某种程度上是不能完全商业化的。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在此领域设立一些扶持政策。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让大集团“愿意”去做，比如税收优惠、此类业务的央行再贷款利率优惠甚至补贴，这样它就会沉下心来，自然会去做好。 同时，社会上还要有一些清醒的认识：中小企业、村镇、农户等对融资的需求是不是那么必然？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中，纯粹的“一家一户”农业贷款的情况是不多的。如果种了几十年地，每年买种子还需要贷款，那肯定这个地没种好，要么就是这块地根本就不够吃。只有农户“多种经营”的时候，比如做民俗或者一些小加工业，才可能需要一些临时性贷款。但是这一类农民究竟还有多少？很多农村根本已经城市化，服务对象实际上已经是小微企业，而不是农民了。 另外，很多小企业资金紧张，是因为被大企业、政府拖欠应收款太多。如果这些不合理的应收款问题都要用贷款去补，是不是合理？这恐怕是我们要去考虑的。 小跑：您总结几点都非常重要。看来还是要真正“下沉”，只有下沉到真正的“需求”才是好的下沉。现在的“下沉”还都是一种业务扩张的方式，并没有真正下沉到需要被服务的群体。 另外，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激励”也是和当下金融发展的“主题”——ESG相契合的。一提到ESG，大家都觉得是“减碳”或者和环境相关，但ESG还包括“Social Responsibility”（社会责任）。小微、普惠、村镇金融其实都可以被包括在“社会责任”中。如何把过去几十年来“唯利是图”“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金融经营思维，转变到以整个社会和谐、共同发展的思维上，转变到“Social Responsibility”上，我觉得才是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 End — 嘉宾 | 刘晓春 主播 |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又到了墙裂坛首席宏观分析师做客的时间，不出意外肯定又到了联储会议和宏观的重要节点。周三，6月15号，我们迎来了甚至可以说是本世纪标志性的FOMC会议。 这次会议使市场哗然，也让我们给联储新贴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贴这个标签？本次鲍威尔的发言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未来预期是缓和了还是更悲观了？以及香港的中资海外市场是否暗流涌动？ [图片] 文字稿： 1. 回顾本次FOMC会议 小跑：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次会议： l 这次FOMC決定加息75个基点。如果非要给这次会议的决定加一个标志性描述，应该是：“首次偏离了本世纪以来联储每次加25个基点的传统”、“偏离了上次会议设定的（也是市场默认的）50个基点的预设”、“近30年来，也就是199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75个基点”。 l 但也不能说是“惊天意外”：会议之前，5月份CPI通胀数字已经达到8.6%，已经超出预期，市场也有了新的预期。FOMC当天17家大型投行券商11个都猜75点。 l 本次声明中的金句包括：鲍威尔说“预计加息75个基点不会成为常态”，“下次可能回到50或可能还是75”——态度看起来非常的不明朗。宏观数据也有一些修正：今年的GDP的增速已经大幅下调到了1.7%，之前是2.8%。所以基本已经是一个“滞胀”的设定——GDP增速小于通胀。总之，这次会议的讯息就是：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治理通胀”，牺牲市场保经济，“软着陆”什么的都变成了次要考虑，又一次“whatever it takes”。 当天的市场，会议之后股市和债市都上升。这似乎成了一个规律：每次鲍威尔讲话当天都涨，也许讲话水平太高，大家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一觉醒来发现情况不对，于是第二天会跌。这好像Fed打了你一巴掌，然后给俩甜枣，说亲爱的这不是常态，你反而被PUA觉得很幸福——此类行为有个名字：“渣男”。 郑朗04:07 我在加息前一天还发朋友圈说，应该不需要加到75点，但转眼就被打脸。但为什么当初觉得75点必要不大？ l CPI升到8.6%是很高，超预期没错，但这个数据大部分是由能源和食品，尤其是燃油引起的。如果看核心通胀的话，实际上增长率是6%；比之前三、四月份的6.5%水平是低的；在看排除食品和能源的通胀率，上一期是6.2%，这期是6%，比预期（5.9%）稍高一点点，但比最高点有在回落。 l 能源价格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联储能够决定的，加息对油价本身影响很有限。我么也看到了加息以后，其实油价没有太大波动。 l 再加上鲍威尔上一次的原话是“not actively considering”加75点，当然话没有说绝，但是从这个方向上来说，显然当时是没打算加的。 其实长时间以来，我还是比较挺联储一贯态度的，虽然大部分时候都觉得反应慢了，但他的整套框架还是很完整的。宏观政策很多时候是根据“现有情况”去制定的，做交易可以猜将来怎么动，但是宏观政策不大可能这样做。 首先猜不准。如果去年下半年是二手车引起通胀上行，但没有扩散到其他领域。后来八、九月份港口堵塞，供应链不畅，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依靠货币政策解决。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顺利解决、且俄乌今年没有打仗，通胀是不是很有可能真的是“transitory”的？可能性是蛮大的。 所以他确实是运气不太好，很多意外撞在了一起，导致通胀像接力棒一样，始终没有办法下来。而且加息过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可能导致30年代的大萧条，或者日本的90年代。 这一次，鲍威尔不惜破坏自己长期积累的“信用”加了75点。但这75点真的一定要在6月份加吗？6月加50点，下个月再加75点可不可以？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看一下联储官员的点阵图，年底中位数3.5%，离上一次差250个点，平均年底之前可以每一次50个点，再多加息一、两期也可以，只是个分布的问题，根本不用这么着急。但他为什么一定要赶着加？我能想到最合理的解释，只有对预期进行超前管理。不是对货币政策本身的预期，而是对整个通胀的预期。只有超预期的紧缩，才能管理住超预期的通胀。 鲍威尔声明和上一期相比有很多不同，但最主要一出：上一期里面有一句话“with appropriate sense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committee，expect inflation to return to its 2% objective and the labor market to remain stronger”。这次这句话删掉了，却在文末加了一句：“the committee is strongly committed to returning inflation to its 2% objective”。 把“劳工市场”这块删掉，可能是在平衡就业、基本面、通胀。现在看起来是下了一个决心，基本上以通胀为主，不再看其他了——如果通胀压不下去，那么衰退一样会到来，大家的消费一样会下去，所以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不如干脆就衰退了。 2. 美联储正式成为“渣男”——Who watches the Watchmen? 小跑12:37 当“天启四骑士”一个一个到来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不再联储预期之内的意外情况。所以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保证自己和整个经济不会突然翻车。但这确实很难，跟我们做交易是一样的，timing非常重要，早一步或晚一步都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可我们为什么要给它贴上“渣男”的标签？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 还记得上次联储会议，鲍威尔的语气和发言，不管怎么解读都像是一个“保证”——超过50个基点的加息是不太可能的，原话当然非常模糊，但整个市场就是这么理解的。才过了6个星期，就加了75个基点。这就像上次众目睽睽之下，你把“75点”撸到桌子底下，还放进抽屉里；这次直接拍在桌子上——这样的话，所谓“前瞻指引”的point在哪里？ 毫无意义。“前瞻指引”保质期还不到40天。 如果说他想给市场一个超预期管理，以更“鹰”的态度来管理将来可能更高的通胀，那么市场会不会以一个更高的预期来跟你对峙？反正通胀预期上不封顶。大家不等于是重新开了一桌，然后在新赌桌上赌通胀能到多高？ 而且，“渣男”标签已经贴上，前瞻指引的“信用”已经受到破坏，可是联储自己好像还没察觉。就好像渣男已经被人肉、上热搜、社死了，但是渣男自己并不觉得，还认为自己是男性的楷模？ 所以，这就是一个“既要还要”的问题：市场其实只想要一件事——你要不就坚持你的指导原则，要不然就做“正确的事”，执行正确的政策。市场想要的“确定性”，它并没有给出。新债王冈拉克说：“还不如直接加20%，一步到位，然后公开宣布任务已经完成，不再加了”——这样市场一定新高。 最后就是会议一天前《华尔街日报》疑似泄露决议这件事。同一个记者，上一篇文章说“高于50个基点是不可能的”，但紧接着会议前一天又写“本次会议有可能出人意料加到75点”——这两篇文章转折力度之大，大家不得不猜测你可能想用“泄露”来操纵一下市场预期。 郑朗16:42 当我们说“预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对“货币政策”的预期，一个是对“通胀”的预期——这两个预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你对紧缩政策的预期强时，对通胀的预期自然会弱。所以再开一桌以更高的通胀来对赌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鲍威尔现在改变的是对紧缩政策的预期，变得比之前更强，对通胀预期形成打压。 你可以认为制造第一层预期，然后再打破它——本身就是一种操作的方式。这种操作当然不可以频繁使用，如果完全没有任何信用，那你超不超预期就没人关心了。对于通胀预期也不会有任何效果了。 但至少过去几十年来看，至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联储还是珍惜自己的信用的。只是因为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所以逼着它使用了藏在桌子下面的一个“新技能”，但这个技能一旦使用，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冷却时间，是不可能频繁使用的。 3. “干脆一次性加息到位”为什么不行？ 小跑18:56 对，但是这里就会有timing的问题。据史料记载，联储一般会一直加息，直到“something breaks”。因为通胀是一个滞后指标（lagging indicator）；CPI一般都是在衰退期间、或者之后才会到顶。所以联储和央行几乎一定会“hike into a recession”。 现在比较尴尬——如果说衰退严重，它需要转向，但通胀没下来；或者通胀下来了，但是衰退已经无法挽回了。 郑朗20:14 当然非常困难。你几乎没有办法做到“刚刚好”，在最需要的时候加息，最需要的时候减息，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几乎一定是滞后的，因为“预测”是不可能的。 “干脆一次性加息到位”为什么不可行？有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央行，瞬间加高息是极其危险的操作，后果比慢慢加可能要严重好多倍。伯南克说大萧条就是联储30年代加息太快，捍卫黄金储备，而引起的。 第二个原因，50点和75点，对于基本面的影响真的差很多吗？甚至缩表，一个月少几百亿，相比整个美国经济的体量，真的很多吗？其实没有差很多。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管理预期，如果一次加200点，把弹药打光；后面如果需要再次影响大家预期时，难道要加300点吗？ 说到衰退：我之前觉得为了把通胀压下去，而引起衰退，感觉有点像是为了减肥去吸毒——完全不合理。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不得不做。从历史来看，这种高通胀要想在不引起衰退的情况下压下去，基本上不太可能。 所以现在要放弃幻想，“既要又要”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别忘了联储讲话里用到“strongly committed to return inflation to 2%”——而“strongly”这个词他是很少用的。 看港股，最近整个大盘是涨的，新东方涨得很快，但是能源板块（除了石油）是跌的。能源股为啥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看到联储这个态度以后，基本上已经在“price in”衰退的情景，也就是能源的负面影响。 另外，如果看利率曲线——3月底4月时，2年10年已经倒挂过一次，最近又倒挂了一次；我们常说“倒挂之后常有衰退”，它这次还倒挂了还不只一次，虽然每次时间不长——这么看来，完全倒挂已经很难避免了；而且如果没有办法压制住通胀，衰退还是会到来。 所以，不如干脆由联储来主动引发，至少能对通胀有一个交代。 小跑25:14 至少联储的“本职工作”可以交代了。 这么多年来，联储身上扣的帽子越来越多的，本来它的本职工作就应该是金融稳定和抑制通胀；可现在市场大跌也是他们的锅、就业也是他们的锅、现在看来ESG也是他们的锅。所以起码先把自己的本职保住。 现在肥胖已经把心脏挤压到最后一口气了，这时我如果吸个毒，也算是买时间，暂时让我瘦下来，给心脏多一点空间——后面就要看能不能控制住毒瘾了。 郑朗26:00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代表联储对美国经济的潜能是有信心的，认为即便是衰退，美国还是能走出来——这和日本是不一样。日本衰退以后就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起来；而且它现在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家是反过来的。 小跑26:24 对。昨天晚上10年日债飙升80%，大家都看日本央行会作何反应。结果日央行说了一句：“会继续无限量印，直到没人出价（until there's no bid）”，直接将了市场一军。 郑朗26:43 为什么日本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情况和美国是相反的。无论经历衰退还是通胀，美国心里那团火、奋进的劲头和潜力是在的。 小跑26:58 它觉得自己任何国运的挫败都是“transitory”的。 郑朗27:01 而日本就不是这样。为什么日元都贬值到快140了，央行还是宽松？因为日央行觉得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改变日本人紧缩预期的机会。美国欧洲巴不得把通胀压下来，但是日本恰恰相反，只要能够改变日本人的通胀预期，就宁可付出这个代价。而且这个机会确实是千载难逢的。 小跑27:47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别忘了量宽QE创新的始祖还是日本，但这里有个不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央行的量宽，直接影响的是广义货币（M2），但是日本的量宽更多是基础货币（M0）。美国广义货币大概是基础货币的四、五倍；但是日本的基础货币大概600多万亿，广义只有1000多万亿——比例比美国要小得多。所以别看日本如此坚决的QE，它扩大的一直都是“base”，影响不会像美国这么大。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日本看不到通胀的原因。也是它20年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导致的。 郑朗29:24 日本的资金很多，都在银行体系里，哪怕赚了钱，利润也放在银行里，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也不怎么投资，所以它QE来QE去其实意义不大——这些钱没有办法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这确实是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企业不愿意投钱，不愿意把钱花在员工身上，投到实体里面？还是因为前面说的“预期”。日本对自己经济本身的预期很低，有钱还不如回购自己的股票，或者去海外投资。我给员工加工资，他们也不会努力干活，而且物价也没有涨，我也没有必要加。 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又回到为什么央行要想办法把通胀预期降下来——因为它是牵一发而动全局。通胀预期如果起来，企业会有压力，会给员工加一些工资，员工的收入起来了，是不是消费就会跟上来？在实体经济中去投资，回报率也有可能涨起来？归根结底都是预期影响。美国的潜力还是很强的。 4. 未来会更悲观还是更乐观？ 小跑31:08 但是，我在看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sentiment）时，发现现在的信心是非常糟糕的，应该是40年左右最低的，只有50.2，比新冠疫情、911、互联网泡沫时候的sentiment还要低。要知道2000年信心指数是接近150的。 [图片] 这个数字让我不得不怀疑美国的火是不是也要熄灭？或者是大家来到了一个转折点？《第四转折》中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代人的折叠点，这个时代普遍的特性是：大家觉得前景黯淡，年轻人都不相信权威、不相信政府和机构，比较反乌托邦。 郑朗33:00 我刚才说美国的预期的“火”是指长期的，而不是当下一、两年的。当然偶尔会悲观，但长期来看，这个国家基本上还是偏乐观、偏正面的预期。但“很乐观”也很难，只能说它可以根据情况快速变化。 想一想这些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因素——通胀。想象如果到年底，俄乌和解，油价重回100以上，中美人民的友谊平稳下来，预期也是可以改变的。当然也有可能年底油价直接飙到200，俄乌冲突进一步扩大，欧洲甚至直接参与——一切变得更差，也不是没可能。 至少我在美国待这么长时间，感受更多是人们做事情的积极态度，不太会躺平。当然今年确实是一个长期的拐点，今后100年美国也许都会走下坡路。美股最近也开始回调，已经过了30年代大萧条以来接近100年一直上涨趋势的拐点。 所以乐观和悲观都会根据现实调整。 小跑34:58 是的，人是观念的动物。现在至少有几个可以调整的参数：欧洲有一个“自我强加”的能源危机；中国有一个“自我强加”的封锁；日本有一个“自我强加”的货币贬值（并不需要把收益率固定得那么低）——这几个因素都可以调整。如果俄乌停火，解除禁运，全国解封——大家马上就会欢欣鼓舞。 郑朗36:10 如果说对未来的预测，真要问我说下半年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完全超乎意料的黑天鹅，我觉得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并不知道在哪儿出现，只是有这么一种直觉——现在这个体系不稳定的核心，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就像大地震前的一些小地震。我们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和平期，积累的风险，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我们也许真的可能处在超级强震的前兆，但这个系统到底最不稳定的点在哪，不太清楚。 小跑38:32 前两天看Drukenmiller的访谈，他也是这么认为：现在的情况他从来没见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从前，我们还有个避风港——债券；但是央行这么多年的骚操作，已经把债券搞得完全看不懂。于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无处可躲”的境地。 我也在担心：如果美元指数飙升，外国投资者在购买美国国债方面遇到困难，大多数资产价格都会继续下跌——这就不是美国加息资本流入的问题了，而是所有资产都受到了影响。如果外国不再积极购买美国国债（最近中国减持明显），意味着联储必须自己买；如果私人部门购买，那对于股票和其他资产是个取代效应。 再量化一下，如果美国债务达到30万亿美元，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高达3% ，那么仅联邦利息支出就将达到9000亿美元。从赤字角度来看，每年需要融资的资金远远超过1万亿美元。 如果照此发展，资产价格会变得更奇怪，直到出现转向。而联储以牺牲就业为代价控制通胀的决心，也只有当金融市场出现问题时，才会转向。于是：事情变得糟糕-> 市场破裂-> 政策逆转。只不过现在还没到那个断裂点。 在转向发生之前，可能也只能尽量防守——比如现金、黄金、防御性价值股多样化组合。 郑朗41:01 可能暂时也想不出来比黄金更好的东西了。 5. 香港中资海外市场在“暗流涌动”？ 小跑42:00 现在整个中资海外市场的情况如何？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谣言（香港某机构固守亏损100亿美元），应该辟谣了。但是这个消息能出来还是挺不寻常的；有意识在信心不足时，大家会到处猜忌。 郑朗42:30 某家中资也好、券商也好、银行也好，能够亏到那个数字，如果是在去年，大家可能连传都不会传，看一眼就不去管了。 首先这件事基本不太可能，因为在固收市场，你需要巨大的、超出一个金融机构正常会持有的盘子的规模，才有可能亏到那个数字。但是，一件大家都觉得不太靠谱的事情，能够传这么久，这个现象本身是值得大家思考的，说明现在的市场真的差到一定程度了。（部分内容由于稍微敏感，不做文字记录，请大家移步播客听录音）。 不管是一级发行人、一级卖方、还是买方，确实大家都不好做。尤其是做发行的朋友，目前信心真的很弱。对投资人来说，也是偏向于悲观的。虽然最近点心债还有点反弹，出来发人民币债券的反而多了一些，但是大趋势来看，跟巅峰时期还是不能比的。 未来几年，海外市场不管从监管角度、还是从利差角度、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角度来说，对于境内发行人，还债的成本会变得更贵。从个角度来说，大概率要经历一段萎缩周期，可能好几年，至少可能要等到下一个联储的减息周期，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复苏。 先把这一年“苟”过去再说了。 小跑46:32 希望赶紧进入冬眠，一睁眼已经是2025年。 — End — 主播 | 肖小跑 嘉宾 | 郑朗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今天聊一聊元宇宙的阴暗面——元宇宙中的犯罪，简称“元罪”，以及由此引出的“虚拟世界安全感”问题。 本期话题： 1. “元宇宙性骚扰”、女性“在元宇宙里被摸”、在游戏中盗窃、摧毁财产而被现实世界判刑的少年——发生这种事，我们觉得意外吗？ 2. 在元宇宙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叫做“MUD（multi-user domains）”的“多用户域”——这是30多年前最流行的虚拟社交空间。MUD空间里也发生过性和暴力行为。 3. 元宇宙的沉浸感更強？在web2.0和文本时代似乎很难有“摸”的举动。 4. 安全感：虚拟身份和现实身份在多大限度上能被区分？ 5. 技术能解决吗“元罪”吗？ 6. 一个哲学问题：为什么在游戏里杀人没有感觉，但虚拟恋童癖、虚拟性侵犯就不行？虚拟杀人和虚拟恋童癖之间有什么道德差异？ 7. “人格权利”：元宇宙里的你是你吗？我在元宇宙里的签名有法律效率吗？我的化身和举动能作为呈堂证供吗？ 8. Crypto和元宇宙里的财产安全问题：和现实世界有何不同？ 文字稿详见《墙裂坛》微信公众号 《文理两开花》是文科生思维和理科生思维在科技、经济、文化、哲学、货币、数字资产、元宇宙、Web3.0中的碰撞。当下的时代精神是“混沌”，我们试图在混沌中寻找秩序。 微信学习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注明：文理两开花

今天全部都是灵魂拷问。拷问的对象是web3，或者是一个以web3为代表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发展趋势的必要性、和底层逻辑。 我们在决定话题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今天涉及到的一些点，都和V神最新的文章《寻找web3的灵魂》相得益彰。大家也是心有灵犀吧。所以我们用《文理》的独特方式，来讨论这个当下最大的筐：web3的底层逻辑。只有对底层逻辑有了共识，我们才能看清楚它的发展方向，甚至自己在其中的定位和机会。而不会人云亦云，但依然不知其所以然。 · 本期提纲 · 1. 坊间各大门派梳理——“Web3”还是“Web3.0”？ 2. 为什么需要Web3？ 3. Web3 的底层逻辑——“价值主张不可能三角” 4. Web3的运营逻辑——“平行世界之桥” 5. Web3的未来——Vitalik “De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3’s Soul”《去中心化的社会 —— 寻找Web 3的灵魂》 6. 区块链上的“非金融化应用”和“非资产化应用” — End — 主播 | 肖小跑 嘉宾 | 王玮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又到了复盘联储的时候，再次请来墙裂坛“联储首席评论员”——郑朗老师，给大家解读并分析最新联储动向。 现在的时点非常诡异。距离我们上次解读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宏观又遇到了很多新情况。包括：天启四骑士中依次登场，战争，瘟疫和封城，以及饥荒——我们看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秘鲁民众对高价食品和能源的抗议。也看到了联储的内心挣扎，开始左右为难，鹰鸽互搏。 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联储态度的变化。 本期提纲： 1. 你感觉到了Fed对美国通胀、经济基本面的“鹰鸽互博”吗？ l 从三月开始，联储高官倾巢而出，轮番发表鹰派言论。 l 5月初会议之后，联储大码加息尘埃落定，鲍威尔坚决地表示多次加息50点仍会发生，但是“暂时看不到加息75点的必要”：1）联邦基金利率上调50点至0.75-1%区间。2）将在未来几次会议上讨论加息50点的可能性。3）FOMC暂时不积极考虑加息75点的选项。在缩表上，1）今年六月正式启动缩表程序。2）最初三个月缩表规模上限设在475亿美元（300亿国债及175亿MBS），三个月之后将上限加倍至950亿美元（600亿国债及350亿MBS）。3）不在市场上抛售资产，通过停止对到期债券再投资来缓慢缩减联储资产负债表。——美股却大涨。难道最“鹰”的时候已经过去？ l FOMC会议上的激进加息是鲍威尔“一手烂牌打出了小高潮”？还是依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l 美国通胀究竟是否已经见顶？油价、粮价、工资、租金仍在上涨，通胀前景不确定，联储的立场真的可以确定吗？ 2. 当下情况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借鉴吗？ l 前前任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新书《21实际货币政策》可以期待。 l 伯南克老师喜欢称自己为“历史的学生”，喜欢从联储管理货币政策的历史中找解决方案。但他自己也说“并不是总有用”，尤其是这一次：疫情、战争引起的各种新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搅成一锅粥——历史上并没有相似的情景。 l 唯一可以借鉴的是上一次搞砸的例子：1970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崩溃之际，尼克松提名伯恩斯接替马丁。1979年夏天，美国通货膨胀达到了两位数。当时联储有两个最大问题：1）独立性：政府、国会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形势，美联储的独立性曾受到严峻挑战，伯恩斯本人也被总统“威胁”过。2）大家对通胀产生的原因产生严重分歧。伯恩斯认为是企业抬高价格，转嫁成本，以及工资飞涨，并非需求过热产生——联储并不能解决。 l 最近十几年，全球央行的新问题：常年的低利率，没有空间下调利率。2020年出现了AIT（平均通胀目标）。主要意图是依然是稳定预期。目前联储的主要对标是PCE（目前是5%），如果年底前能降到4%便是松了口气； 3. 为什么“通胀预期”这么重要？为什么经济学家、央行官员、各类大小分析师，嘴里动辄“通胀预期”？ l 如果对通胀过高的预期不能“掰”回来，会形成难以控制的后果——比如，如果生产方和企业预期未来持续常年高通胀，会持续加价，转移成本，造成反馈螺旋；如果劳动力提供方预期未来持续常年高通胀，也会不停要求加工资，进一步推高成本。两者叠加；恶性循环。 l [图片] （高盛认为通胀顶点已过？） 4. 市场目前最大的担忧点在哪里？ l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央行都已开启加息周期。市场对央行加息的预期也不断升温。 l 加息并没有悬念，重点是：1）鲍威尔怎么描述目前的情况和FED对未来路径的想法；2）缩表：核心是缩表的节奏。从3月到现在，事情变得更糟糕很多，缩表力度是否会加大？ l 美国主流媒体都全篇幅报道了封城对通胀的担忧，中国是全球供应链之母，但这些并没体现在数据上。所以，一切的核心依然是：通胀数据是否继续飞。 l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全新的尝试，历史的经验没有明确指示。如果无法抑制通货膨胀，我们是否有可能要面对一个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低息+高通胀”的环境？政府该怎么应对？ 5. 全球资产价格极端波动，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可能尚在传导过程中？ l 2022真的不是个好年份，猛虎扑街不是盖的。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率大幅上升，各类资产价格都是极端走势： ¨ 铜、铝、天然气、小麦等多种大宗商品价格创历史新高， ¨ 欧洲天然气价格在过去一年内最高涨幅超过17倍， ¨ 美元指数升至20年新高； ¨ “避险货币”日元兑美元汇率在过去两个月贬值超过10%，达到20年新低； ¨ 土耳其里拉、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智利比索、阿根廷比索等一批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皆创历史新低； ¨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年新高，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7年新高，英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0年新高。 l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风险资产与避险资产出现了同涨同跌的现象，资产之间的长期相关性被打破。60/40的全天候风险平价确实平——躺平了。 l 更麻烦的是：欧美通胀已达30-40年新高，欧美央行不能再通过“无限量宽”释放巨额流动性，帮助金融机构缓解流动性压力，反而要加速升息和回收流动性。“Bazuka”的炮口真的被通胀堵死了？ — End — 主播 | 肖小跑 嘉宾 | 郑朗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