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马来西亚华语作家 你在这些普通的女人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你看到她们的可怕的力量，其实常常是胜过男人的。在面对困难，在面对困境，在面对人生还有命运给她们的各种考验的时候，这些平凡不过的女性，她们展现出来的光芒，我觉得是很吓人的。​ ​ 上世纪70年代，黎紫书出生时，马来西亚曾繁荣一时、盛产锡矿的怡保城已经没落。自此以后，她的大半人生都在这座小城度过。 近半个世纪后，在一部名为《流俗地》的小说中，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几十年的人事变迁、市井浮世、细民众生尽数复活，蓬勃而生。 对于读者而言，在如此细腻持重的文字之间，与马来西亚这片湿热的陌生天地、与一个个人物的跌宕命运迎头相撞，无疑是一种奇异的阅读体验。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多年来支撑在作家背后、驱动她不停书写和创造的，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城镇和两个平凡的女人。 “以一幅充满市井气俚俗味的长卷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舍我其谁？”相比这股横冲直撞的气势，黎紫书立志要讲述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心动魄的恢弘故事，而是她自己——被时间推至局外，旁观生命过往的自己。 ——时间轴—— 04:26 我人生中认识的第一个女人 07:48 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个没有见识、有点无能，很胆怯、很自卑的妇人。中学时，我不想让母亲来家长会。 12:04 “你跟我真像” 13:34 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出道 20 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想过要把妈妈带过去看我领奖？ 16:46 我的人生过成这样子，一生这么倔强，这么好胜，这么任性，正是因为我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 19:14 可是在那一刻，我推开了那道记忆的门以后，想起来了很多事情。 23:16 我突然有了一种力量，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一个角度去看像母亲这样普通的、平凡的女人。 23:35 另一个女人的故事，戴妈妈的一生。 28:30 这个画面，拍成电影都要嫌它狗血，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子。 31:27 那些微小而普通的女性。 33:27 我用了大半生想要逃离，要成为一个跟母亲相反的人，可是就像绕了一个大圈以后，我突然就在新加坡酒店的这张梳妆镜里面，跟母亲相遇，我们重叠了，我们看出了彼此之间的共性。

张洪，登山者 2021年5月24日，46岁的张洪登顶珠穆朗玛峰，成为亚洲第一位、世界第三位登顶珠峰的盲人攀登者。 这是张洪在黑暗中度过的第25年。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登山，开始梦想着自己也能登一次珠峰。 这是旁人眼中不可能的事，体能、经费、团队，一系列问题等着解决。陷入瓶颈的时候，他就凌晨起床，负重循环爬楼梯，那是他唯一能做的、接近愿望的事情。 在珠峰上，虽有向导指引方向，但百分之七十的路段都要靠他独自通过。经过了刀刃般的山脊、暴风雪和冰裂缝，穿过生命的禁区，他最终圆梦。 登山带给张洪久违的自由。在珠峰，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登山者，不需要被照顾，也不会被歧视。 他说：“珠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给我更多仁慈，也没有因为他是社会精英给予更好的资源，我们必须完全靠自己的实力向上攀登。” - 时间轴 - 02:28 去年，我成为中国首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05:38 我是如何接触到登山这项运动的？ 07:43 一直以来，我都在寻找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向快满十岁的儿子证明，爸爸虽然看不见，但还是很厉害。登珠峰就是这个机会。 09:15 第一次登雪山，一种极度美妙的感觉 14:58 一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 17:27 “珠峰真的不是其他山峰所能比的，你不要以为自己能爬六七千米的雪山就能登珠峰” 20:01 深夜，我问自己：你这样苦兮兮地坚持有用吗？资金没有着落，你会有结果吗？ 21:41 到达珠峰大本营，可是，我却等到了气候异常和登山者遇难的消息。最终，我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24:23 进入四号营地，真正的生命禁区，但我们的氧气泄漏了…… 29:02 “张洪，you summit！”这一刻，我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 29:40 登珠峰大部分的死亡事故都发生在下山途中 32:50 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公正的。珠穆朗玛峰没有因为我是盲人而格外仁慈，也没有因为他人是富豪，是精英，提供更多的便利和资源。

朱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尽管刚刚遭受过“乌台诗案”，尽管朋友们多善意地提示苏轼不要再随便作诗，尽管他本人也时而表示要慎言避祸，但“诗可以怨”是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作为诗人的苏轼从没有放弃他正当的表达权力。 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与杭州的相遇意义非凡。千姿百态的西湖、惊心动魄的钱塘观潮和江南城乡的风光，都是造物对诗人的馈赠，而苏轼也无负于这些馈赠。 无论是「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还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都是流传了将近千年的名句。这个历史上钱粮盐布的都会，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苏轼，开始成为艺术和美的栖息地。 苏轼在杭州的作品，被当时的出版商雕印成了诗集——这部诗集后来成了「乌台诗案」的主要罪证。因为写诗讥讽朝政、反对「新法」，当朝第一诗人苏轼被捕入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桩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 史料记载，苏轼被审讯的时候，很多人为他求情——包括「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还有苏轼往后人生里最大的政敌章惇。朱刚在《苏轼十讲》里写道：「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 这次，朱刚想讲讲苏轼入狱的13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乌台诗案」中北宋的司法系统如何运行，和那些被卷入诗案中的具体的人。

小龙花，艺术家 小龙花的工作室在上海巨鹿路的一条巷子里，这里也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走进他的工作室像走进了一个宝藏屋，会看到五花八门的收藏，有他从日本背回来的绝版玩具，有从古董市场淘到的老物件，也有他在家门口遛弯时捡回来的宝贝。 很多旧物现在已经不再被使用，失去了它原有的属性，但是小龙花喜欢收集和观察这些物件，并且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象，从而赋予它们新的含义。 小龙花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比如漫画、雕塑、装置等，他不会拘泥于创作的材料，也不会受限于创作的形式。他喜欢即兴创作，也喜欢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产生更多新的碰撞，你很难猜到他下次会将哪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组合在一起。2016年小龙花开始了“大迁徙”这个项目，他让这些已经被人们渐渐遗忘的物件有了自己的身体和性格。 “我喜欢与这些带有强烈个性的物件对话，我想绘制一场壮丽的大迁徙图景，来表现那些逐渐消逝的空间和记忆。我试图模糊人、动物和物件形态之间的边界，让它们在遗忘的鼓点里蹦蹦跳跳、一瘸一拐、成群结队地走向一片五彩的沙漠。”

而立计划，视频博主 “你所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还是别人所精心构建的？你在互联网上、朋友圈里包装一个精美的人设，到底有没有人关注？​” ​ 如果你在今年四月打开亚马逊日本哲学类畅销书榜单，会看到一本中文书霸占榜首——《峰论：一位浴室哲学家的朋友圈》。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大作家，也不是知名人士，就是一个生活在成都的普通青年，他叫潘阿峰。他的朋友土子和阳子，为了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把他九年来的朋友圈打包出版成电子书，卖成了畅销书。 三兄弟一起做过许多“离谱”的事情。他们在重庆开车连续右拐一百个弯，只为看看能到哪里；把贵州的一只乌金鸡打造成ins南极第一网红…… 成为“而立计划”之前，他们都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过腻了早八晚十的生活，决定在30岁之前一起辞职，做点好玩的事情，并把过程记录下来，发到了网上。 有人觉得他们在搞“行为艺术”，也有人从中看出了“社会实验”的意味。而对他们自己来说，上述种种都不是他们的初衷，相比于“无厘头”和大冒险，他们更想当中国的“凯鲁亚克”。

于晓丹，内衣设计师、内衣品牌EMILYYU创始人​ “很多时候当我面对她们的伤疤，尤其是看到她们的眼泪时，我都不忍心责备她们的委曲求全，也更没有办法站在任何制高点上，批评她们的不勇敢、不抗争。 与其那样，我觉得我更应该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她们多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成全她们的那些体谅之心。” 根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0年发布的数据，乳腺癌首次超越肺癌，成为全球新诊断人数最多的癌症，在中国，2020年乳腺癌新发病例是42万。对没有更好治疗方案的女性患者来说，为了活下去，她们不得不接受***切除术。 这些***被切除的女性，穿什么内衣？ 即使做了二十多年内衣设计，于晓丹也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直到两年前，一位专做乳腺癌手术的美国医生找到她，希望她可以为这些女性设计一款在术后日常穿着的内衣。她由此踏上了和从前完全不同的设计之路。 当时市面上的选择不多，在找不到合适的内衣的情况下，很多患者会把以前的文胸拿出来，自己DIY，缝一个夹层，放菜籽、绿豆、草纸、纱布、纱巾、手绢这样的填充物进去。“术后女性实际上是被现代工艺和审美忽略的一群人。” 她决定做一些改变。

蛙池，乐队。 有一次去排练的路上，我在地铁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搭配：孔雀蓝坡跟凉鞋，搭一双大红色的袜子。我被这样一个搭配惊艳到了，你说不上这是精致还是随意，总之，它比我的白色帆布鞋要精致，也比我的白色帆布鞋更肆意大胆。下午到了排练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写一首跟松糕鞋有关的歌吧。” 2017年，在东莞市虎门博涌物流中心，蛙池乐队成立，排练的时候，“旁边车间也在开工，噪音互不相让”。鼓手浩仔说，取名蛙池是因为以前的排练室外有一个废弃的池塘，有一年春天，一场暴雨过后，池塘里的小蝌蚪一夜之间长大，全部变成青蛙呱呱叫着跳了出来。 主唱依依，初中毕业的暑假在爸爸工厂的流水线上打工，为了挣到1200块买一把自己的吉他。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在工厂，虽然身份是白领，但有机会以更近距离去看看这些工人的生活状态：“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厂服形状的人……他们使用手机的原则和习惯可以概括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他们的生活也因此超大声地渗透进我的。” 她开始观察他们的生活，写进歌里。

李腾，蓝晶微生物联合创始人、总裁。 “过去的五年，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路以后就开始在这个路上往前探索，虽然它很慢，但是它非常坚实。” 2016年，李腾和他的合伙人张浩千分别从清华和北大博士毕业后开始在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创业。这个领域叫作合成生物学，简单来说，就是修改微生物的DNA后让它们执行新的功能。这个学科特别新，大概从2000年开始，学术界才认为这是一个成型的学科。 大约在2015年的时候，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有了很大进步，也出现了许多在该领域创业的公司——有用微生物生产超轻但结构超强的新材料的、也有用微生物创造世界上本不存在的小分子来制造香水的。 李腾和张浩千选择的方向是用微生物细胞工厂生产一种在性能上可以替代传统塑料的新材料——PHA。PHA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发降解，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应用一直有限。 作为国内合成生物学领域的最早的创业公司之一，蓝晶微生物花了5年时间，当然也花了许多钱，越过了许多坎儿，完成了将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转变，成为全球第三家显著降低PHA成本并可规模化生产的企业。 李腾说他们目前产线的产量供不应求，如果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还能够继续降低成本，逼近聚乙烯等常用塑料。

朱虹璇，编剧、导演。 ​ “于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一群人都喝得有点大，又想到马上就要毕业了，推杯换盏间就有人说：现在我们二十多岁，演这样一个关于陪审员的戏，演的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演得不好。要不我们连演十年吧，演到我们都三十来岁，正好是剧里面人物的年龄，再去演绎哀乐中年。 已经不知道是哪一位朋友最先提出这个提议，因为大家喝得都有点高，就很高兴地说“好啊好啊，连演十年”，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2011年10月，北大剧星风采大赛初赛在即，朋友却迟迟没能交出剧本，朱虹璇替朋友两肋插刀，担下了编剧的任务，正是这次尝试让朱虹璇发现了自己对戏剧的兴趣。第二年剧星比赛，朱虹璇和朋友们一起将电影《十二怒汉》改编成了话剧《九人》，搬上舞台。 《九人》在比赛中惜败给了当年的冠军队伍，一起排话剧的朋友们也都面临着毕业。就在剧团朋友们散伙饭吃得酒酣耳热的时刻，不知是谁提了一句：“我们为什么不把《九人》演下去，再演十年？” 话剧九人就这样从北大走了出来，开始了原创话剧公演的道路，十年来持续地以话剧形式重现那些被人们遗忘或被现实遮蔽的公共议题：集体决策、新媒体革命、医患纠纷、女性主义、教育公平…… 2019年，话剧九人开始初涉民国知识分子题材。《四张机》展现了民国时期老北大的一场关于“大学何以存乎”的辩论。这部充满理想主义的文人戏上演之后，成了当年的票房黑马。此后，话剧九人又继续推出了两部民国知识分子话剧——《春逝》和《双枰记》。目前这三部民国系列作品，都斩获了口碑与票房上的高度认可，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朱虹璇很喜欢的一句话，来自一位《四张机》观众的repo：“赤子之心，万般慎重。”她希望九人的作品能够始终真诚地去思考和表达。 “如果问我，为什么观众看九人的戏剧会感动，我想大家并不是因为什么学术上的共鸣，或者所谓的北大情结，而是因为我们剧中的人物，作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个人，他们在面对人生抉择时的那一点坚持，让观众看见了自己。”

茅明睿，“城市象限”创始人。 “比如说这条1.6公里的道路，一个肢体健全没有视障的人去走的话，只需要拐7个弯，但是平均每一个盲人要拐73个弯，这一条路真正的距离只有1.6公里，但是盲人走下来平均要走2650米，所以他们要比我们消耗更多的体能。” 2010年开始，茅明睿和同事们开始运用大数据分析公共政策和城市开发对人群活动的影响，于是2017年我们邀请他来一席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案例：比如南锣鼓巷的游客什么时候最高兴，比如家住回龙观为何会感到身体被掏空，比如雾霾天气为何不同地铁站戴口罩人数不同等等。 几年过去了，茅明睿依然在观察着北京这座城市，观测着城里大大小小社区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为社区改善提出建议，也同时发现更多新的问题。 比如无障碍环境真的无障碍吗？盲人出行一趟会在哪些路口遇到哪些障碍？比如共享单车乱放乱停是谁的锅？比如在综合执法车上安装一个白盒子对于改善街道环境有用吗？…… 他们综合大数据的分析，绘制了关于这座城市的知识图谱，努力用数据帮助改善社区和服务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茅明睿所理解的城市的正义，是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一起完成的。

陈传兴，摄影家、文学纪录片导演、学者 “饥荒、瘟疫、战争、社会之中彼此的撕裂，人不断地要去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不断地不能把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近两年来，陈传兴一直在读和病毒有关的书。他急切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能把人类社会搅得天翻地覆。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前夕，他感染了一种叫“恙虫”的病，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出院半个月，武汉封城当天，母亲离世。 大众熟知陈传兴，缘起于撼动两岸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以及去年上映的电影《掬水月在手》。似乎他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芜杂世界、喧闹众生之间，追寻诗意是有可能的吗？ 如今，站在七十岁的关口，病与死的纠缠之下，他想把这件事想得再透彻一点。于是他逐渐回想起80年代初，巴黎和纽约肆虐的艾滋病是恐怖，是暗影，是苦痛，却也曾一度点燃思想和艺术的炬火。 从黑死病到西班牙大流感，从艾滋病再到新冠，透过一代代艺术家留下的符号，他看到了更光明、更澄亮的东西：“终结并不是像我们所有人讲的，所有东西都断裂，所有东西都结束，所有东西都取消，并不是。终结是所有间接的开始，基础的开始，希望的开始。”

李井奎，经济学者。 “经济学不能丧失对社会的考察。” 李井奎在计量经济学及经济思想史领域探索多年，但是如果你问他中美经贸的未来如何？该买哪一支股票更好？很抱歉他都不能够回答。经济学一方面研究财富的生成，另一方面研究的是人类本身。 中国北方冬季供暖会令多少人死于由此带来的心肺疾病？上名校能否增加收入？美国的就业市场到底有没有种族歧视，黑人犯罪后更容易被判处死刑吗？这些其实都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李井奎认为因果推断是经济学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数据及统计学工具来分析经济事件背后的因果效应，以此来剖析各类争辩性的议题。他们像侦探一样，在人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用严谨的经济学工具帮助解开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