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罕见病无药可冶，我们能否用基因编辑做些什么？”杨辉，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唐氏综合症、渐冻症、地中海贫血、血友病、红绿色盲、白化病、侏儒症、早衰症、先天性失明、亨廷顿舞蹈……目前全球已知的罕见病有7000多种。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罕见病在中国其实并不算罕见。而真正罕见的，是能有效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目前，95%以上的罕见病没有任何治疗的药物，绝大部分的罕见病人和家属只能承受先天性疾病所带来的一切。超过80%的罕见病的都是单基因遗传病，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通过基因编辑手段研发出针对特定罕见病的基因药成了罕见病患者的希望。2017年，杨辉开展了一项研究，第一次证实了性染色体和常染色体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特异性消除，这个技术或许在未来有助于治疗唐氏综合症。也正是因为这项研究，之前专注于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的他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罕见病患者。“接触到罕见病患者前，科研对我来说只是兴趣，现在变成了我的使命。”

“我们能不能用人工智能去找到并帮助那些有自杀风险的人。”朱廷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一位微博名为“走饭”的网友自杀，在她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每年都不断有人留言，到现在已经有了100万+的留言量。在中国，仅有7%的自杀者在其生前曾经求助过。而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2013年，研究计算机网络心理的朱廷劭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不同自杀可能性的用户与其他用户在微博行为和语言表达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有没有可能通过网络数据的分析，主动找到他们并对其干预？2017年，朱廷劭团队的在线自杀主动预防系统正式上线，通过微博网络数据的分析，计算机会自动识别出有自杀意念的人，并主动发送信息，告诉对方可以寻求帮助，如果有回复，后续再由志愿者与其沟通。“不可能靠我们解决自杀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给自杀者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尊重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但是我们更敬畏生命。”​

张克纯，摄影师。“我的摄影是想记录下变化的后果，再看一看渺小的个体在面对不安时，如何寻找自身的归宿。”十年前，张克纯背一台大画幅相机、骑一辆折叠自行车，开始拍摄黄河。他每日往返于城市与黄河岸边，以冷静的旁观者身份，疏离地凝视黄河两岸的人与风景：向沙漠抽水的人、站在广告牌上的人、粉刷河中房子的人、煤场里的佛像、冷却塔下的白鹿……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黄河不再是被崇高化的符号，而是和周遭相关联的鲜活风景，以及个体生存瞬间的见证者。这组名为《北流活活》的摄影作品最终夺得法国阿尔勒发现奖。在此基础上，张克纯又创作了《山水之间》。在这个系列中，他将自己与被摄者做了“置换”，在每张照片中，都有他自己站在大背景中的渺小身影。平静的画面，看不清面孔的人，却始终流淌着一丝不安，犹如平静水面底下的暗流，像是一声诘问，又似自我安慰。张克纯从来不是热切的参与者，而始终选择站在远处，保持恰好的距离。记录的同时，他不止一次怀疑：现代艺术如此多样，却为什么总是在表达痛苦？他要完成的，无非是直面烈日一般的焦灼不安，把暗影留在身后。

李秀保，海南大学教授。“目前尚未找到一种能够大面积、快速修复退化珊瑚礁的方法，有些区域甚至根本无法人工修复。”全世界的珊瑚礁正经历着一场大规模的退化。2017年，澳大利亚海洋学家连续第二年在调查中对大堡礁做出了令人悲哀的观察结果：2300公里长的大堡礁中段部分许多单个珊瑚礁出现严重白化。我国广东、广西、海南等近岸珊瑚礁的珊瑚数量也减少了近80%。李秀保是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曾多次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队参加南沙、西沙和海南岛的珊瑚礁调查和长期监测，也在无法自然恢复的珊瑚礁区域“种植”珊瑚。在整个南海海域，我国科学家移植培育的珊瑚面积已达10万多平方米。

郭敏，交通工程师。“我们的交通设计为什么会背离它的初衷，一步一步成为了老百姓的绊脚石呢？”一个人的一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我们在城市的马路上行走，乘坐各式交通工具，遵守交通规则，希望道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然而在我们行走其间的街道、转乘的地铁站、公交站、火车站、飞机场，在我们按照路牌的指示找路时，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为什么行人过马路时明明是绿灯，却常被转弯的车辆阻挡？为什么有些城市的街道宽阔气派，行人却无法享受便利？为什么地铁站的转乘总是那么漫长？为什么一些道路成为事故多发区？怎样的道路设计才是合理安全的？除了设计原则和交通规则之外，设计者应该如何为使用者画像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科技除了帮助我们改善路况之外，又会增添哪些新的苦恼？ 在从事交通工程工作的25年时间里，工程师郭敏长期观察和实践城市道路设计，尤其致力于透过表象找到妨碍交通安全的本质原因。他希望在设计者、执行者、使用者多方合作互动的交通领域，让常识被了解，需求被听见。

殷越，手作艺术家。我们随时可以选择创作，拉近艺术的距离，拉近人的距离，拉近和自己的距离。从电影学院动画系毕业后，殷越没有成为一名动画从业者。临近毕业时，她偶然在网上看到日本艺术家制作的羊毛毡，被深深吸引。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羊毛毡艺术，殷越便独自研究羊毛毡。她的作品主要以动植物为主题，其中最为出名的是蘑菇。2016年，她的个展“指尖的造物”在东京代官山画廊展出。蘑菇头、小胖腿，每只蘑菇小人都散发出独特的气质：怯懦的、勇敢的、自信的……这些也都是殷越自己内心的外化。今年是殷越用羊毛毡创作的第十个年头，她开始做一些大体积的动物。“白”是今年的个展主题，无助的象、不安的变形猫、骄傲的猴子、宁静的鹿……每件作品耗时两三个月不等。“投入时间慢慢把感受灌注在造型中，是最好的疏解。”

张剑，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教授。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痛点”成了流行词汇。生活设计工作室的指导教师张剑发现设计专业的学生也总是在找痛点。可是，为什么一定非要到产品让人“痛”的地步才能做设计呢？为什么不能让平淡、无痛的产品更舒适、更富有情感呢？生活设计工作室的志向，是着眼于小处。他们总是洞察身边那些最普通、最琐碎的日常，在司空见惯的地方做点不一样的事儿——让酒瓶能顺利平躺，让花盆能跟着花儿一起长大，让纽扣更贴合手指的弧度，让盲人阅读的时候也能划重点……成立九年来，工作室的师生囊括了德国红点奖、iF奖、博朗设计奖、美国 IDEA 奖等多项大奖。如果给酒瓶带上绅士的领结，如果掉落的花瓣都能被接住，如果日历上会留下像水流一样的痕迹，如果你能靠在墙上的云朵上看书，如果拨浪鼓被摇动成夜灯，如果牵线气球有手掌，如果你凝视时间的时候，时间也凝视着你，生活是不是会多点儿意思？

钟永丰，作词人、诗人。 “多么希望我那十八二十时的无聊青春是浸在唢呐、八音、北管，或泡在某个对着时间长倒刺的村落传统里。但一切晚了，现代化潮涨、摇滚乐像可口可乐，甜水里掺着毒药。”钟永丰出生于高雄美浓——台湾客家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社区之一。1998年，他跟林生祥一起开始以概念专辑的方式进行创作，从交工乐队直到现在的生祥乐队，永丰用客家话写词，生祥谱曲，将社会议题融入音乐创作，一路延续至今。 在创作每张专辑的过程中，钟永丰都会进行大量的访谈、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你的第一首歌已经累积了20年，炉火纯青，很自然地就出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好的方法，长不出新的翅膀，就没办法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他写外籍新娘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故事，“无根无底”，却要“像花生种土中”，让孩子生根又发芽；他写乡村的边缘人、到处游荡的精神病患者“无茶饮，邻家奉，无饭吃，讨饭食，父母没空，土地公疼”；他写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无望选择回乡时，请求土地公“把路灯都熄灭，让左邻右舍都入睡”。他写台风过后，一个骑着车、载着树苗，在九年间种下四千多棵树的种树人的故事。 他以《临暗》和《种树》两次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明珂开始从事羌族的历史研究。「羌」存在于文献，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一群人可以迁徙一千多年仍然是一个民族吗？他无法附和近代史家建立的绵延三千年的羌族史。1994年起，王明珂进入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在这里，他听到了有关「毒药猫」的传说。这一传说与欧洲女巫有着相同的主题：有毒的女人到处害人。王明珂借此研究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仇恨、偏见与猜忌。我们因何感到恐惧？我们为何施予暴力？今天，我们仍生活在封闭的群体认同下，「毒药猫」依然存在。孤立让我们畏惧外在世界，我们也想象毒药猫来孤立自己。“当人们处于封闭的群体认同中，因恐惧、猜疑而集体施暴于代罪羔羊的现象不会消失。”

“他们在贝加尔湖非常孤单地守望了两三万年，终于等来了谁呢？等来了我们的祖先。”王传超，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对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古人遗骸进行DNA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溯祖先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遗传学家就提出“现代人晚近走出非洲”的学说，认为现代人是20多万年前在非洲进化而来，在5万多年前走出非洲、迁徙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东亚人从哪里来？我们也是走出非洲的后裔吗？南方汉族和北方汉族在染色体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本土一直演化的，还是中间经历了很多变迁，发生过不同人群的大规模替换？ 现代人的DNA信息已经无法解答这些疑惑。而古DNA，作为人类尚在破解的神秘密码，记录下了历史时期古代人类的迁徙足迹。如何从考古材料中获取古代人群的DNA分子，就成了解析古今各大族群起源、迁徙、演化和混合的关键。王传超通过比对和搜集古今族群DNA样本，为我们解析东亚各个人群的遗传密码。“我们从几十万年前一直讲到几万年前，再讲到几千年前。这些例子其实都告诉我们，今天的我们是过去的人群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过去的人群同样也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人群，经过不断混血的一个结果。”

伊藤诗织，记者，《黑箱：日本之耻》作者。

“过去认为这个鱼类3.6亿年前已经灭绝，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它的一支变成了人类。”朱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从鱼到人，是一个跨越数亿年漫长历史的生命故事。为了解开这道谜题，古生物学家们必须经年累月，在山岭之间、戈壁之上，寻找古代生命的证据——化石，以填补生命演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人类能够像今天这样直立行走，经过了哪些重要的演化事件？早期脊椎动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是怎样的？远古鱼类的登陆之途如何曲折？在人类的骨骼器官和鱼类的身体结构之间，存在着哪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能从古生代鱼类的化石中找到哪些演化证据？作为国际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朱敏的野外考察足迹遍及我国西南、西北各大省区，在不断发现新化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古生代鱼类的各大主要门类，填补了古生物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若干空白。“我们说从鱼到人，这个生物演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历时长达5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