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律师。 “在司法的谬误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参与平反冤案，看似是解决陈年旧案，实际上是面向未来的工作。我们是为了整个社会，包括你我这种普通人，让每一个尚未面对的人免于这种遭遇。” 今年8月，被羁押27年的张玉环改判无罪，王飞是他的辩护律师。这些年王飞代理了多起冤假错案，“有太多绝望的人，我想拉他们一把”。 任何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蒙冤者。这些被卷入冤案的人，有贫穷的、富有的，有农民，也有警察、法官。在法庭上，王飞说：“我不是在为张玉环一个人辩护，是为了你和我，为了我们所有人。”当司法不能为某个人提供保障，就不能为所有人提供保障。 虽不能决定成果，至少可以尽最大努力影响进程，他认为这是律师的职责。“悲剧总在我们的放任自流中发生，且反复发生。既然从事了一项参与他人生死的职业，就不能对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卷宗背后，可能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 “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 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 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 “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臧寅垠，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把创伤的经历直接写下来，同时将与之相关的负面情绪写下来，可以有效地减轻PTSD的症状。” 汶川地震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个词逐渐进入了大众视野。亲历了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自然灾害、暴力、车祸、战争，或者目睹了亲人、朋友生命受到威胁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 臧寅垠在焦虑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干预领域研究多年，她曾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PTSD的临床研究，在美国工作期间也深度参与了对现役军人的PTSD干预研究。 “面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以及躯体损害的人，我就觉得当时学到的许多心理咨询技巧和支持性的方法显得非常苍白和无力。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什么样的技术和方法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缓解他们心理上的痛苦。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在博士期间就把对我国地震PTSD患者的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项目。”

“我们国家泥石流灾害大概有多少呢？我上午问了应急部的同志，我们国家目前有泥石流灾害隐患点3.35万余处，泥石流影响90%以上的水电基地，还有170多座县城、1300多个乡镇也受到泥石流灾害的影响。” 1991年硕士毕业后，陈宁生就到地处“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的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站，开始了和泥石流治理打交道的生涯。 泥石流研究的核心难点是建立一套科学的预测方法，为居住在泥石流隐患点的居民争取到足够的应对时间。除了利用监测点的仪器和实验室模拟的数据外，为了采集一手资料和数据，陈宁生总是努力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害现场，他常常需要跑遍整个流域去还原泥石流发生时的场景——泥石流跑得多快、浓度是多少、流量是多少、有多大的冲击力、松散固体物质有多少、从哪里来的。 陈宁生团队的“泥石流灾害预判与综合防控关键技术”入选2019年度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十大科技进展。

李骁健，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这样看来好像这项技术还是有点儿风险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发展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对人类有什么帮助吗？” 从《攻壳机动队》到《阿凡达》，人们从很久以前就在科幻片中设想，或许意念可以控制机器，或许人类身体的一部分可以被改造成机器，从而获得超出常人的战斗能力。 前些日子，马斯克用三只小猪展现了Neuralink公司的最新技术，让“脑机接口” 这个带着科幻色彩的名词再度走进公众视野。脑机接口会怎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未来是否真的会有脑机融合的一天？人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李骁健认为脑机接口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沟通的技术方式，“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了，只是从科研到产业领域推，才走进大众视野。如果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并加入到脑机接口的研究中来，对大脑的理解或者脑疾病的治疗会有很大帮助。”

彭华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儿童到老年人的一生的发展，但是一直以来，大家的关注度是随着年龄降低的。” 一方面，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对年龄的焦虑当中，另一方面，许多人对老年期的认识是偏消极的，抠门、大妈审美、爱转发谣言贴、买保健品受骗……这些标签形成的消极刻板印象越来越固化。 彭华茂的研究方向是认知老化及老年人的决策行为。有关老年人一系列决策行为的研究改变了她对老去的一些认识。和实验前的预期相反，老年人的一些决策能力并没有像认知功能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趋势。在心理学界还有一个有名的现象叫老化悖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生理功能在下降，但他们的情绪体验、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这样？ “在这些对老年人的消极印象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年人，怎么样和他们相处，怎么样去解决相处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冲突。”

李一凡，艺术家、纪录片导演。 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青年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纪录长片《杀马特，我爱你》。这是一次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五颜六色的头发下面，李一凡重新检讨了城乡关系里社会底层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根源。 在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发现“杀马特”的主体是90后、95后的农民工，几乎都是农民工二代。他们都有留守儿童经历，相当多的人有中小学辍学的经历，初次进厂打工年龄都非常小。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到两天，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在李一凡看来，这三四千块钱不仅是冷漠的数字，还是工人所经历的极度的疲劳和生命的贫乏，以及面对阶级固化后的无望。 “我有时候就反省自己，我以前以为的通过自我否定来抵抗这个时代是多么可笑。他们好多人连保护自己都还没学会，哪里有能力反抗啊。这其实是一帮最可怜的人，他们只是打开了一个保护自己的装置而已。但我们的社会真的非常不宽容，杀马特不过是希望通过身体改造来保护自己的那么一点装饰，就那么一点点异质的东西，让他们被全社会视为异端。”

岳毅桦，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副总干事。 “让孩子随父母一起流动，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 流动儿童是个老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在谈？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高达1.02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超过三千万是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近两三年，随着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改造计划的出台与推进，流动儿童想上学变得愈发艰难。 在一些城市中，低收费的民办学校在开办、招生上受到限制，还会因为拆迁、房租到期等各种原因被迫关闭。流动儿童如果无法进入公立学校，也没有民办学校可以选择，最终只能离开父母，回老家“留守”。很多孩子都在“流动”和“留守” 的身份之间不断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流动与留守的是同一批孩子，同一个问题。 今年是岳毅桦全职做公益的第十六年，她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喜欢的项目，准备“把余生都托付给这件事”。她所在的新公民计划是一家关注流动儿童的民间公益机构，他们希望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都能和父母一起，在城市上学。 “捐书这种事儿听得还少吗？图书馆这种公益概念有什么稀奇的呢？稀奇。我们在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女学校工作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活的图书馆，能够持续开放，让孩子去借书，而且有足够多好书的图书馆，一个都没有。”

“我想让各位猜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哪个离婚率最高？”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从早年的成都同志公共空间研究，到近年关注同志的身份展演、同志情侣的亲密关系和生育规划，魏伟多年来聚焦于性少数群体，一直在践行“将主流酷儿化”的研究理念，关注同志社群，同时以此为透镜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与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很多“同志”也想尝试着和自己的伴侣组建家庭。那么这样的家庭会与主流家庭有何不同之处呢？同志亲密关系与异性恋有没有差异？他们是否可以在制度、伦理和家庭的夹缝中实现生儿育女梦想呢？ “人们普遍拥有了自我身份认同，使得长期伴侣的关系变得可能，对于同志家庭的建立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你能想象到的事件，你想象不到的事件，可以说从生到死，这两者之间的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在911应急电话里面。” 王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 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篪在美国东部某城市的 911应急中心做了三年的田野研究。那时候她对在复杂情况下需要迅速做判断的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 美国911应急中心是消防、警务和医疗的报案电话统一号码，接线员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判断案件的性质，短的十几秒，长的几分钟，而且他们的判断常常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派遣部门是根据他们的判断派遣相应的救护力量。 接线员如何在只有语音信息情况下做出准确判断，应急工作的困境有哪些？社会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却是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常，这种状态对他们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宋诗就不一样了，不但表现吃喝，它还表现拉撒。” 侯体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侯体健是中国诗歌史和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比起唐诗和宋词，他更喜欢和学生讲宋诗——目前，我们已知范围内的宋诗就有28万首，在数量上是全唐诗的5倍，有许多丰富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比起过去的诗，宋诗与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都被宋人写成了诗。“日常不能径直变为诗，但诗可以表现日常，从而具有了动人心弦的力量，超越了琐碎凡庸的现实，直指人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 “梅尧臣这个诗人非常有意思，他还写过打喷嚏，闹肚子。还有一次他身上很痒，觉得是虱子咬了自己，就去捉虱子，结果虱子没捉到，捉到一只跳蚤。他也写了一首诗，就叫《扪虱得蚤》。宋人对于日常的书写，从梅尧臣开始越来越多，而且越写越可爱。”

沈志军，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 “我们谈什么物种保护、动物福利，其实都要体现在动物个体身上。比如我们用3D打印技术，给一只缺了门牙的猴子装上了大金牙。有一只丹顶鹤打架打断了嘴，我们也给它装上了假喙。这样能提高它们的生活质量，也让它们在同类面前更有自信了。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把一只小猩猩送回它的家庭里，送回它的妈妈身边。” 许多熟悉动物园行业的人都说，红山动物园是中国近些年来最锐意进取的动物园，在场馆设计、动物福利、饲养水平、野生动物救助方面都可圈可点。 今年，是沈志军在红山动物园做园长的第12年。这些年里，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国内动物园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这里有大陆地区第一只 享受美甲服务的大象，还让繁殖记录断档多年的鹤鸵重新开始了繁殖。这里有动物园爱好者口中全国最好的灵长类展馆，展区的通道设计、材料选择、植物配置都用了许多国内没有用过的方法和工艺。而熊猫、老虎、大象的便便也被开发成了环保的生物有机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抬高了中国动物园行业的天花板。 这一切有一个背景：红山动物园是全国所有省会动物园中唯一一个自收自支型的动物园，改建场馆、饲养动物的费用主要都靠自筹。但他们没有因为财力有限就放弃动物福利的提升。 对沈志军来说，动物园是一个“生命和生命对话的地方”。在他们的故事里，你能看到一所动物园的良心，和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