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往前走、超过1978年，中国人和土地、和资源的关系，国家动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生产与生活的关系，大庆的影子一直都在。”“我们都认为，我们的事业在边疆。……如果能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青春和热血，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平地建起一座城市，不是比在旧城中修修补补要有意思的多吗！” 这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华在1962年的日记，几个月后，带着平地建新城的豪情，她和男友、同班同学杨被分往大庆——一个想也想象不出的边疆。迎接他们的，是寒冷的松辽平原和“坚决不建大城市”的大庆矿区。 此后的十多年，这对设计师夫妇在大庆改良干打垒、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在政治飘摇和未来的不定中，远离了自己的专业，远离了现代化大城市，也远离了曾经火热的理想主义。 把他们的故事放在20世纪的中国，你应该能察觉到某些共通之处。个人命运与国家叙事如此复杂地掺杂在一起，个体选择与集体塑造充满张力的互相争夺，当它们交织在一场事关国家存亡与否的“石油会战”中，进而演变为一种典范模式时，向前迈进的每一步，“与其说是一场喜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我们希望这个小众话题可以提供一种视角——如果人不是一颗螺丝钉，我们该如何理解所处的环境以及决定个体命运的那些庞大结构。 “追求平等，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却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

我是白，漫画作者。我是白是一位自由职业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画起了漫画。 在他的漫画世界中，人物有时在高塔上默默地收集流星，有时在认真记录石头的声音，有时把云朵塞进棉被，轻轻地飘来又飘走。 小白认为画漫画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相同尺寸的格子里创造一小片时空，在这里编织一个个事件。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错的表达方式，但如果要是问他为什么这样画，他可能会苦思冥想很久，然后告诉你：“大概是直觉吧！”“想象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也许一厘米所代表的长度千奇百怪，说不定还会有不以效率和方便为优先的文明存在，里边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度量衡去量各种东西。像这样一个把自己造的标准，偷偷地放到社会标准中的行为，我觉得很有趣，就画了下来。”

吴心越，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可以培育同情与关爱，这是最后留给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问题。”中国正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奔向老龄化社会，而且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龄人口，其中失能与半失能老人已经超过4000万。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机构养老与专业化的照护已经是一种刚需，民办养老院因此成为养老服务供给的主力。 这些养老院中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老年人以怎样的身体与心理状态度过薄暮时光，谁在从事具体而微的照顾劳动，照顾过程中又将出现怎样的伦理困境和难题？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吴心越在苏南一个县级市的养老院中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通过描绘一家基层养老院中的照护故事来理解为什么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工具，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 关心养老院也是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终将老去，还在于一旦我们接受了出于某些善意的理由就可以合理地剥夺老人的一部分自由和权利，养老院就将演化为全控机构的雏形。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都应到被视为完整和独立的，他们的主体性都需要被尊重。“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社交网络上看到不少养老院看护虐待老人的新闻，国内有，国外也有。虽然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但它至少说明，照顾既可以是一种为善的手段，但同时也蕴含着暴力和伤害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我们不再把被照顾者当成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

周子书，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地瓜社区创始人。“我不想让我的艺术只停留在美术馆，而是进入社会，进入普通人。”六年前，周子书住进了望京的地下室。通过扫地，他结识了住在地下室的北漂青年。他发现人们需要的不仅是改善潮湿的地下生活环境，更需要拓展职业发展的可能。一次技能交换，连结了地下和地上的青年，吸引更多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关注地下空间。2015年，他成立地瓜社区，图书馆、私人影院、健身房、自习室……地下室从廉价的私人居住空间，逐渐演变成多功能的公共空间。在央美设计学院，周子书带领社会设计的学生“养猪”，给猪设计玩具，帮猪找到快乐；跟踪雾霾检测员，把监测到的雾霾数据编成音乐；进入偏远乡村，帮助下岗的洗煤工人找到新的职业可能；把青岛的海带到沙漠城市，让南疆的孩子听见海声。他认为，社会设计带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真实的社会在发生什么，我们通过微小的设计去认识社会，而不是道听途说做设计。

张潇，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主任。“让每一位露宿街头的朋友获得被尊重的力量。”2014年，张潇和另外几名社工成立了北京和风社工事务所，开始关注北京市三环内的露宿者群体。和风把夜里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称为“露宿者”，他们中有绝症或传染病弃疗患者、拾荒者、外来务工滞留人员、精神障碍患者、无户籍人员、原生乞讨者等等。露宿者是最难走近的群体之一，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在五年多的帮扶过程中，张潇和机构的小伙伴才慢慢了解这个群体。用张潇的话说，他们是一群被困住的人，被自己的身体困住，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困住，被自己的一个心结困住。和风通过“野宿”去体验和理解露宿者的生活；对露宿者进行四季访问，了解他们真正的困境和需求；开展各种活动，帮助露宿者与社会建立更多联系。每一位露宿者的生活都像是一部《等待戈多》，他们的等待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人”看来卑微又毫无意义，没有人能记住他们，他们甚至不能记住自己。然而，这个世界里他们却真实地存在过。

华方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地球亿万年漫长历史演化而来的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是它们熙熙攘攘、吵吵闹闹的烟火气，是在人类视野内外无时不在上演的一出出生态大戏。”从森林中采伐木材，在森林被伐之后的土地上扩展农业耕作，生产出的林业和农业产品通过供应链运往世界各地——这些被接受为人类生产生活必要部分的场景，背后其实是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寻找人类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平衡，是生态学家、保护科学家努力解答的疑惑。 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鸟类而言，伐木对森林结构的破坏会怎么影响它们呢？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到美国佛罗里达的长叶松林，华方圆深入森林保护的前线，探究伐木对森林鸟类御敌行为的影响，也亲历自然保护工作的复杂和挑战。东蓝鸲的养娃策略、黑顶山雀的精细语言、群起攻击天敌领鸺鹠的各色小鸟……自然界多样的生态面貌和丝丝入扣的生态关系，人类还只是窥见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待疫情尘埃落定、世界恢复运转，我们将更有必要思考我们作为一个超级物种的价值选择：“人类要以怎样的一种关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存下去。”

郝晓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想让病人走最短的路看完病。” 17年前SARS爆发时，郝晓赛在小汤山建筑设计一线工作，是黄锡璆博士率领的设计团队中的一员。在作为医疗建筑师设计了十几家医院之后，她对医疗建筑的困惑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在医院里总是要走很多路？总是找不到方向？为什么我们的医院越修越大？为什么医院越修越大却越来越拥挤？为什么医院会成为一个治安事件频发的场所？有没有可能通过设计来降低治安事件发生的概率？为什么很多医院被“正确设计、错误使用”？一家医院不仅仅是一件建筑设计作品，它还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无论采用何种建筑形式、何种空间组织方式，最终它都将由一群人运转，为另一群人提供服务。而且这接受服务的另一群人，多数还是身心虚弱的患者。因此，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如何通过设计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就医环境，我们对于医疗建筑还可以有哪些美好的愿景，是郝晓赛在她的研究中试图解答的问题。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玛雅科潘遗址考古队中方领队。“玛雅王和祭司们不但杀俘虏祭祀，对自己也绝不手软。” “在那微雨寒冷的清晨，我坐在废墟最高的石阶顶端，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脚下古时称为‘球场’，而今已被一片绿茵铺满的旷野，幻想一群高大身躯在玛雅人正在打美式橄榄球，口中狂啸着满场飞奔。” 这是作家三毛笔下的科潘城。三毛的脚步到达科潘河时，这座往日“玛雅世界的雅典城”已经在雨林里沉睡了一千年。自发现后的一百多年里，无数人寻找它，走近它，渴望听到它的声音。 李新伟和同事们是新加入的找寻者，在科潘的五年，他们参与发掘了一座贵族院落。玛雅文明的温度、科潘小城的秘密，深埋在那些散落的石块中。 雨林里的青苔正盛，科潘河千年不息，玛雅人的世界不再寂寞。

周翾，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做些小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一小时就有四名儿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疾病。2015年去世的孩子中有三分之一都经受了严重疾病的痛苦，他们生前都需要舒缓治疗。可是在巨大的需求面前，只有零星几家机构。儿童临终关怀无法为医院带来收入，反而会消耗大量人力成本，三甲医院很难挤出资源提供给临终病人。而且，即使在医疗工作人员中，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舒缓治疗这一概念和学科认知不足。“舒缓治疗不等于放弃治疗，也不仅仅是临终关怀。”2015年3月，周翾创建了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两年后，又与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合作，成立了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雏菊之家。“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我真正理解了「尊重」这个词。我们要尊重患儿，无论他多大，无论他多小。”

Yuval Robichek，插画家。“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人们总是迷恋不属于自己的鲜花，进入关系时习惯小心试探，承诺的桥梁由泡沫组成，爱情的过程和自动售货机没有两样……这是以色列插画家Yuval Robichek笔下的现代爱情。“我的工作来自于我的直觉。”在Yuval的插画里，人们似乎永远无法互相理解。但在戳穿人际关系中的无力与荒谬时，他总会留一些空间给幽默和善意，因为“人际关系并不容易，我试着用微笑来面对它”。Yuval年轻时从事的是平面设计，后来在纽约学习「幽默艺术」，转行做了插画师，因为这样可以百分之百地表达自己。“我一直记得我的老师和我说：你无法变得有钱，但你会热爱每一天的生活。”

Uma Wang（王汁），设计师。“十年了，每一次还是如履薄冰。”2018年，《邪不压正》的上映让王汁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旗袍的演变为灵感，为周韵设计了十几套服装。今年是王汁的个人品牌 UMA WANG 成立十周年。早在2011年，UMA WANG就成为第一个进入米兰时装周官方日程的中国品牌。如今 UMA WANG 在全球上百家店铺售卖，其中包括巴黎的L'Eclaireur、洛杉矶的 H. Lorenzo、米兰的 Daad Dantone 这些曾深刻影响世界时装格局的买手店。从僧侣、芭蕾舞者、游牧民族，到庞贝古城的末日狂欢，再到墨西哥女画家Frida Kahlo的传奇一生，王汁经常实验多样的材质和印染手法，用面料的纹理去表达抽象的情绪。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之前的许多工艺都在消失，当设备取代人工的同时，也取代了服装最珍贵的内在，我想延续一种适合当下的人工工艺。”

魏艳，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东方的故事也可以充满悬念。”拜影视剧所赐，你可能知道很多大名鼎鼎的侦探，比如狄仁杰、包拯、福尔摩斯，甚至工藤新一。他们游走于黑白之间，在一滴血和一瓶水中抽丝剥茧。如果把时间往回倒一倒，回到他们在小说中诞生的时刻，你也许根本想不到这些经典形象经历过怎样的“制造”、“包装”，甚至是“改头换面”。而推动小说家们拿起笔的力量，有时候是“创造一个世界”，有时候是为稻粱谋，还有些时候，是一些个人根本无法掌控的庞大风潮。魏艳的学术方向是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但这次我们准备请她“不务正业”，讲一讲你关心的那些事儿，比如：狄仁杰是如何“红”遍中国的、为什么写侦探小说是一种新潮、是不是每位名侦探都有一位华生式的助手，以及侦探小说到底哪家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