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 节目列表

“机器把一千万张照片过一遍，认出指定的那个人，只需要不到一秒。” 在越来越多地运用到日常生活的人脸识别系统中，机器如何分辨出人脸？变胖了、整容了或者长得高度相似还能刷脸支付吗？对着镜头做鬼脸能被机器认出吗？拿一张照片是否能瞒过摄像头？预测人变老后的样子呢？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雷震解析人脸识别领域里的各种疑难杂症。 “广场上密密麻麻地围着那么多人，我能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把每一个人的人脸捕捉出来，不论他姿态多少，是否有被遮挡，我都能识别出来他的身份。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人脸识别技术可能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了。”

流行音乐必须得融合到社会的综合范畴里去谈论。美国的流行音乐，一代一代地推翻、一代一代地去引领世界。上个世纪的布鲁斯音乐、摇滚音乐、爵士音乐、Hip-hop音乐，这些有影响的音乐全是从美国来的。可能是因为它始终跟社会平等，而且它们每一个音乐都有严格的介入时代的标准。它在批判这个社会。摇滚乐在批判，布鲁斯音乐在抱怨，Hip-hop音乐在骂种族歧视，所有东西都能找到它跟社会之间发生关系的那些点。 美国流行音乐有非常完善的一些奖励体制，包括像格莱美奖、Billboard、MTV奖，促成了这个工业的良性竞争。而且有法律的保护。我骂社会，谁要管我，拿出你的依据来。谁也不敢去限制。 有一首歌叫《去你妈的警察》，都拍成电影了。就是因为警察把黑人无缘无故地摁在地上检查。但是他并不是反警察体制。最后他也解释了，他说我们不是反对这个体制，是反对你们对我们黑人的态度。无缘无故把我摁在地上去检查，就是因为我们黑，所以他们骂警察。这种矛盾造成了整个Hip-pop音乐的一些蓬勃发展。所有人都在骂，都以批判现实为荣，甚至把拿起枪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当然也有另外的一些人反对，觉得这样太危险，说我们用音乐、用唱片换枪。有一些特别美好的保护音乐运动也是黑人搞起来的。他们把自己私藏的枪让孩子交出来，换唱片、换音乐。这样的音乐一丰富起来，你不可能没有影响，它的能量就大。 中国流行音乐的需求全都是因为时尚。他的力量是假的，从美国那儿学的；发型也是学的，一系列的造型全是学。学日本、学韩国，韩国又是学的美国——全是这种学复制品的复制。 为什么要有力量？为什么要有这种音色？为什么要有这种节奏？为什么要五官挪位地唱这首歌？是因为有内心需求。亚洲其他的那些流行音乐，他们也都做到了：音色像摇滚，外表还挺帅，服装也特别时尚。但一看他们的内容就感到尴尬：他们不是摇滚。外表上说自己是摇滚，但内心怎么也不是摇滚。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没有需求，没有对力量的需求。为什么要有力？力量是要挣破枷锁的。他们没感觉到枷锁，或者他们见着枷锁就躲，甚至想利用枷锁，把枷锁化为时尚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很多人又会说你这个年代的人就会看到这些问题，没有看到时代的时尚和光彩，不是像你说的这样——恰恰相反，我那个时代也一样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比这可能还过分。区别就在于它们是主旋律而并不是主流，现在主旋律没有消失还多了一个主流。那个时候是只有主旋律没有主流，所以我们出现的时候，恰恰还充当了那一段时间的主流文化。就像《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仍然被称为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音乐，是因为那当时没有其他的音乐去替代非主旋律文化、主旋律音乐，正好我们出现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标签，因为我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在当时火了，所以我的标签就永远贴在那个时代。而无论我的精神怎么更新，怎么去面对现实、面对困惑，他仍然认为我没有看到这个时尚的价值，我脱离了时代。只要我没有写出像《花房姑娘》和《一无所有》那样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可能就多了一个诋毁我或者屏蔽我的理由：你连那个时候都不如，你今不如昔。我所有面对现实的努力全都是被他们屏蔽掉的，而且有人拍手叫好。 像我还一直在小地方演出，我还是有很多的生存的机会。但是有很多年轻人就没有，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给自己创造演出的机会，真的不知道。 大型的官方的文艺活动取消之后，摇滚音乐节才遍地而生。以前都是《心连心》《同一首歌》这种节目，全国各地的政府买单，送票给观众，大量的电视台转播。他们的概念里这就是大型的音乐文化活动，并且造成了一种时尚。年轻人认为我看到的东西就是时尚，我看不到的东西都是过时。这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的音乐环境。 回到我自己，有很多人来问我为什么要开演唱会，而且我敢这么说，所有认为老崔没有作品或者没有活动为什么又搞演出的都会带着这种心态来问——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若干个这样的问题了。他们带着这种偏见就来问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写了《混子》，根本不知道我的《红旗下的蛋》以后的任何作品，根本不知道我拍了一个电影。我所有的东西都会被认为是在苟延残喘，是因为借用过去的资源，可以说是在发一些余光而已：你也扑腾不了几年了，赶紧吧。 我说我这是B面的开始，我的A面结束了。他们根本就不会理解我这样说话。而且由于我的活动少，我积累的一些能量后来要逐渐释放，可他根本就不相信，根本就不理解。 而恰恰中国现在正好需要艺术家站出来说话，因为有个巨大的真空，空气已经越来越薄了。人的情感、理性和人的信仰不在一个点上，最起码有一项或两项不在一个共同点上。我认为这个人就是有问题，这个社会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谁都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你还当什么艺术家，你还写什么作品，你还写什么书，你还当什么媒体，你还记录谁？你连这种基本的思考都没有。这个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标准，这是一个底线。人不关心人的这种状态，等于就是不关心自己的底线。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在走向何处？这个基本的问题谁都不会真正去想，有这种思考基础的人没有这个话语权。我们的文化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有一个愿望危机。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干吗，挣钱都不知道为了干吗。攀比、稳定是两个仅有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价值的具体证明——我比别人好了，哎我高兴了；我们的社会稳定了，领导高兴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经常碰到一些人说老崔你怎么谈论政治问题，我不愿意听你谈政治，你还是回去好好唱歌吧。大量的人这样说我，说你不就一唱歌的吗？甚至有人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你怎么可能谈论这么严肃的社会问题，你的思考根本不如我们社会科学院的，我们都还不敢想这些问题呢，你凭什么想这些问题？ 可是我再怎么唱歌、再怎么写歌、再怎么演电影，我也是人哪。我也长着五脏六腑，我也有七情六欲。我也应该有理性思考，我也有信仰，我的信仰也是我最基本底线的一种证明。我谈论的都是这些，并没有超过这些东西。大量的人不愿意跟我谈论这个问题，觉得我在跨行谈论一些事情。 仔细想想，中国的话语权从来就没有落在过思想者和艺术家手上。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全都是隔代的。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话语权才被证明，而且也不是他人的话语权，只是作品的话语权。 我也有既得利益，而且我们就是我们所讨厌的那个体系里的一个拥护者。我们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境界，跟他们一模一样。我们也在体制中钻空子，也撒谎。然后我们自己还视而不见，还去贬低年轻人。他们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高兴，他们摧毁我们偶像的时候我们也说“你这个小屁孩，你懂个屁啊”。其实我们就是那些人，我们就是自己内心里、理想中反对的那些人。我们自己在年轻人面前也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出一些东西来，要把这些话匣子打开，给年轻人创造一些释放自己的机会，哪怕他们释放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是对我们的反感。我宁愿看到他们的投入，他们专注的状态，也不愿意让他们去捧任何人的臭脚。 我觉得年轻人最大的美就是因为他们专注。所谓年轻人的勇敢也不是因为他们莽撞，而是因为专注。所以我们不要打扰他们的专注，同时给他们专注的机会。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专注，实际上就是保护这个能量，等于也是保护我们这个民族的能量。 我的能量也许就是音乐。所有东西都是音乐给我的。

4岁的时候，父亲送给蔡志忠@蔡志忠 一块小黑板，他由此发现了自己爱画画的天赋。15岁从事漫画行业至今50多年，到现在还每天画画，兴致勃勃。他导演的动画电影《老夫子》获1981年金马奖最佳卡通片，《大醉侠》《光头神探》以及中国古籍经典漫画《老子说》《庄子说》《禅说》等100多部作品在45个国家和地区销量超过4000万册。 “我大部分只花1%的时间去画，其他99%都是在编故事。我很喜欢编故事。我会讲故事给我妈妈听，她一边喂鸡我一边讲，她喂鸭我一边讲，她喂猪我一边讲。我说你都没有注意听，她说有啊有啊，我有听。我说那你讲一遍我讲的什么。她说好啦好啦，我会仔细听，你再仔细讲。”

胡德夫，台湾音乐人。他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1973年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他以歌声参与了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我想歌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才去写第二段。因为那时候我要送给旅北的大专的原住民学生，鼓励他们装备自己，所以我才会写这是最最遥远的路，来到以前出发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上坡，它是会引向家园或田园绝对的美丽。假如你用心一下，虽然我们遍扣过很多远方的门，但最后你会敲你的门进去，最后你会找到自己的人，最后你会走进自己的田园。 那个时候本来我们都生活一个自给自足的环境里面。到后来，很多学者还有我们这些学子们，都觉得我们是三无的国民，在这个土地上面被践踏。我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国民党来了，觉得叫省政府民政厅第四科那八个人管我们就够了。他们把我们的阶位降了六级，变成最底层的。 全省都是我们的人，偏偏他把蒙藏委员会弄到中央去，他们只有五百八十几个人。他们是中央级的，他们的儿女享受国家所有的这种供应。他们的人不必选举就当立法委员，我们呢，我们只能有一位立法委员，而且还不一定你选的国民党就叫你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们十几个盟，怎么立法委员是二三十个人？怎么我们只有一个人呢？经济上更是这样，农业经济也好，一般工业也好，我们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 从日本时代就觉得我们管理不便，所以就把我们往下移——好管理嘛。像布农族，本来都在山里面他们要往下面移，排湾族也是。 国民政府更是，他觉得移得不够，就把他们都移到都市旁边来，都市旁边都是石头。人家以前住的地方是很丰沃的，肉类也好，植物也好，都很丰盛。祖先也都躺在里面，祖坟也都在里面。把人家就这样子迁来，这跟别人统治我们有什么差别？跟日本人统治我们有什么差别？而且他更坏。 后来因为我们也依赖工作上面要换取现金，换取给孩子的教育、健康等等，就非得去就业，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像阿美族就去参加远洋，大部分的人到基隆港、高雄港附近去讨生活去了。所有的这些最重的工作，几乎都是台湾原住民在那里贡献劳力。而且在那个劳工最不公平的时代，我们又在劳工里面被最不公平地对待。 你说我们有没有贡献？对台湾的能源也好，运输也好，远洋这些经济也好，还有十大建设里面所谓的建设，所有的桥梁、所有的这些大工程我们都参与了。 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我们是给予者，我们给予我们的肚腹让你们生了孩子，变成两千七百万人的地方；我们给予土地让你们变成我们的女婿。弄到最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们连“原住民”都不这样称呼我们，反而称呼我们叫“蕃殖”“山地人”，我觉得连国家都这样称呼我们那就是不对了。 我们需要把原来的尊严拿回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出口可以说话。大家谈妇女问题、谈其他什么问题，我说你不谈原住民运动的话，台湾根本没有运动可以有突破口，有原住民的运动开始才是整面的开始。所以我们唱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什么叫反对文化，你不建立哪里有文化？你要演什么戏给大家知道，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知道，什么歌是最美、最有力量的，你总要有吧。很多民主的歌就在这些时候大量地被唱出来，阿里山的歌啊，阿美族的歌啊，以前是根本没有人敢唱这些歌的。 所以我们经过这样的反思、运动，到现在，我的同胞你去哪一个县市都有人应该要照顾你的，法条里面已经都定好的。你要去争取才有办法，以前谁管你？以前去澎湖，谁会管你原住民的事。你现在到一个船上就可以说我是一个渔民，我是原住民族的，我享有它法令上给我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去争取这些运动才会有这些东西。其实这条路也是一首歌，像首歌一样。人家以为我是民歌逃兵，然后我跑去做原住民运动，不是的，是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张弓的上一份工作是NASA的数据科学家，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监测地表作物的生长情况。2015年他回国创立佳格数据，要把黑科技商业化：根据卫星图像上的波段分析作物的光合作用强度，用卫星遥感预测肉眼觉察不到的农作物潜在的虫害风险，检测葡萄中的糖分和土壤湿度的关系，通过卫星数出大棚的数量预测大蒜的产量……“商业引领技术，将在你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地方发挥最大的作用。” “我第一次感觉到做了这么多年的学问，做了这么多年的数据，终于能够让我们一个个农民、一个个人来获益。”

胡德夫，台湾音乐人。他曾经唱响了台湾第一首创作民谣《美丽的稻穗》，1973年举办台湾有史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唱会。他以歌声参与了时代，并成为其中标志性的人物。 我有一个学姐，弹得一手好琴，每天帮我们伴奏升旗歌、降旗歌或者是《国父纪念歌》。其实她也是自修的，也没有老师教，她只会那几首歌，就可以上去弹。我想就学弹琴，所以我就挨到她身边闹她，一定要她教我弹这几首歌。我这学姐没办法，就让我看她弹，然后教我一点。 能够弹琴伴奏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每天早上有四个同学帮你抬风琴、提椅子，把你搁在司令台上，只有你跟校长两个人在上面。碰到全乡的运动会的时候，那个光彩更大。所有的运动员都排在你前面，每一个学校都排在你前面，台上就你跟主席两个人。两排乡民代表坐在那儿，我就弹《三民主义》。 因为歌，我被安慰过。从太麻里溪谷走出来，再坐车到台北去，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不堪的。我离开了母亲，根本就不会洗袜子、不会洗衣服、不会缝扣子。但现在马上要去一个地方，要自己洗澡，自己洗袜子、洗衣服，要想办法让衣服挺，要去过这样的生活。 那里没有一个人听得懂我的国语。所谓的普通话，我认为我会讲，但是他们听不懂，因为我带了很重的乡音。那就只有跑到相思林后面去跟树讲话了，我把那些树模拟成我的一群小学同学或者家里人，把我心里面的话跟他们一直讲。 我后来慢慢慢慢发现有些老师不睡觉，晚上特别陪我聊天，还有的老师特地多教了我一点台语，让我去了解同学们在讲什么。我觉得我在这方面被尊重。我们的校长陈泗治尊重孩子，而且认为唱歌的孩子不太会变坏。陈泗治我讲过，他跟江文也、郭芝苑是日据时代台湾三大音乐家，很有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 淡江中学是贵族学校，哪里来的都有。他的家长是谁，那大到不得了，从蒋经国一直到底下都有，他们的子孙在那边读书，那个学校很不好管：你要叫我唱歌，怎么可能？我为什么要唱你让我唱的歌？ 但那时候，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升完旗进教室之前就到大礼堂去，坐在一起唱歌。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唱，包括监督我们的教官、老师、导师都要唱。大家都拿起诗歌在那里唱歌，在那儿互相倾听。 因为歌，大家可以平坐平起在一起。到最后我的感受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被歌软化掉。你看他最后要离开校园，或者是他变成高年级学生，他回来的时候，总是会把歌在淡江中学的重要性告诉新生，说歌在这里是多重要的，歌在这里是什么。 歌最美的还是莫名的赞叹，在大自然里面，不管有词还是没词，那就是由心的赞叹，那是最美的。有苦的时候就发出来，有喜的时候就拿出来，你流泄出来，那才是歌。 其实，我心中想写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一首歌——就是一个大桥。大桥上面我们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华人、那么多的我们，过了那么多代了只有这么一座大桥。在桥上我们不要擦肩而过，我们真的可以互相诉苦、互相问好。 会有好的作品吗？也不一定。因为越这样的时代越自由，建议越来越多，大家创意越来越大，唱片工业又是越来越夕阳的时候。作歌算是真的又回到以前台语讲的“艺术家，睡地板”的状况。 假如讲到所谓的流畅性，当然会比以前更流畅，但是作歌的那个心是不是那样强？那个企图心或者那种决志是不是那么强？所谓的强是在写某一种歌，而不是说量产或者之类的东西，早就量产了，早就过量了。 我曾经也被（某些节目）邀请说胡老师你来一下，你就陪台湾这几个人，然后他上去第一首不让过，第二首给他过关，第三首你来或者是怎么样。我当场就说对不起我肚子非常不舒服，让我上去休息，让我的律师跟你们聊一聊。 我不是说他好或不好。他对人用计太深了，他对歌用计更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配合他写得出想要的歌？什么都被他用尽，他还可以在那个地方安排人家的上下。他把这个变成很像是全民公举出来的，其实都在他手掌里面，不是吗？ 所以，作为一个歌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摆弄谁也不被谁摆弄。你要唱什么歌就尽量唱，尽你歌手最舒服的状态唱，慢慢还要带一点点意志在里面。不是说快乐就好了，或者是唱得很爽就好了，不是。Woody Guthrie说世界上好听的歌很多。歌，不是因为好听才去要唱的，而且要唱的话要看它有没有什么意识，有没有意志。

“绿色地球”执行总裁汪剑超曾是微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希望用信息化的方法推动中国多年未能解决的垃圾分类难题。他们设计了细密的垃圾搜集、分类的信息系统和积分回馈制度。住户将分好类的垃圾装袋贴上二维码放进垃圾桶，垃圾的重量立刻被计算出来，换算成积分计入“绿色地球”为他们开设的账户。从2008年起，已覆盖成都市409个社区14.22 万家庭。“绿色地球”因在成都的实践，被住建部评价为“垃圾回收分类做得最好的企业”。 “我特别小的时候，家里人总教育我，不好好学习的话长大要去收垃圾。我学习还是不错的，大学在中科大学的计算机，结果到今天还是在收垃圾。”

塞拉利昂、索马里兰、阿富汗…… @无国界医生 驻华代表，北京女孩安娜曾在战火和瘟疫之地救治过上千位母亲。“我们在那里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真是为了这些人，这些顽强地行走在拯救自己路上的人。有个医院在那里，是她最后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的话，这个最后的希望就也没了。”

「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是一个蛮喜欢做菜的人，一般到欧美我就会走一下二手市场，背各种各样的餐具回来。 这次去喀什，我就看见一个喀什人手工的铜锅，而且价格真是蛮便宜的——一个大的手工铜锅才两百多块钱。我特别叫那个工匠在上面雕上他自己的名字。他说从来没有客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最后问我要不要加一个喀什上去，我说好啊，然后他自己又加了一个上去。 我经常会做酸汤鱼，那个大锅至少可以让十个人吃，会是一个特别棒的感觉。我在外地出差时间长，广州的朋友就会说什么时候去你们家吃饭啊，甚至有时候我被叫烦了，我说交钱才能吃，他说好，我们交钱也要来吃。 我最值得炫耀的事情是那一年在北京剪《大同》的片子，起码有两三个月时间。他们剪片子我的事儿不是太多，我就帮他们做饭，至少每天中饭是我做的。将近一百天里面，我给他们做的中午饭没有一道菜是重复的。 我是觉得每次都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挑战，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今天吃的跟明天一样，一定怎么着也要做出一个新花样来。其实也不是很难，有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个念头，上网一查有个类似的东西，扒拉扒拉就出来了。 我平时会走到哪就会买到哪。去台湾我就一定会买台湾淡水的一种辣椒酱。这种辣椒酱号称引进了全世界最辣的辣椒，那个辣椒素是普通辣椒的几十倍。你吃饭的时候是逐滴添加的，我第一次买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你要逐滴添加。 我还会买台湾的蒜瓣鹅油，就是鹅油加蒜熬出来的。它是一种饱和脂肪酸，动物油会比植物油要香。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吃猪油炒饭这种东西，它是有道理的。 去大同我一定会买它的莜面，那个面只是在大同和内蒙古南部的某一个小区域出产的。因为它相对气候比较寒冷，所以它会出产一些谷物，生长周期又特别短，蛮特别的。你不吃之前以为中原是没有美食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当年在大同有一个市政府的秘书跟着我，我还专门跑到他们家跟他妈妈学过怎么做面食。因为大同可能是五胡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文化在里聚集。人家说大同还出美女，大同最自豪的是大同出过十多个皇后。 而且我每到一个城市，主要是国外的城市，我一定会去坐它的公交车，一定会在大街上随意地走，看见有人的地方就去点一份菜。菜单我一般是看不懂的，然后就One more, please——看着别人桌上吃什么东西来一份同样的就行了。说到底，你说要得到什么东西？也没有，完全是视觉上、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吧。

王立铭，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知识分子 独家签约作者。生于1983年的神经生物学家。他的研究方向“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吃东西，选择吃什么样的东西，吃多少东西的问题。”希望从科学家的角度出发，讲给大家科学发现的由来，以及探索人类奥秘的科学怎样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改变人类社会。 “宇宙的半径是四百六十亿光年，这和人类的寿命之间的鸿沟还是非常非常大，大概有八到九个数量级。但是至少在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一些科学进展和科学发现，能够一点一滴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帮助我们弥合这两个巨大的数量级的差异的鸿沟，最终有一天可以实现把人类送向星际远航，送向人类社会最后的远方。”

「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从小在一个“无菌”的空间里面长大，你的免疫能力会降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中国社会真是来不起任何大的挫折，为什么？我们轻而易举一个东西瞬间就会被颠覆掉。 朋友圈里面热点一个接着一个，当一个热点出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看见一个片面的报道往往会义愤填膺——怎么能够出现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只需要等到第二天第三天，你发现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这种声音会稀释它，会中和前面那种声音。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互联网好的一个地方。我更希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力量在里面交锋或者拉扯，这种感觉我觉得比看新闻本身更重要。 它是有烂尾的时候，但是这个烂尾在不断地积累量。这种量在一次一次地积累，也许是善根在不断地积累，善缘在不断地积累；也可能是恶缘不断在恶化。我觉得没关系，你为什么指望着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束、一个解释呢？其实这反而不符合常理。 我会告诉女儿，你不要想每一单活都挣得盆满钵满，每一件事情那么圆满。如果每一件事情圆满，注定最后那个大的就不会圆满。它有个更大的趋势在后面，你应该去把握的是更大的趋势。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事情都是烂尾了，我觉得没关系。人类社会进步就是要这么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积累，至于最后它会朝哪个方向走，我不知道。 但是我仍然看见这个社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昌平的几个警察被抓起来，你觉得事情就完满了吗？不是这样的。肯定不是简单到几个警察因为渎职罪被抓了，这个问题就完成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需要这个事情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进行发酵，它的作用已经达到了。 最后这个社会会向哪个方向走呢，我觉得会向一个更加合力的方向走吧，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美妙的。 其实你要一个劲儿地去找一个人的劣根性，这太容易了，但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健康的、有效的促进社会互相了解的方法。你当然可以去做，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宣传。为什么我们会讨厌宣传，因为宣传它一个劲儿在说一个事情好。到了我这个年龄，当一个人拼命说它好的时候，我天然地会有一种排斥感，我会往后面退。当另外一种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趣。所以当大学生都知道我不应该盲目地去相信一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这是社会的进步。

「枝桠」是由「一席」出品的关于读书、电影、音乐、艺术、旅行等精神生活各方面的谈话节目。第二季「思想的重量」已经发布，第二位访谈者是纪录片导演周浩，曾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担任摄影记者。从2001年开始尝试制作纪录片，作品《高三》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棉花》获得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中国市长》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说你们做纪录片的人怎么发财啊。还有我，比如说得了两次金马奖以后，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变现啊，就是得了奖以后别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你成心要去套钱，你是套得到钱的。 那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面对，我也不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我每天都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这里拍个片子，那里又拍个片子，其实你仔细想来它跟你的初衷是背离的，它并不是那么吻合的，但有时候你不自觉中间就被拉扯过去了。我虽然说口口声声号称说我自己不喜欢钱，但是好像当它来找我的时候，我又没法完全去拒绝它。 就像我现在应该跟张献民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觉得反正三五年之内吧，中国一定会出产一部所谓的现象级的纪录片，它的票房会过亿。我一点都不会怀疑这一点，但至于它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以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我现在统统不知道。因为你有一个基数在那里，而且现在有这么一个庞大的观众群在那里，当某一种契机达到的时候，这样的影片就会出现。 其实这种东西你说中国做电影的人知不知道，他也知道。他也知道是一定要去谈人性，一定要去谈一些后面的问题，这个片子才可能是一个能够立足的片子，但是很多人会被一些现实的东西左右。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电影里面很少，我看见就是热闹，特别热闹，但是你说这个片子最后能给我什么东西，我真不知道。 《大圣归来》这样的片子，它特别热闹，做得特别漂亮，但是你后面得到的东西呢？就包括像《美人鱼》这样，薄薄的就一层，就一点点关于环保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拿来整篇来做，还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影片。 你比如我刚说的那个讲图灵的片子叫《模仿游戏》。实际上这个片子如果放在中国人来做的话，它可能会做成一个逼格特别高的影片，因为是关于二战怎么被这个人个人拯救的问题。就这么一个起划时代作用的一个人物，最后它把他归结到这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自己感情上的纠葛——把一个大人物放在一个特别小的局部来谈论他的故事。我就觉得中国电影里面特别缺少这种东西吧。 要么就一些独立电影，甚至一些我们的大牌导演们做的片子，你会觉得他们特别有情怀，特别地关注着国家的民众的这些生计。你比如最简单的，我经常会拿一个片子来做比喻。你比如说像贾樟柯的《天注定》和几乎同期上档的《荒蛮故事》，一个南美的片子。你明显感觉两个片子之间的那种差异性。 贾樟柯就是在控诉，他也许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需要去控诉的。我从来不认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需要拿着刀子上街去挥舞的那种状态。最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他对现实的不满意，导致他就想在大街上高呼口号。我觉得不是一个解决问题之道吧。我当然会佩服你的勇气，但是从电影作品的这种角度来说，我觉得你缺失好的东西。 贾樟柯整个片子的制作周期大概也就是半年时间吧。半年时间就出品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你作为工业化的产物来说挺好的。也许你用三年时间去拍这个片子，最后你的分值仅仅是比现在高五分，但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变成另外一个片子了。 那一年正好是侯孝贤和贾樟柯同时在戛纳。侯孝贤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太急了吧，他太急迫地去这样一步一步（做）。因为他现在是在做商业嘛，有很多人需要他来吃饭，需要他来支撑这个产业，这样必然而然你就会受到很多影响。 我们很多导演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强的，你比如就像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导演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毕竟都是我的前辈，但他们做啊做的，就被整个市场、被整个社会带到某个区域里面去了。 我们经常会把这个球一脚踢到电影局去，认为他们的监管太严厉了，导致我们不出品。实际上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会做的比喻，比如说像伊朗，伊朗大家都认为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电影出来。比如说韩国，实际上它的每部片子的投入的量也许没法跟中国电影比，它有些片子也一样是小制作。刚刚说到伊朗，伊朗它的监管应该是比我们要严格得多的，但是并不影响它出品优秀的电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还是跟做电影人的心态有关系。 我们拍电影就知道，你永远不可能一部电影是能够抵达所有的观众的。它一定是有取舍的。而且这个社会多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能让不同类型的人出来，我让有不同需要的人都能得到满足。 我觉得也许现在中国这个票房是很糟糕的一种价值导向。就像众人的口味，他现在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他想在一个短时间之内去抵达90%的人，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事情。他们甚至是在自己骗自己——怎么可能90%的人口味都是一样，而且能够去找到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实际上你一直在寻找他们这个共同点，我不认为这样的共同点存在。但是好像我们所有做营销的人都知道我能够抵达多少，我能够抵达所有的从15岁到25岁到35岁的观众，我觉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