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台中原来有几个非常好的书店，当时有一个很多人怀念的书店叫中央书局，那儿的书都非常便宜，比一般的书店要便宜百分之三四十。对我来说可能一顿饭不吃就可以买得起一本书，所以就非常有诱因，进了书店就想说下礼拜二我不吃买这本，下礼拜我不吃再买这本。你就可能想办法要把钱存下来买书。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同学当中藏书丰富的人。 我只带了一本《荒漠甘泉》就到台北来了，那是一本励志书，就觉得自己要去远方、要去奋斗了。我当时有一个决定，就是我到城里来再也不跟家里拿一毛钱了。大学的时候我买了很多书，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能有一万册藏书（你就可以想象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会赚钱）。 大学时候赚钱全部是靠教书、编书，我上好几个班，又写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从怎么样用小苏打粉洗盘子啊，什么急救啊、打绳结啊，就是找资料来重新整理、重新改写。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做了很多，只要不睡觉可以做到的事我都做。 我希望去的几个城市，那些城市是能够接触到很多书的地方。通常表示城市要够大，语言也够丰富，然后它有足够的书店，最好有相当大的二手书市场。只有进到旧书店，你才有机会碰到在既有的视讯系统里不见得会碰到的书。 从这样的角度我就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好买书的地方，纽约可能其次，东京是另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 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几乎每一年我都安排了特别的时间去。到了那边我可能七八天的时间全部在找书，一次大概可以带五十公斤到八十公斤的书回来。那些分门别类的专门书店或者是二手书店，它才让你有机会遭逢没有想到会跟你命运有关的书。 这本书上面有个题词：Sir Joseph Hooker With respectful regards from William Bruce。William Bruce是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个有名的极地探险家。Joseph Hooker就是我们生物学上会读到的那个虎克，是他的前辈。这本书出在1911年，是William Bruce写了一本极地探险的书送给他的老师。 这个书送的时候是1911年的5月，Joseph Hooker是1911年7月份死掉的，所以这个书到的时候Hooker有没有看显然不是很确定。但和两个历史人物相关的一本书，而且都是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人，又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时间，这本书就出现在一个旧书摊的一堆书里面。老板卖我四英镑（这个书大概可以卖到两千英镑）。像这种事你不在旧书店里是不会碰到的。 你也必须对这些作者有亲切感，才会看到他的名字就全身发烫。这个是遭遇。只有在出版很丰富、历史悠久，有大量的作者、历史人物走过的同一个城市，在那样的地方，你才会碰到这种事。这个都是超出买书以外的乐趣了，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 这家旧书店其实就是在查令十字街上。三十年来我多次在伦敦买书，在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到它的书店一家一家地关了。相比我三十年前走的书街，就书店来讲，现在可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找各式各样旅行探险文学的书店。在查令十字街的旁边的一个巷子Cecil Court，那里面当时有一个叫Traveler's Bookstore，旅行家书店。我在那里买到很多书，我把为了写作旅行史想要找到的某些绝版书的书单留给了那个书店的老板，后来我们就往返通信也快十年了，直到他书店关掉为止。他找到书单上的书就通知我，我就汇钱给他，他把书寄给我——各式各样这样子的买书情缘。 书店越来越难，读纸本书会变成一个古典行为，跟写书法没有两样。它还在的，但不一定是主要活动了。过去查令十字街这一整条街都是书街，但实际这个街位置太好了，等到都市往前进这个就留不下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教书，下车的地方是在台北车站，重庆南路一条书街在那里。我下车的地方正好在那条街的头，所以我要走到街尾才坐车回家。这段路我通常要走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其实也就两百公尺、三百公尺，逛着逛着就把一个下午用掉了。重庆南路也是在市中心，当年书可以支撑一个这样的街道。现在那个街道已经昂贵得不得了，所以书店已经一个一个地关了。 我觉得从编书的质量来说，有变坏的部分，也有变好的部分。现在如果你要把一本书做好，你的能力是比以前强的：在书的工艺上面完全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设计；做印刷、装帧的工厂，你现在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他都能够提供。所以现在要把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做好，从某个角度看是比以前要强的，以前工业上有很多的力量做不到。 可另外一部分也有变坏的部分，过去的出版，往上走不容易，但是你要往下也做不下手，但现在这部分的力量就变得很大了。现在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量产的小说，网络小说、奇幻小说、言情小说，过去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在书市里占一个这么重的比例。 在我做出版的那个时代，出版社很难把力量放在那个地方，读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撑这样的书，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在排行榜上可以占八成。在我那个时代，也就是台湾开始有排行榜的时候这是不能想象的。这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它一个社会的出版跟阅读的理直气壮的庸俗化是比以前严重了。 整体上是两面俱显，好的也变好，坏的也变坏。

来自日本广岛的建筑师@青山周平 ，因改造了一户被称作“史上最小学区房”的北京老四合院而被人熟知。“我们用那么多钱买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我们为什么需要那样的居住方式？我们居住的地方能不能跟交通一样，跟吃饭、听音乐一样，更放松、更轻松、更简单？”青山在一席，分享对未来的家的思考和想象，“我们的方案就是，房子可以变成一个有点像盒子、有点像家具的东西。我的生活空间、我的时间、我的物品都可以在这个共享社区里面被共享。”

用声音，在一起

在太平洋渔船上杀死了22个同伴的11个普通船员，被万人膜拜的邪教女基督，“天资高于李政道”却落魄多年的物理天才…特稿记者杜强关注的多是戏剧性极强却又真实到骇人的故事，非虚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首发当日阅读量过千万，“我时常会想，如果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被生活甩到日常经验的边缘，如果是我们去经历那些惊人的可怕的事情，那些考验人性的时刻，我们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何力，《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周刊》、“界面”创办人。 我们（现在很多）杂志确实做得不高级，有各种原因。大家似乎也不追求更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说我们喜欢偷懒吧。在词汇的选择上也不是很认真，也不尊重自己，语言的这种破坏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老觉得杂志的这种美妙，或者是这种新的制作技术所呈现的好看，还有表达方式的这种创造性，大家都很随意。不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真的好杂志还没到来。 在中国做媒体，现在可能条件不一样，我记得十几年前，你首先要明白先回避掉哪些不好，这样基本上就能够出来。我今天都回想起来，其实《经济观察报》在最开始只是清楚不要做哪些事，或者说不要写那种没有趣味的东西、不好玩儿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东西，至于方向感在哪儿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有一点清楚，就是能不能跟现在已经有的产品有所区别、有所不同。这个是非常强烈的，始终就这样一个想法。 那怎么才能有所不同，比如说《经观》最开始那个版式设计，我们不找报纸的人设计，找广告公司的人。《经观》是在中国的媒体里最开始用标宋做标题的，原来中国的报纸杂志都是用大黑字做标题，后来就很多报纸开始用标宋做标题。这怎么来的呢，就是最初有一个广告公司的年轻人帮我们设计这个报纸，聊着聊着那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要一张看上去像英文的中文报纸？”哎呦我说这小伙子说得很棒。当时就是想洋气嘛，国内太土了。他说在汉语的字库里，标宋看上去最像英文，后来就就用标宋，就显得挺洋气的。 所谓创新，怎么创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之中歪打正着，或者是机缘巧合，或者是大致的方向清楚，具体的路径是试错的一个结果。最近也有一些人跟我讨论写作呀、诗歌呀，反正我爱说的是我们先要和习惯去做个斗争。你首先要否定自己的经验，或者别人都用的词你最好不要用，就是说你总要先与众不同。 其实当代艺术也是这样，你先否定，然后你先要出格，如果你是个真人或者真牛的人，你就会在否定之后创建一个好的东西；如果你也是一个凑数的，你就会发现否定之后创造一个东西可能还不如原来呢。 我们在当代艺术看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打破一些东西的，包括装置艺术的作品，包括所谓后现代的东西。可能你会困惑艺术的门槛在降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确实已经明白我要先打破一个东西，但打破之后呢？可能第一个把马桶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的是牛是创造，那第二个第三个就变成笑料了。 所以回过头来说否定还是相对容易，但是创造就真的是蛮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问题是还有更多的人连否定这件事情还舍不得做呢。至于最终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东西，挺难的。 如果说工作应该是从模仿中开始，我是鼓励模仿。比如说写小说这件事，我说我得先找到一个模仿对象，有一阵子我已经下决心学一个人，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叫戴维·洛奇。戴维·洛奇是专门写知识分子的，写大学里的这些事儿。戴维·洛奇写得挺好，他一定不是顶尖的那种作家，但是他写的那个细节就跟我们看韩剧似的。戴维·洛奇的笔触就有这个能耐，把大学里的教授出去开研讨会拿点礼品、报销个差旅费什么的写得栩栩如生。我把他找来就觉得哎这个人可以模仿，我是觉得确实要找一个人，要研究他然后决定模仿他才开始写。 我其实对新闻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今天不那么痴迷于要追求更多的信息，在别人之前获得某个消息，或者是说比别人占有更多的资讯，体现某种信息的优越感。客观上确实来源也多一点，渠道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新闻都太雷同了，缺乏色彩，也不能挑战人的想象力了。 我们界面有一个做深度报道的团队，叫正午。非虚构这个领域，只要你肯下功夫，拿出一年两年认真研究一个人认真去一个地方，我觉得一般的记者或者从事过长篇报道的记者，都应该有不错的表现。 在界面的内容生产的过程中，总体而言我们是挺偏向效率的。但是如果随着我们的能力的提升、资源的增加，或者有更多的钱，这方面可以持续投入，因为我们从骨子里还是希望有更多有品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股脑地去投，不可持续也不好。 从我们整个团队的偏好上来讲，还是对这些有意思的东西、长篇的东西、更现代的东西感兴趣。我看到很多太陈旧的东西，这个世界就充满了陈词滥调，都是哪辈子的观念还在上面表演。

8个摄制组，在上海十余家医院蹲守近两年，拍了一部“隔着屏幕，就能嗅到消毒药水味”的10集纪录片《人间世》。和常见的“妙手回春”宣传不同，它呈现了事实残酷的另一面——人想救命，但命不由人，医患冲突、人间百态都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豆瓣评分高达9.7，不少人表示，哭着看完。《人间世》编导、记者秦博@秦博v ：“仅仅直视并不完美的人间，还是不够的。” “医生最困难的不是经历这样那样的失败，而是面对失败带来的种种挫折却没有丢失最初的热情。”

何力，《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周刊》、“界面”创办人。 你坐飞机要看看书嘛，坐火车也要看嘛。现在年龄增长，起夜之后就睡不着，那你看会书也就睡着了嘛。 我能够比较有鉴别力，一般看一眼就能够决定我会不会喜欢这本书，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比如说同样是东野圭吾的，我现在觉得《放学后》还是写得最好的。后面他自己可能觉得进步很多，用了各种（手法），但是没觉得怎么样。同样是畅销书，《斯通纳》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写我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会喜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心理变化，小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蛮聪明的人，随着年龄增长你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就发现优秀的人怎么这么多啊。然后你就很自卑，就觉得其实自己真的资质平平，这种感受特别真切。所以《斯通纳》会让你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跟你想法差不多或者命运差不多的人，人家还是博士学位。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普通人，普通人怎么才能做到像斯通纳那样那么热爱生活？挺难的。有人就批评过我，说老何你从来没有充满热情地热爱过生活。我想想说的是对的，因为我特别容易放弃，也怕麻烦，排队超过三个人就算了。所以我很容易陷入被人们批评的那种历史虚无主义，是非不分嘛。鲁迅又怎样，周先生又怎样对，胡兰成又怎样，但是一般我当着女孩子是不会表扬胡兰成的。 三八节期间还有一个段子，说当年重庆的地下党叛变的都是男的，被关的女生没有叛变的。孟京辉的太太廖一梅，写过一篇《悲伤主义的花朵》，小说什么样我忘记了，但是她说的一句话我还是记住了。她说男人是永远不会成熟的，男人只会变老，只有女人会逐渐变得成熟。 我就在想我自己，我知道我开智是十四岁的一个晚上。那时候我们去学农劳动，在苹果园。我可能想在学农中积极表现火线入团，后来这个梦破灭了，表现得不好没入成团。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今天总是清楚地记得我的心智就停留在那儿了，后来经验、知识可以不断地成长，但心智基本上就这个水平。 我小的时候刚有第一张北京的月票的时候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就买一张公交的地图，看一下哦14路没坐过，我就要坐14路坐到头。我坐在司机的旁边，看着他开车。那个时候德胜门外或者马甸就已经是农村了，坐到终点站下来，在一片荒野草地或者城郊转一圈，然后再坐那个车回来。那时候最多十二三岁。有什么变化？来过吧。 有个日本女作家叫冈本加乃子，我很羡慕她。好像应该是跟川端康成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川端康成很推崇她。她是一个现实生活特别绚烂的人，或者特别糜烂的人。她家境很好，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他们去欧洲旅行，她带着她的男朋友，她的老公在后面帮她拎行李和买单——可以想象一下，而且她不断换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她的小说又写得特别收敛，所有涉及男女之间或者什么的都极为收敛，收敛得一塌糊涂。 你就会觉得这样的人也挺有意思，她现实生活中和自己的作品根本是两码事。

何力，《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周刊》、“界面”创办人。 当你觉得这样的东西跟你气息相投的时候你就会很兴奋，比如说我很喜欢捷克这个民族。他们说为什么，我说你看捷克人，最喜欢的就是投降。其实布拉格保留了很多很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遗迹。外族一入侵，人家并没有拼命反抗。 米兰·昆德拉写过一本《笑忘录》，里边有一个情节就说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家里有一片后花园，苏联的坦克来了，布拉格人民都上街头去抗议，去示威、去斗争，花匠就好几天没来，结果那个花儿可能就没人伺候了嘛。她的母亲就抱怨了一句，说你看，坦克一来我们这个花园都没人管了。女儿就批评母亲：你这觉悟太差，这么大的事儿，国家都快不行了破花儿算得了什么。后来女儿说，很多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母亲说的话，她说坦克算个屁啊，只有母亲后花园的花儿才是真实的人生。这样的桥段我就很喜欢，符合我喜欢的那种调调。 所以我也很警惕那些说法。比如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也不能这么说吧。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种职业，他必须要有更好的道德？或者说我们社会就应该给他更高的要求？ 我对极端的东西都保持警惕，包括对环保主义。你可以环保，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那什么是最好的环保？我们不活了最好啊，那不就对环境没有干扰，但我们毕竟还活着呀。所以我们活着的人的福利是排在第一位的，孙后代的福利是排在第二位的，你可别跟我说子孙后代的福利是排在第一位的。 包括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人，我也是从喜欢到不喜欢，年轻的时候觉得多牛多酷多英雄主义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自身道德水平极高的人，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一样。人们有选择的，可以选择高尚一点，也可以选择不那么高尚。这样这个社会才好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可以为理想去奋斗，我依然觉得你是英雄，你应该被世世代代的人去颂扬，因为你的牺牲精神。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统治者，你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具有牺牲精神，那可能就是暴政。 所以我也很警惕那些说法。比如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就应该如何如何，也不能这么说吧。哪一个行业或者哪一种职业，他必须要有更好的道德？或者说我们社会就应该给他更高的要求？ 我对极端的东西都保持警惕，包括对环保主义。你可以环保，但问题是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那什么是最好的环保？我们不活了最好啊，那不就对环境没有干扰，但我们毕竟还活着呀。所以我们活着的人的福利是排在第一位的，孙后代的福利是排在第二位的，你可别跟我说子孙后代的福利是排在第一位的。 包括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人，我也是从喜欢到不喜欢，年轻的时候觉得多牛多酷多英雄主义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自身道德水平极高的人，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一样。人们有选择的，可以选择高尚一点，也可以选择不那么高尚。这样这个社会才好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可以为理想去奋斗，我依然觉得你是英雄，你应该被世世代代的人去颂扬，因为你的牺牲精神。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统治者，你要求别人都跟你一样具有牺牲精神，那可能就是暴政。 我从那个时候就觉得世界确实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有很多层次，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态度，总之是不太喜欢单一的东西。如果这么说就还真是找到一点根据，这是一以贯之的态度。 其实包括我们做新闻，我也没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刚开做的时候，我们老总编辑丁旺基本一句话就告诉我，他说做我们这一行的要讲真话，但是有些情况下真话讲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讲话，不要讲假话。我觉得。老丁旺这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作为一个从业的基本逻辑。现在经验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如果真是倒退二十年的话，我觉得我会更认真一些，更世功一些，更有目标和方向感一些，然后多买几套房，因为回过头来看那是很好的机会。换句话说，我对世俗的成功充满了渴望，可力所不逮，所以最后只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解释，或者是说来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否则都让你们大狗活了我们小狗就不活了？也不行啊，小狗也要活得特立独行一点，你看我们也不是蒙的，我们是有目的的选择，我们有思想，不过没成功。 当然有人会说你矫情，你混得还可以嘛。我确实还是遇到很多跟我起点差不多后来很优秀的人，从世功的角度来讲做得更好的太多了。比如说冯唐，他也是北京的，我觉得他的生长环境好像跟我们也差不太多，他为什么就那么聪明呢？但是有的时候看他也有一些破绽，也有不是那么牛的时候，心里就暗暗得意：不过如此嘛。特别是。 说人家江郎才尽不好，但是实际上都有一个高峰。连张爱玲都是1949年以后就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作品了。我们的老北京的王朔老炮儿也一样嘛。《我的千岁寒》，现在谁还记得？有多少人看过？我是认认真真地买来，但是人家只记得他过去写的那些。

金宇澄，作家。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获得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以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有一个很有趣的节目叫《去到乡下住一晚》，我长期看这个，这个节目看得人太感动了。它讲的是什么呢，电视台邀请几个嘉宾，坐上火车出发，愿意到哪一站下就在哪里下来，然后去敲老乡家的门借宿。有时候也有人家会拒绝，但是总会很快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住一晚的地方。当天晚上，主人就为他准备床铺，给他做饭。第二天起来以后，老乡给他做早饭，吃完早饭他就帮老乡去干活，干完活以后就跟主人说再见了：“叔叔阿姨啊，希望你们保重身体。”接着这个音乐就起来——到这个时候就非常感动。 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日本是通过这么一个节目，可以走到最边远最偏僻的小镇。但是只要打开人家房门，几乎和东京人的生活是一样的，从房间内景、吃饭，到整洁度、外头各种环境，可以看出日本的农村也是高度城市化。 那还有一个我会感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时候说到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都会说哎呀我们人口多，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日本它这么小一块地方有一亿多人口。经过二战之后，这么几十年的时间，它就可以做到那么一个地步。 我和上海纪实频道的编导也说了，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但同时我和编导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乡下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乡下，你去敲门，说不定各种情况都会发生，而且室内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和这个日本节目不一样。 我们的国家做到日本这么一个状态，不知道要多少年。我们现在都是、好像我们文学也是长期关注农村，农村淳朴啊农村怎么样。但农村有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从来不被报道或者不被书写。因为我自个儿是过去有七八年的时间在东北，我非常了解我们本土的、可能现在也不能够说的一些情况。包括不讲卫生、不注意公共环境等等，尤其是乡下，外部环境和室内都非常差。 当时的我，在冬天的时候替农场里的家属修炉子，所以每一家我都去过。你们都没见过，老乡家里一家子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根绳子挂在上面，一年四季的衣服就挂一根绳子，家里简直站不住脚。小孩子拉屎拉在炕上，妈妈就是手一抹往炕下一甩。但后来听另外几个知青说就他们家做的油饼特别好吃，大家说什么时候去吃一趟，我说我绝对不会去。 这个我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非常不注意卫生。而且就算现在我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电影，我们中国的农村，对公共环境都是不注意的。像西方，比如说奥地利，它甚至窗外都挂着花给外面人看，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经常看到一些文章，说中国人到国外买了一个别墅，把周围草地全铺了瓷砖，周围当地人就跑掉了。 这是一个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实际上，这在写作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从四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文学的重点还是在农村这一块。所谓中国的乡土意识，中国的文化的灵魂在农村。我们措辞里面所谓故乡，就是“乡”这个字，家乡、故乡、老乡、乡亲，所以我们的根源就是在乡。 但是乡是怎么回事？乡实际和过去的乡绅阶级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几千年来的乡绅这一块，是文化的一个聚集点，或者说是一个核心部分。这个核心部分实际上在很多年以前，都已经连根铲除掉了。连根铲除掉以后，这个所谓的我们梦想中的文化故乡，自然它会流失掉。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农村现在除了这个政策上或者是教育上的（支持），我甚至认为应该把城市的一些各种文明移植到乡村去。而且应该是有城市的志愿者来想办法，到每一个村子做一些指导。就算你给他钱，或者是让孩子读书，孩子读完书他跑到城里来了，他就在家乡盖一个房子，人也不回去，就过年回去一趟，那对农村还是起不了作用。

陈晓卿，导演、美食作家。名声在外的“扫街嘴”，写了十几年专栏的美食作家，《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传承中国文化的不仅仅是诗词戏曲，包括身边的一切。写一首诗和做一道菜都是文化。” “我正在吃肥肠，余震来了，饭馆里所有人都往外跑，跑得干干净净。我也跟着跑，但是我想，不能放弃这碗肥肠。我一个人在一个有四十个座位的小饭馆里面，很淡定地把肥肠吃完。吃完找老板结账，找不到人。”

金宇澄，作家。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获得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以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我看了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介绍上海外滩现在的新的景象。看完这个片子，我就觉得我们的城市规划也好，城市建设者也好，他就愿意把旧的全部拆光了，然后做成一个新的。那么上海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些有名的大楼，他都保护了，比如像外滩这一块。但上海外滩最著名的一个东西被完全推掉了，就是1970年代上海最有名的“情人墙”。 当时外滩的江堰边上有一道一米多的墙，很朴素的一道墙，墙外就是黄浦江。当时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在那边谈恋爱，就这样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那个程度，真是密不透风啊。而且后头还有人等位的，如果前面两个人走了后面立刻有人挤进去——因为没有地方去啊。你想想看，当时的时代太贫乏了，大家没地方去，好不容易到了外滩，我总能靠在那里两个人讲讲话吧，而且因为大家都这样嘛。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些男女后面还有那种巡逻队员，现在怎么叫法我不知道。他们就站在后面看，比如说一个男的，他的手放在女朋友腰上，巡逻队员立即喊：“哎，手放下来，手放下来。” 我如果设计外滩的话，这段七十年代的情人墙，我绝对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看到，在七十年代整整十年里边，有多少对上海男女是在这里谈恋爱，或者上海的下一代，是出生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哪怕现在它已经在水线以下了，或者是我们的地势不一样，哪怕在退潮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七十年代的情人墙。 我在旧照片里看到，1950年代外滩的江堰就是两个栏杆一个柱子，边上就是一把一把的椅子——那也应该保留一段啊，包括那些各式各样的码头。我到香港，看到香港的天星小码头完全保存了四十年代的样子：电风扇，非常朴素的门窗，走进去检票的地方，等等。 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有名的房子以外，我们这些旧的设施，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被全部推掉了。所以上海外滩现在是一览无余，一直到董家渡，到了那儿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城市，更不要说现在新的规划。 我最近到董家渡那边去过一次，我的感觉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包括董家渡，包括十六铺，他们过去那种旧建筑、旧房子，挤在一起的各式各样的民居，熙熙攘攘的，但是现在全部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推掉了。这么多年来，我相信各个城市都有，就是把一些过去的建筑全部推掉最方便，要把它维修起来是一个很烦的事情。 但是像台湾那边，它就不是所有的旧房子都拆掉。像美国，你要拆一个旧房子要通过当地一个委员会的许可，据说一些旧建筑，原来是黄颜色的玻璃现在换一个白的都不行。所以现在实际上城市的拆迁，它和这些真正懂得旧建筑价值的专家们是没关系的，因为专家们没有权利。 比如说上海的南京路，南京路原来是用铁梨木铺的一条马路。当时沙勋为了提高这条路的价值，就用了一种非常硬的木头把它铺成，那么这个地价立刻就上涨了。据说前几年只要挖南京路，还能够挖出这种木头来。 我有一个朋友收藏了好几块那种木头，可我就觉得几块木头放在一个橱子里面也不好看啊。如果我设计外滩，我肯定会把这些木头收集起来，在南京路的终点和平饭店这里，再做一个曾经的南京路的路面。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哦，这是曾经的南京路的路面。 我上次碰到王家卫导演，我说上海的旧房子拆得差不多了，那些有意思的房子尤其外滩，拆得简直……我说香港保护得好。王家卫说香港保护得也不好，我说再不好他把天星码头能够保护下来，我们上海做不到。 我们在旧照片里面都能够看到有一个一战和平纪念碑，是一个自由女神，张开两只翅膀。这个一战和平纪念碑，阮仪三教授也说希望我们上海能把它重建起来。因为当时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这个纪念碑上海政府也出了钱的。但是日本人进租界以后，就把它拆下来做子弹了。但这个基座一直在，到了1949年以后连基座也拆掉了。 上海的这些弄堂拆掉以后，你把门楼保留下来也可以啊。但是这么简单一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多人到现在都不明白。他觉得这是一个有名的大楼，他会保护。但有时候很多普通的、带有过去痕迹的这些房子，你如果在一条马路上有那么一两间，立刻就使这条马路不一样。等于说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摆了一个旧的桌子，或者一把旧的椅子，这个房间的整个味道就会不同。 上海有一些媚俗的地方，比如武夷路上有一些领馆，像墨西哥领馆等等。在这条马路边的围墙上，居然用水泥做了大量的浮雕。这些浮雕都是一些戴着礼貌的外国人，小姐、牵着狗的绅士，就这种浮雕——这个是莫名其妙的的事情。 包括上海有几座五十年代的桥，像武宁路桥，苏州河上的桥，实际上五十年代盖的东西它也有年代特征的。结果都把这几座桥改装成现在巴黎的亚历山大桥，做成这种样子。非常土豪，一搞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讲的也就是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在历史上一百年也就是半页纸了。可能到了3000年的上海，这些东西又恢复或者全部拆掉了。

金宇澄，作家。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小说《繁花》，获得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以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特别想听故事。我自己虽然是一个作者，其实也是一个读者。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的故事型的文体，比如有一本叫《一个汉人喇嘛在西藏》。 这本书写三十年代一个扬州的和尚，千辛万苦地要到西藏去做喇嘛，他就跑到四川成都去等机会。有一天，有人就告诉他说国民政府有一个大的代表团要去西藏了，你可以跟在里面一起走。他过去一看，实际是一个几百匹马的马帮，驮着帐篷，从成都往西藏走，要走几个月。 这本书里就说到了那种排场。因为是中央政府的官员，所以到了任何一个小地方当地的官员就要请客。有一天走到一个非常险峻的小县城，晚上吃饭了，几大桌。他一看就吃惊了：鱼翅海参都有，桌子上的碗都是景德镇的细瓷。 他就问怎么你们这个地方还有鱼翅海参啊？人家就告诉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一年之前就知道中央政府要有大员经过这里，所以早早就开始准备了。先派马帮到江西景德镇去买瓷器，再到广东去采购山珍海味，准备了一年多才有这一桌饭。驮瓷器的马匹在江西翻到了山崖里边，全部摔碎了以后再去买。 可能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好的书往往是读不快的，如果你买了一本书当天就看完了，这肯定是一本非常差的书。书里面应该设置很多有趣的节奏，让你不觉得累，或者他知道你觉得累会不断抛出一些东西给你。 我最近一直在看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他的这本书非常棒，都是写他所见的、所听到的清代官场的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譬如说苏州有一个官员，他有一天去见一个朋友，穿了一件黑貂的貂皮大衣。对方也是一个官僚，就问他你穿的这是什么，他说你还不知道吗——对方根本不认识。 问他的官员觉得受到侮辱了，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立刻打发手下到处去搜罗貂皮的衣服。买了十件，让底下的佣人全部穿好，然后就叫苏州这个官员来吃饭。苏州这个官僚还是穿着貂皮大衣来的，进来一看，旁边站着两排和他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的人，而且都是下人。——这些非常有意思，这种场景感非常好。 还有些用现代讲法就是八卦。譬如说有一本书，有很多人对这本书都是不以为然，但对我是很震撼，就是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这本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震动的，因为他谈的都是三四十年代海上的这些旧文人、画家的生活。当然因为都是通过他个人的口述，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在胡扯。但是陈巨来这本书里的细节，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文章所看不到的。因为第一，这个作者本身和这些人是朋友，距离非常近；第二，他的兴趣点又不一样。 比如陈巨来写了一个画家在北京买了一个女孩子——等于是一个小妾——把她安排在上海巨鹿路的一个房子里面。这个地方离陈巨来家不远，他就跟陈巨来说这个女孩子我还不知道她的脾气，你帮我看着点儿，究竟这个女孩子怎么样。陈巨来个人家里负担非常重，他不玩这个，但是朋友托他嘛，他有时候晚上就去看看这个女孩怎么样。 过了几天，陈巨来就跟画家说了，他说这个女孩子不行。画家问为什么不行，他说这个女孩子心特别野，每天就想出去，你只要不在她就想出去，去听戏、吃饭，要到外头去玩。画家一听就着急了，因为他一个礼拜总有三四天到大老婆家里去。他说那怎么办呢，陈巨来说没别的办法，只有让她吸鸦片。结果这个女孩子一吸鸦片就安静了，每天就往鸦片榻上面一躺，陈巨来就坐在边上，两个人聊天，到十二点钟陈巨来回去。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非常震惊，震惊在什么地方呢，第一，鸦片这个词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口中是随便可以讲的，不像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吸毒或者怎么样，当时是作为一个嗜好一样，就像让她抽烟一样。另外就是这么细微的部分，这么一些毛茸茸的细节部分，是我们平时所看的人物传记里面没有的。这本书里面这方面的东西特别多，你看了这个就发现，城市生活和我们所接触到的细节部分是那么不一样。 中国传统的这种笔记体的文章是文言，或者像李伯元这种是文言中稍微有一点白话，非常简洁，都是以细节、以人物的态度来形成一个故事。 实际上，几千年来我们用的是文言文，文言到了五四被腰斩了，完全断裂以后用白话。但是五四时代或者五四之前，《红楼梦》也好《金瓶梅》也好，它也是用口语、用白话；但它的白话是有根深蒂固的文言底子支撑的，所以特别精彩。 中国的写作和西方的写作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于，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种断裂的历史。如果说我们现在和西方的文学做一个对比的话，等于说他们都是一些完整的人，我们是半截子的人——我可以这么说，至少在审美、文学、文字上是这样。 现在哺育我们的是西方的翻译腔的东西，我们本土的东西经过五四以后就被截断了。一种断裂的文化，怎么可能和不断裂的文化做一个比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