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这样一些农家子弟，他们的求学经历可以被形容为一种苦读。可是在这种苦读背后，有怎样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内心世界呢？” 程猛的研究对象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生通过努力学习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他把他们叫作“读书的料”。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成长，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升，最终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城市从事中产阶层工作，变成“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美谈。 然而，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他们外在的学业成就，却不清楚这样一场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漫长之旅中特殊的内心体验。 他们为何能够突破种种不利处境，取得高学业成就？因为他们真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吗？这样一场“教育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之旅还伴随着哪些意外的结果和代价？ 今天，关于“内卷”“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讨论此起彼伏。如果普通城市家庭进入精英大学的学生有一种被欺骗感和无力感，那么农家子弟就更是如此，相比于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子弟，农家子弟身上交汇着地域、身份和阶层三种结构性力量。 关于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不只是一种个人叙事，更是一种社会叙事。这是一类人的生命印痕，远非教育二字所能涵盖，背后的城乡差异和教育承载的社会功能问题，牵动着国家和社会的敏感神经，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程猛的研究里所记录的“读书的料”的故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宏观社会结构在个体内心世界的投影。

张东菊，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 “这是令人振奋的发现，它证明在16万年前，青藏高原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1980年代，在甘肃省夏河县的白石崖溶洞，一位僧人捡到了一块看起来像人类下颌骨的骨头，骨头上面还有两颗牙齿。僧人把这块骨头交给了六世贡唐活佛，后来活佛又将这块化石交给了兰州大学从事古人类研究的科学家。 随着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在2010年前后正式对这块化石和白石崖溶洞遗址展开研究。研究确定了在青藏高原白石崖溶洞发现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至少形成于16万年以前，与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化石具有最紧密的基因关系。 以张东菊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上，并入选Science杂志评选的 「2019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韩寒，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人。 “让中国的江河湖海年年有‘渔’。” 2019年12月23日，“长江白鲟已灭绝”的消息冲上热搜；2020年1月1日0时，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长江十年禁渔计划”。长江本是世界上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孕育了424种鱼类，然而近几十年来，物种多样性受到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干扰而锐减。 人们常把物种减少、生态破坏的矛头指向渔民，可是过度捕捞、盲目养殖、过量用药这些看似个体的主观选择背后，其实有很多被动行为。 2010年，韩寒加入了一家国际渔业公益组织，主要跟罗非鱼打交道，她发现国际组织常用的“从供应链末端倒逼生产端改变”的方法论，在中国行不通。带着怀疑与困惑，韩寒在海南成立了智渔——中国第一家专注可持续渔业的本土NGO。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方法，而这个答案，我们需要在本土寻找。

孙雪梅，“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负责人。 “其实我们讲的全都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但以往就是没有人教。” 2013年5月，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女生开房”案曝光后，分布在各地的百位女性记者联合发起了 “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她们希望通过知识的普及提高儿童的防范意识，让性侵儿童案不只是在热点新闻出现时才被社会大众关注。他们联络儿童心理学、性教育学、社会工作等领域的专家，制作了一套儿童防性侵课程的教案。最初的志愿者老师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利用出差的机会到各地小学去上这堂儿童防性侵的课。 经过7年多的发展，“女童保护”项目已经培训了1万多名志愿者讲师，为400多万名儿童上过防性侵教育的课程。不过相对于中国2亿多的儿童来说，这还是太少了。 孙雪梅是“女童保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她说她老了肯定还在做这件事情，因为越往深里做，发现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李东来，东莞图书馆馆长。 “对于很多都市中的边缘人、失落者来说，公共图书馆不仅是精神的、还是身体的避难所。” 2020年6月，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受疫情影响失去工作，在离开东莞前写了一段感谢东莞图书馆的文字：“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留言被发到网上，成为了这魔幻动荡的一年里为数不多让人觉得感动和温暖的新闻。 在这座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城市，图书馆成了一位民工无法割舍的存在，这与东莞图书馆多年来为公共图书馆价值最大化付出的努力密不可分。 有年轻人说，要是图书馆有漫画看就好了，一番调研后东莞图书馆设立了大陆首个漫画图书馆。东莞气候温暖，大量工人需要24小时倒班工作，李东来和同事成立了国内第一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了让读者通过图书馆了解城市的历史与人文，国内第一个粤剧图书馆、东莞书屋、台湾书屋等也出现在这里。 此外，定期举办培训讲座，开展粤语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图书流动车开到工厂、军营和监狱等，关于图书馆公共服务的每一次实践，都来源于李东来和同事们对「人」的需求的洞察。 如何让图书馆和每个人发生联系，让他们对图书馆感兴趣？是李东来和他的同事们经常思考的问题。要 让更多市民进入图书馆，无论他们是否看书、看什么书，只有他们走了进来，图书馆的公共性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小峰，昆虫观察者。 “自然并非仅存于远在天边的高山和雨林，自然就在脚下。” 杨小峰是法布尔的忠实粉丝，他在博客里写：“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生活在19世纪末的普罗旺斯。当我是个小孩的时候，可以整天跟在一位老人的身后，借自己明亮的眼睛给他观察昆虫的生活，并且不知疲倦的为他在田野里搜集圣甲虫的粪球。” 现实生活中的杨小峰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一名设计课老师，他在学校开了一门昆虫选修课，吸引了超多同学。他最大的爱好是观察昆虫，因为工作和家庭事务繁忙，大部分的观察都发生在学校的绿化带里，偶尔也会远足去更野的自然。 他观察昆虫的外貌和身体细节，观察它们交配、产卵、捕食、打架，观察它们建屋筑巢——在他看来是昆虫所创造的建筑美学；识破它们的伪装和拟态：那些长的像枯枝败叶、像其他虫子、甚至像一坨鸟粪的昆虫；寻找它们留下的痕迹，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哇， 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

周雯静，青年艺术家。 “没有一个女性受苦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的人。” 2011年，周雯静陪母亲去医院，取下佩戴了二十多年的节育环。术后母亲出现大出血并引发一系列并发症，给家庭造成了很大影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中，有2/3在中国。周雯静于是创作了 《女人系列·节育环》。她将300多个不同形状的铜环按照原比例大小，参照历史真实形状制作出来，一排排放置在质地精美的蓝丝绒上。美丽和精致背后，是女性身体的受难史。 历史社会因素究竟给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带去了怎样的创伤？文化惯习又在女性身上增添了多少道德重压？周雯静开始关注女性身体、 疾病和权力问题。之后又陆续将质询的触角伸向了妇科手术刀、孕妇的身体、避孕药、乳腺增生等命题。 在周雯静的作品中，常常能看见流血的意象、受伤的身体、与病痛不协调的极致美感，以及无法融入热烈现实的冷酷与疏离。种种矛盾，源自于她对艺术的理解：“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凌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黄正骊，同济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后。 “贫民窟的总体社会价值远超过与之房租总和相同的富人社区。” 贫民窟是什么？是极度贫困、条件恶劣的绝望之地，还是充满冒险与反抗的异域？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之一，被称为“东非小巴黎”，在这里有2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其中生活着100万人的基贝拉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 2011年，作为联合国人居署的项目成员，黄正骊来到内罗毕，此后在这里工作、研究和生活了多年。最初她负责设计了一个贫民窟的道路改造，满怀着帮助贫民窟完成升级的使命感，但现在，她已经不愿再流露出这种浪漫化的情感，因为她对贫民窟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大多数城市研究中，贫民窟意味着极高的居住密度和非常差的居住条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事实上，贫民窟已经成为了世界南方城市化的主旋律。 在为马萨雷谷贫民窟建造小学的过程中，黄正骊开始意识到贫民窟有自己的一套住房体系，也有自己内在的管理和秩序逻辑。贫民窟有独特的内部通行的土地证，一场火灾过后很快会有一栋新的房子拔地而起，水电没有接入城市管网，但借助帮派和社会团体依然可以自主运行……贫民窟是一种非正规的聚居现象，同时也只是 另一种类型的普通社区。 “我接触和研究贫民窟已经有10年了，说句实话，我所做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具体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常羞愧地讲，没有。但是我想它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改变了对社区和城市的看法。”

新垣平，写作者。 “我曾经到过的许多地方，某种意义上都是金庸世界的一部分。” 哲学系毕业的李俊有过很多网名，其中最为人知的两个是 「宝树」和「新垣平」。 宝树是一位科幻作家，他写的短篇、中篇和长篇都拿过华语科幻星云奖，也翻译过哲学科普书籍。在BBS时代，他看着杨过、令狐冲等金庸小说主角的名字都被别人注册成了ID，就郁闷地从小说的角落里找了一个叫「宝树」的坏家伙作自己的网名。 新垣平则自称骨灰级金庸迷和历史爱好者。他把金庸武侠当作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用《剑桥中国史》的翻译腔写下了《剑桥倚天屠龙史》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考察了武术、江湖和门派等在历史上的起源、发展和嬗变，探讨了少林、武当、丐帮、明教、天地会等武术组织的由来和兴衰，试图为金庸武侠修一部通史。在书中，他把 庙堂和金庸的江湖世界叠加在一起，让武侠世界变得更真实，让历史世界变得更有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宝树和新垣平是同一个人，两个名字像两条没有交点的线，出版了风格迥异的作品，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如你所见，这次，他打算用新垣平的身份站在一席的讲台上。「关于金庸小说我写过许多文字，还有很多想写的东西。……这些并不只是文本上的咬文嚼字，而可以追溯到许许多多年以前，在南方海岸一个陌生的大都市中，一个飞速转动的大脑深处所涌现的一道道绚丽的脑电波。那个大脑瑰丽无伦的生物电波绵延了超过半个世纪，在其他亿万个大脑都激发出无尽的波澜。」

烟囱，画家。 “我已经忘记当时画这些画的情景了。不过无所谓，因为这就是我要传达的「能带来陌生感的环境和氛围」。在我画到有点在乎故事走向的时候，我就不再画了。因为我要享受的就是这种不在乎表达什么、不在乎故事在哪儿结束的自由感。如果我那么在乎的话，就不好玩了。” 烟囱的漫画，都是从他自己的生活里长出来的。他画自己，画老婆和家里的猫，画街头巷尾，画自己画画的样子和画不出来画的时刻。 起初，他画一个又一个的短篇故事。后来他发现，很多漫画根本不在乎主人公这个人，只在乎他又和谁打架了。于是，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关心漫画里的人，画一个人尝到的味道，路过的那些树和电线杆，还有某一刻风吹过的触感。他想画一些不刻意去表达什么的漫画，而故事的结构就像随手画在纸上的线，没有固定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 烟囱做了独立出版物“叙事癖”和“乞丐漫画”，号召大家像给乞丐钱一样不求回报地赞助艺术家来做书。他还用布面丙烯和拼贴的方式来画大尺寸的漫画，在画廊和艺术博览会上展示。对于烟囱来说，漫画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也是他最大的理想。

易莉，北京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 “希望有一天，每个孤独症儿童都能得到针对性的训练，不被偏见和标签捆绑，成长在更友好的社会环境里。” 接触的孤独症儿童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每个孤独症儿童都不同。有的对数字敏感，可以答出历史上的某一天是星期几；有的着迷某一路公交车，可以报出首发站到终点站的站名；有的对旋转的物体或规则的几何图形着迷；有的会因为周围的光线、常人捕捉不到的声响而崩溃大哭…… 时至今日，关于孤独症儿童为什么会有上述行为，何时发病，发病原因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依然是医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界未解的难题。而近20年来，孤独症患病率逐年攀升；因病程漫长，约90%的患者病情持续终生，半数以上需要终生养护，给无数家庭带来巨大压力。 过去十年间，易莉和她的团队接触了几百个孤独症孩子和家庭，致力于揭示孤独症的社会认知障碍机制，为早期筛查、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提供干预和康复的科学依据。她认为，偏见或浪漫化都不利于对这个群体的理解，客观、接纳、尊重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宽松、更友好的社会环境。 “有一天这个妈妈忽然想起来，就问她的孩子说，你知道什么是‘normal’（正常）吗？这个孩子说，我知道的，‘正常’就是洗衣机左起的第二个按钮。”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所所长。 “法律是平衡的艺术。” 网络上流传着一位法外狂徒张三，他屡犯奇案，用自己传奇的一生牵动着网友们一起学习法考知识，“捧红”他的幕后推手就是研究刑法学多年的罗翔。 关于刑法，罗翔说：“刑罚是对犯罪的惩罚，刑法是对刑罚的约束。”法律所追求的是公平与正义，刑法更是如此。虽然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这也并非代表正义不存在。 我们不可能靠法律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法律对客观真理的持守，对客观存在的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 “我想表达的是，所有的法律概念都是存在价值判断的，同意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要承载体现我们法律要倡导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