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既是桥梁也是篱笆。”传说，远古时所有人类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人们要造一座通向上天的巴别塔。为了惩罚自大的人类，上帝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人类无法合作施工，巴别塔不建自毁。这则《圣经》中关于语言分化起源的解释，像是今天人类交流困境的隐喻。我们每天都在表达，“巴别塔”却无时无刻不在：世界范围内种类繁多的不同语言、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变幻莫测的方言，同一种方言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语言能透露一个人的哪些秘密？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用古音读的古诗还是我们习惯的样子吗？历史上为了协调南北方的语音差异，都做出过哪些努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都是郑子宁的观察对象，看似新奇有趣的语言学故事，其实藏着“南腔北调”的秘密。“我个人认为，语言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既可以作为互相沟通的桥梁，也可以作为互相隔绝的篱笆。把它作为桥梁还是篱笆，其实是在于个人的选择。”

“在调研前，我们对大气污染的来源有一些预判，但调研中发现的情况与原来的预判有很大出入。”1988年，陶光远赴德国留学和工作，见证并参与了德国治理雾霾和能源转型的变迁。德国有与中国很近似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缺油缺气。从2015年开始，为了治理河北省的空气污染并提高能效，中国和德国能源署开展合作研究，陶光远作为这个项目专家团队的协调人参与了这项工作。“治霾从高举高打开始，霾是认真治了，但是在治霾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在你干事情的过程中找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那个结果，科学的魅力也在这儿。”“德国的鲁尔区今天虽然钢产量减了一半，但是炼钢的密度仍然比今天的河北还高。结果它的空气质量跟三亚差不多，当然以前跟京津冀差不多。而北京市没有钢厂了，没有燃煤电厂了。德国治霾实践得出的经验是，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所以说治霾打硬仗，就是把霾治了，千万别想那花花道。”

“有时候，我愿把美德比作骨架，财富、地位等等必须有这个骨架撑着，才能一道构成幸福。”我们生存于世，总免不了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难免会在他人和自我的边界、所得与所失、选择与放弃之间苦苦寻求平衡。古老的箴言给了我们一种无来由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现实常常难遂人愿。在一些进退两难的时刻，我们又该做何抉择？是继续奉道德为圭臬，还是放弃美德，侥幸求得一时幸福？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试图在美德与幸福之间构筑一道通衢，以解答人世悲欣、抉择之难与社会良善的终极命题。美德与幸福孰轻孰重？可否兼而有之？抑或只能任选其一，难以两全？当美德没能带来实际的好处，高尚的理想最终指向不合伦理的结果；当一个人为了道德操守自愿抛弃幸福，为了内心自由甘愿戴着镣铐坐穿牢底，我们又当作何理解？哲学家陈嘉映长期思考哲学对于生命与人生观的关照，擅长跳脱出纯粹的哲学思辨，用更易懂的方式讲述哲学道理——哲学之本，在于通过穷理达乎道，即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在纷繁的人世间消解困惑，更好地生活。“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

“我到过那里，在那里喝过蜜酒；在海边看到了绿橡树；还在树底下坐了很久，会说话的猫给我讲故事，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土地广袤，经得住严寒，性格彪悍，“战斗民族”，我们心目中的俄罗斯人似乎只是几个词语的简单罗列。这个国家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在地图的正上方，在历史书庞杂的概念里；却又如此之远，远到印象模糊，像遥远的回音。 有美国学者将俄罗斯人概括为“圣像和斧头”，前者代表“宗教的狂热”，后者是“战斗精神”的象征。而真实的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频繁出现在我们视野，又如此陌生的谜一样的民族，经历了怎样漫长的历史？又如何将跌宕的历史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和记忆深处？十年前，在国内人类学领域，俄罗斯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荒野。作为第一批赴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学者，马强在这里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结识城市和乡村的俄罗斯人。他和他们一同生活、劳作，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呈现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以及宏大社会变迁下的个人命运。“感谢斯维塔，还有和她一样善良的人，他们历经磨难也未脱贫困，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们，让我感到俄罗斯是一个温暖的国度。”

敢于胡乱，云南饮食田野调查者，《风味人间》《舌尖》美食顾问。“传说每个云南人都有一个吃见手青中毒的朋友，很荣幸，我也有一位。”云南，生态环境多样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食材层出不穷。26个民族大散居、小聚居，16个民族跨境而居，饮食背景扑朔迷离。当地有谚语云：“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在这片独具特色、物产丰饶的西南高原，食用野生花卉达三百余种，山林灌木中的昆虫皆可入味，菠萝、梅子、木瓜、杧果、香蕉等水果亦可入菜；野生菌的数量之繁、种类之多难以计数。光是《舌尖》和《风味人间》镜头扫过的浮光掠影，便足以窥见云南食材、食物、食俗的丰富多彩——滇东偏北的曲靖宣威火腿、姜黄豆腐、德宏阿昌族过手米线、德宏芒市傣族蘸水、德宏涮涮辣和蜂蛹撒撇、大理白族火烧猪和生皮、炖梅和梅子醋、史迪威公路和老213国道边的食宿店与黄焖鸡……敢于胡乱以神农尝百草的姿态，过去25年间在云南四方游走，亲自寻找、挑选、品尝、烹饪云南食材，从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品评云南美食，尤其关注食物的来去，堪称最出色的云南美食“带路党”。“汕头的张新民老师是非常喜欢干巴菌的，他用干巴菌去提干海鲜的香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尝试。我是非常 希望云南以外的朋友，用不同的烹饪方法来烹饪云南食材，这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从家里到地铁站要走1737步，公司到邮局3614.5步，火车站到体育馆4418步，警察局到医院6528步。”四年前，因为和网友的一场“战争”，王村村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无聊行为。当时他写了一句诗，“你只煮一碗饭，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一粒”，网友说，你怎么知道？于是他去数了，答案是16250粒。王村村决定做一个无聊的人。有时是很瞬间性的无聊，比如吃石榴的时候把它们一颗颗排列整齐，经过五百多名网友投票，选出了最好看的一颗。有时也想用无聊的方式进行创造，他把电脑内存条改造成一把梳子，用钢丝搭了个鸟巢。「无聊」可能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王村村看着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却把山川河流、星空飞鸟都吃进肚子里。无聊的人最终过着诗一样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无聊这件事改变了很多我对世界的看法。我有时候觉得，任何一种东西或者方式，都能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驱动力。可能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我恰好选择了无聊而已。”

Michael Phillips（费立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总的来讲，自杀死亡的原因大概是一半一半，一半是心理卫生问题，一半是社会问题。自杀未遂的大概30%是心理卫生问题，70%是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家庭矛盾，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直接导致自杀行为，老人有疾病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是公共卫生的大夫，所以我想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1976年，26岁的费立鹏医生从新西兰到中国来参观，待了三周之后，他觉得可以到中国来做点事情，于是下半年又来中国学习汉语。1987年，他找到机会到湖北沙市精神病医院任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起点是从看护90个重症精神病人开始。在这里工作7年之后，费立鹏来到北京开始对中国人自杀问题的研究。2002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中国自杀率：1995-1999》，完善了中国关于自杀率数据的统计。2003年他建设的国内首个自杀干预热线开通，并在此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预防自杀计划。

“‘不是你的错，是设计的错’，这个理念是1988年提出来，到现在整整30年了。但是30年过去了，让我非常惊讶地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除了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以外，我们的设计师很多时候也不清楚，出现了很多反人类的设计。”为什么取完款后容易忘记拔银行卡？为什么你抢不到支付宝新春红包？为什么研究网站半天，却不知道如何把文件正确投出去？为什么机场喝个热水这么难？为什么中国人爱闯红灯？为什么街边的垃圾分类桶总是很难真正实现分类的功能？……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常常从道德、智商这些维度去解读这些问题。但是在工程心理学的研究者看来，这些都不是你的错，是设计的错。这些让人不舒服、不方便，甚至有时候危害到人身安全的反人类的设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违反了人的心理加工规律。

“水母已经在这个星球优雅地漫游了至少5亿多年，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它们。” 温柔的、剧毒的、长寿的、安神的、会发光的，“不吃不喝”也能活的、没有脑子也能“睡”的……这些都是水母。已经被发现的海洋水母有3000多种，但科学家估计还有更多的水母种类未被发现。 它们看上去光怪陆离。有1000多条长达2米触手的是狮鬃水母，长得像蛋黄的被叫作蛋黄水母，像一艘艘帆船在海平面上游移的是帆水母。还有海月水母、僧帽水母、太阳水母、瓜水母、蝶水母…… 它们特性各异。除了能被观赏和食用（海蜇），一些水母已经成为科学家们研究的热门对象。三位化学家因为在维多利亚多管水母的体内得到了绿色荧光蛋白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灯塔水母长生不老的机制给衰老的生物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海月水母安神减压的特性也被心理学家用在了心理治疗中。 郑连明主要从事海洋浮游动物多样性及分子生态学研究，水母是他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发现了海洋水母10个新种。近些年，海洋水母数量的暴发及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开始被包括他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海洋生物学家们关注。“在命名鼓浪美螅水母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刚刚认识，我就想说做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水母，结果人家不答应，还觉得名字天天被人家念着不好玩，后来就以鼓浪屿来命名了。我觉得她现在应该后悔了。”

“我很欣慰有人读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以及那些永远没有机会离开那里的灵魂。”如果不写小说，郑执可能会继承家里的面馆，一碗抻面五块，配上鸡架、啤酒卖十五，每天能见到钱哗哗往里进，在食客和酒局子里应转自如。写作像是另一家抻面馆，带他绕到酒瓶子的背后，看见不愿顺杆往上爬的精神病人，穷鬼乐园的老板娘，以及一个个被生活生吞活剥的无辜者。因为忘不了那些灵魂的脆弱，就更渴望从落灰的“遗址”里打捞他们的高光时刻。这项活计，也许能撬开点冰冻的沉默，再挤掉些魔幻想象。郑执和同道的东北青年作家从来没有停止书写北方，却从来不只是北方。“这些在穷鬼乐园里的人到底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丢失了生计、失去了家庭，甚至被自己的亲人和儿女嫌弃，或者干脆孤寡了半生的最失意、最痛苦、最绝望的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方抱团取暖，可能企图寻求一种继续活下去的意义，也可能干脆想把‘意义’这个字本身干掉。”

“对于那些每天必须经过这里的人而言，国贸的十字路口简直是这个星球上最可怕的地方，不论采用什么交通方式都太痛苦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如果我们来重新设计国贸桥，会有什么不同吗？没想到这个项目从2011年开始，最终持续了整整6年。BAM成立了11年，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投入进了这个虚拟的规划项目里。”BAM是一家位于北京和纽约的综合领域的设计工作室，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奇特而丰富的作品，从服装设计、游行花车、建筑立面、公园、音乐节、家具到无芯手型蜡烛。在中国的这几年，他们还一直在设计、建造越来越多的游乐场：屋顶上的游乐场、城市中心公园的游乐场、购物中心的游乐场、住宅区的游乐场。 近六年，他们潜心北京国贸交叉路口的再设计，一个纯理论层面的规划项目。国贸桥是北京CBD内最大的公共空间，也是北京的几大“拥堵点”之一，混乱的空间让行人、机动车、自行车都举步维艰。他们深入研究周边街道和使用者的现状，对国贸枢纽进行详尽的分析，在繁忙的交叉路口中央设计了一个胶囊公园。“简单粗暴地将道路变为绿地，只能得到一些绿意盎然的渲染图，看起来挺漂亮的，但是对于现实生活中仍旧存在的问题并无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将城市空间重新还原成城市的真正面貌？如何能够重现街道上已有的本地文化，并使其成长为一个更大、更繁荣的新城市空间？我们想通过思考的力量，重新定义与强化一直以来我们看待景观设计的角度和意义。”

“我常在想，树医就是要一直救树，但有那么多救不完的树，为什么不当初就把树种对？”詹凤春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院，拿到日本树医执照后“行医”已近20年。“当树医首先要了解树木的基本生理结构，知道它们怎么喝水、怎么呼吸、怎么生长。它们会因应外在环境做出反应，也像人类一样，受伤了会有防御机制。”早年在台湾，人们不了解树木的特性，只追求美观一窝蜂种了樱花、木棉、黄花风铃木，或者贪图方便而选择种植快速生长的黑板树和落羽松，然而这些树木不是台风过境后容易倒塌，就是根系容易破坏路面，绊倒行人，这一切都让詹凤春感到忧心。“在我们的城市里，生病的树木处处可见。行道树其实是最为不幸的树木，它们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立足，与人争地，同时还要遭受道路空气污染，日夜不分，无法充分休息。行道树到底要怎么种、种什么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