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博士赵易另起炉灶学动画时，已经三十出头。学动画十年，他独自一人在荷兰出租屋里，做了一部讲述中国人口贩卖的短片《八里沟》，三年半时间创作，一年半时间修改故事，画过六七个版本的分镜头，没有对白，尺度相当大，因为尖锐深刻地反映现实，被人称为动画版的“盲山”。《八里沟》入围了2016年第53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 “总之，这么多年过来了，我终于也没有成为一个拥有我妈所理想的那种人格的人。我妈我爸虽然这么多年老是吵吵闹闹，也还是生活在一起，现在关系看着也不比别的老两口差。虽然我没娶着媳妇，不过，我也算终究没忘了娘吧。那一箱子被面也不知道被我妈收到哪去了，我之后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她提起过。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情况应该会很少，就是父母还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这么核心的角色，然后时不时地给我一种成长的阵痛。”

半年前，一辆小橙车的身影开始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通过APP找到附近可使用的车辆，扫码即可开锁骑车。车身全铝防锈，实心轮胎不怕爆胎，轴传动不用担心掉链条。更重要的是，与传统公共自行车相比，它摆脱了固定停车桩的束缚，随取随还。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早年是汽车行业的记者，曾创办科技新媒体GeekCar。“我更愿意把摩拜单车当成一个社会运动，或者一场实验。” “很多人可能都会问我，你是怎么决定做摩拜单车的？每次面对这个问题，我都会沉默很长时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说明它。而且很多时候我认为一个重大的决策反而是凭直觉。后来我也无数次地去追溯过，为什么在那一刻我会那么坚决地去做一件当时身边所有人看起来都不靠谱的事情。”

“大概有四五百个年轻的女孩，像深海里的鱼群一样去追掉到水里的饵。”这是骆以军@駱以軍 在一席讲述的两个旅途故事之一。他说如果可以讲两百个故事，那就是《西游记》，或是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是一个漫漫长途上无止境的飘流和冒险”。而在这个旅途中，“你很像隔着一个厚玻璃在看玻璃另一端的人们，他们活生生地活着，可是你看他们却像默片。”

2003年，@谭伯牛 在饭桌上讲湘军段子，朋友鼓励他写成书。他每天写5000字开始在天涯上连载，引发“千军万马来追牛”。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战天京》，后又出版《湘军崛起》《近代史的深沉与明媚》等著作。谭伯牛不是学院派作者，但写作坚持言必有据，力戒“戏说”、厌恶“酷评”。“中国历史有很美的地方，比如诗文、《论语》，可以沉醉在其中。但讲到赤裸、真实的地方，本质的真实还是很吓人，刀上带着温度。” "我看到曾国藩、左宗棠、湘军、洪秀全、李秀成这些人，都是智商情商很高的，他们在一个同样的时间和空间相遇，斗争、妥协。就像走到街头看到一伙人在吵架或者打架，我就喜欢站在边上看，看完之后去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第十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一部格外粗糙的伪纪录恐怖片《中邪》得到评审团的赞扬，“影片把大量时下青年人常见的数码设备如电脑、手机、微信、摄像头等引入了电影，成为人物视角的延伸”，最终拿下了最佳艺术探索奖。导演马凯89年出生，在横店做了四五年群演，从小喜欢恐怖片，“我觉得吓人不难，但要高级地被吓，不想很low地被吓。”

12年前，@Busifan不思凡 开了个天坑，以“悠无一品”的名字上架了一部Flash动画《黑鸟》。有人说它是“中国Flash史上的里程碑”，也有人说它是“网络十大遗憾闪客作品”第一名。2016年，他创作了新作《黑花生》。“我尽可能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尽可能地减少判断，尽可能地直接到达我想要的地方。”

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任何一个异乡的菜市场，对我来说好像偷窥了人家的生活一样：你从菜摊上想象着厨房，从厨房里想象着他的生活。 每一个菜市场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奇花异果，特别是没见过的食物的样貌。 意大利的菜市场里头有一种蔬菜叫 puntarelle，是 chicory（菊苣）的一种，这种菜只有春天在罗马一带有，其他地方也没有。我有一次在英国，有一个英国朋友请我吃饭，刚好在一个意大利餐厅，我赫然看到那个餐厅里头有这个菜，我很高兴地说我要点一个这个东西。英国人说这是什么东西，从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人家的生活。罗马人吃的菜，你到了北意大利，譬如佛罗伦萨，也没这个菜，到南边去那不勒斯，也没这个菜，它就在罗马那附近，到了春天，每个人都在吃这个。它就像沙拉一样，用水先烫过，然后做了一个提鱼酱，拌一下当沙拉吃。非常好吃，很有意思的菜。 我喜欢这种奇花异果，因为你可以去认识没见过的蔬菜，没见过的水果，没见过的鱼类。 现在的检疫严格得不得了，带食物是很难的，从前没这么严格的时候我什么鬼怪东西都带回来。人家看我很有气质好像带了一筒画，其实我里面都是香肠。调料现在还可以带，罐装的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传统市场往二线城市比较容易，在大城里头，像上海，只有小市场跟超市了，大型传统市场现在很少了，你得往郊外走才有。我叫个出租车请他带我去个传统市场，他都会说去那儿干吗。整个城市发展把生活这一面给涂消了，北京早期还有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变化很快。 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86年，那时候如果你去了中国大陆回来是要被抓起来的。那时候也没有台胞证这些东西，我得先到香港，到中国旅行社去申请一张台湾同胞临时旅行证，是一张纸，然后坐了火车进罗湖我走到广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有粮票的时代，在餐厅吃饭还要用粮票的。 后来等我1988年再去的时候，那就是用外汇券的时候了。那时候菜市场是很传统，不过东西也乏善可陈。 只有一段时间比较有趣，大概就是在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市场。我去杭州，杭州那时候也能看到很大、很像样的市场，卖甲鱼啊、卖什么啊，各式各样的。等我开始想在上海逛市场的时候，市场都已经全部被消灭了。 超市一点都不好玩，因为超市是制式的，全世界一个模样，虽然也有当地的东西，不过那整个概念就好像你住旅馆，旅馆的房间是跟那个社会没关系的，因为那个房间是全世界通用的。它减少你适应异地的时间，你只要住过一次旅馆，全世界的旅馆你就都能住了，因为它都长一个样子。那就是一个homogeneous的空间，完全同质化的空间，没有任何的地方感。 可能是时间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做出一种很有地方感的超市。一般都是有一个想象的社会阶层的生活，然后用那个生活打造出来的一种市场。 我买菜常常要跑很多个市场，因为有好几个东西，不是一个市场可以解决的。台北有个南门市场，从前是我们说的外省人的市场，因为那里面卖的东西不是原来台湾本地人用的，它是1949年大量的移民来的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譬如说你要买手打的上海芋圆，那里就有；有好几样东西都是在南门才买得到的；那里也是台湾最早复制金华火腿成功的地方。 我们原来说的外省人的新一代如果他也不做这些菜的话，那些市场也就（没了），现在南门市场也是有点没落了。台北的市场还很好玩的，如果你们去上营吃饭，滨江那附近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市场，很值得去看看的。有好几人来都是我带去的，像蔡澜来台湾，我也带他去那个市场，一摊一摊给他看我买东西的每一个摊子。

文学评论家、电影人、出版家、网络教父……数十年间，詹宏志不停游弋于多个社会领域，始终引领台湾的时代潮流。 二十五岁出任报社总编，传媒经验超过三十年，策划编辑超过千本书刊。 早年他写文化评论，写城市观察，谈创意，谈趋势。80年代，他参与“台湾新电影运动”，策划并监制了《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戏梦人生》等9部电影，与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均有合作。还曾担任“滚石唱片”以及“波丽佳音”总经理，为罗大佑、伍佰、林强等策划唱片。1996年，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目前运营着台湾最大的网购平台PChome。 台中原来有几个非常好的书店，当时有一个很多人怀念的书店叫中央书局，那儿的书都非常便宜，比一般的书店要便宜百分之三四十。对我来说可能一顿饭不吃就可以买得起一本书，所以就非常有诱因，进了书店就想说下礼拜二我不吃买这本，下礼拜我不吃再买这本。你就可能想办法要把钱存下来买书。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同学当中藏书丰富的人。 我只带了一本《荒漠甘泉》就到台北来了，那是一本励志书，就觉得自己要去远方、要去奋斗了。我当时有一个决定，就是我到城里来再也不跟家里拿一毛钱了。大学的时候我买了很多书，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能有一万册藏书（你就可以想象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会赚钱）。 大学时候赚钱全部是靠教书、编书，我上好几个班，又写各式各样的东西。我写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从怎么样用小苏打粉洗盘子啊，什么急救啊、打绳结啊，就是找资料来重新整理、重新改写。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做了很多，只要不睡觉可以做到的事我都做。 我希望去的几个城市，那些城市是能够接触到很多书的地方。通常表示城市要够大，语言也够丰富，然后它有足够的书店，最好有相当大的二手书市场。只有进到旧书店，你才有机会碰到在既有的视讯系统里不见得会碰到的书。 从这样的角度我就会说，伦敦是全世界最好买书的地方，纽约可能其次，东京是另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 八十年代跟九十年代，几乎每一年我都安排了特别的时间去。到了那边我可能七八天的时间全部在找书，一次大概可以带五十公斤到八十公斤的书回来。那些分门别类的专门书店或者是二手书店，它才让你有机会遭逢没有想到会跟你命运有关的书。 这本书上面有个题词：Sir Joseph Hooker With respectful regards from William Bruce。William Bruce是这个书的作者，他是一个有名的极地探险家。Joseph Hooker就是我们生物学上会读到的那个虎克，是他的前辈。这本书出在1911年，是William Bruce写了一本极地探险的书送给他的老师。 这个书送的时候是1911年的5月，Joseph Hooker是1911年7月份死掉的，所以这个书到的时候Hooker有没有看显然不是很确定。但和两个历史人物相关的一本书，而且都是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人，又是一个这么特别的时间，这本书就出现在一个旧书摊的一堆书里面。老板卖我四英镑（这个书大概可以卖到两千英镑）。像这种事你不在旧书店里是不会碰到的。 你也必须对这些作者有亲切感，才会看到他的名字就全身发烫。这个是遭遇。只有在出版很丰富、历史悠久，有大量的作者、历史人物走过的同一个城市，在那样的地方，你才会碰到这种事。这个都是超出买书以外的乐趣了，你会感觉到你的生活是跟历史息息相关的。 这家旧书店其实就是在查令十字街上。三十年来我多次在伦敦买书，在这条路上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看到它的书店一家一家地关了。相比我三十年前走的书街，就书店来讲，现在可能已经不到一半了。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找各式各样旅行探险文学的书店。在查令十字街的旁边的一个巷子Cecil Court，那里面当时有一个叫Traveler's Bookstore，旅行家书店。我在那里买到很多书，我把为了写作旅行史想要找到的某些绝版书的书单留给了那个书店的老板，后来我们就往返通信也快十年了，直到他书店关掉为止。他找到书单上的书就通知我，我就汇钱给他，他把书寄给我——各式各样这样子的买书情缘。 书店越来越难，读纸本书会变成一个古典行为，跟写书法没有两样。它还在的，但不一定是主要活动了。过去查令十字街这一整条街都是书街，但实际这个街位置太好了，等到都市往前进这个就留不下来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大学里教书，下车的地方是在台北车站，重庆南路一条书街在那里。我下车的地方正好在那条街的头，所以我要走到街尾才坐车回家。这段路我通常要走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其实也就两百公尺、三百公尺，逛着逛着就把一个下午用掉了。重庆南路也是在市中心，当年书可以支撑一个这样的街道。现在那个街道已经昂贵得不得了，所以书店已经一个一个地关了。 我觉得从编书的质量来说，有变坏的部分，也有变好的部分。现在如果你要把一本书做好，你的能力是比以前强的：在书的工艺上面完全可以找到非常好的设计；做印刷、装帧的工厂，你现在对他有任何的要求他都能够提供。所以现在要把一本书从内容到形式做好，从某个角度看是比以前要强的，以前工业上有很多的力量做不到。 可另外一部分也有变坏的部分，过去的出版，往上走不容易，但是你要往下也做不下手，但现在这部分的力量就变得很大了。现在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量产的小说，网络小说、奇幻小说、言情小说，过去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在书市里占一个这么重的比例。 在我做出版的那个时代，出版社很难把力量放在那个地方，读者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支撑这样的书，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在排行榜上可以占八成。在我那个时代，也就是台湾开始有排行榜的时候这是不能想象的。这一部分你也可以说它一个社会的出版跟阅读的理直气壮的庸俗化是比以前严重了。 整体上是两面俱显，好的也变好，坏的也变坏。

来自日本广岛的建筑师@青山周平 ，因改造了一户被称作“史上最小学区房”的北京老四合院而被人熟知。“我们用那么多钱买三室一厅、两室一厅，我们为什么需要那样的居住方式？我们居住的地方能不能跟交通一样，跟吃饭、听音乐一样，更放松、更轻松、更简单？”青山在一席，分享对未来的家的思考和想象，“我们的方案就是，房子可以变成一个有点像盒子、有点像家具的东西。我的生活空间、我的时间、我的物品都可以在这个共享社区里面被共享。”

用声音，在一起

在太平洋渔船上杀死了22个同伴的11个普通船员，被万人膜拜的邪教女基督，“天资高于李政道”却落魄多年的物理天才…特稿记者杜强关注的多是戏剧性极强却又真实到骇人的故事，非虚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首发当日阅读量过千万，“我时常会想，如果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被生活甩到日常经验的边缘，如果是我们去经历那些惊人的可怕的事情，那些考验人性的时刻，我们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何力，《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周刊》、“界面”创办人。 我们（现在很多）杂志确实做得不高级，有各种原因。大家似乎也不追求更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说我们喜欢偷懒吧。在词汇的选择上也不是很认真，也不尊重自己，语言的这种破坏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老觉得杂志的这种美妙，或者是这种新的制作技术所呈现的好看，还有表达方式的这种创造性，大家都很随意。不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真的好杂志还没到来。 在中国做媒体，现在可能条件不一样，我记得十几年前，你首先要明白先回避掉哪些不好，这样基本上就能够出来。我今天都回想起来，其实《经济观察报》在最开始只是清楚不要做哪些事，或者说不要写那种没有趣味的东西、不好玩儿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东西，至于方向感在哪儿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有一点清楚，就是能不能跟现在已经有的产品有所区别、有所不同。这个是非常强烈的，始终就这样一个想法。 那怎么才能有所不同，比如说《经观》最开始那个版式设计，我们不找报纸的人设计，找广告公司的人。《经观》是在中国的媒体里最开始用标宋做标题的，原来中国的报纸杂志都是用大黑字做标题，后来就很多报纸开始用标宋做标题。这怎么来的呢，就是最初有一个广告公司的年轻人帮我们设计这个报纸，聊着聊着那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要一张看上去像英文的中文报纸？”哎呦我说这小伙子说得很棒。当时就是想洋气嘛，国内太土了。他说在汉语的字库里，标宋看上去最像英文，后来就就用标宋，就显得挺洋气的。 所谓创新，怎么创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之中歪打正着，或者是机缘巧合，或者是大致的方向清楚，具体的路径是试错的一个结果。最近也有一些人跟我讨论写作呀、诗歌呀，反正我爱说的是我们先要和习惯去做个斗争。你首先要否定自己的经验，或者别人都用的词你最好不要用，就是说你总要先与众不同。 其实当代艺术也是这样，你先否定，然后你先要出格，如果你是个真人或者真牛的人，你就会在否定之后创建一个好的东西；如果你也是一个凑数的，你就会发现否定之后创造一个东西可能还不如原来呢。 我们在当代艺术看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打破一些东西的，包括装置艺术的作品，包括所谓后现代的东西。可能你会困惑艺术的门槛在降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搞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人确实已经明白我要先打破一个东西，但打破之后呢？可能第一个把马桶放到一个什么位置上的是牛是创造，那第二个第三个就变成笑料了。 所以回过头来说否定还是相对容易，但是创造就真的是蛮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问题是还有更多的人连否定这件事情还舍不得做呢。至于最终能不能够创造出一个东西，挺难的。 如果说工作应该是从模仿中开始，我是鼓励模仿。比如说写小说这件事，我说我得先找到一个模仿对象，有一阵子我已经下决心学一个人，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叫戴维·洛奇。戴维·洛奇是专门写知识分子的，写大学里的这些事儿。戴维·洛奇写得挺好，他一定不是顶尖的那种作家，但是他写的那个细节就跟我们看韩剧似的。戴维·洛奇的笔触就有这个能耐，把大学里的教授出去开研讨会拿点礼品、报销个差旅费什么的写得栩栩如生。我把他找来就觉得哎这个人可以模仿，我是觉得确实要找一个人，要研究他然后决定模仿他才开始写。 我其实对新闻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今天不那么痴迷于要追求更多的信息，在别人之前获得某个消息，或者是说比别人占有更多的资讯，体现某种信息的优越感。客观上确实来源也多一点，渠道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新闻都太雷同了，缺乏色彩，也不能挑战人的想象力了。 我们界面有一个做深度报道的团队，叫正午。非虚构这个领域，只要你肯下功夫，拿出一年两年认真研究一个人认真去一个地方，我觉得一般的记者或者从事过长篇报道的记者，都应该有不错的表现。 在界面的内容生产的过程中，总体而言我们是挺偏向效率的。但是如果随着我们的能力的提升、资源的增加，或者有更多的钱，这方面可以持续投入，因为我们从骨子里还是希望有更多有品质的东西。如果我们一股脑地去投，不可持续也不好。 从我们整个团队的偏好上来讲，还是对这些有意思的东西、长篇的东西、更现代的东西感兴趣。我看到很多太陈旧的东西，这个世界就充满了陈词滥调，都是哪辈子的观念还在上面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