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从业16年，获得国内外上百奖项的@摄影师陈杰 主动辞去新京报摄影部主编一职，在许多传统媒体人纷纷离职时，重返一线成为新京报首席记者，冒着艰险完成了一系列深度调查摄影报道，并使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席现场，“别人走开是别人的事，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做不过来。” “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现实的困境，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才能够共同地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任何有相机的猴子都能拍摄爆炸的场面，也许这就是我能做战地记者这么久的缘故。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就是合理的。” 2005年Kevin Sites用一年时间，不跟随任何团队，一个人去报道世界各地的战争，仅仅用背包里的设备去拍摄。“我们从一个更小的视角讲故事，与不同的个体对话：童兵、被截肢的伤者、在恐怖袭击中失去孩子的母亲……这些个体的小故事全部连在一起，构成了战争的全貌。”

一席第361位讲者@大娃周奇墨 ，脱口秀演员里长得最高的，（曾经）英语老师里最会说段子的。他说他就想做一个非常干脆的演出：“严肃点，我要搞笑了……”

新界菜园村改造曾是香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这个有着150户居民、仍在从事农耕劳作的自然村落，在2010年由于高铁修建不得不另起新居，但村民们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小区关系，继续从事农业生活。香港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维仁作为该工程的规划师，和他的团队尝试通过一些现代技术：生态水循环系统、良好的通风采光设计、私人耕地，来模拟出传统的民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使新村也能反映出旧村传统的社会关系。 “中国传统村落自有叙述故事的方式，脱离了原有的不可见的小区关系，仅从“以旧修旧”的角度去从建筑外观进行表面的改造，实际上丢失了传统村落的故事性，亦不是一种可持续的保护。” “中国这三十年来是史无前例的移山倒海。城市大规模地改变，或者说，破坏。我更希望，乡村能够对城市起一个示范作用。说白了，我们能不能让乡村‘反攻’城市。”“希望能够用这样的乡村策略，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城市，修补我们的城市。”

青蛙巫婆，台湾最多产的科普作家。台北动物保育教育基金会秘书组组长，作品有《动物勉强学堂》、《青蛙巫婆动物魔法厨房》、《象什麽……》、《爸爸是海洋鱼类生态学家》在内的作品129本。 “地球上有非常非常多种动物，已经命名的至少有120万种，很多人喜欢动物，但他其实只喜欢他们家的猫狗，给他们穿鞋子，让他们叫爸爸妈妈，但野生动物就是野生动物。他们很多濒临绝种，穿山甲、食蛇龟都要被吃光了……”

如何能为各个城市里LED跳跳蹦蹦的环境做一些改变？怎么样用光创造一个更多的夜间生活的可能性？周錬，曾在美国最大照明设计公司BPI担任总裁，从事照明设计38年，做了包括自由女神像、纽约中央公园、纽约自然科学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颐和园在内的4000多个项目，在一席分享《光外有光》。 “照明设计重视人和环境的关系，让自然光充分流洩室内比开灯更重要……光，是要让人去体会，而不是强迫别人接受。”

28年前，贝天牧 (Tim Baker)携家带口从美国来到中国，1992年起，他们陆续收养了四个中国孩子。2003年筹资成立牧羊地儿童村 ，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孤残寄养机构，帮助900多名孤儿找到了收养家庭，为近4000名残疾孤儿进行了修复手术。 “当你看到那些孩子们，他们会像改变我一样改变你们的人生。”

2015年11月，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成为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毕赣1989年生于贵州凯里，《路边野餐》是他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部剧情长片。 这个由“刚毕业的穷鬼”组成的剧组里，演员几乎是非专业的，摄像机是学校借的，录音设备是同当地电视台借的……但是满腿的包、满床的跳蚤，都没有影响这群人的创作热情。 有影评人认为，这部讲述边陲小人物故事的电影是“无与伦比的、大师级别”的作品，不过对于毕赣来说，26岁的他只希望影片能“找到准确一点的观众，找到属于我们的野鬼和风“。 “拍完我就把素材给小姑父看，他说特别好，但我发现他看的时候全程都在睡觉，后来我们在瑞士洛迦诺影展首映的时候，他和三千个人一起看，然后他就看哭了，第一次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24岁接手德国东柏林的一处废弃的厂房，改造成德国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馆，现任MoMA PS1首席策展人，策划了一系列重量级回顾展，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威廉·肯特里奇《五主题》等等。 “我喜欢当代艺术的原因是，它能帮助我了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此刻是谁、我们将要往何处去。 1993年，我和道格拉斯•戈登一起策划了一个「24小时惊魂记」的展览，他把希区柯克的《惊魂记》放慢至24小时，特别地慢。那时为了更好地策展，我就住在了策展空间KW博物馆里，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只有一台投影仪。 你在这个空间里，影像也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走进这个空间，影像也可以投影到你的身上。你欣赏作品时，你在呼吸，你的心在跳动，你和影像在一个时空，像一座雕塑，获得另外一种存在。 展览结束后，我决定把家里的四面墙留出一面做成投影，另外一面一定要有窗户，能开多大就多大，通向外面的世界。我讨厌家具，也不需要任何物品，但一定要有一扇窗户，和一台投影创造浸入式的环境，你走过去坐到海边，走入视频画面，视频画面投射在你的身上。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我帮道格拉斯•戈登在MoMA做回顾展的时候，我和他的所有电影作品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就想象一下，你和一幅画生活在一起，还有一些人是和动态影像生活在一起，如此另辟蹊径才能真正理解影像作品，了解它的构图、色彩、时长。 我策展过几个非常实验性的展览，类似《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影像作品，或者类似安迪•沃霍尔的《荧幕实验》，都用了类似的方式，把影像当做绘画或者照片来欣赏，你在屋子里可以围着它来回走动，浸入其中。这种方式让我去深刻理解这些艺术家。”

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24岁接手德国东柏林的一处废弃的厂房，改造成德国最前卫的当代艺术馆，现任MoMA PS1首席策展人，策划了一系列重量级回顾展，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艺术家在场》，威廉·肯特里奇《五主题》等等。 “23岁，我离开德国去纽约学习医学和艺术双专业。那是1989年的夏天，所有电视都开始播放东欧国家的游行示威，所有的东欧国家，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的德国领事馆。 东德瓦解了。 我在纽约目睹这一切，从《时代》周刊上，从电视上，只知道柏林墙一定会倒，毫无疑问，它不会永远存在。我不想在纽约继续学习了，我想立刻回到德国，回到柏林。纽约一直在这里，不会改变，一天、一个月、十年……但是在我的故乡柏林，历史正在发生。 我，一个德国年轻人，24岁上下，想在这个大动荡的历史时刻，做点什么。 当时德国东西两边货币已经统一，成为了一个国家。然而对东柏林人来说，西德人就是外国人，所以回到东柏林我就成了外国留学生，学校只给了我一个自行车地下车库作为公寓。我就在这个地下车库住下了，在政府的文化管理局实习。 文化管理局的人告诉我，这儿有很多旧厂房，你去过去过纽约，你了解东西方各是什么情况，你愿不愿意接管这个大厂房？ 他们带我去看这个大厂房……现在看来，那完全就是奥古斯特大街上的一片废墟，而我，一个学医的青年，竟然成为了这片巨大废墟的管理者。 当时很多艺术家失去了工作室，他们决定搬进工厂成立艺术空间。于是我开始联系很多艺术家，自由策展人。很快，这片废墟成为了艺术的废墟。我们每周都聚一起讨论策展形式，最后决定做个大展览。 当时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有的就是这些闲置的空间——米特区的奥古斯特大街上有教堂，有地下室，还有几个商店，以及一个展览中心，很多很多空间，甚至厕所，也成为了布展空间。我们在每个房间都安排了一位策展人，每位策展人又邀请来很多艺术家，于是我们从10个房间发展到11个，14个，20个房间的展览。一共有37个房间，就是后来的「37个房间」。 这是一次探索，我就是这样进入策展这一行。 37个房间，37个策展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艺术展。37个房间里有好些有趣的展览。有女性展览，当时小野洋子也在，那是我第一次帮小野洋子做艺术展；昆德拉•舒尔茨拍摄的东柏林和摄影师南•戈尔丁的纽约共同展览，成一次很美妙的对话；行为艺术家麦克•史密斯；90年代极具开创性的艺术家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 没有预算，没有市场推广，一周时间我们接待了三万多名观众。他们走进公寓，旧教堂，废弃的地下室，去各种废弃的房子，看这个荒废了四十多年的城市里的展览。 当时我就想，艺术一定要是公共的，一定要是政治的，艺术有责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但是作为一个孩子，这确实是我学习和成长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37个房间」展览之后，大量艺术家来到柏林。这里有很多闲置空间，不用花什么钱就能有一个工作室，像是蛮荒之地，你可以直接占了发电站、加油站店面，或者把废弃的超市改成博物馆用上几周，那是个前所未有的极度自由的局面，创作者的天堂。”

因为《为什么人在北京，我舍不得删一个只能在台湾用的APP》被刷屏，好事地图，一款专为弱势摊贩做的App，在大陆得到广泛关注。 “好事地图”收录了全台湾250多个小摊，摊贩是年迈的阿嬷、残疾大叔、单亲母亲……­他们卖玉兰花、鸡蛋糕、雨伞、棉花糖这些平凡小物为生。App每天向数万名用户推送这­些小摊，帮助他们有尊严地改善生活。 大家以为这是一家NGO，其实“好事地图”是由台湾一家叫做Brandsugar的广告公司设计运营的。2012年下半年，创始人陈淑慧与团队商量： “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像Google一样，我们花20%的工作时间，一起来做一些有趣有意义的事情。”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她在敦煌工作了半个世纪，撰写考古报告、保护石窟壁画、构建数字敦煌……季羡林用“功德无量”评价她的贡献。“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一席现场，樊锦诗与敦煌的半个世纪。 “明朝政府修了嘉峪关城楼以后把这儿一封，这一千年修窟的人走了，停了。留下来一共735个洞，4万5千平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一个藏经洞。” “我还是讲讲敦煌，我自己的故事，你们去网上查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