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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布斯”YouTube频道视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的长期投资成功秘诀”的采访内容,以下是本期节目的主要要点总结:


比尔·阿克曼的职业生涯与投资哲学



  1. 早期创业经历在哈佛大学期间,比尔·阿克曼曾为《Let's Go Travel Guides》担任广告销售,利用其设计不当的佣金结构赚了14,000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真金白银”。

    毕业后,他为父亲工作了近两年,学习房地产融资,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想成为投资者而非中介人,追求独立。

    首次募资:他与一位商学院同学合作,通过冷电话联系《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上的人,成功募得50万美元资金。他发现许多榜上的企业家都喜欢支持年轻人创业。

  2. 标志性投资案例及策略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他早期的一项重要投资是购买一家拥有洛克菲勒中心13亿美元抵押贷款的上市公司股份,当时日本投资者正撤离美国房地产,这创造了以“极低价格”获得洛克菲勒中心权益的机会。他甚至打电话给《福布斯》榜上的每一位亿万富翁,试图找到合作伙伴来获得抵押贷款的控制权。



    温迪汉堡 (Wendy's) 与蒂姆·霍顿 (Tim Hortons):这是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的首次激进投资。阿克曼发现温迪汉堡的股票被低估,且其全资拥有蒂姆·霍顿。

    投资论点是:拆分这两家公司,因为蒂姆·霍顿的价值远高于温迪汉堡的整体估值。

    由于管理层不接电话、不回邮件,他通过在黑石集团的朋友获得了一份关于拆分蒂姆·霍顿的“公允性意见”

    将这份意见连同13D文件一起提交后,六周内两家公司完成拆分,温迪汉堡股价翻倍,这标志着潘兴广场激进投资生涯的开始。

    激进投资的演变:阿克曼表示,作为一家初创对冲基金,激进投资是必须的,因为这样才能影响公司。但如今,潘兴广场已足够成熟,人们愿意接听他们的电话,所以他不再需要进行公共公司激进投资,而是将这种“激进倾向”转移到社交媒体X上,关注他热衷的问题,例如言论自由。

  3. “超级持久公司”与“特许权使用费”概念阿克曼的投资理念是寻找**“超级持久公司” (super durable companies)**。

    他认为,金融资产的价值在于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现金流的现值,因此需要能够预测这些现金流,并找到可以**“永远增长”的企业**。



    最佳的商业模式是“特许权使用费”(royalty)模式:即企业无需投入大量资本,但能够获得永久性的增长年金。例如:资产管理(通过管理他人资金获得费用)、蒂姆·霍顿(特许经营,加盟商投入资本,公司收取咖啡和甜甜圈销售的特许权使用费)、环球音乐(从人们听音乐中获得版税)、希尔顿酒店(拥有品牌,他人投入资本,收取入住酒店的特许权使用费)。

    他认为优步 (Uber) 也是一个完美的“特许权使用费”业务:优步不拥有汽车也不负责驾驶,而是提供平台和用户界面,聚合需求,然后从每次乘车中收取约20%的“特许权使用费”。

    这些公司难以复制,例如“没有人会很快重塑亚马逊”。

    估值哲学:他指出,股票的估值不应仅看市盈率 (PE ratio),一只股票可能在10倍市盈率时很贵,但在50倍市盈率时却很便宜。重要的是企业整个生命周期内现金流的现值。

    墨西哥风味快餐 (Chipotle):在奇波特经历食品安全危机,销售额暴跌,市场认为其可能倒闭时,潘兴广场买入了其股票。虽然当时看起来不便宜,但如果相信能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并改变公司走向,那么它“极其便宜”。该股票目前已上涨约九倍。

  4. 霍华德·休斯公司 (Howard Hughes) 与伯克希尔哈撒韦 (Berkshire Hathaway) 模式潘兴广场的日常工作是购买公司少数股权,帮助它们更成功,并长期持有,不追求控股。

    阿克曼一直钦佩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将其视为非官方导师。

    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最初管理一个合伙基金,后来收购了一家“糟糕的纺织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并将其作为控股公司,通过收购保险公司等方式,逐渐构建了一个万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巴菲特的成功在于保险公司带来了低成本的“浮存金”(即负债),这些资金可以用于长期投资。

    霍华德·休斯公司的愿景:阿克曼希望效仿巴菲特,但不是从一家行将倒闭的纺织公司开始,而是从霍华德·休斯公司着手。这是一家不寻常的上市公司,它“建造并拥有城市”,且被市场严重低估。



    保险公司战略:潘兴广场目前持有霍华德·休斯公司47%的股权。他们的计划是在霍华德·休斯公司内部收购或建立一家保险公司优势:作为多元化控股公司的一部分,保险子公司在投资资产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评级机构会认为其风险更低,且母公司(霍华德·休斯)拥有强大的资本支持(由潘兴广场控股,潘兴广场本身拥有300亿美元资产)。

    这种模式能让他们在负债端(保险业务创造低成本负债)和资产端(对这些负债进行投资)双向盈利,从而实现高复合回报。潘兴广场过去21年的年化复合回报率(未扣除费用)约为23%,拥有永久资本后近8年约为27-28%。

  5. 房利美 (Fannie Mae) 和房地美 (Freddie Mac)潘兴广场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长期股东。阿克曼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做空它们,但在2012年又买回。

    目前,美国政府拥有这两家公司80%的股权和优先股,每年从它们那里获得约200亿美元的收入,政府在其中的权益价值近3000亿美元。

    受托管状态 (Conservatorship):这两家实体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处于受托管状态,这种状态原应是暂时的,但已持续了16年。

    私有化前景:特朗普政府曾尝试,现在可能完成让它们脱离受托管状态的工作。

    反对私有化的担忧:批评者认为,私有化会导致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担保费增加,从而“毁掉抵押贷款市场”。



    阿克曼的回应:房利美和房地美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将以至少2.5%的股权与担保额比率出现,远高于危机前的0.45%)。

    它们的业务是购买符合安全标准的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并提供担保,而这些抵押贷款的违约风险非常低。

    它们有巨大的资本作为保障(未来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股权,以及政府近4000亿美元的优先股作为支持)。

    系统重要性:由于它们是系统重要性机构,即使私有化后,政府仍有隐含的担保。与过去不同,现在有大量的私人资本在政府介入前承担风险。

    评级机构已表示,私有化不会导致评级下调。

    他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证券化产品甚至比美国国债更安全,因为它们有资产担保和额外担保。

    这两家公司目前效率低下,如果能作为真正的盈利性企业运营,效率会更高。

  6. 个人挑战与韧性汲取巴菲特教训:从巴菲特那里学到拥有**“永久资本”**的重要性。阿克曼早期运营的基金是合伙制,投资者可以随时撤资,这就像银行挤兑一样,在市场不利时会造成巨大压力。

    维亚伦特制药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危机:潘兴广场对维亚伦特的投资遭遇重创,股价下跌85%,媒体负面报道铺天盖地。

    行业攻击:卡尔·伊坎 (Carl Icahn) 等激进投资者乘虚而入,做空潘兴广场持有的股票,做多潘兴广场做空的康宝莱 (Herbalife),给他们带来巨大压力。

    如何自救:幸运的是,他几年前已推出了一个类似巴菲特模式的上市实体,迈向永久资本的第一步。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从摩根大通 (JP Morgan) 借了一大笔钱,买下了自己投资载体的控制权,从而避免了资金赎回的危机。

    摩根大通贷款:尽管阿克曼面临基金亏损、离婚、负面新闻等多重压力,摩根大通仍基于其“品格”和以往未曾违约的良好记录,向他提供了贷款。阿克曼将其视为“永不忘记的时刻”,并从此成为摩根大通极其忠诚的客户。



    “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哲学:在基金巨额亏损、面临诉讼、婚姻破裂的“最低谷”,他告诫自己要保持健康,并每天都取得一点点进步

    他相信**“复利是世界上绝大多数进步的解决方案”**,每天进步0.1%看起来不多,但年化后会是巨大的飞跃。

    不要回首过去,只专注于下一步。复利曲线开始时不起眼,但最终会呈指数级增长。

    保持健康(戒糖、运动、营养、睡眠)以及被爱人围绕是度过困难时期的关键。

    “布拉德·皮特时刻”:阿克曼将他人生和事业的最低谷形容为“布拉德·皮特时刻”。当时基金亏损严重,面临多重诉讼,自身资产可能被清算,而他的新女友(现任妻子)恰好接待了布拉德·皮特的来访。这让阿克曼觉得他可能“会输掉官司,基金会被清算,法官会判我有罪,而布拉德·皮特会抢走我的女朋友”。这个经历极大地激励了他。

  7. 高等教育领域的激进主义 (以哈佛大学为例)阿克曼最初对哈佛的教育经历持积极态度,但通过女儿发现学校发生了变化(对资本主义持负面看法)。

    “10月7日”事件的影响:最令他震惊的是,10月7日事件后,哈佛大学有34个学生组织发表声明,将哈马斯的行为完全归咎于以色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他深入了解后发现,哈佛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将世界划分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类,并根据“交叉性”等级来定义压迫。例如,成功人士、白人男性、犹太人或亚裔被视为“压迫者”,而女性、有色人种、LGBTQ+等则被视为“被压迫者”。这种观点认为,成功是通过“压迫”他人取得的,资本主义是零和游戏。

    对“多元、公平与包容 (DEI)”的误读:他认为,DEI这个概念在大学中被扭曲,变成了“一种有害的世界观”,而非真正的公平和机会。



    哈佛大学的治理和财务问题学生增长停滞:过去35-36年间,哈佛本科生人数仅增长4%,而管理人员数量却大幅增长。美国学生所占比例下降,外国学生比例上升(最新一届27%),未能充分培养美国领导人。

    管理混乱和负债:哈佛依靠捐赠基金、联邦拨款和校友捐赠来资助运营。近年来,联邦拨款大幅减少,捐赠也受到影响。哈佛通过借贷来弥补运营开支,负债已从几乎为零飙升至80亿美元

    捐赠基金的流动性问题:哈佛拥有53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但其中80%投资于非流动性资产(如房地产、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阿克曼质疑其真实价值,认为若需变现将难以按账面价值出售。他认为, endowment管理者倾向于投资非流动资产,是因为它们“不常按市价计价”,从而使其业绩看起来波动较小,以保住工作。

    内部治理问题:哈佛由一个13人组成的董事会自我选举产生,外部难以挑战。这种治理结构导致机构内部管理不善,意识形态问题丛生,言论自由受限,缺乏观点多样性



    阿克曼的解决方案:哈佛因言论自由、反犹主义等问题与政府对立并提起诉讼。

    阿克曼认为,哈佛领导层应辞职,校长应向白宫道歉,并承诺解决问题,从而与政府达成协议。

    他预测,政府可能会与其他大学达成示范协议,使这些大学获得联邦资助,而哈佛可能因此失去资助。

  8. 对未来的乐观: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阿克曼表示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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