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唐纳德·特朗普和J.D.万斯政治生涯的早期投资者，以及过去20年中最有影响力的右翼思想家之一，在最近的访谈中深入探讨了他对技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以下是他访谈中提到的主要话题和观点：

• “停滞论”（Stagnation Thesis）核心诊断： 蒂尔依然坚信“停滞论”，即现代世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动态，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停滞期。他认为，尽管数字生活有所突破（如计算机、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加密货币和AI），但这些进展不足以克服普遍的停滞感。
  
  历史对比： 从1750年到1970年的200多年间，世界经历了加速变化，交通工具（船只、铁路、汽车、飞机）速度不断加快，并在“协和飞机”和“阿波罗任务”中达到顶峰。但此后，许多维度的进步都慢了下来。
  
  
  
  判断依据： 判断停滞与否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衡量：生活水平： 30岁千禧一代的生活水平是否比30岁时他们的婴儿潮父母更好。
  
  突破数量与研究回报： 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回报正在递减，导致人们放弃并使机构崩溃。
  
  
  
  停滞的原因： 蒂尔认为停滞发生有深层原因：人们缺乏新想法。
  
  机构退化并变得规避风险。
  
  对未来（环境灾难、核战争）的担忧导致进步放缓。


• 停滞的危害与对增长的诉求社会结构： 蒂尔认为，如果社会找不到回到未来的方法，它就会解体。他将中产阶级定义为期望子女生活比自己更好的群体，当这种期望破灭时，中产阶级社会就不复存在。
  
  制度基础： 他指出，所有机构，尤其是预算，都建立在增长的预期之上。他批评“里根的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奥巴马的低税率社会主义”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借贷而非储蓄或稳定的财政基础。
  
  拒绝“反增长”： 蒂尔强烈反对像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所代表的“反增长”或“去增长”未来。他认为这种“小斯堪的纳维亚村庄”式的社会将会是“超级压迫的”，而不是稳定的乌托邦。
  
  拒绝“安于现状”： 尽管有人认为社会已经足够富裕，过度追求财富会带来环境成本，蒂尔反驳称，这种安于现状的态度会阻碍进步，并可能导致社会解体。


• “反颓废”与风险承担摆脱颓废： 蒂尔认为，在富裕社会中，人们变得舒适和规避风险，很难摆脱颓废进入新阶段，除非经历危机。
  
  需要更多风险： 他主张社会应该承担更多风险，在各个垂直领域（如生物技术）都应如此。例如，在阿尔茨海默症研究上，50年没有实质性进展，表明现行方法是一个“愚蠢的骗局”，需要大幅增加风险。
  
  早期现代性的启示： 蒂尔向往早期现代性时期（如弗朗西斯·培根和孔多塞）对疾病治愈、激进的生命延长甚至永生的乐观展望，认为科学应当能够实现这些目标。


• 政治与科技：打破停滞的工具特朗普的政治实验： 蒂尔将他对特朗普的早期支持视为一种“政治风险投资”。他希望通过特朗普这样“颠覆性的代理人”来改变政治现状。尽管他没有抱太大希望特朗普能带来积极的改变，但他认为特朗普至少能打破“布什式的甜言蜜语”，让社会开始讨论衰落和停滞问题。
  
  硅谷态度的转变： 蒂尔指出，他早在2012-2014年就与埃里克·施密特、马克·安德烈森和贝佐斯辩论停滞问题，当时他们都认为“一切都很好”。但他认为，到2025年，至少这些人和硅谷对停滞问题的看法已经有所调整。
  
  民粹主义的潜力： 蒂尔认为，到2024年，民粹主义（特别是特朗普主义）已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最佳载体。他相信，与其期待哈佛通过50年未奏效的老方法治愈痴呆症，不如支持能带来颠覆性改变的政治力量。
  
  建设与解构： 他认为民粹主义的作用既有“解构”或“去监管”的一面（如核能的去监管），也有“建设”的一面。他期望通过“清场”来为未来的建设铺平道路。
  
  政治的“毒性”： 尽管如此，蒂尔也认为政治领域“极其有毒”，参与其中会导致个人拥有不必要的敌人，并陷入一种“零和游戏”的疯狂。这解释了他个人为何停止资助政治家。


• 人工智能（AI）的定位与担忧AI的规模： 蒂尔认为AI的变革性介于“无关紧要”和“社会彻底转型”之间，他将其大致定位为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规模。他认为AI可能会创造一些伟大的公司，并对GDP增长和生产力有所贡献，但它可能不足以彻底结束停滞。
  
  AI的局限性： 蒂尔对AI能否带来原子世界（物理世界）的全面进步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智力”（IQ）不是停滞的唯一限制因素**。他相信，社会深层的问题（如对异见者的不宽容、墨守成规）比单纯缺乏智力更重要。
  
  “顺从型AI”的风险： 蒂尔担忧AI可能成为“停滞的帮凶”。如果AI只是“循规蹈矩地聪明”，就像Netflix算法生成“还可以”的电影，它可能会导致人们将决策外包，从而加深停滞和顺从，而非带来真正的突破。但他仍认为，相比于无所作为的停滞，尝试AI是更好的选择。
  
  “觉醒AI”与“火星”的政治含义： 蒂尔提到埃隆·马斯克对火星殖民的热情，但马斯克在2024年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继续“觉醒”（woke）和实行社会主义，即使去了火星，“觉醒的AI”和“社会主义的政府”也会跟到火星。这表明火星不再只是一个科学项目，而是一个需要政治胜利才能实现的政治项目。


• “敌基督”与全球性集权概念内涵： 蒂尔将“敌基督”视为一种**“一世界极权主义国家”**的风险。他认为，这是一种比“核战争”或“环境灾难”更危险的“坏奇点”。
  
  形成机制： “敌基督”之所以能掌控世界，并非通过恶魔般的催眠演讲。相反，它会通过不断强调“世界末日”和“生存风险”来煽动恐惧。在这种恐惧下，人们会寻求“一世界治理”的解决方案，例如由联合国控制核武器，或由全球计算治理机构控制AI，记录每一次按键以防止危险AI的产生。
  
  现代版“敌基督”： 蒂尔认为，17世纪人们可能害怕的是像“奇异博士”或“爱德华·泰勒”那样的邪恶科技天才通过发明机器来控制世界。但在当今世界，更可能成为“敌基督”形象的是像格蕾塔·通贝里这样，承诺“停止科学”、“控制技术”、“带来安全”的人。他认为这种“和平与安全”的口号（来自《帖撒罗尼迦前书》5:3）正是“敌基督”的信条。
  
  现状的隐喻： 蒂尔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生活在“敌基督的温和统治”之下。他以FDA对全球药物的管制和核管理委员会对全球核电站的影响为例，指出这些监管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扼杀了创新和进步，导致了50年的停滞。


• 人与神的角色自由与选择： 蒂尔不认为历史是完全预定或由上帝完全控制的。他强调人类自由和选择的巨大空间。
  
  拒绝宿命论： 他拒绝像加尔文主义那样将所有因果归于上帝，认为这会导致人们放弃抵抗，等待灾难降临。他认为，人类不应“像狮子吃掉你一样，就只是瑜伽和祈祷等待”，而应积极行动，抵抗“敌基督”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