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首《再别康桥》，让徐志摩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浪漫色彩的诗人之一。一百年来，无数读者被这优美的诗句打动，将他视为追求真爱、向往自由的理想主义者。教科书将他列为新月派代表人物，文学史给予他”浪漫诗人”的桂冠，甚至有人将他的情感经历美化为”民国最美的爱情故事”。

然而，当我们拨开诗歌营造的浪漫迷雾，回到历史文献的真实记载，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徐志摩。这个被无数人崇拜的”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不负责任者、情感暴力的施加者。他的一生，是特权阶层道德沦丧的典型样本，是打着”追求自由”旗号进行情感剥削的真实案例。

为什么要重新审视徐志摩？因为历史不应该被文学修辞所遮蔽。当我们将他的诗歌创作与真实行为进行对照，会发现一个惊人的悖论：那些歌颂爱情的华美诗句，恰恰出自一个在现实中不断伤害女性、逃避责任、背弃承诺的男人之手。这种文学与人品的巨大反差，本身就是值得深入剖析的文化现象。

更重要的是，徐志摩的故事绝非个案，而是折射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问题。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文人知识分子，打着”个性解放”和”追求真爱”的旗号，实则是将西方思想中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自私化的扭曲解读。他们对罗素、对尼采、对各种西方思潮的理解，往往只截取了有利于自己欲望的部分，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思想中关于责任、关于他者、关于社会伦理的深刻内涵。

在徐志摩的情感世界里，存在着三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原配妻子张幼仪，一个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婚姻中遭受了长达七年的精神虐待，被逼迫怀孕期间堕胎，最终在柏林的寒风中被残忍抛弃。第二个是他疯狂追求却求而不得的林徽因，这位十六岁的才女用理性拒绝了他的纠缠，选择了真正懂得尊重与责任的梁思成。第三个是他最终娶回家的陆小曼，一段开始于婚外恋、充满奢靡与堕落的二次婚姻，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

这三个女人的故事，构成了徐志摩情感史的完整图景。她们的命运交织，恰好勾勒出这个男人性格中的致命缺陷：对张幼仪的残忍证明了他的冷血无情，对林徽因的死缠烂打暴露了他的自私偏执，对陆小曼的婚姻则展现了他不负责任带来的恶果。而在这三段关系背后，还有一群推波助澜者：溺爱成性的父亲徐申如，为其离婚背书的胡适，早期支持后来痛斥的梁启超，以及整个民国知识分子圈子对”自由恋爱”的盲目推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徐志摩的批判，并非要全盘否定他的文学成就。《再别康桥》依然是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他在新诗格律探索上的贡献也值得肯定。但是，文学成就不能成为道德缺陷的遮羞布，艺术才华更不应该被用来美化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个人可以是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糟糕的丈夫、自私的情人、不称职的父亲。将这些真相揭示出来，不是为了否定文学史，而是为了建立更健康的价值判断体系。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重新审视徐志摩，真正应该被记住的不是他那些华而不实的诗句，而是张幼仪在被抛弃后展现出的坚韧与独立，是林徽因拒绝纠缠时的理性与清醒。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责任、尊重、真诚这些品质，永远比浪漫的词藻更重要。

现在，让我们回到一九一五年，那个包办婚姻开始的年份，看一个特权阶层的公子哥，如何一步步走上渣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