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
四年级、五年级
【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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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建立的“孝廉”察举。 《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诏：“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二千石长官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 ”有司之奏亦云：“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东汉张衡云：“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 ”尽管事实上孝廉察举标准在实施上有更复杂的情况，但是举士科目冠之以“孝廉”，依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富而后教”是儒家极力倡导的政治方针，它对汉廷政治的影响，余英时之《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有详尽分析。 他指出，这些循吏兼有“吏”和“师”的双重身份，其“师”的一面就代表了“以教化为主的文化秩序”，它沟通了儒教“大传统”和民间“小传统”。 余氏认为，“从制度史的观点说，汉代循吏以‘教化’自任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汉廷并没有规定守、令有‘教化’的任务。 ……不过由于汉廷已公开接受儒教为官学，因此不得不默认地方官兼有‘师’的功能而已”。 然而这恐怕还不只是被动的“默认”而已。 如前引汉武帝察举诏，即已申明了“二千石长官纪纲人伦”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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