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我们：残障女性口述故事》杨柳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3

今日主播：躺

讲述者：徐漠汐
“……我之前到过一个电商公司，他们是做电视购物的。他们本来想让视障员工来做一些客户维护和回访的工作，但是他们那个软件完全不能用，结果最后我就拒绝了，所以说很多视障者都因为信息无障碍不达标而不能去工作。现在用手机也不是完全无障碍的，所以这个问题是很苦恼的。”

讲述者：李希奇
“其实残障孩子出生的时候，很多家长不是恐惧孩子残障本身，他们恐惧的是他们的孩子残障了，他们可以照顾他，但是以后他该怎么办。上学也成了问题，学校都不收他，受教育方式或许就会不一样了，社会也不一定会接受他，找工作也没人要。其实父母貞的不在乎照顾一个残障的孩子，他们担心的是社会对他们孩子的态度，环境对他们孩子的态度，所以我就是希望社会能把这个意识转变过来。”

讲述者：肖佳
“有很多速录带给我了意外，当时我经常去给京师大讲堂做速录，听他们讲公益理念听得入迷。2015年刚好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当时刘伯红老师讲《北京行动纲领》，我特别感兴趣，就开始去分析中国的残障女性。一般人们都会以为残障人士里男女是一半一半的，其实根本不是的，而且农村残障女性和城市残障女性也有很大的差别。……当时我也开始参加了一些与女权相关的活动，发现很多时候话语权掌握在一些精英女性的嘴巴里，很多残障女性、农村女性实际上没有机会去发言，但是她们遇到的问题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去做与残障女性相关的工作。”

“2015年，我和金铃怀着为受障碍女性提供支持和赋能的梦想成立了DAWS小组（Disability Associated Women Support Group) 。DAWS的英文意思是“寒鸦"一一冬天受冻的乌鸦，在人们看来它是不吉利的象征，但作为独立的生命．寒鸦用生命诠释着自身的存在价值。残障女性面临的团境，犹如寒鸦，她们拒绝被定义，她们自己定义自己，自己绽放自己。DAWS从理念倡导开始，建立工作坊，挖掘各地残障女性公益组织的领袖，把残障女性群体联合起来，共同倡导性别半等、残障平等，培养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组织残障女性分享彼此的生命体验，促使她们开始觉醒并思考：为什么残障女性会遭遇各种不公平待遇？应该如何解决因残障女性身份带来的各种障碍、压迫？如何规避伤害？很多残障女性在工作坊的分享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生而为人，并不是一个错误，而应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很多权利，包括被尊重、就业、获得社会保障等。”

讲述者：梁娉
“也许，我给不了女儿们太多的、像别人那么富有的生活，或者其他母亲能给的非常优越的生活，但是我觉得我至少要很努力地去做到：将来老了不是她们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们残障朋友坐在一起聊的时候就说，老了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找一个养老院去养老，将来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地生活。这是残障人之间，作为母亲，作为一个有后代的那种残障人在一起聊的天，聊的话题会经常说到这个内容。”

讲述者：黄杨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都觉得健全者是有点歧视残障者的，比如最简单的称呼，从“残废"到“残障"，就是不断演变过来的。当时，讲起残疾这种称呼，其实社会大众并不认为残障者是人类多样化的一种，反而觉得我们这些残障者是一个负担。爸妈之外的其他亲人，有些人对我的态度是特别好的，让我甘之如饴；但有些人又特别坏，就是非常恶劣的那种。他们就好像两个极端，让我更加陷入对自己残缺身体的焦虑中。比如我的舅舅，哪怕是现在我都结婚生娃了，他偶尔到家里串门，还会跟我说觉得我非常伟大，同时强调一句：直到现在，他都不赞成我结婚生孩子。和舅舅有类似想法的还有一个姨妈，在我小时候，她曾经给妈妈提过建议要拿掉我的子宫，切除我想当妈妈的欲望，说是这样就不用担忧以后会产生不良后果，我在他们面前就可以一直保持千依百顺的样子。”

“在那个环境中，大部分人的观念就是残障即残废，个体已经没有生气，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父母的继续养育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但只要他们转换一个思考的方向，或者当时有多一些有关残障的资料可以阅读和参考，也许人们就不会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转移到我们身上。我能理解这不是由他们自己意愿造成的，毕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无形中被那些对残疾人的刻板印象影响着，束缚着。”